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转型视野下的汉字拼音化实践 ——以国语罗马字为中心的考察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3:11:51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 佚名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湛晓白，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文化史。 摘要：新文化运动期间，“汉字改革”的话题在《新青年》上保持了持续热度，用罗马字母创制独立的汉语拼音文字，成为一些新文化人的理想预案。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国语运动的进一步展开，一方面出现了若干有利于创制汉语罗马字母拼音文字的现实语言条件，另一方面官方的参与也为有志于此项事业的学者提供了人事平台，从而最终促成了国语罗马字方案的面世。国民政府时期，国语罗马字以承认注音字母地位为前提最终实现了合法化，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被官方认可的罗马字母汉语注音方案。尽管注音字母的存在限制了国语罗马字发挥作用的空间，但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汉语拼音方案》，在技术和功能定位上与国语罗马字方案存在明显的历史继承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亦间接印证了其现代性和合理性。 关键词：国语运动; 国语罗马字; 注音字母; 钱玄同 晚清以来，伴随着文字进化论和工具论的流行，以及“言文一致”成为汉语现代化的核心追求，二者共同作用推衍出一种颇有声势的汉字拼音化潮流。此一潮流，又分化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为保留汉字仅为其创制匹配的注音符号，如注音字母;一种为直接启用西方字母文字代替方块汉字，也就是重新发明新的汉语书写符号，五四之后先后诞生的国语罗马字方案（Gwoyeu Romatzyh）和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是为后一种取向的典型产物。国语罗马字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被国家正式公布的罗马字母汉语拼音方案，也是今天中国大陆通行的《汉语拼音方案》的蓝本之一。就文化职能而言，民国时期的国语罗马字与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并没有太大差别，但后者在国民教育和语言生活中的实际影响力却远远超过前者。此种历史反差不免让人费解，并忍不住进一步追问：用罗马字母标注汉语为什么会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获得官方认可？既然被官方承认，诞生之后又为何一直处境尴尬？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视角来看，该方案的出现有着怎样的历史合理性？以往研究已对上述问题有所探讨，但对一些关键事项的揭示仍不够深入细致。本文试图将国语罗马字置于新文化和国语运动的历史视野之下，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来更加深入地揭示汉字拼音化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之间的深刻关联。 一、新文化运动的呼声：创制独立的汉语拼音文字 晚清以降，西人关于汉字繁难的批评开始广为国人接受。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知识分子又出于开民智和普及教育的启蒙诉求，将改造汉字的设想付诸实践，酝酿成所谓的切音字运动。切音字运动虽然没有取代汉字的“野心”，但不失为创制独立拼音文字的尝试。民初之后，国民政府重启国语统一工程，1913年召开读音统一会审订国音，继之1916年教育部官员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接着1918年官方公布注音字母为合法的汉字注音符号。1918年后，确定国语标准和推行注音字母，遂成为官方语文改革的重心。与此同时，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则掀起了一场空前激进的有关语言文字改革的大讨论。类似创制独立的汉语拼音文字等在清末虽已出现但并不见容于官方的声音再次出现。 重新检视集中体现新文化运动旨趣的《新青年》杂志，会发现有关汉字改革的学术文章和通信意见，在1916年至1920年间曾大量出现，就所占篇幅而言，甚至不亚于“伦理革命”、“文学革命”等历来备受关注的启蒙议题。严格说来，《新青年》上有关文字改革的讨论，是从当时方兴未艾的“世界语”话题开始的，最早的讨论出现在该杂志第2卷第3号的通信栏。当时一位署名为T.M.CHENG的读者就世界语的现实功用问题写信向《新青年》编辑请教商讨。之后，此方面的话题又进一步从世界语延展到注音字母、罗马字母汉语拼音、国际音标、汉字索引制等，这种密集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19年底。除了钱玄同、陈独秀、陶孟和、胡适、周作人、鲁迅等一众新文化运动主将外，该话题也吸引了包括大学生、新闻记者在内的普通读者的注意。 民族文化的革新经常首先体现在语言文字的载体层面，而语言的危机又常常会引发对书写语言工具也就是文字的质疑，这一现象在东亚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比较普遍，在标志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新文化运动中显得尤其突出。新文化运动期间得以重新聚焦的汉字改革议题，除了进一步延续晚清时期即已出现的开启民智的启蒙思路，还涌动着一种强烈的反叛传统和再造新文明的冲动。主张最激进的陈独秀、钱玄同都认为“汉字革命”是难免的，因为他们认为从废灭传统的角度来说，汉字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而在引入西方新知、普及教育方面，汉字亦存在问题。在他们的认知中，输入西洋文明与汉字存废的关系尤为密切，无论是主张世界语，还是赞成罗马字母拼法，都是因为它们能比汉字更便捷、更准确地接引外来学术文化。然而我们也应当注意，以往学术界过于强调新文化运动中“汉字革命”的思想史意义，相对忽视其与文化转型之间存在的实在关联。其实，类似西文汉译、汉字索引和汉语注音等问题，均已体现出文化现代性进程中语言规范化、科学化的内在要求。 但对于现阶段汉字究竟何去何从，《新青年》同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当时参与讨论的新文化人，除社会学家陶孟和明确反对以及胡适保持中立之外，其他人普遍对世界语比较赞同。不过，世界语毕竟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远景，在认同世界语的前提下，论者还是把目光更多地集中于现实的汉字改革，设想了若干种解决方案。在汉字改革问题上，陈独秀的主张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在民族和国家还不能彻底消灭的现时代，“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新名悉用原语，无取义译”。胡适、朱我农等人在理论上也比较赞成这一方案。也有人提出将来固然是世界语的天下，但用罗马字母拼写国语，既无注音字母的现成优势，又不似世界语那般具有前瞻性，并不具备可行性;最应当着力推广的，反而是1918年已由官方指定的注音字母。 在参与讨论的众多学人当中，钱玄同的表现极为活跃，值得关注。尽管今天学术界更多记住的是他倡导白话文时不遗余力的表现，但客观地说，他在此时期对汉字改革的重视和精力投入其实都超过了对白话文的重视和投入。首先，钱玄同发起并参与了《新青年》上几乎所有与汉字改革相关子题的讨论，贡献了多篇彰显专业水准的长文。正是这种具有学术水准的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对其他人产生了吸引力。其次，钱玄同不仅是上述话题的发起者，也是一位兴致高昂的“推手”。他在《新青年》上发文频率颇高，但多数以通信形式出现，这很能反映他的思维特点和在文化启蒙事业中扮演的“推手”角色。谈及此，还有必要提到钱玄同在新文化诸人中学术身份的独特性。作为国学巨擘章太炎的授业弟子，钱玄同当时在学术界已享有声名。他在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的文字学音韵课程深得学生好评，由该课程讲义汇集成的《文字学音篇》作为当时国内第一部音韵学通论性著作，也颇得时誉。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等人当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文学革命，但都认识到钱可以弥补他们在历史文献和文字音韵学方面的不足，因而对钱加入新文化阵营既意外又惊喜。钱玄同也确实没有辜负同人的期待，通过扎实的文献考证，在用典、诗韵等关键学术问题上屡屡与胡适、刘半农等人展开对话，施以援手。例如，钱玄同曾热情响应胡适发起的有关白话小说的讨论，在《新青年》第3卷第1号发表了《关于白话小说之价值》一文，胡适随即在第3卷第4号的通信栏中予以回应。胡适在回信中表示不赞同钱对《聊斋志异》、《金瓶梅》等白话小说的具体文学评价，但却“极佩服”他对自己用典举例错误的勘正及其在骈文、散文体例上的见解。在新诗韵律这个颇能体现古今学术转型的问题上，钱玄同也能发挥其音韵学专长。他在《新文学与今韵问题》一文中，很直接地指出了刘半农论诗韵中的多处学术“硬伤”。面对来自同人的批评，刘半农表现得相当折服，他坦承自己“在小学上面，简直一点钟的功夫都没有用过”，知今不知古，所以“做那篇文章的时候，只知现在的诗韵，在实用上很不相宜，在理路历史两方面却未顾到”。因国语统一事业而与钱氏结交的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后来也称颂其在文学革命中的表现是“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认可钱玄同此种学术形象的，不仅有新文化同人，还有年轻的学生辈。钱玄同以声韵名家身份加入为正统学者所轻视的文字改良事业，在学生辈眼中恰是值得称道的不拘流俗之举。总之，通过展现自己精湛的小学素养，钱玄同为白话文和汉字改革阵营注入了坚实的学术底气。 钱玄同的相关主张一直有反复变化。清末民初，他一心追随其师章太炎，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己任，主张严格恪守汉字“六书”之法，提倡复古音和写篆字，积极维护汉字的固有地位和书法体系。1916年由于受尊孔思潮和袁世凯复辟事件的刺激，他陡然从文化复古转向文化革新，从此确立了批判汉字和转向世界语的基本立场。钱玄同言辞激烈地否认汉语的价值，认定汉字拼音化的努力皆为徒劳，包括用罗马字母拼写国语亦是如此。钱玄同的上述言论无论在时人还是后人看来都很偏激。不过，偏激之外，他性格中着眼当下的务实特征也比较突出。1917年已加入国语研究会的钱玄同，在高举“汉字革命”旗帜的同时，其实还设计了应对现实需要的多轨制文字体系。在这套体系中，不仅保留了3000个左右常用的基本汉字，还有作为汉字注音符号的注音字母。钱玄同对注音字母相当关注，他与学人在《新青年》上的书信往来多集中在这一议题。他虽认为注音字母有诸多缺陷，但仍强调在汉文并未真正废除的现阶段，从规范国语注音的角度来看，注音字母可谓“大有用处”。钱玄同对注音字母的独特认识，与他对音韵学史不同一般的学术见解有关。他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字学音韵课程时，将论述重点放在《广韵》和由读音统一会讨论制定的国音字母——注音字母上，体现的是“注重之点，尤在应用方面，不以考古为重”的取向，这与当时通行的音韵学研究是完全不同的。 概而言之，《新青年》上的这场大讨论，既有对官方语文改革的回应，譬如发表了多篇探讨注音字母的学理性长文，亦展示了新文化学人在“再造文明”的冲动下对民族语言文字的批判态度和乌托邦式重构，从而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再次将已悬置的汉字拼音化议题带入公共舆论视野。但是，用罗马字母制造一种独立的汉语拼音文字，最初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方案出现的，即便在整体支持汉字改革的新文化阵营中也并未取得群体共识。 二、平台：国语运动之展开与国语罗马字派的聚合 如前文所述，采用罗马字母拼写国语作为一种改革主张在《新青年》同人中并未达成群体共识，而此种主张之所以在1920年后由民间走向官方，且支持阵营不断扩大，应当说与国语运动的顺利展开，尤其是国语统一筹备会和国语研究会等官方组织平台所发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1916年成立的国语研究会，名义上虽为民间团体，但因发起人为胡适口中的“教育部的老爷们”，使得该团体的实际活动已初步显示了官方与社会力量的互动。注音字母之所以在《新青年》上成为比较热门的话题，正是因为参与讨论的钱玄同等人均为国语研究会会员，而注音字母恰好是该会力推的对象。1919年隶属于当时教育部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成立，则是国语运动历史上的另一个重要事件。这个新兴的官方机构与国语研究会一起，促使高等学府的专家型知识分子与教育部当局密切对接，成为国语运动吸纳海内外学术力量的重要平台。其时，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专家们在国语建设路径上显示出了某种微妙的分化：一种是胡适所代表的依赖文学而相对轻忽语言标准化建设的文学家路径，一种是注重语音、语法、字典规范制定，以及力图用文字改革带动国语建设的语言文字学家路径。正是在后一种路径的支持者中，包含了日后提倡和研制国语罗马字方案的主力，他们分别是来自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教授钱玄同、刘半农，在欧美接受过语言学学术训练的青年学者赵元任、林语堂，以及已为国语建设事业运筹经年的教育部职员黎锦熙等人。在加入国语统一筹备会之前，钱、刘二人已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代言人，林语堂也已在《新青年》上亮相并与钱玄同有通信交流，而赵元任、黎锦熙则与新文化运动尚未发生真正关联。正是借助于国语统一筹备会所提供的交流平台，这些关键人物在观念上互相影响并最终结成了支持国语罗马字的学术共同体。 以国语罗马字方案的重要“鼓手”钱玄同为例，试作说明。对于钱玄同来说，1919年加入并担任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可谓他一生学术文化事业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开始以语言文字学家的身份，将国语标准化工作视作学术之外的终生“事业”，大量参与国音字典修订、国语常用词汇制定等专业工作，国语专家也就成为他的足以与早期的“小学名家”并重的另外一个重要身份标签。这一经历对钱玄同的学术道路无疑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从前文论述可知，在五四运动之前，尽管钱玄同已经加入国语研究会，但对该会着力推进的两项主要工作——确定标准语和推行注音字母，态度却表现得矛盾和游离。而且，客观地说，新文化运动中的钱玄同虽已颇具言论风彩，但并未在教育部主导的国语运动中发挥明显作用，蔡元培等人才是官方认可的核心人物。但是，在1919年加入国语统一筹备会，身份变为官方的“国语专家”，尤其是陆续参与到国语字音标准的制定工作之后，钱氏就不再如之前那般随意地否定国语的前景，而是将精力投入到国语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去，其地位和作用自然也日显重要。身份和立场变化导致的对国语合理性的认同，也使得钱玄同逐渐背离前期的主张，开始转向赞成制造独立的拼音化汉字。他在1921年的日记和1922年初公开发表的《〈高元国音学〉序》一文中，已多次表达要竭力提倡“字母化拼音文字”的决心。之后，他的这一理念，在与周作人、黎锦熙等友人的不断交流中日趋坚定和明朗，他对罗马字母拼音方案亦不再排斥。 国语统一筹备会和国语研究会的存在，使得会员中观念相近者声气相通，也就更容易达成共识，进而转化成实质行动。1922年国语研究会主办的《国语月刊》杂志组织出版的“汉字改革号”特刊，就可视作会员同人之间一次极为重要的凝聚共识的努力。这次特刊由黎锦熙和钱玄同共同策划。黎锦熙1915年开始担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1916年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在积极推动民间和官方沟通，扩大国语运动社会影响等方面，贡献突出。钱、黎在国语事业上的合作，同样结缘于国语研究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二人1917年结识于国语研究会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之后多次共同参与国语统一筹备会相关活动，在事业上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在1922年左右，黎锦熙也开始较为明确地支持汉字拼音化，并将国语宣传的重心由注音字母转向罗马字母拼音方案。1922年以国语统一筹备会名义向教育部提交的《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就由黎锦晖提案，钱玄同、黎锦熙等人连署。 《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邀约的主要作者，几乎均为国语统一筹备会或国语研究会的会员。就内容而言，“汉字改革号”也涉及到了国语字母、汉字简化方案等问题，但主题显然集中在汉字罗马化的宣传和探讨上。专号中最有分量的几篇长文，包括钱玄同的《汉字革命》、黎锦熙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和《词类连书条例》、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研究》等，均系作者为了配合此次讨论而特意撰写的论文。这些长文连同作为附录出现的傅斯年的旧文——《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均以一种相对学术的方式，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论证了汉字罗马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堪称民国时期提倡汉字罗马化的经典文献。就专业的学术贡献而言，上述诸人中最值得注意的显然是赵元任。早在1915年，赵元任就已在留美中国学生会年会上宣读《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方法》的长篇论文。1916年他又与胡适合作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标题为“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的系列文章，严肃地讨论过罗马字母拼音问题。此次“汉字改革号”刊发的《国语罗马字研究》一文，提出了若干国语罗马字方案的拟制原则，体现出深厚的语言学素养与丰富的历史、社会常识的结合，从技术层面奠定了国语罗马字的基本面貌，其中的一些关键性主张更为现当代汉语拼音教育实践所验证和采纳。 与此同时，钱玄同和赵元任各自制订的国语罗马字草案，也第一次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进入公众视野。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另一位会员，尚未开始向文学家转型的青年学者林语堂，也在赵元任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正方案。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胡适、周作人、蔡元培等人作为国语研究会中的知名文化人代表，也受邀发表了意见。尽管他们对汉字罗马化的态度并不如钱、黎等人坚定，甚至有所保留，但从负责编辑工作的钱玄同特意将胡适的短文作为“卷头言”刊出，就能看出明显的借重之意。在“汉字改革号”出刊不久，钱玄同即向当时的教育部提交了《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并很快获得通过。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内由此正式增设“国语罗马字母拼音研究委员会”，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黎锦晖、汪怡、林语堂等11人担任会员。这说明，国语研究会所代表的社会团体的声音，很快就转化为了体制内的行动。“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的成立，也宣告了国语罗马字的相关研究真正成为了官方所认可的国语运动的一部分。两年后，即1925年，这个委员会中的主要成员，加上刚从法国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归国的刘半农，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名为“数人会”的小型学术团体。正是这个小团体以赵元任的方案为蓝本，在一年之内“参稽试验，稿凡九易”，促成了第一个罗马字母国语拼音方案的正式出台。 三、国语建设的现实进展对国语罗马字运动的积极促动 钱玄同在1923年发表的《汉字革命》一文中曾这样高声呼吁：“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 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这段口号式的宣言虽然显得武断，但却是为国语罗马字派所普遍接受的逻辑，道出了创制者对国语运动历史语境的充分自觉。确实，相比晚清的切音字运动，国语罗马字所表征的汉字拼音化实践，除了诉诸反传统和创造现代国民文化等新维度之外，还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语言统一运动——国语运动的推进关系密切。在历史学者新近的学术论证中，二者之间的历史关联，主要体现为新兴国语和白话文中复音词的大量增加，更加严密的现代汉语语法的建立等，这些支持拼音文字的现实语言条件的出现或成熟，为汉语拼音化的论证提供了新的策略。这种分析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笔者看来，除上述因素之外，为已有研究所忽视的其时国语建设所面对的真实危机或契机，同样影响到了“国语罗马字”的历史进程。 首先，应对外来语的翻译引起的汉语危机，是国语罗马字派提倡拼音文字的重要动力之一。晚清以来，在大规模引入西方学术文化和中西语言深度互动的过程中，汉语不敷使用的语言现实与对引用西方语言可能损害汉语主体性和自足性后果的隐忧，引发了不少文化精英内心中的文化焦虑。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与西方语言文化的输入急剧增加同时发生的，是知识分子对国语词汇和单薄感觉的强烈化。面对这种困境，白话和国语支持者多数赞成从外国语中不拘一格地吸收语汇，以西化的方式缓解语言危机。然而，引入外来语又直接引发了翻译问题。意译和音译究竟孰优孰劣？客观说来，外来新事物新名词一时找不到对应的汉语词汇翻译，意译与音译混乱不统一的现象严重（如林语堂所言是“极端胡闹译法时期”），例如“Democracy”同时被译为“德谟克拉西”与“民本主义”，“Inspiration”被译为“烟士披里纯”与“灵感”，“Bolshevik”有“布尔札维克”、“宝雪维兹”和“过激党”等多种译法，这些现象也的确不是新文化人臆想出来的困难。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者在了解专业知识时甚至只能完全依赖西文书籍，也是事实。一度完全不看好国语前景的钱玄同曾这样焦虑地发问：“汉字竟能完全改用拼音，然要请问：新理、新事、新物，皆非吾族所固有，还是自造新名词呢？还是老老实实写西文原字呢？”自国语罗马字派观之，翻译问题上的争议其实有着简单又彻底的现成解决办法，那就是将汉字置换为罗马字母拼音，大量且直接地引用西文原文，由此省却转译的不准确和繁琐。钱玄同主张“新学理新学术”的输入径直采用音译，赵元任申明“我们要用字母文字，其中一个大好处就是可以借用文字快快地输入别国文明的特色来增富我们底文明”，以及林语堂提出罗马字“能使译名问题自然解决”、“便于行文中引用西文，采取西语”，就都承认这一逻辑。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思路其实不无过度焦虑后的短视，心态相对淡然的林语堂就认为用罗马字母翻译外来语固然有其优势，但翻译的混乱也不是非要用这种方式才能解决，如果愿意下功夫也可以整理出一套适合汉字翻译的规则。 其次，在外国语之外，对方言的再发现也为当时的拼音化论证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论据。“为了补救国语的贫乏”，从“民众的巧妙的圆熟的活语言”也就是方言那里吸取新资源，这一主张得到了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新文学主将的普遍认同。更关键的是，方言作为一种现成的语言资源，还实实在在地参与到了白话文学的书写和国语的创制实践中。明清以来的方言白话文学摆脱了以往不入流的境地，在白话文和国语运动的刺激下被重新激活，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北京方言和吴地方言文学作品，如清末旗人作家文康所撰《儿女英雄传》、韩邦庆所撰《海上花列传》、张南庄所著《何典》，更是受到了新文学阵营的热烈追捧。这些不同时期的方言文学作品，将在传统汉语书面语中非常稀见的方言词汇带到了大众读者面前，将原本流行于一隅的方言俗字变成了超越地域性的“国语”，成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常用词汇。此类现象并不少见，例如吴语中的“煞有介事”、“尴尬”、“一塌刮子”，北京方言中的“压根儿”、“寒尘”（现写作寒碜）就都是伴随着这一时期的语言运动开始流行的。但是，用既有的汉字来拼写方言仍有着明显的局限，因为方言作为活语言，最重要的就是语音，而大部分方言是无法用汉字来正确表音的，即便是可以用汉字来书写的那部分方言也就是所谓的方言俗字数量也较为有限。至于某些在本地区流通广泛的方言文字譬如粤语方言，通常很难被纳入正统的汉字书法体系。再加上方言俗字也多借助训读字、假借字等“因音通假”形式，整体仍是在强化汉字的表音性能。当时，不少支持拼音文字的人已经注意到，各地土语中有许多同音异义的词，例如北京土语中的谚语“套着喂吧，不用卸了（谢）”、“老太太喝豆汁儿，好稀（喜）”，这些同音词都是流通于民众中的日常用语，在口语交际中并没有造成含混和不便。在他们看来，被文人雅士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在民间通行的俗字或“白字”，其实已暗示了一条通往拼音文字的正道，而且这一现象还说明用文字来记录口语的时候，只需要准确地记音即可，并不是像小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必须要通过形体不同的汉字来区别意义。总之，用拼音文字来书写方言，对国语运动专家来说是一种可能性极大因而也很有诱惑力的一种文化前景。 与新文学运动关系密切的歌谣运动，则成了用拼音文字记录方音的鲜活例子。歌谣原是方言的诗，在征集各地歌谣的过程中，方言作为民间文化载体和国语文学补充的价值，得到了运动参与者的充分认可，与歌谣研究紧密结合的方言调查活动也由此顺利开展。但是在歌谣搜集和调查方言的过程中，方言有音无字无法用汉字正确写出的困难，汉字无法展示方音独有的地方风情的遗憾，都开始变得引人注目。董作宾就感叹如果写汉字不注出方音，那么歌谣读起来“只是呆板干燥的意义，却一点也感觉不到他那活泼有趣的声音”。歌谣运动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吴歌甲集》出版时，俞平伯、孙伏园、钱玄同一众新文学支持者为其作序，无不是从方言文学的角度展开。为了克服记录的困难，学者们开始自发地用各种音标来记录歌谣和方言。面对记音混乱的局面，学者们很快意识到，选择一种统一的注音系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也有助于更好地呈现歌谣的原始文学意涵和发挥方言今音的语音学、历史学研究价值。于是继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表《歌谣与方言调查》一文，首先提倡用罗马字母记音之后，董作宾、钱玄同、林语堂、黎锦熙、魏建功等语言文字学者也分别在该刊撰文，就歌谣的标音方式提出设想。综上，歌谣研究和方言调查活动，实实在在地展示了拼音文字记录活语言的优势，更加强化了现时代文字与声音而非传统的形义联系。这与国语罗马字的中心思想恰相一致，于是参与歌谣运动的国语罗马字派的一些主力，也就不失时机地对拼音文字的优势加以强调。例如以语言学家身份亮相的林语堂在方言调查中贡献突出，他十分明了“语言的实在生活是寄存于俗语中”，故“应注重俗话而略于字音”，于是在讨论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罗马字母记音之长处。黎锦熙在《歌谣纪念增刊》甚至直接地就将主题从歌谣标音转向了拼音文字问题。 总之，这一时期无论理论还是现实层面，似乎都在表明如果真要实现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所期望的“国语用词绝对自由”，使古今中外之语、文言白话、官音土话皆可纳入，那么使用拼音文字似乎是一条可行的途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拼音文字书写外来语和方言作为充实国语的一种手段，在钱玄同、徐炳昶等人的写作中已得到了积极的实践。以钱玄同为例，1920年以来他在日记和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曾大量地使用注音字母来拼写外国语、方言和汉语语气词④。关于在汉字书写中夹杂使用注音字母的原因，他在《国语周刊》上亦有所解释：“至于我们的文章里常常写注音字母代替汉字的缘故，有些词无汉字可写，有些词儿写汉字则读音不能精确，有些词的汉字不习用，印刷不便。‘我们对于寻常的字’，有时也想用字母代替汉字，这是因为我们不承认中国话非汉字不可。”结合钱氏文章中使用注音字母的具体情形来看，可以说最急切拥抱西方文化和白话书写正处于不稳定状态的特定时期，拼音文字确实满足了当时语言建设的某种现实需求。 综上，国语文学和歌谣运动的现实进展确实彰显了拼音文字在记录口语方面的优势，问题在于，如果据此实行拼音文字，就真的能实现钱玄同等人所期待的国语用词自由吗？答案恐怕并非如此。事实是拼音文字反过来也对白话文书写提出了严格限制，而这种限制在传统汉字书写中几乎是不存在的。1919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回复陈颂平所提白话文是否经济的提问时，曾很明确地指出，汉字的表意性使人们养成了一种能省则省的书写习惯，并不太顾及文法的周密与否，即便在文言改成了白话之后这一弊病仍然存在。他还进一步指出，推行表音的拼音文字，即是对这一弊病的根治，因为拼音文字必须完全遵照基于口语的文法，正所谓“字母既比‘不象形文字’（指汉字，笔者注）要容易写，写拼音的文字必须一个复音名词连写，几个名词分写，又有极显明的文法，否则则无从明了”。1921年钱玄同在日记中又写道：“中国的语体文完全告成，必在废弃汉字改用拼音之后。现在的语体文仍是古体文之变相，其中单音之词甚多，省略之字亦多（如‘的’字、‘和’字等），其故由于写了汉字虽较文较简，原无妨碍，自然大家都偷懒不可多写了。例如‘示悉’两字，写了汉字自可明白。”语体文中单音词和省略之字多，这本是正常和自然的语言现象，并不会造成任何阅读障碍;然而，钱玄同从拼音文字的角度来看，就会认为单音词和省略字会造成语意分歧，故将当时的语体文批评为“古体文”之变相。显然，他理想中的现代语体文完全以能否造就拼音汉字作为标准，这实际上是要求语言来迁就文字。赵元任在宣传国语罗马字时，则更彻底地贯彻了这一逻辑。他写道： 别怕写白话。……是因为现在一般的白话文，靠着有汉字的鬼脸儿，还可以不管说的明白不明白，只要汉字‘写’的明白就算了。拿这种文字改拼成了罗马字，哪怕是里头的词类都没有跟别的词同音的，还是没有真正拼音文字的味儿。真正白话的好处待哪儿呐？就是因为曾经有过这么些人用了它这么些年代，凡是听了不容易明白的词，早就丢了不用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虽然用不着说，非用顶白的白话不可，但是至少可以说写拼音文字的时候儿咱们得要拿顶白的白话来做个标准。 拼音文字必须书写“顶白的白话”才能让别人看得懂读得明白，贯彻这一逻辑最终就会完全模糊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二者的区分。国语罗马字派的此种口语化思路至少在小圈子内产生了影响，就连顾颉刚都向《国语周刊》建议多邀请说书先生作顾问，因为“他们最讲究说话”②。之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拉丁化新文字派对五四白话文的批评，就是对这一口语化思路的继承和发挥。书写“顶白的白话”是拼音文字对书写语言所做的箝制，因为在一般的白话文写作中，由于有文字的表意性做托底，书面语只需大体合乎现代语法却不必完全遵照口语来书写，实际保留了较大的自由书写空间。白话文完全可以兼容各种单音词或不那么通俗的雅语，甚至文白夹杂在新文学写作中也十分常见，而且也是一种相当增色的表达方式，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综上所述，如国语罗马字派当时所观察到的，国语的发展确为拼音文字的发展提供了现实语言条件，但他们因此就认为拼音文字反过来也有助于解放国语，使国语完全被自由而真实地书写，这只能是一种过度乐观的想象。实际上，国语罗马字与国语之间，既有互相成全的一面，也有互相限制的一面。 四、与其他注音方案的竞争：尴尬的“国音字母第二式” 尽管国语罗马字派均坚信用罗马字母来书写国语乃历史的必然，但就具体的语境来看，该方案的制定实际上还有着相当务实的一面，那就是力图满足用罗马字母为汉语注音的强烈现实需求，也就是承认其在现阶段作为注音符号的身份。 用罗马字母为汉语注音的现实需求体现在诸多方面。例如，从语文教育来看，自1920年国语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后，采用现代注音方式以便普及国语的重要性已为各界反复强调。自国际交流而言，伴随着晚清以来外交和文化领域中外交流的不断增多，制定合适的汉语注音系统也已显得相当有必要。其一，中西海通以来，由于交通密切，已形成了“税关、邮局、公牍、报章、人名、地名必经西译”的情形;其二，在中西学术文化的双向交流中，一方面中国典籍和文化专有名词的对外翻译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仍相当混乱，另一方面，西文词语的音译极为普遍，所谓“迩来东西文化，互为灌输，西文著述，称名愈广，人地而外，专名术语，亦多音译”，而自然科学的译介和传播尤其依赖西文原文。总之，在一个中外交流频繁且形成了强势的西方标准的时代，采用罗马字母为汉语注音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化现实。1923年钱玄同向国语统一筹备会递交的《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以及1926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发布的公告中，均把“增进国际谅解”列为推行国语罗马字的重要原因，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正是因为汉语注音的现实需求是如此突出和强烈，所以在国语罗马字诞生之前，不仅国语教育层面已经确立了注音字母的合法地位，在中外交流中也早就自发形成了数种罗马字母汉语注音方案。只不过，由于官方的注音字母与民间通行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在符号形式和拼法体例上均不相同，所以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汉语注音方案。 从现实影响和地位来看，已取得法定资格的注音字母堪称国语罗马字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本来，由于民国初期教育部主导的国语统一工作一直默默无闻，读音统一会在1913年拟定的注音字母也就只能束之高阁，但之后伴随着国语运动的勃兴，注音字母因此重获教育机关的重视，开启了合法化历程。1918年底教育部向社会正式公布注音字母，1919年颁布了用注音字母标注的国音字典。1923年制订的《小学课程标准》当中，国语科应当“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的规定，使得注音字母作为国音统一的工具正式进入国语教科书。 注音字母自问世后一直毁誉参半，而国语罗马字派则对注音字母有大量直接而尖锐的批评，这也是他们为了让自己所支持的方案走向合法化的必须之举。首先，就表音功能而言，国语罗马字派比较一致地认定注音字母不能完全表达现有的国语音素。在1922年发表的《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一文中，钱玄同曾犀利地指出，注音字母所表之音与国音不尽吻合，一方面包含着国音中用不着的字母，一方面又不能覆盖国音中全部音素，无法完全地拼写出全部国音。由于注音字母规范的主要是汉字读音，其包含的语音确与实际国语语音不完全重合，钱氏的上述批评显然属于有的放矢。其次，从符号形式来看，在主张西化的新文化人眼中，注音字母不过是比肩日文的平假名，而罗马字母则有着更明显的国际化优势。此外，国语罗马字派还有一种批评共识，即认为注音符号并非独立的拼音文字，且竭力从这一点上将其与国语罗马字区分开来。例如，黎锦熙就认为注音符号看似是“主音”的，但其实是“主形”的，原因在于注音字母不像国语罗马字对书面语言的语体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也不像简体字那样要“侵犯汉字的本身”，如果单独使用，只能表音而无法清晰表意，从功能上讲只能算作单纯的汉字注音符号而非独立文字。 但是，钱、黎二人均为国语统一筹备会成员，黎锦熙更是任职于教育部的科员，完善和推广注音字母可以说是他们的分内职责，因而他们对注音字母虽不乏尖锐批评，但另一面又对当时教育部推广注音字母的政策予以积极支持。20世纪20年代初黎锦熙曾在各地的公开演讲中多次宣传注音字母，在1925年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公开反对国语运动之际，他又在公开言论中用迂回的方式捍卫注音字母。作为“汉字革命”阵营最激进的先锋，钱玄同对注音字母更始终保持了一种“物尽其用”的务实态度。他不仅在著述和日记中频繁地使用注音字母，而且还屡屡呼吁全力推广之，以发挥其在过渡阶段的教育价值。1925年，钱氏还从民众教育的实用主义出发，亲自制定了《苏州注音字母草案》。 至于其时在国际社会上最为通行的两种罗马字母汉语拼音法式，一是19世纪60年代左右主要由英国外交公使、汉学家威妥玛和翟理斯发明的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Wade System），一是在1906年清末帝国邮电联席会议上获得通过，主要用于拼写中国各地地名的邮政式（Postal System）拼音，后者是前者的变体。国语罗马字创制者对这两种方案都不满意，甚至毫不客气地抨击二者“流弊良多”。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其一，威妥玛——翟理斯式拼法和邮政式拼音均出自西人，相当程度上依据西方人的发音习惯制定;其二，这些方案制定时中国尚未有统一的国语，所以威妥玛拼写依据的是当时的北京语音，而邮政式方案在拼写各地地名时官音、方音混杂，拼法非常驳杂。例如将厦门拼成“Amoy”，广东拼作“Canton”，北平拼为“Peking”等等。其三，西人制定的罗马字母拼音法式虽只是大同小异，但各有其相对独立的应用领域，拼写规则也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这些既不贴合现代国语拼法又不太一致的罗马字母注音方案在中国和国际上被广泛使用，国人居然把此现象奉为天经地义，这就难免要激起国语罗马字派学者的不满。当然仅从钱玄同个人来看，其心态也是复杂的。1925年，他尚表示中国的音韵学，“绝不能‘驾乎近代欧西韵学之上’”，还说中国人要有像样的音标和文字，只有“‘倾向外洋玩意儿’之一途”。从具体的学术实践来看，他在扎根传统音韵学的基础上，也一直高度关注并不时汲取西方语音学的方法，这体现了他一贯的开放心态。但是他对于国人在学术问题上盲从西方的浅薄做派，则又极为愤慨。1928年钱玄同与黎锦熙联名向教育部抗议国立北平大学英文译名事件，就相当激烈地表达了他抵制西方文化侵略和谋求民族平等的情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钱玄同在致当局的信中，还非常严正地表达，国语罗马字不过是国人利用世界化的符号来发展汉语，其落脚点乃在于发展中国本土的语言和文化，表现出了彻底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1931年他仍余怒未消，谴责国人“因为洋大人这样写的，便也‘钦此钦尊’的照写，这是何等可耻的办法!”此种愤慨背后，其实也彰显了一位深谙传统音韵之学的中国学者，面对“留华西人竞事规定，华音字典层出不穷”现象时的强烈学术自尊和自信。 由“数人会”成员集体议定而成的国语罗马字方案，整体上体现了当时中西学术文化密切互动的时代特色。当代语言学者认为，一方面，受过欧美语言学训练的赵元任、林语堂、刘半农等人，能够在吸纳西人方案长处基础上大胆突破，在国语罗马字制定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另一方面，钱玄同、黎锦熙等学者又能发扬其擅长的小学专长，使得最终定型的方案能够“更符合我国传统的音韵学”，“更显示我国语音的系统性”。值得注意的是，与当前学术界看重国语罗马字字母形式成熟和表音功能健全的技术优势不同，创制者们往往不会脱离国语运动去审视这套方案。例如黎锦熙的评价首要就是指出：“国语罗马字既有依据文法之‘词类连书’，又有区别汉语中固有的声调之拼音法式，又认定一种方言为标准，使文字仍不失其统一性”。这种关注重心的差异也提醒我们，国语罗马字创制者为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所做的基础性工作，包括确立辞类连书法则、坚持标注声调和编订《国音常用字汇》等，都是在造就“真能代表汉族语言的新文字，建立汉族语言‘统一的标准’的新文字”这一目标下的自觉行为。国语罗马字派用文字推动现代汉语的高度自觉，与注音字母仅着眼于谋求字音之统一，两者宗旨可谓大异其趣。 尽管国语罗马字方案确实有着明显的技术优势，但议定后北京政府教育部一直不予正式通过，“数人会”曾拜托梁启超赴部请托亦未果。官方的顾虑显然在于注音字母已“珠玉在前”，国语罗马字的出台似乎不那么名正言顺，何况当时钱玄同、黎锦熙等人经常公开鼓吹国语罗马字将取代汉字的必然前景，这种颇有争议的言论对国民政府教育部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压力。在此种情势下，国语统一筹备会不得已只能在1926年以非正式的方式自行公布。一直到1928年都密切关注国语运动的蔡元培掌印南京政府大学院之后，该方案才得以通过并正式向全社会公布。然而，大学院公告所正式认可的，仍是国语罗马字的注音功能，即“可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以便一切注音之用，实于统一国语有甚大之助力。”国语罗马字几经周折才得以合法化的过程及其定位，充分说明了当时教育部在汉字改革问题上的取向。 此后，赵元任等人在面向公众宣传国语罗马字时也很配合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定位，强调其只是“用罗马字母来拼中国国语的一种拼音法”。由钱玄同耗费十年精力编纂而成并于1932年正式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同时采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种记音方案，体现的也都是国语罗马字的注音功能。可以说，尽管“数人会”成员倾注了相当的精力，使国语罗马字获得了合法地位，但其现实处境仍相当尴尬。首先，在翻译、通信、交通等国际交流领域，体现西方人发音习惯的威妥玛方案始终占据着强势地位，国语罗马字没有取而代之的可能。如果考虑到《汉语拼音方案》也直到1982年才被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定为汉语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则国语罗马字的尴尬境遇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其次，就当时国内的汉语音标使用情形而言，国语罗马字也难以撼动“注音字母”的稳固地位，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加大了对后者推广力度的情形之下。最有可能支持国语罗马字的高等教育界和当局对其价值亦无真切认识，这从前文所述1928年国立北平大学译名事件中已不难看出。就社会影响而言，国语罗马字虽试图融入民众教育，曾在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和陇海铁路的工人中有过小范围的实验，但其在普及教育方面堪称收效甚微。 在国语罗马字经政府正式公布后不久，由左翼文化人创制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也在20世纪30年代成型。与国语罗马字的学院派气质截然不同，拉丁化新文字民粹色彩鲜明，带有极强的颠覆气息。国语罗马字方案的官方性质、精英气息这些为该方案创制者引以为傲的特质，恰恰都成了拉丁化派嘲讽和批判的对象。当然，反过来，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国语罗马字派，多数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意识形态性的拉丁化运动自然也是极为不屑和敌视的。钱玄同就激烈谴责拉丁化运动明显“乃为传播‘主义’而来”，认定左翼文化人“机械，无理智”，“断断乎不肯在语文学理的范围内来平心讨论”，所以大众语论战之际面对拉丁化派的进攻，他选择了固必深拒的姿态。与钱玄同更愿意从启蒙立场来定义国语运动不同，官方色彩更浓的黎锦熙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地在国家意志与社会行为之间做出切割，极力撇清国语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正是这种代表体制的自觉意识，促使黎锦熙站出来回击左翼文人对国语罗马字的批评，竭力捍卫其作为国定拼音法式的地位。此外，在同年出版并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的《国语运动史纲》一书中，黎锦熙再次旗帜鲜明地批判拉丁化运动“只在主义上做文章”，反复申明国语罗马字派的“技术”立场。国语罗马字的技术立场为它赢得了学术界的支持，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泛政治化的时代思潮面前，完全拒绝与任何主义和政治挂钩，结果只能是在社会宣传上处于明显劣势，就连对国语罗马字学术优势绝对自信的黎锦熙，也只能无奈地承认自己所支持的方案在争夺知识青年的宣传战中完全败给了拉丁新文化一方。 结语 本文的研究揭示，与晚清的切音字方案和20世纪30年代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相比，国语罗马字的诞生及其合法化有着特殊的历史契机——它是新文化运动和国语运动合流的历史产物。《新青年》上有关文字改革的探讨，折射的是新文化人共有的一种深切的汉语言危机或者文化危机。但是，这个话题之所以能一直保持热度，“小学名家”钱玄同的“推手”作用不容忽视，他的加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字改革”向来被正统学者所轻视的局面，也为白话文阵营注入了学术底气。但是，国语运动这一国家性文化工程的展开，才是促使汉字拼音化从理论落实为实践的关键。首先，这场运动为汉字拼音化作了人事的准备。伴随着国语研究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的相继成立，有意于汉字拼音化的语言文字学专家得以从分散走向聚合。其次，外来语翻译的困难与混乱、方言文学被重新激活，以及歌谣运动中大量标注方音的实践，这些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出现的语言现象，确实显示了表音文字的优势，强化了文字改革家那种采用拼音文字可以更自由地书写国语的信念。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国语罗马字的创制顺应了中国书面语言由文言转为白话的历史趋势。 然而，由于独立拼音文字的创立必须以书写口语为前提，所以当它提供了某些汉字所没有的书写自由的同时，又反过来对书面语言的表达提出了诸多限制。正如当代语言文字学专家所论证的那样，汉字与汉语书面语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符号系统，汉字系统不能简单地替代汉语系统。因此国语罗马字试图让汉字完全附属于汉语，实际上是要模糊掉两个符号系统的区别。在这一意义上，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汉字拼音化的踯躅难行，恰恰证明了表意性强的汉字，在书写汉语方面有其难以替代的优势。 当然，国语罗马字之所以被官方认可，倒不在于该方案可以完成创制者念兹在兹的解救国语的使命，而是缘于其满足了当时国语注音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现实需要。采纳国际通用字母形式又更贴合汉语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弥补和增进了汉字的注音功能，是包裹于偏执的汉字拼音化思潮中的合理成分。尽管由于国语罗马字的合法化是以承认注音字母的既有地位为前提的，这就使它失去了发挥作 用的应有空间，导致其在民国时期一直处境尴尬，但是，若从长时段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所确立的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基本语文政策，倒显示出与国语罗马字方案的明显历史继承性。从技术形式看，1958年颁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全国通用《汉语拼音方案》，不仅采用了与国语罗马字相同的罗马字母形式，而且有一半的声母和韵母均采自该方案。从功能来看，《汉语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字注音和普及普通话，这与国民政府时期对国语罗马字的定位也是大体一致的。这种文化继承性，正可视作该方案曾经促进现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某种证明。 （本文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