葛兆光：从古琉球史说到国境内外与海洋亚洲——读村井章介《古琉球：海洋アジアの辉ける王国》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41 爱思想 葛兆光 参加讨论
 我从来没有去过琉球，其实，也没有资格谈论琉球史。虽然我曾经发了好几次愿，要去看看那个传奇的地方，但一直不曾如愿。对於琉球的历史与文化，过去我非常陌生。大概十几年前，京都大学的夫马进教授曾经送给我一册《使琉球录解题及び研究》，为此，我还特意借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琉历史关系档案》和《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七编》来浏览，但始终只是好奇，根本算不上研究。一直到近几年，在复旦大学被迫赶鸭子上架给博士生们开课，讲「亚洲或东亚史研究的方法」，这才开始认真翻阅有关琉球的中文文献和研究论着。因为这门课上有一讲，就是「《历代宝案》以及明清有关琉球的文献」。 可是，当我讲到琉球的历史与文献的时候，无论是我这个讲课的老师，还是听课的学生，似乎都在一种不自觉的意识中，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琉球，是一个「外国」，琉球历史只是一个「外国史」，而我们介绍的明清有关琉球的文献，也可以归类为「中外交通史文献」。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叙述，已经习惯了遵从现代国家的主权范围，来倒推历史上的疆域。毕竟琉球早已经归属日本国，至於是一六○九年萨摩入侵之後琉球就归入日本，还是一八七○年代以後琉球才逐渐归入日本，这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是，现代中国学界在回溯琉球历史的时候，虽然对琉球从「（中日）两属」转向「（日本）属地」的历史总是感到愤懑，但在一般历史论述中，仍然习惯地把琉球史看作是一个「日本的地方史」。 琉球是「日本的地方史」吗？也许，有的学者也这样看。但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村井章介却不那麽看。我在阅读他二○一九年刚刚出版的《古琉球：海洋アジアの辉ける王国》（「角川选书」616，东京：角川书店，2019）一书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对古琉球「作为日本地方史」的不同看法。 如果古琉球不是「日本的地方史」，那麽，它应当是什麽呢？ 一 在〈序论：从古琉球到世界史〉中，村井章介引用冲绳史开创者伊波普猷（いはふゆう）《古琉球》（冲绳：冲绳公论社，1911年出版，有河上肇的跋语）一书的观点，指出在一六○九年（日本庆长十四年，明朝万历三十七年）之前，也就是萨摩岛津氏征服之前的琉球，实际上是在日本的疆域之外。正如伊波普猷讨论古琉球史时，特意避免用「日本」这个词一样，我注意到，村井章介在讨论古琉球历史的时候，也经常不用「日本」而用「ヤマト（大和、倭）」这个词，来指代那个时代琉球之外的日本（页10），避免把现代日本带入古代历史。因为那时的琉球，正在逐渐形成独立的王国，并且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由日本、朝鲜、安南、暹罗等国共同组成的国际社会。在当时，它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不仅是东亚和东南亚海上贸易的连接点，而且与中国、朝鲜和日本这些较早文明化的国家都不远（页10-11）。 在这部书中，村井章介一再强调，那个时代的日本并不是现代的日本。他用「日本的疆域不是自明的」作为一节的标题，特别指出，历史学家决不可以把现在从北海道到冲绳的日本，当作天经地义或者自古以来的日本。他以北方、西方和西南方三个例子来讨论这一点。他说，北海道地区过去只有渡岛半岛南部（今北海道西南部），曾有大名松前氏对那块叫做「和人地」的地方有直接统治，其他的像桦太岛（库页岛）、千岛群岛，都只是「虾夷地」（无主之地），直到一七九九年，才发生「幕领化」的转变。而西面海上的对马岛，虽然曾在釜山设立「倭馆」，承担了日本与朝鲜的外交、贸易事务，对马岛的以酊庵也与京都五山僧人联络，取得日本与朝鲜的外交文书，然而，中世对马岛的各种势力，也曾经从朝鲜国王那里接受各种官职，接受朝鲜批准盖章的贸易许可，甚至一四一九年朝鲜国王也说它「对马为岛，本是我国之地」，那麽，那时的对马究竟是不是可以算是「日本国内」呢？至於西南的琉球群岛，过去曾是独立的王国。直到一六○九年被萨摩岛津氏征服，割取了奄美群岛，在冲绳本岛派遣了萨摩的「琉球在番奉行」，监视琉球国政，也在琉球推行萨摩的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才逐渐逐渐地纳入所谓「日本」（页14）。但即便如此，江户时代大部分时间里，仍然默许琉球保留着与明清王朝的册封—朝贡关系，使得琉球形成「两属」状态。直到近世以来，这种勉强可以叫作「日本近世国家中的『异国』」的边缘地区，广义上可以称为「外交」的羁縻关系，才逐渐被整合和归并。原本由三个藩（即松前、对马、萨摩）分别控制的北海道、对马岛和琉球，在「撤藩置县」形成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里，在传统疆域转化成现代领土的过程中，不得不改变其归属性质，从而成为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日本「领土」。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现代国家与传统帝国不同，现代国家基本上不允许有「差异」的「无主之地／化外之地」，它努力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合（national integration），并追求国家内部的「同一性」。用一个制度管理一个国家，这才逐渐形成了和传统时期不一样的，属於现代日本的「内」与「外」。所以，村井章介在这部书中，把古琉球史看成是「区域史」而不是「日本史」，对它进行「世界史」而不是「本国史」的研究。他引用高良仓吉的名着《琉球の时代》（东京：筑摩书房，1980,2012；页300）「结语」指出，因为在「地域史」的研究中，可以使琉球史摆脱作为国别史的日本史之「地方史」身份，与亚洲史（或亚洲海洋史）、世界史产生关联（页19）。 这就是区域史的意义。很多坚持疆域／领土「自古以来」论的人们，表面上谈的是历史，实际上偏偏忽略的是历史。对於「疆域／领土」，这些人会不假思索地按现代国家的领土，倒溯传统帝国的疆域，并且想当然地认为，那些地方「自古以来」就应该在这个国家之内，那些地方的历史「天经地义」属於这个国家的历史。同时，因为执着於「自古以来」，往往忽略历史变化的过程，把这些地方不同时期的归属，看成永恒不变的「天经地义」。我在《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中，之所以要专门用两章，讨论某些华夏边缘区域，或者「成为中国」，或者「成为外国」，就是要用历史上疆域「移动」的观念，破除这种习以为常的「自古以来」看法。可惜，这种无视历史过程的看法，至今在中国（以及日本）仍然很顽强。前几年，我曾经拜读过村井章介教授另一本书《境界史の构想》（东京：敬文舍，2014），我大概能够了解，他关於国家、疆域和领土，也和我一样同样抱持历史主义的观念。这次看到他的这本《古琉球》，更证实了我的这一印象。 二 前面提到，我在「亚洲／东亚史研究的方法」课上，曾经有一讲专门讨论《历代宝案》和明清中国有关琉球的史料。虽然中国大陆学界（首先当然是台湾学界，因为《历代宝案》原本已经被毁，而现在学界依据的钞本正保留在台湾）也开始注意到《历代宝案》这类琉球史料，但我的印象是，在琉球历史的研究中，中国学界仍然是比较偏重明清中国一侧的文献，而对来自琉球以及中国之外的资料关注不够。可是，如果你明确地意识到，琉球乃是环东海的中国、日本、朝鲜，以及环南海的暹罗、安南、爪哇、满剌加环抱中的海上岛国，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并非仅仅与中国发生关系，那麽，你更应当注意，有关琉球的历史研究，不能不扩大史料的范围，当年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其实也包含了这层意思。 我是琉球史的外行，平时接触琉球史料并不多。不过，读村井章介《古琉球》一书，觉得非常受刺激的是，原来，古琉球历史有这麽丰富的资料，而且它们来自四面八方。 有关古琉球史，仅仅是琉球自身的资料，村井章介就谈到了六类。除了众所周知、篇幅宏富的《历代宝案》之外，他还介绍了如《おもろさうし》（原本22卷收录1554首诗歌），这是从一五三一年开始编纂的歌谣集，据说大多数歌词可以追溯到古琉球时代，内容涉及历史人物、奄美大岛的征伐、岛津的侵略、唐（中国）、南蛮的贸易、神女传说等；他也介绍了辞令书即国王颁发的文书。据说一五二○年以後，留存61通，其中31通与冲绳有关系，29通与奄美有关系，1通与先岛有关系；此外还有古碑文，村井书中指出，古琉球时期大概有20通，其中一四九七年以後的有13通，大多是汉字；还有所谓正史。近世琉球王府曾四次编纂历史书，包括一六五○年羽地朝秀（はねじちょうしゅう）编的和文体《中山世监》，一七○一年蔡铎的汉译本《中山世谱》，一七二四年根据蔡铎本增补的蔡温本《中山世谱》（主要内容为国王为中心的政治史），以及一七四五年郑秉哲等汉文本《球阳》（偏重地理与社会）等；最後，村井章介还指出史料中还有家谱。据说在一六八九年，琉球王府就提出以士族为对象编纂，後来陆续编出不少，其中包括首里、久米、那霸、泊四大系，村井章介考证琉球与南海诸国通商时，担任通事即翻译角色的华人的史料，就来自这些家谱。 这些史料都很重要。以《おもろさうし》为例。我猜想，中国有关琉球史的研究中，使用《おもろさうし》的也许不多。其实，就像研究中国早期历史需要了解先秦时代的《诗经》一样，研究琉球早期历史，也不能不依赖《おもろさうし》。这部一五三一年开始由官方编纂，收录了1554首诗歌的文献，按照村井章介的说法，它一方面呈现了琉球国家文化的文字化，一方面保存了古琉球的历史记忆。尽管一七○九年首里火灾中，此书不幸被烧毁，但是，好在火灾之前编纂的琉球古语辞书《混效验集》（1711年完成）和《女官御双纸》（1706年完成）里保存了《おもろさうし》的大部分文本（大约是1248-1249首）。正如村井章介所说，由於琉球并没有一七一○年以前连续的社会记录，这一复原的文本，就非常值得一首一首地阅读和体验，「毫无疑问，《おもろさうし》是呈现古琉球的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文化的根基史料」（页267）。 然而，作为孤悬於海洋之中的岛国，古琉球更多的史料还需要来自它的周边。村井章介在讨论古琉球史的时候，就大量引述了日本、朝鲜和中国的有关记载。村井章介不仅引用了中国学者熟悉的《日本书纪》、《续日本纪》、《唐大和上东征传》，也引用了中国学者未必了解的日本各种古地图、各种考古发掘（如福冈太宰府遗迹出土的木简、奄美大岛的城久遗迹群、11世纪德之岛的カムィヤキ古陶瓷窑遗迹），以及中国学者可能更陌生的《运步色叶集》、《大馆记》、《琉球国王辞令书（田名家文书）》、《漂到流球国记》、《千竈文书》、《岛津家文书》、《萨藩旧记杂录前编》、《种子岛家谱》等。正是这些涉及「南岛之奄美、掖玖、度感、信觉、球美」的日本文献，细致地勾勒出古琉球史的轮廓。同时，村井章介也引用了来自李氏朝鲜的各种史料，由於朝鲜半岛与琉球往往有海上交通，包括官方往来、漂流人救援与商船贸易等，所以朝鲜史料中往往有关於琉球的记载。特别是《朝鲜王朝实录》中，数量还不少。当然，他也广泛地引用了明清中国的史料，包括中国学界已经很熟悉的各种「使琉球录」，以及明清两代有关海上知识的文献，比如「外国人所见之首里城」一节中，他就引用了郑若曾《琉球图说》，这当然已经是琉球史研究的常识。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对两种史料的引述和分析。其中，一种是《朝鲜王朝实录》中记载漂流到琉球的朝鲜人的记述。尽管现在这些资料，已经有池谷望子、内田晶子、高濑恭子编译的《朝鲜王朝实录琉球史料集成?译注篇》（冲绳：榕树书林，2005），但村井章介还是特别引用了十五世纪五○至七○年代的六份朝鲜漂流者的叙述，并从这些叙述中分析了琉球的国家体制形成初期的「国制与军事」、「社会与习俗」、「济州和与那国、琉球、盐浦」、「目击的先岛社会」。这种来自周边的观察，使得这些历史叙述相当可信。而更引起我注意的，还有另外一种史料，也就是来自萨摩藩岛津氏的各种文书与档案，由於萨摩藩的岛津家，与古琉球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些文献极其重要，它提供了很多有关古琉球史的细节。然而，村井章介却赞成黑嶋敏的观点，也就是「通过彻底批判岛津一侧的史料，克服琉球作为属国是历史必然的岛津史观， 明确琉球的主体性」（页340-341）。 广泛收集来自四面八方的史料，又对这些史料抱持怀疑与批判，这正是历史学家的本色和立场。 三 在十七世纪之前，古琉球并不是ヤマト，也不是大明，只是他们自己的グスク（村井章介在书中，有时特意用グスク来代表古代冲绳。グスク即冲绳语的「圣地」、「山城」、「花城」）。 就像琉球着名的〈万国津梁钟〉（1458年）铭文说的那样，「琉球国者，南海胜地，而锺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刹，地灵人物，远扇和夏之仁风」。古琉球是在朝鲜（三韩）、中国（大明）、日域（日本）之间，作为「万国津梁」的蓬莱岛。应当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是沟通整个亚洲东部海域的中心，由於特别的地理位置，它也曾经是联结东海（东北亚）和南海（东南亚）的枢纽。 阅读《古琉球》一书，对这一点很有感触。无论是中国学界、日本学界还是韩国学界，似乎过去使用的「东亚（东アジア）」一词，往往还是只是偏重东北亚，也就是中日韩。可是，我们应该看到，在蒙古世界帝国逐渐退出东亚的十四世纪下半叶之後，也就是中国的明清王朝、日本的足利和德川时代，以及朝鲜的李朝时代，整个东海和南海——我想称之为「东部亚洲海域」，以便与一般所谓「东亚海域」有所区分——由於繁荣的海上贸易，已经形成一个完足的历史世界。从长崎到宁波，从济州到琉球，从泉州到满剌加，从爪哇到广州，从旧港到五岛，如果我们看现存的各种海上交通文献（如中国佚名着作《顺风相送》等）和古代地图（如英国所藏的《塞尔登地图》等），我们就知道，在东海南海上航行的各种商船，已经把东部亚洲海域连成了一片。 而古琉球在这一时期内，正充当了这个被称为「大交易时代」的中心，大概从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差不多有两百年之久。我们从《历代宝案》中收录的文献中就可以看到，它的第一集四十九本主要就是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琉球与明清中国及其周边，如朝鲜、暹罗（今泰国）、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麻六甲）、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爪哇（今印尼爪哇）等国的外交与贸易往来文书。一直到十七世纪初，琉球被萨摩征服，官方文书的重心才集中到日本与琉球交往上来。比如，村井章介书中提到的，《历代宝案》中有一四二五年（洪熙元年）琉球国王给暹罗国的文书，内容是关照使者浮那姑所乘坐的仁字号海船，载瓷器去贸易，这些瓷器也许就来自中国？然後回货呢？则是从暹罗购买胡椒和苏木，用途是「以备进贡大明御前」。而用来疏通对手国，让当地允许贸易的礼物，则是可能产自不同地方的丝绸、腰刀、纸扇、硫磺、瓷器。此外，村井章介书中也提到，《历代宝案》中有一四六七年（成化三年）琉球国王给满剌加国王的文书，尽管文字是汉文，甚至还引用《大学》掉了书袋，但内容却是有关琉球与满剌加的贸易，其中特别提到琉球船组成的人员包括了使臣、通事和头目，可以知道，这也许就是琉球官方支持下的南海商船贸易。 十五至十七世纪的琉球，在东海南海贸易中，获利相当丰厚。据学者介绍，从中国经过琉球销往日本、满剌加、爪哇、旧港、勃泥的丝绸和瓷器，可以使琉球成倍甚至三四倍获利，而从南海诸国运回琉球再销往中国的苏木和胡椒，则获利十倍甚至二十倍。顺便可以提及的是，在这种沟通整个东部亚洲海域的贸易活动中，琉球的华人也相当活跃，并且充当了中介的角色。在村井章介另一着作《中世史料との对话》（东京：吉川弘文馆，2014）中，他通过琉球保存的华人家谱与官方的《历代宝案》一一对照，详细地列出担任琉球往南海通事（翻译）一职的，有很多就是久米村的华人士族，如红氏家族的红英、红锦、红瑞，蔡氏家族的蔡回保、蔡樟、蔡迪，梁氏家族的梁复、梁德伸、梁袖等等。可见，琉球华人就像泉州和广州的华人一样，不仅负责沟通中国、日本和琉球，而且曾经穿梭往来，作为琉球与暹罗、爪哇、佛大泥、满剌加、旧港贸易事业中的媒介。 在这里我想特别说到，我总是希望，第一，改变仅仅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传统；第二，淡化中国学界以距离（中国）远近作为历史关注程度的习惯，第三，尽量打破东海海域和南海海域之间的障碍。其实，在狭长的东海和南海之间，哪里有一道分割线呢？过去，由於中国学界常常偏重汉文史料，也更注重东北亚，也就是同样使用汉字的中日韩为中心的东海海域（偶尔也会兼及同样有汉文史料的越南），所以，焦点始终过多聚集在所谓「汉字文化圈」，对於东南亚历史的研究，往往并不太关注和用力。除了所谓「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领域之外，究竟对蒙元时代以後，也就是十四世纪以降的南海，包括吕宋、三佛齐、爪哇、暹罗、真腊、占城、满剌加，中国学界究竟有多少深入的研究？ 然而，琉球恰恰就是沟通东海和南海的枢纽。从地理位置上看，它也是在日本、中国、朝鲜的东海，和吕宋、安南、满剌加的南海之间。如果从琉球向北向西再向南画一个半径2000公里的扇面，它就仿佛是扇柄上的那个轴，和日本的九州、中国沿海、朝鲜济州及半岛、菲律宾吕宋岛等几个区域，海上距离相差不远，如果再远一点，还可以经过南海到达旧港（今印尼苏门答腊）、爪哇（今印尼）、池汶（今东帝汶）。所以，村井章介在这部书中特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琉球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因为在东海南海的贸易中，琉球官方奉行「四海一家，两平交易」，正是在他们的沟通下，以琉球为中心，东部亚洲的各国互通有无，形成一个商品流通的世界。 四 可能还需要破除一个学者习以为常的固执观念。有的中国学者会以为，琉球一直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而有的日本学者呢？对於琉球文化的缘起，也有人持「奄美文化起源」说。这也许恰恰是佛经所说的盲人摸象，各执一端。我所看到中国方面的研究，就有把琉球也归入「汉字文化圈」的。表面看来似乎没错，确实琉球在明代即向中国入贡，在各国中朝贡使团的次数甚至排在第一位；埆首里的王府也确实也像中式建筑；琉球也有「闽人三十六姓」；而且琉球官方文书、很多碑文、很多匾额也都是汉文。不过，这种看法也许是一种误会。正如村井章介此书所说，琉球应当是「和／琉／汉的文化复合」。证据很多，除了前面曾经提到的《おもろさうし》之外。村井章介书中还说到，一四二七年以後到十七世纪初，也就是古琉球时代那二十通碑文，尽管压倒性的石刻文献都是汉文，但琉球碑文文化也「并不是中国的单纯复制」（页268）。他举例说，有的古琉球碑文，汉文之外还往往有かな文，比如一五○一年的〈玉御殿碑文〉，虽然署有「大明弘治十四年九月大吉日」这种中国式纪年，但是也有かな文的纪事。特别是这通碑文乃是王家之墓，其内容涉及制度规定的国家公事，这说明かな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琉球国家的、官方的文字。此外，他也提到〈真珠凑碑文〉（1522）、〈国王颂德碑〉（1543）以及桥梁、城寨、圣地、陵墓中的石刻文献，上面都有かな文。村井章介说，他并不认为「汉文是对外的，かな文是对内的」，其实，这些文化在当时的琉球是混合的。至於以神女为主的「毛祓い（まうはらい）」，这种女性为主的祭祀活动，曾经引起明清中国的关注，在册封使的文献中就曾提到「女巫」、「女君」、「女王」等，如陈侃《使琉球录》、徐学聚《国朝典汇》等，显然与传统汉文化并不一样。还应当注意到日本佛教的影响，琉球与日本佛教界的交流很多，村井章介书中列举「博多的伪琉球使：自端西堂」、「萨摩河边宝福寺」之芥隐承琥等人为例，说明此後日本京都和萨摩渡海而来的佛教僧人，在琉球得到很高的地位，而且在琉球的外交上也非常重要和活跃。而琉球的僧人如十六世纪上半叶的鹤翁智仙等，也曾到日本修学（页314-315）。所以他认为，古琉球是和、汉、琉的复合型文化，直到十七世纪也就是被萨摩征服之後，随着近世日本儒教化政策以及礼仪中国化进程，女巫「托游之俗」及汉文かな文混用的传统，才在「公领域」逐渐消失，而此时的琉球，也将逐渐地日本化。 其实，如果从语言学角度看，可能琉球文化（也包括琉球人）不仅有南下的大和族成分，也有北上的东南亚人成分，还有西来的汉人成分。即使单纯从中国文献的记载看，我们也不能认为琉球文化里面，汉文化的比重有多大。如果我们看明代陈侃《使琉球录》（1534）、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1579）、夏子阳、王士祯《使琉球录》（1606），一直到清代徐葆光《中山传信录》（1719）的记载，那时他们看到和听到的琉球语言，如「云」是「姑木」，「河」是「盍哇」，「山」是「牙马奴」，「手」是「帖」，「雨」是「阿梅」，「海」是「乌米」，「上」是「威」、「下」是「昔着」、「花」是「豁那」，我们可以相信，当时琉球民众的通行语言，除了郑重的、正式的文字表达，主要还是琉球语言和日本语言（华人移民当然也用汉语）。所以，徐葆光才说「琉球字母四十有七，名伊鲁花，自舜天为王时始制，或云即日本字母，或云中国人就省笔易晓者教之」。毕竟，语言文字在一种文化里，实在是很重要的核心要素。 海岛上的人类和文化，也许就像海上的波浪一样，一波又一波地从四面八方涌来，然後像冲积而成的大地，一层又一层地不断积淀并覆盖。仅仅把它归之於单一人种、语言、风俗和文化，似乎都不够。然而，後世的人们往往以「後见之明」或「後见之不明」，来想像海岛上的历史。这就仿佛「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样，横看还是侧看，不免就有了偏见。如果我们只看明清两代汉文文献，只是站在中国角度去看，看到的琉球似乎满眼都是汉文化。但是，你只要注意到这些复杂而多歧的文化遗存，你应该会同意村井章介所说的，琉球文化是「和／琉／汉的文化复合」，甚至可能还有来自更遥远的东南亚的文化。 五 这部书精彩的地方非常多，我无法在这篇短短的书评中一一讨论，读者可以自己阅读和体会。唯一我觉得还可以继续讨论的地方，则是村井章介教授对早期有关琉球史文献的一个看法。 关於早期琉球，最关键的文献毫无疑问是《隋书》卷八一〈东夷?流求国传〉，这篇最早提及「流求」的文献，对於古代流求的政治、风俗、葬式、刑罚、物产都有相当宝贵的记录： 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来有国代数也。彼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罗檀洞，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 这个「流求」，是否就是现在的「琉球」？过去，东京大学的德国历史学家李思（LudwigRiess）、日本的东洋学者和田清、白鸟库吉等认为这个「流求」是台湾；另一些日本学者如秋山谦藏、喜田贞吉，则认为是冲绳；而冲绳史开创者伊波普猷，则认为部分是台湾，部分是琉球。村井章介说，这是日本史学界一个很重要的争论。 应该承认，过去我们比较偏向接受日本前辈学者白鸟库吉（しらとりくらきち，1865-1942）的说法。村井章介在书中也介绍到，白鸟库吉把这段文献中的一些词语，用马来语对音，认为「欢斯」是Kandjeng（样、殿），「渴剌兜」是Ratu（王），「可老羊」是Ka-raya-an（宏大、庄严、严肃），「多拔荼」是tabatah（高位者之敬称），「波罗檀」是Paratuan（国家），并判断这里说的「流求」，应当就是现在有马来系原住民居住的台湾。但是，村井章介并不同意白鸟库吉的意见，觉得这种考证过於繁琐和艰涩。尽管他也吸收了白鸟库吉对音的成果，但他认为应当这个「流求」，就是七世纪以来东南亚大陆南端文化影响下的琉球。其中，他的反证之一，是《隋书》的这篇〈东夷?流求国传〉中，有关六一○年出兵流求的隋朝将军陈棱那一段记载中，曾提到「崑仑人」能懂这里的语言，还特别带了崑仑人去「慰谕」当地民众。他认为所谓「崑仑人」，应当就是东南亚南部卷发黑身之人。村井章介说，崑仑人的海上活动范围，在七世纪的时候就很广，他引用日本早期史料说，六四二年百济来访飞鸟日本的百济使节一事中提到崑仑人， 七五三年随监真访问日本的也有崑仑人，七九九年参河国也有漂流来的崑仑人。而六五四年、六五七年，也曾有东南亚和南亚的人来到日本九州。他认为，这些漂流来的东南亚人有的来自如今泰国曼谷附近，而南亚人则可能来自以只园精舍闻名的印度北部。村井章介判断，通过与东南亚和南亚人的接触，古代グスク（村井章介特意用来代表古代冲绳的词汇）文化形成之前的冲绳，应当曾经呈现出东南亚的文化色彩，然而此後在与中国、日本、朝鲜等文明的接触後，这种文化才渐渐淡化，马来语系的语言渐渐被忘却。根据这一点，他比较倾向《隋书》中的「流求」就是现在的琉球。 当然，这只是村井章介一种有趣的判断，可是，我至今还是很难完全接受这一新说，倒是仍然比较认同白鸟库吉等关於《隋书?流求国传》中的「流求」，也许指的还是台湾。毕竟，白鸟库吉等学者提出的三个论据中，至少有两个，现在也还是很难否认的。这两个论据是（1）前近代的航海技术，从建安郡（今福州）五天不可能到达琉球，只能到达台湾。（2）《文献通考》等文献记载琉球在「泉州之东，有岛曰彭湖，烟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台湾与大陆之间有澎湖，而大陆到琉球中间，没有澎湖，也不可能「烟火相望」。 六 回到十五至十七世纪的古琉球史。村井章介指出，在十四世纪明朝建立以前，中国和日本对於琉球的认知互有差异。日本对於萨摩南方的海岛群，也许是以冲绳为中心，延伸到台湾，把它叫作「流求」；而宋元人对於福建东方的海岛群，则也许是以台湾为中心，延伸到冲绳，也叫「流求」。对「流求」的这种错杂认知，直到中国明朝建立（日本的足利时代），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页53）。本来，明朝的四裔视野中并没有台湾，但是却先有了琉球。由於明初杨载出使日本回程中得到的情报，明太祖朱元璋一三七二年派遣杨载赴琉球，随即琉球国中山王察度又派使节赴明朝，琉球国从此进入了东亚国际圈。到了一三九二年，大琉球为冲绳，小琉球为台湾，在明代中国的官方似乎开始明确，一三九五年成书的《皇明祖训》中，便明确记载了「十五不征之国」有大琉球和小琉球。村井章介说，所谓「大」和「小」并不意味着岛屿面积，而是意味着外交和贸易上的比重大小（页55）。 从十四世纪末琉球进入东亚国际（或者说被整编入东亚朝贡体制），经过二十多年，到了一四二○年（1420这一年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就在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明代中国逐渐确定政治与军事重心；李氏朝鲜的宋希璟作为「回礼使」出使日本，重新开始日朝之间的通信使外交；安南後黎朝的创建人黎利开始「奋起义兵，削平明贼」，重建安南的同时，琉球王国也结束了三山分立的状态，形成了统一王国。从此，东部亚洲海域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新时代。 我以为，在这个新时代，也就是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的差不多两百年间，东部亚洲海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国际新格局。一方面，古琉球作为东部亚洲海域的中心，构筑了一个经济性的，以商船贸易为主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以明朝为中心，借助政治威慑力和经济吸引力，通过儒家等级有差的礼仪制度，构筑了东亚所谓「朝贡体系」的国际秩序。琉球以海上贸易构筑的这一区域经济秩序，和明朝中国以朝贡册封构筑的区域政治秩序，互相配合和彼此补充，形成了「东部亚洲海域」这个历史世界。在这一时期，就像村井章介这部书的书名说的那样，琉球的确是「海洋亚洲的辉煌王国」，而古琉球史也书写了东部亚洲海域历史上很有意义的一页。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载於《古今论衡》（2020年第34期）。注释从略，请查阅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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