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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薇薇]日本口承文艺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走势(4)


    结语
    日本口承文艺研究本是日本民俗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由于日本民俗学界重民俗学轻民间文学的研究倾向而出现了分离。中国民俗学界也存在类似的倾向,所以在考察日本民俗学时难免有失偏颇,忽视了关敬吾等人丰富多彩的口承文艺研究,影响了我们客观、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日本民俗学。
    如前文所述,日本口承文艺研究富含多样性,在研究开展的过程中,既有对西方理论,如历史地理学派、AT分类法、故事形态学、结构主义、表演理论等的借用,也不乏本土语境下的学术思考,目前在都市传说研究、讲述人研究、灾害传承研究等领域成果丰硕,揭示出口承文艺研究在当代的可能性。同时,日本口承文艺研究也存在一些共通的特征:
    首先,日本口承文艺研究基于对普通民众的关心和对现代性的反思。如本文开头所述,柳田将昔话等普通民众生活中鲜活的口头资料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主张存在与专业艺术家创作的文艺作品不同位相的(凡人)文艺,并以此批判日本近代文艺作品的样式”。民众视角既是柳田口承文艺研究的初心,也奠定了日本口承文艺研究的基调。
    其次,日本口承文艺研究源于民族主义的热情。这点从柳田受到格林兄弟的影响,执意使用日本本土词汇———“昔话”,排斥童话概念,通过研究探索日本人的固有信仰等方面均可看出。柳田之后的口承文艺研究者虽然在方法上力图突破柳田的一国研究,转而开展比较研究,然而如伊藤清司所说,“口承文艺的国际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同中求异、探求日本文化的‘特质’”,故其民族主义的底色并没有发生变化。
    最后,日本口承文艺研究常在科学性与文学性之间摇摆。虽然柳田的实证主义研究倾向深深影响了之后的相关学术实践,但回到柳田《远野物语》来看,最初的柳田其实是一位浪漫主义文学家。《远野物语》并不是对佐佐木喜善口述的忠实记录,而是依据《宇治拾遗物语》《御伽百物语》等改编创作而成的文学作品。但恰是因为这种创作,才使得《远野物语》广为流传,扩大了影响。正如刘宗迪所言,“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文学艺术在缔造民族共同想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今仍在不断被讲述、被再创作,被应用于乡村振兴、灾后复建的《远野物语》,以及由此形成的日本人精神家园的“远野”,都是值得我们关注与借鉴的对象。
    (本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0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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