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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二年(753 年)，也就是西域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在怛罗斯的大战后两年，安西都护府已经从两年前的惨败中恢复。盛唐时期的恢复力可谓是无限，仅仅两年的功夫，高仙芝一手提拔的新任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就有实力率军讨伐大勃律(今巴基斯坦所领克什米尔的巴勒提斯坦)。此时的大勃律同吐蕃可算是同气连枝，已经成了吐蕃的附属国，这一地区在十世纪成书的波斯文佚名作者所著《世界境域志》中被称做“勃律之吐蕃”(Boloran Tibet)，而其首府斯噶尔(Sidkar，今作Shigar)在《拉达克王统记》里被归于“墨”(Smad)地(弗兰克1926：32)。“墨”这个词在西藏地理中与另一个词“麻域”(Mar yul)一样，都意味着低地，而且总是用来指拉达克一带。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直到近代还有人把巴勒提斯坦叫做“小吐蕃”，而把拉达克叫做“大吐蕃”;甚至把它们分别称做第一吐蕃、第二吐蕃，而把西藏本身称做第三吐蕃(海达尔书1972：135，注2)。正因为如此亲密的关系，吐蕃又一次站在了唐军的面前。西域唐军一向以强悍著称，即便是怛罗斯血战而败，也没丢了唐军的名头。此时两军对决之下，吐蕃军果然抵挡不了，只能向后败退，而唐军一路高歌猛进，直捣大勃律的贺萨劳城。不过吐蕃人也可算是唐军的老对手，虽然不敌，但是也想出了一个败中求胜的招数。他们将军队埋伏在山林之中，然后用老弱残兵进行挑战，企图将唐军诱入埋伏圈。然而这样的招数却被唐军时任判官的段秀实所识破，于是唐军并不冒进，派兵搜山，将埋伏的军队一举歼灭。此时大勃律再无力量与唐朝对抗，只能投降。

眼看着大唐在西域又要风生水起，风光无限的时候，突然一声晴天霹雳，将一切美好的前景击得粉碎。这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呢?聪明的读者肯定已经猜出来了，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辉煌鼎盛的唐王朝从此走向没落。从文首杜甫的诗篇当中，我们就可以深刻的理解安史之乱的前后唐朝境况的巨大反差。

对于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现在主流的说法就是李林甫嫉贤妒能，为了阻止有战功的将领入朝威胁他的地位，所以大力提拔少数民族将领，从而造成藩镇权重，尾大不掉。其实本人认为这个看法很有问题，我们知道唐朝初期实行的是府兵制，而府兵制的好处就是既保持了充沛的兵员，又极大的节省了国家养兵的费用。可是府兵制有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它极其倚赖田地而且兵员的战斗力不能保证。唐初因隋末大乱，人口急剧下降，所以府兵的田地都有保障，这样还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到了玄宗这一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熟悉我国历史的都知道，我国的王朝很多时候都是开国的时候土地平均分配，然后亡于土地兼并，其实哪个朝代不知道土地兼并会亡国呢?但是这个不是人力就可以控制的，唐朝也不例外。唐朝初期颁布了很严厉的法规进行限制，但是从来就是上有决策下有对策，土地还是一点点的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失去了田地的农民如何还能负担府兵的征调呢?于是只有逃亡。古代的土地兼并无法被抑制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可没有计划生育这种法规，儿子们大了之后自然要分家产，于是田地也越分越小，直到最后分得的田地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只能卖掉。而且种田这种事情也不是旱涝保收的，遇到天灾什么的一年的收成就完了，农民自然就不会有钱置办武具装备，但是兵役还必须得服，最后也只能逃亡。这样的情况愈演愈烈，到了玄宗时期甚至连护卫皇宫的府兵都招不满了，面对这个情况，唐朝开始用“彍骑”和“长征健儿”这样的募兵来取代府兵制。这样本来是府兵比例最多，兵力最为雄厚的关中地区便逐渐空虚起来，而边疆地区的实力开始逐年的增长，外重内轻的趋势其实已经不可避免。此时正当盛唐虽然均田制渐渐遭到破坏，但是对唐朝国力影响却并不大，此时唐玄宗雄心勃勃，意图继承乃祖遗风，开疆扩土，所以设置了十大节度使，让他们负责对外的防御和征战。

以下是唐朝的兵力分布：

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

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护府，兵二万人。

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黑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凉州，兵七万三千人。

朔方节度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三州之境，治灵州，兵六万四千七百人。

河东节度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云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岚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万五千人。

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

高仙芝此时正在陕郡布防，他手上有五万人，同样也是唐朝在长安临时招募的新兵，另外夹杂着一些在长安的边兵，长骑以及彍骑，既成份复杂，战斗力更是不能有多少期望。而且本来作为元帅的玄宗第六子荣王李琬居然到任没几天就得暴疾而薨，虽然我们说在指挥方面其实有这个王爷和没这个王爷没什么区别，但是荣王要是不死，作为监军的宦官边令诚绝对不敢在军中指手画脚，干预军务从而导致后面的悲剧。

在封常清与高仙芝会后之后，高仙芝立刻了解到了他这点乌合之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面都不是叛军的对手，立刻在封常清的建议之下坚壁清野，退守潼关，虽然在撤退过程中被叛军的先头骑兵攻击，损失不少，但是高仙芝的主力已经安全的撤到了潼关，开始修完守备，据险抗击。这时候安禄山的部将崔干佑追到了关下，只能望关兴叹，叛军想直捣长安的企图暂时破产了，高仙芝和封常清为帝国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喘息时机。

此时安禄山的部将大同军使高秀岩率军进攻朔方镇武军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南)，他这边可是踢到了一块大大的铁板，遇上的是后来的中兴名将时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更为重要的是郭子仪此时率领的军队是他的本部兵马，当真是如臂指使，一仗打下来高秀岩溃不成军，而郭子仪乘胜追击，攻下静边军城(今山西省右玉西北右卫镇)。此时安禄山的大同兵马使薛忠义率军反攻，却被郭子仪击杀胡骑7000。由此，唐军乘胜收复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马邑(今山西省朔州东北)，进而攻下雁门关，打通了南下河东、东下河北的战略通道。

静边军之战后，唐军开辟了全新的战略局面：在敌后，唐军的进攻像是给安禄山惨淡经营多年的老巢三镇嵌进一个巨大的楔子，使叛军后路断绝，失去依托，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而无后顾之忧了。不仅如此，只要叛军无力拔除这个致命的楔子，那么楔子造成的突破面势必越来越大，以至把叛军腰斩为二，使其北线与南线失去战略联系，从此首尾失顾，其发展趋势只有被各个击破了。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大宦官边令诚粉墨登场了。大家还记得高仙芝讨伐小勃律的时候么?也是这位在高仙芝攻下连云堡的时候畏敌不前，结果高仙芝只能将本来就不多的一万人马分出了三千来保护这位老兄的安全，还好高将军能打仗，靠着手上的六七千人就攻克了小勃律的都城。之后的要财要物也不用多说，反正我们高大将军也不是个吝啬鬼，要多少也就给多少就是了。可是千不该万不该，在这个兵战凶危的时候这位大人却也想指手画脚一番。这打仗可不是儿戏，高仙芝自然不能听这位的话乱来。这宦官翻脸比翻书还快，按史书的说法就是“易怒而难消”，立马向玄宗皇帝上谗言，把高仙芝、封常清的“败绩”添油加醋地在玄宗面前一一陈讲，对于二将的顽强和匆忙召募士兵的低素质却只字不提。玄宗“龙颜大怒”，丝毫不念二将固守潼关之功，“遣(边)令诚赉敕至军并诛之。”

边令诚到潼关后，在驿南西街向封常清宣读敕令。跪听圣旨后，封常清言道：“我讨贼无方，令国家蒙羞，死所甘心。但身死之后，有表章奏与皇上，请公公予以上达天听。”言毕，随身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奏表，递给边令诚，然后，跪地伏首，慷慨受刑。

封常清在临终表章中，先陈述自己东京失陷后之所以败逃，不是为了苟全性命，并向唐玄宗详细讲解与敌交战后对安禄山叛军的军事分析和重新认识。接着，封常清又如实讲述了洛阳败绩的原因和自己忍辱败退的情由。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