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汉毅桂书杰]德国民俗学史上的“礼俗互动”(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3:11:50 中国民俗学网 包汉毅 桂书杰 参加讨论
二、“一战”前：“俗学于礼” 在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推动下，德意志民族终究于1871年实现了统一，建立了所谓的第二帝国，一举摆脱了千年来的分裂和积弱。此时，德意志人的核心利益自然已不再是民族统一，而是要在上层精英人物的领导下，成为世界强国，“开足马力向前进”，“争夺阳光下的地盘”!而民俗学科在建国前的初创阶段完成了找寻民魂的任务以后，此时面临着新的历史条件，以及自身进一步成长的理论化、系统化需求，亟待有一个范式转换。 早在浪漫主义导向时期，德国民俗学者就已经注意到了民歌和文学(俗与礼)的互动，其中主要涉及一些民歌的文学起源。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1926-)指出：“在十九世纪，尤其是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证实了文学传统与口头传承的交融……通晓中世纪的学者，比如约翰内斯·鲍尔特，也同样能够发现民间传承中的复杂而有说服力的文学血统……如此一来，原生的、独立的民俗就没有可能了。”秉持这一思想，约翰·迈耶尔(John Meier，1864-1953)在1906年出版了标题即已开宗明义的著作《民间口头中的艺术诗歌》。在迈耶尔看来，任何一首民歌都有一个原创者(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作者)，许多民歌只是在有时快速、有时旷日持久的进程中从艺术创作形式迁移到了民歌这一领域。 正式区分礼与俗、提出双阶层理论的是瑞士的德语民俗学家霍夫曼·克莱尔(Eduard Hoffman-Krayer，1864-1936)。1902年，他在巴塞尔(Basel)大学的教授就职授课中，以“民俗学作为科学”为题，指出：民众的生活总是在加以调整，以适应外在环境，因此共有的集体理念，亦即所谓的同质文化或曰民魂，并非像浪漫主义者所认为的是基于“自然规律”而天然形成的，而是基于弱势个体向强势个体的适应、同化过程。在他看来，民俗学不应当以民众整体为研究对象，而是要选择其中的低等阶层及其原始的传承和观念，即是所谓的“民中俗民”(vulgus in populo)。他认为，“俗民”(vulugus)的特征是一般化的、静滞的，而与之相反，上层精英是独创性的、文明的，因此低层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上层。由此，他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民魂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 这种激进的反浪漫主义的、抹杀下层民众创造力的观念遭到了不少同时代学者的强烈批判，其代表人物是基森(Gieβen)大学的教授阿道夫·斯特拉克(Adolf Strack，1860-1906)。斯特拉克沿袭浪漫主义学者的理念，针锋相对，首先强调民俗学不应当把某一阶层、而是把全体国民及其共性作为研究对象；其次他强调集体传承乃是自然地生于有创造力的民魂，否定了其间个人的创造性；再次，在他看来，这种双阶层理论打有精英阶层的傲慢烙印，尤其“vulgus”(“粗俗”)这类用词，是应当摒弃的。 一战前的“俗学于礼”理论大致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4127.png) 由上来看，一战前时期的“俗学于礼”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俗学于礼”是重礼轻俗，指出不同阶层间的差异性。“礼失求诸野”可谓重俗轻礼的极致了，然而在其完成特定时期的复礼功能之后，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民俗学学者也就必然开始倾向于反方面的探讨。所谓反者道之动，事物向其对立面转化，这也是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而且，与“礼失求诸野”的强调各阶层共性不同，“俗学于礼”理论关注阶层间的差异性，这是“学习”的前提。 第二，“俗学于礼”与维护贵族阶级统治秩序的政教目的相适应。服从性是公认的德意志民族性格之一。直至二战结束以前，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大部分德国民众都是倾向于铁腕人物的领导与极权体制，用“责任、秩序、公正”的德意志精神来对抗“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民主理念，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在其声名狼藉的著作《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中的名言可视为典型代表：“我不要政治。我要客观、秩序、教化。我要表明我深切的信念，即德国人民永远不会热爱政治民主。原因很简单：因为德国人民决不可能热爱政治民主，那个被骂得狗血喷头的‘专制国家’恰恰是、也将永远是适合德国人民的国家体制。”所以，在第二帝国建立以后，本来就脱胎于服务统治阶级的国家学的民俗学科，此时面向新的政治需求，推崇以精英人物为载体的礼，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俗学于礼”标志着德国民俗学科系统化的开始。浪漫主义导向的建国前时期可称为德国民俗学科的萌芽期，建国后至一战前时期则可称为其发育期。与浪漫主义认为民俗之产生于民魂正如同果实之产生于树木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不同，霍夫曼·克莱尔的双阶层理论赋予了民俗学以一种社会观、历史观、民族心理观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种跨学科视角，这无疑是进步的，标志着德国民俗学科开始了系统化以及理论的深化与细化。 第四，“俗学于礼”是实证主义与理性思辨的结合，以理性思辨为主。“俗学于礼”理论也是发端于对个别事例的观察，比如看到某一民歌体裁起源于独创文学等等，因而它是含有实证主义的成分。然而，在基于经验之后的定性分析阶段，“俗学于礼”理论的学者们主要走的是思辨分析的理性主义路子，这就难免会导致偏激乃至错误的元素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