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评《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9:11:03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美）谢健 著 关康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 谢健（JonathanSchlesinger），2012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 译者 关康，2015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满族史、满文文献、清代宗教史。 专家短评：吃穿用度也是帝国大事（张永江，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 
美国学者谢健《帝国之裘》一书，通读一过，总体印象不错。该书角度新颖，视野宏大，剖析入微；逻辑绵密，文字优雅，读来引人入胜。总体上译者知识储备丰富，译文也比较准确。 该书学术视角独特，视野广阔。环境史是近年新兴起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虽有贡献，但总体上史料单一，视角狭窄，缺乏理论创获。该书以学界较少关注的北方边疆民族区域环境生态之嬗变为核心对象，以“早期现代”理论、全球化和全球史视角观察问题，打破内地-边疆、中外、陆海诸多界限，使得微观切入的东北貂皮、东珠、人参；蒙古草原蘑菇及西北乌梁海的毛皮的相关研究具有了更大的意义。 从学术理路上看，本书以生态史、环境史，勾连朝贡制度、经济贸易史、意识形态甚至心理观念研究，深具启发意义。 谢健是欧立德的学生，理论上观点上受到美国“新清史”的影响不可避免。这在本书中也有所表现，如第47页出现的清朝“征服”和“征服王朝”的提法，第119页关于清朝边疆政策“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提法，可能都不适合中国语境。另外，书中关于普京的比拟之类也不必要。（因为明清鼎革是“中国内部问题”，所以编辑已经把征服和殖民字眼都“处理”得干干净净） 该书材料丰富，立论较为扎实。作者特重满蒙文档案的挖掘利用，配合常用的汉文文献，由此制度观察和事例分析得以打通，挖掘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数据；而作者又擅长理论分析和语言表达，阐发入微，可读性很强。 从技术角度看，书中有一些错误或不妥之处。其中，有些问题译者关康已经发表文章指出，书中也通过注释指明。有的仍然存在。如第98页，称“所有的札萨克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这即便在外蒙古也不尽然。而所谓“血统来自一个被称为喀尔喀的特殊家族”，不知所本，喀尔喀是部落名称，也代指地区。 译者评价：不仅仅是大象的退却，更是山珍的进击（按：本文根据《帝国之裘》译者的后记改写） 多年前，我有幸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一次满文文献国际研讨会上听过谢健先生关于清代贡貂问题的报告。当时一位老师对我说，日后中国年轻一代清史研究者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这些熟悉理论、懂语言（满、汉、蒙古语等）的外国同龄人了。不过会后我没有再关注此人的研究。2017年下半年，我的博士生导师张永江老师向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王立刚先生推荐我翻译谢健的这本《帝国之裘》。当时我工作繁忙，颇有推辞之意，但简单翻阅部分章节后，感到该书独具特色，确有向国内同行介绍之必要，遂应下此项工作。 该书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者打破了传统中国环境史的框架。国内外已有的相关著作多注目于汉地的环境变迁而不及于边疆。如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堪称典范，但作者采用的是汉地中心的研究范式。 这种忽视边疆的研究会让人们误以为草原、森林原本是“纯净”的，是等待汉人移民开发的“真空”（原书第7 页）。这种刻板印象已经成为边疆史、环境史固有的叙述模式。 谢健则利用满蒙文档案证明历史上存在一个“更宽广、复杂的世界：不是汉地，而是整个清帝国”（原书第15页），且中国历史“不仅仅是关于汉人的故事”（原书第3页）。作者注意到，为了满足清代君主和内地消费者对毛皮、珍珠、口蘑、人参等边疆特产的需求，生活在乌里雅苏台的猎户、东北的乌拉牲丁等各族群在朝廷的指派下投身资源开发和贸易，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自然环境，还融入了一个将内地、边疆以及其他国家连接在一起的贸易网络。而这些变化的出现比汉人移民进入当地早得多。 其次，国内外有关毛皮、蘑菇、东珠贸易的研究数量不少、质量亦高，但作者以以上三种物品为例，为我们介绍了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中国北方边疆出现的史无前例的环境变迁，并探究其背后的制度、意识形态原因及后果。作者更注意到中国如何参与19世纪全球贸易：中国市场对边疆、海外珍稀物品的需求，将北京、广州、恰克图、北海道、俄罗斯、夏威夷，甚至更遥远的阿拉斯加连为一体，而中国消费者对商品的热切追求也导致很多地区出现了资源过度开发、物种灭绝的问题。从全球或区域（如内陆亚洲、东亚等）的角度研究中国史的著作已不稀奇，但关注奢侈品贸易网及其引发的环境、政治后果者尚不多见。 最后，作者谙熟满文，系统地利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内务府奏销档》《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军机处档折件》以及蒙古国家中央档案馆的《乌里雅苏台将军衙门档》。这些档案为读者揭示的内容往往不见于汉文史料。例如第三章提到的内地人潜入蒙古地区采菇问题，在汉文文献中仅有只字片语的记载，而作者通过乌里雅苏台将军衙门的满文档案不但将采菇热潮的发展变化过程描述出来，而且深入地剖析了若干案例，弥补了传统史料的缺漏，也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与某些外国学者简单地摘引几条档案即敢于立论不同，谢健研读档案非常仔细，故得出的结论可谓信而有征，这一点从其对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毛皮进贡数量的统计即可见一斑。 当然，作者作为年轻的美国学者，著作中出现若干错误在所难免。如第68页混淆了扈伦的乌拉国和打牲乌拉。此外，作者对满汉文文献的理解有一些偏差。如第42页将清世宗的话张冠李戴为大臣的话；第85页将受处分的开原城守尉六十七和复州骁骑校七十八两人的名字误作人数。（以上错误皆已由作者本人改正）不过，这些错误对作者的论点之成立与否基本没有影响。 《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 清朝皇帝通过进贡制度，向满洲和蒙古地区征收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这些物产不仅仅是物产，而且代表其产地所具有的纯真、丰饶、充满生机等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永恒的家园，与皇室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但这种进贡制度渐渐对满洲和蒙古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仅造成了环境退化的后果，还形成了复杂的开发与控制的制度和组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