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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科举制度的价值意义(3)

不是我们的祖先没有创造性,不是我们的先民故意限制女性报考。无论古代科举制度的创制者或改革者再有创意,也不会将女性包括到考生中来,因为在父权时代或男权时代,各级政府中本身就没有设女性官员,科举怎么会去招考女性呢?

古人也不是全然想不到要为女性开辟科举的途径,例如,清代有《女开科传》的小说构想出专门的女性科举,清末小说《续镜花缘》也构想出武则天开女子科举直至发榜的情节。当太平天国政权中设有女性官员时,便有关于类似女子科举的记载。只是一般情况下,传统社会遵守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政府中没有女官,科举自然不会招考女生。其实,很多批判科举的说法都不太全面。

在分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时,科举制成了替罪羊,似乎一切都是科举的错。长此以往,科举在许多人心目中已成了一个丑恶的名词。当要说某一种考试或机制不好时,说其“变成了科举”便已足矣,便是很重的批评。许多人对“科举”一词避之惟恐不及,即使有人不再将进士和举人视为贬义词,偶尔比附一下,也多会遭到激烈的抨击。

例如,2003年8月,北京西南部门头沟区灵水村举办“举人节”(又称举人“金榜”文化节),试图通过此活动募集资金修缮已经濒临坍塌的大量珍贵古建筑,结果招来许多媒体的冷嘲热讽。2004年夏,北京安定门街道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合作,准备将1978年以来各省的高考状元大名刻录成碑,立在北京孔庙中,与198块元、明、清三代进士碑比肩而立。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有的人认为这是足可诧异的奇事,认为“不要看科举制度废除了百年,但科举之历史幽魂,借得高考制度的皮囊,继续缠绕在国人的心头”;“百年之后科举精神又借尸还魂,木乃伊归来了。”(注:许纪霖:《高考状元碑背后的科举幽魂》,《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15日。)在激烈的批判声中,该计划当然只好作罢。

由此事件,可见“科举”一词的杀伤力之一斑。在政治左右学术的极左年代,对帝制时代的许多方面都加以批判,但文革中的科举批判观却与清朝末年出奇地一致,而且,对批判科举的激烈程度还变本加厉,以至登峰造极,把科举骂得一无是处。

在对科举一片责骂声中,情绪淹没了理智,成见代替了判断。然而,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多年后,许多人对科举的印象还停留在清朝末年或文革时期,以为科举是一种坏透顶的制度。在科举制废止一百年后,是应该走出盲目批判科举制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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