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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七事变之初，日军统帅部和政府间，一如以往地有着扩大作战或停战构和的分岐。驻外高级将领大都认为应对中国进行一场膺惩性质的局部战争，七月廿七日，东京传令：支那驻屯军司令官之现行任务为平津地区支那军之膺惩。所以在开战之初，日军是打算速战速决。所谓速战速决是指打一场局部战争，以达到膺惩的目标，而不是以武力迅速横扫中国。基於这种观点，八月中旬，日本大本营决定陆军仅派至华北；为保护日侨，可动用海军，勿须陆军出兵上海之指示。而在国民政府方面调集了中国最精锐部队，似乎说明蒋委员长的决心，不是为守而守，而是为期待决战而守。

吾人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观察淞沪战。当沪战爆发时，国民政府虽已决定全面抗战，但以当时双方战力比较，中国绝无获胜的可能，但中国当时是别无选择，战虽可能亡，但不战则必亡，中国只好选择抗战，打算置之死地而後生，来求一个民族翻身的机。所以当时中国必须以为，中国虽非日本之敌，然以土地之广，绝非日军所能全部据有；而英美深忌日本势力的扩张，假以时日，国际情势定有所变化，如彼时再与日本谈判，为害亦较目前为轻。相传张群先生曾：有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後和，和而後安之说，意即对日本若不战而和则必起内乱，若战则一定失败，只有先战而失败，然後讲和，才能安抚内部反日情绪。

      同时蒋委员在廿六年七月卅一日，曾向胡适与张伯苓表明：政府已决定作战，可以支持六个月。以当时中国国力，是不可能在六个月内击败日本，蒋委员长应是希望六个月结束战争，而结束的途不可能是战胜，而是经由和谈。再者，上海是通商巨埠，各国侨商云集，若能透过淞沪战将中日间的紧张情势，由地方冲突事件转变为国际问题，以唤起列强，出面维持其本国利益，藉而形成对日本的压力，然後再与日本交涉，达成战而後和的目标。十月廿九日蒋委员长更表明期待各国仲裁的意愿，中国对列强的谋和行动，期望最大的是九国公约议(十一月叁日至廿日)，事实上，中国在上海战场一再苦撑，即是为争取此一议的有利情势，但由於日本相信久战终能迫中国降和，遂悍然拒绝各国的停战劝告，而英美因缺乏实力，互相推萎，九国公约议遂无果而终。代之而起的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工作，早在十一月二日，日本外相广田即透过陶德曼开列和平条件，但国民政府并不愿由德国斡停，九国公约议结束後，中国态度见软化，中国之所以进行南京保卫战，乃是为了等待陶德曼的调停，想在谈判中位於有利地位，使中日战争能早结束。所以如困在廿六年十二月初，日本有诚意行和谈的话，则淞沪战可能是另个九一八或一二八事变。可是，日军於十二月十叁日攻陷南京，被胜利冲昏头的日军，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对於言些条件，中国并未加以拒绝，只是认为过於广泛空洞，希望能知道其性质与内容，日本却以此指责国民政府采塘态度，而迳自於廿七年一月十六日发表声明：今後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新兴支那政权，一月底，中日双方各自撤回大使，中日双方的交涉即告一段落。

淞沪战在上海爆发时，双方都是打算战而後和。日本是企图速战速决，在击败中国部队後，强迫订定城下之盟；而国民政府则希望能持久抵抗，以待时变，再争取有利条件结束冲突。若由此观点，则淞沪战的最初目的，不是求战，而是谋和。可是日军误以为，只要战事持续，国民政府终崩溃，而步步进逼；国民政府则因舆论的压力，也不能作太屈辱的妥协。结果和议失败，战争拖了又拖，只是当东京被炸时，重庆仍然屹立不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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