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旻丨媒介研究视野下的晚清政治文化变革史——评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 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2:10:31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媒介研究视野下的晚清政治文化变革史——评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 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摘要：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一书以媒介为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关注晚清时期士人社群对报章杂志这种新式传媒的使用所参与造成的社会关系与思想机制的震荡变动，是一部颇具启发性的媒介研究视野下的晚清政治文化变革史研究著作。该书论述晚清新式出版业与政治文化关系，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论对话，在历史论述中引入理论模型，而能够把握历史现场本然的状态，不为理论预设拘牵，做出基于中国本土历史的判断。晚清新媒介的社会基础是中国的士绅阶层，他们通过报章所缔造的民间言论场为中国带来一种公开而理性地讨论公共事务的横向话语关系，突破了上情下达的纵向专制秩序，而官方政府也以禁制、对抗、规范等活动加入新媒介言论空间的塑造中。注意新式出版媒介本身的物质、技术、经济属性对文本传播扩散的影响，士人圈子之外，报章杂志如何辗转影响大众实践，是本课题可继续延展的方向。 关键词：媒介研究；晚清社会；报刊出版；思想史 作者：何旻，首都师范大学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心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不止于辨析思想观点本身，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框架中解释思想的演化，观察抽象化的理论、学说如何在具体的时空中流转、落地从而产生影响，亦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其研究对象也随之大大扩张，如张灏论自己尤其重视近代“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之变革，“一为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一为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的出现”。李仁渊著《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以媒介为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关注晚清时期士人社群对新式传媒的使用所参与造成的社会关系与思想机制的震荡变动，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脉络中生发出了自己的问题。 本书序论中谈到对欧美书籍史研究关注文本生产与流通的方法借镜，不过，达恩顿（Robert Darnton）、夏蒂埃（Roger Chartier）等新文化史家喜以“卑下的文学”消解“高贵的启蒙”，他们当然重视印刷媒介在欧洲现代变革中的作用，但更倾向于描述媒介传播影响下离散的、个体的生活戏剧，以媒介的物质、商业、情感属性冲击对文本思想、政治属性的解读。而作者关注晚清新式报刊出版的着眼点在其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影响，趣味其实与欧美书籍史颇有不同，观于全书，序论中提及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论（der ffentlichkeit）应更称得上是作者的理论资源与对话对象。哈贝马斯认为在18、19世纪的欧洲现代变革时代，随着资产阶级兴起，在国家与家庭之间，公共领域作为个体的人参与国家事务的空间产生，个体对国家政治权力的管制依靠以阅读为中介、以交谈为核心的公共交往存在，而报刊等现代出版品便成为公共舆论产生的最重要媒介。晚清以来报章杂志逐渐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是否也带来其附着的言论空间，对中国的现代转型又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当然是个令人兴味盎然的课题。海德堡大学“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变迁”课题组即以此问题出发，做出颇多探索。而为同样的思想资源所启发，《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与海德堡大学诸君研究的切入眼光其实不同，从时段的选取即可见一斑，如瓦格纳（Rudolf G.Wagner）谈《申报》，时点为1872年至1910年，以《申报》自身发展的历史为轴，更关注新媒介本身所激活的问题，以之为中国加入全球现代公共体的表征，而《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除第一章外，明确将讨论时间设定在1895年至1912年，即戊戌变法的前奏公车上书与辛亥革命两大事件发生的年份，作者对报章的注意更多基于他对政治大变革时期各方力量以此为渠道的博弈，“认为新式传播工具在1895年以后的政治化是最主要的关键”。通过新媒介研究清王朝最后一代士人与政权间沟通关系的变化，而由此产生对中国近现代政治变革的反思，其关怀另有所由。 本书按照晚清时期（主要是1895—1912年）报刊在中国士人间扩散的时空顺序展开讨论，兼具面的概观与点的个案分析，第一章铺陈前史，第二到五章为论述主体，勾勒与审视士人与官方间通过报章杂志所建立起的新言论场，第六章则关照新媒介对江南地区士人自我定位与生活境况的影响，以笔者的阅读感受看，最精彩的是互为映照的第二、五章，而最具延展力的应为第六章。 第一章讨论1895年前报刊在中国的发展，划分其传入渠道为传教士与商人两途，相较于口岸的宗教刊物，作者更注重外国商人办刊，并特别讨论了英商美查在上海创立与运营《申报》的影响，认为《申报》商业化的成功，在中国口岸城市提供了将传播技术与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结合打造成的新式传播工具的样板。不过，作者虽然认为《申报》建立起了自己的市场与读者，但判断其从商业媒体到对思想文化领域或实际的社会政治产生较大影响仍有距离，换句话说，大部分士人及官方政府估量不到这种舶来的出版物加入中国社会能具有几多能量，也因此作者较为审慎地界定了这种外商报刊的本地化影响。 第二到四章叙述1895年至1912年新式报刊如何为士人逐渐注目并熟练运用为维新或革命之利器，并认为由此产生了一种改变以往社会政治秩序的新言论场。对此言论场构成条件的考察，作者认为至少具备以下四要素：空间、人员、思想资源、渠道机构，而对每个要素的讨论则为这三章的考证重点：第二章以《万国公报》与《时务报》为对象，研究中国士人运用新式传媒讨论政治事务的起点，尤重其派发网络的考察；第三章顺延讨论戊戌之后从海外流转国内的新式刊物，一个更激进的政治言论场由海外空间的流亡者与留学生编辑刊物而组织起来，并以影响国内变革为流通目标；第四章则特别关注同时期国内刊物的生产传播过程，认为其时上海集聚起以新式传媒生产为核心的本土生产机构与新型士人群体，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媒介生产空间，并建立起由上海而及内地的传播启蒙模式。作者所以拆解此言论场生成的面貌，在于提出一种假设：新式传媒普遍地为晚清士人所用，开辟出新的联系网络和言论表达形式，突破了上情下达的纵向专制秩序，建立起“以报刊为核心”的横向关联的话语关系，“人与人之间跳脱纵向阶序，以一种平等的、非个人的交往模式，公开而理性地讨论公共事务”。如此来看，新式传媒能够在晚清大变革中大放异彩，不仅基于其传递的内容，其传递性本身就足够重要——经士人把握，成为新的有力“求通”渠道。可贵的是，作者并不简单把这种媒介渠道的打开归因于外来传播形式与技术的作用，而体察到报章杂志在中国出版传播是经传统的信息网络和新传媒融合再造而成，如第二章考证《时务报》能跨出地域，通行全国绅宦之间的原因，在于其虽号称循商业派报原则，但更依赖官僚以私人关系利用原有的官方推广政教到地方的行政与教育网络，才得以深入新兴口岸的商业网络不足以覆盖的中国内地，而经由这种贴近历史现场的考察，才可能理解中国近现代媒介沟通关系不同于欧美发展道路的所在。 第五章讨论官方回应，考察握有政治权力的清政府对民间媒体这一新兴领域的策略辗转及造成的双方关系的互动变化。面对报刊丛生的处士横议，清廷本为被动应战，对此新现象既无专管机构亦无约束法令，初期仅为在中央谕令下地方官员的临时查禁，而愈查则报章作为民间言路与官方对抗的角色愈鲜明，官方威权愈低。其中作者分析1903年的“《苏报》案”在上海租界的诉讼，对其效应见解颇明：“让清政府的地位拉下来跟民间媒体站在同样一个司法单位下抗辩，双方地位平等，如同辩方律师的嘲讽，堂堂中国政府竟然诉讼一小小私人于租界低级法庭，非但讨不到任何便宜，且节节让步……专制政府的威权被陵夷，而民间媒体的地位大大提高。”官方经查禁报刊，亦认识到其宣传力量，由此开始在各省创建官资官报，与民间媒体对抗，然而官报利用原有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传送，论调又和缓持中，反而成为言论激烈、派送灵活的民间媒体的衬托品，加固了其在言论场的领袖地位。晚清新政修律中，颁布了一系列规范出版的法令，清廷希望借用清楚的律令和新的行政机构建立对报刊的管理权，而这种界限的划定中民间媒体的合法性得以成立，这意味着报刊所负载的言论空间终于成型。如果说报章在晚清中国的接受形成了某种民间言论场的新传统，那么江湖之外，庙堂亦为其塑造要素之一，尽管是以禁制和对抗的角色出现，本章的剖析有力地说明了这一关系。 第六章讨论传播媒体的应用与士人转型间的关系，其聚焦对象不再是前几章中的梁启超、张之洞等传统政治史上的大人物，而为江南的小小文人包天笑。新式传媒空间的深度固然为一二巨子所立，其广度却需要各色普通人加入拓展，四民社会逐渐解体，普通士人抛弃原有的身份，进入传播市场，以文字谋生，其意图无甚高蹈，而“他们的心态以及‘作品’传达出来的概念，虽然常是先行者的第二三手传播（虽说这些先行者的理念往往也是经过转译而来），但或许较大思想家更接近于一般士人群体，更接近于实践的层次”。就新式传媒开辟的言论空间与政治变革间的关系这个主题而言，其实本章并不甚着意，而已触及一个更难以把握却深具吸引力的话题：晚清新媒介以何种角色进入基层社会？如何在大众实践的更广大层面发挥影响？在此意义上，也许能对作为一种纸上的言论空间的中国近现代媒介有更多一层的体察。 本书由台北稻乡出版社于2005年初版，现经凤凰出版社转为简体版，十余年后再次面世，仍不失为一部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好书，其颇具吸引力的特点如下。第一，从媒介变革视角勾连起中国近代思想、政治、社会的巨变，以媒介为话语与实践的中介，理解近代信息生产与流通机制的变革所参与造成的社会关系与思想机制的震荡变动，纲举而目张。第二，在历史论述中引入与理论模型的对话，而又能够把握历史现场本然的状态，不为理论预设拘牵，做出基于中国本土历史的判断。本书论述晚清新式出版业与政治文化关系，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论对话，不套设资产阶级发源论，而寻找中国自身的社会基础，由此注意到士绅社会在媒介传播中的角色。理想的西欧公共领域要求独立于贵族、教士，流通分途，边界清楚，而本书考察晚清报章的传布，特别注意面对新媒介时朝廷内部的分歧，士人与朝廷间的和拒拖拉，由此造成了多方参与而多方指向的报刊生产与流通。第三，论媒介变革对士人转型的影响，既具对其外部行动的勾画，又有对其心灵深处的探索，既兼具群体的概览，又聚焦核心人物，舒卷自如。 关于近现代媒介变革研究，从本书延展开去，笔者最希望对以下几个问题继续展开分析：本书提出报章为中国带来一种公开而理性地讨论公共事务的横向话语关系，作为一种理想模型，如何更切近历史定义中的“理性”“横向关联”等概念？本书讨论报章杂志在晚清社会中的扩散，更注重人物、言论、机构及风潮的分析，而媒介本身的物质、技术、经济属性又怎样影响其传播，又如何反过来形塑媒介所负载的话语本身？士人圈子之外，晚清新媒介是否开始进入基层社会，如何辗转在大众实践的层面发挥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