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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西域边兵之外，唐朝还征发了西域各国本地的军队帮助平叛。《资治通鉴》卷218记载，756年肃宗在征发拔汗那兵马的同时，又使拔汗那“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本国兵马五千(《旧唐书·尉迟胜传》)。另外与拔汗那一起发兵的还有大食等国。最晚到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以前，他们就已经行进到了河西地区(《资治通鉴·卷219》)。到了干元元年(公元758年)秋天，吐火罗叶护乌那多与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肃宗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册府元龟》卷973 《肋国讨伐》，参见《新唐书·吐火罗传》]。如此多的西域国家踊跃为唐廷出力，可见唐朝在西域的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

在安史之乱之前，由于唐朝控制了西域的绝大部分地方，所以阿拉伯帝国不得不与吐蕃帝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唐帝国这个敌人，可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军队无力西顾;而吐蕃相继攻占陇右、河西、天山南北两路，吐蕃与阿拉伯的关系就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由盟友转变成了敌人。德宗贞元二年(786)，唐润州节度使韩晃至长安，上言曰：“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以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以来，兵从寝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从中可得知阿拉伯帝国和吐蕃帝国已经爆发了冲突，而宰相李泌将这一切看得非常透彻。

天宝战争后，南诏与吐蕃联合进攻四川，大败而还，吐蕃迁怒于南诏;且南诏归附吐蕃后，苦于应付重税和助兵战守，对吐蕃也已不满。李泌联合南诏的意图刚刚一表露就获得了积极的回应，从贞元四年(公元788年)起，双方即以书信往返商洽。贞元七年(公元792年)唐王朝派南诏旧臣段义忠回南诏洽商。贞元八年(公元793年)，剑南节度使韦皋致信南诏王异牟寻，愿同南诏驱逐吐蕃于云岭之外，相互保卫，永为一家。异牟寻与清平官、大军将等密谋大计，一心归唐。贞元九年(公元794年)，南诏派使臣由戎州、黔州、安南三路献表，愿归大唐。唐德宗赐异牟寻诏书，下令韦皋派使者到南诏安抚。贞元十年(公元795年)，唐节度使巡官崔佐时前往南诏，与南诏王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神祠，立誓言“愿以全部落归唐，辖内各首领永不叛离”。唐册封异牟寻为“南诏”，赐银巢金印“贞元册南诏印”，这一会盟史称苍山会盟。至此唐与南诏40余年纷争化干戈为玉帛，而李泌一手构筑的对吐蕃的世界包围网也宣告正式形成。李泌此人初显身手于安史之乱，后造福于地方，再谋划于朝堂，略施小计就将野心勃勃的吐蕃帝国的威胁化于无形，身历四朝——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参与宫室大计，辅翼朝廷，运筹帷幄，使君臣和睦不猜忌，皇室父子不相残，居功至伟，可以说是中唐第一名相!

此时西域的形势是大食帝国仍然控制着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四镇、北庭以及西州还掌握在唐朝守军的手中;吐蕃政权西据伊吾，东有陇右，占据河陇地区，隔断了四镇与朝廷间的联系;而回鹘汗国[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蔼德曷里禄没弭施合密毗迦可汗遣使将回纥的族名改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以后文中通用回鹘这个名称。]则占据了金山以东的漠北草原，并进而左右着北庭地区的局面。

但是在李泌的包围网形成之前，在西域发生了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件，这使得唐帝国几乎结束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经营西域的活动。上文提到过由于吐蕃的入侵阻隔了西域与内地的交通，这时唐朝西域守军与唐朝政府的信息往来以及西域各国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交往都不得不改道，经由北庭，通过回鹘控制的“回鹘道”到达长安。安西、北庭因为不得不“假道”回鹘，所以被迫“附庸”回鹘(据《旧唐书·吐蕃传》)，以作为自存之计。但是由于回鹘人“征求无厌”，激起了葛逻禄、白服突厥以及北庭附近的沙陀部落的反抗，葛逻禄、白服突厥勾结吐蕃一同进攻北庭。

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冬天，吐蕃军队以葛逻禄、白服突厥作为向导，联合大举进攻北庭。回鹘大相颉干迦斯率军由漠北西进，援救北庭。回鹘军队与吐蕃军队在横口遭遇，回鹘大败，恰好这时颉干迦斯得到了回鹘可汗被暗杀的消息，于是在贞元六年(公元790年)6月撤军返回漠北。失去回鹘的援助之后，北庭很快就被吐蕃攻陷，节度使杨袭古率残兵二千人逃往西州。

同年秋天，颉干迦斯在处理完漠北事务之后，又率领五、六万军队匆匆踏上了西征的道路，谋求夺回北庭。但是回鹘军队又大败于吐蕃，士卒死亡大半，无功而返，(《资治通鉴》记于贞元七年，公元791年，秋)北庭终于完全失陷。与吐蕃联合攻取北庭之后，葛逻禄乘胜取回鹘之浮图川，回鹘震恐，悉迁西北部落于牙帐之南以避之(《资治通鉴·卷233》)。公元792年西州等地也被吐蕃攻陷。北庭之战以后，吐蕃又在贞元七年(公元790年至791年)连续攻陷了于阗、西州(疏勒失陷的具体情况史无明文)。原来由唐朝控制的西域重镇大多都落入了吐蕃与葛逻禄联军的手中。此时只剩下受到重重围困的唐朝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在苦苦支撑，城中唐军为了不让中国在西域的最后一块土地失陷，与吐蕃军死战，城在人在，城陷人亡，全城军民戮力同心，坚守了一年之久，终于没有让吐蕃军把城攻破。(当然对于龟兹还有另外的一种看法，那就是随着北庭的陷落，安西都护府随之移节，转到西州与吐蕃帝国做长时间的拉锯战。不过根据摩尼教的《赞美诗集》内记载，当时的龟兹内北庭大将军节度使，龟兹节度使，拨换的曹侍郎，焉耆的唐副使等均为唐朝官吏，可见即便安西都护府移节了，当时的龟兹还是处在安西都护府的控制之下，直到之后让与回鹘汗国。)

不过在李泌的政治斡旋之下，吐蕃的胜利更像是回光返照。回鹘此时正值极盛，之前的挫败并没有对回鹘造成太大的伤害，回鹘势力很快又卷土重来，与葛逻禄、吐蕃的联合势力在天山东部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而在西域，我们知道当时主要就是三个国家在争夺，唐，吐蕃和阿拉伯这三大帝国。当时唐朝在西域的兵力大大下降，比兵力下降更为可怕的是朝廷的供应补给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等到了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时，吐蕃军队已经尽陷兰、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地区(《资治通鉴·卷223》)。看一下唐朝当时的地图我们就知道，中国腹地同西域的那一条窄窄的通道被吐蕃完全掐断，西域唐军与内地的联系终于断绝，此时的西域唐军身处两大帝国的包围之中，又得不到自己国家一丝一毫的帮助，形势之险恶，条件之恶劣可见一斑。可是即使是这样，西域守军依旧不屈不挠，为国家坚守西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吐鲁番出土的《高耀墓志》(发掘简报见《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有广德四年(相当于公元766年)年号。实际上广德只有两年(公元763-764年)，公元765年代宗改元永泰(公元765-766年)。墓志仍然沿用广德年号，说明在公元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联系，不知长安改元永泰。)

大概到了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左右，西域守军通过种种途径艰难的与朝廷恢复了联系，(斯坦因在于阗发现的汉文文书中，有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号。见M.A.Stein，Ancient Kothan，Appendix A：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Danda-Uillq，Niya and Ender， No.1)本人估计是通过回纥绕道同朝廷取得了联系。本来已经对西域不报什么希望的唐廷突然获悉西域居然还在本方的控制之下，自然惊喜不已，朝野上下对于西域守军这种舍生忘死的精神感动不已。唐代宗亲自下诏褒奖，并向西域唐军通报内地情况，赞扬他们“不动中国，不劳济师，横制数千里，有辅车首尾之应。以威以怀，张我右掖，凌振于绝域，烈切于昔贤。微三臣(指河西节度使周鼎、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之力，则度隍逾陇，不复汉有矣(《唐大诏令集》卷116常衮《喻安西北庭诸将制》。据岑仲勉研究(《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04页)，此制文下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至大历七年(公元772年)之间)。”帝国上下对于西域守军的忠诚在感动之余也非常的歉疚，西域虽有“奉国之诚”，朝廷却因“事势不及相恤”，(《全唐文》卷464 《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实在是对不住这些忠义男儿。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