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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科举妖魔化的时代

在1905年废科举前夕，许多进步人士已批判过科举制，特别是激烈地抨击八股文这种科举考试文体，康有为甚至认为清末割地赔款都是八股之过。可以说，明末以来批判科举制的矛头基本上都是对准八股文的，是八股文拖累了整个科举制度。邓嗣禹便认为清末废科举之原因，一为八股文之反动，二为外患之刺激。（注：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学生书局，1967年版，第268页。）尽管在1901年以后，八股文已先被废去，但人们对科举制的坏印象已经形成，向近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型的努力还未实现，科举制便已被彻底废去，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两科的考试内容已和现代文官考试或公务员考试基本相同；以致人们一提起科举，就想到八股文，就觉得科举是一个坏东西。

废科举后的100年，大体上可以说是将科举制妖魔化的时代。由于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许多人对科举的认识遵行这样的逻辑：因为科举制很坏，所以才会被废除；因为科举制被废，所以科举制肯定很坏。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中，在科举制度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废止科举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不能因为科举制被废了就将其说得一无是处，就将各种罪责都归结到科举制的头上。当对中国的官场腐败、科技落后、割地赔款无法找出更好的解释的时候，委罪于科举制是一种常见的思路，但却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科举取士利弊兼具，且影响重大而复杂，向来是传统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热点问题，赞美与批评者都很多。然而，现代人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存在着一种简单片面地划分历史人物进步与否的办法，凡是批评科举的则说明其进步而受到肯定，若说科举好话则属于落后人物。同一个人的不同言论若是反科举的，则是进步的、有见识的，若是肯定科举的言论，则属于落后的、没有批判精神的。

而且多数论著往往有意无意中省略肯定科举的人物和言论。这已形成了简单化的科举制评价套路，或者说一种八股式的评价模式。其中部分原因是受清末废科举时过激言论的影响，而清末士人批判科举却有以偏概全之嫌。（注：刘海峰：《知今通古论科举》，《教育研究》2003年第12期。）受认定科举制很坏的思维定势影响，当人们分析历史上一些问题时，往往不假思索地将罪过归结到科举制头上。为了批判科举制，有时甚至倒果为因。例如，不少人连清末官场腐败的原因也归罪于科举制，但是很少考虑到，1905年以后没有了科举制，官场的险恶程度一点也没有减少，而且植党营私、派系倾轧的情况还变本加厉，实际上官场腐败是促使科举制加速灭亡的原因之一。又如，解决不了官本位的痼疾，就说是长期的科举制造成了官本位的传统，也不仔细思考一下，在科举制产生之前，中国的官本位体制已经形成。往科举制中寻找官本位的根源，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而没有洞见事实的本源。科举制承负了许多本不该由其承担的罪责。

例如，不少人批评科举制不平等，因为它不允许占半数人口的女性报考，似乎妇女无权参政就是科举的错。这实在是冤枉了科举制，妇女无权参政并非科举的罪过，而是传统社会的官僚结构使然。（注：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书屋》，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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