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明
【英文标题】A Comment and Analysis on the Researches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the New Period
【作者简介】王先明，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天津 310007）
【内容提要】 20多年来，社会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经历了学科复兴、体系建构和稳步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为：区域社会史成果突出，其理论研究也日趋深化；近代乡村史研究方兴未艾，走向深入；新理念下的社会性别史引人关注。对于传统的中国近代史学科而言，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突破教条，重构体系；汲取新知，更新方法；三大转向，完成转型。跨学科的交叉渗透、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汲取，为社会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深广的学理基础和诱人的前景。
【关 键 词】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历史进程 新走向
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史内容进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20多年来，社会史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方向，并从一定意义上改塑了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在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及其发展趋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三个发展阶段
1986年10月，由南开大学、天津人民出版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共同发起，在天津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这次会议大致上可以看作学术界有计划地恢复社会史研究活动的开始。会后《历史研究》集中刊发了一组讨论“中国社会史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论文，并且还发表了《历史研究》评论员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震动和反响。这标志着中国历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新转向。当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是倡导和推动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力量。由此开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日渐兴盛繁荣，成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最令人瞩目和最富于活力的方向。概括起来，2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1.学科复兴阶段(1986-1990年)
1986年10月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召开，宣告了中国社会史学科的诞生。此后，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不间断地举行每两年一届的全国性研讨活动，使得社会史研究稳步扎实地持续发展，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所，先后组织了一批社会史研究课题，或建立了研究室，不少高校开设了社会史课程。社会史学科开始获得学术界的基本认同而得以复兴。
1986年至199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社会史丛书4种。1989年起浙江人民出版社与南京大学合作，前后历时7年，组织出版了中国社会史丛书全套20种。据粗略统计，仅1986年至1994年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图书就有120多种，同期发表论文700多篇，其中中国近代社会史240篇。
总体而言，在社会史复兴的第一阶段，其成就主要体现为对于“社会史学科对象及其研究范围”形成了相对的共识。1986年10月“中国社会史研讨会”的主题是围绕着社会史学科的基本问题展开：即“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以及若干属于社会史研究范畴”等。这次会议将社会史定位成专门史或一个流派，在研究方法上提出要借鉴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可以看作学术界有计划组织和推动社会史研究活动的开始，对重建和复兴中国社会史研究工作意义重大。其后三次学术会议，虽然主题略有不同，但对社会史研究对象、社会史的学科特征和研究方法的关注仍很强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持续到90年代初，它也构成了这一阶段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成果可以概述为几点：
第一，认为社会史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亦即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人口社会、社会生活方式、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认为社会史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因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史学研究应当注意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因而，由此延伸出来的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种种人际关系都应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
第三，认为社会史的专门研究领域是社会，即不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此种观点认为，社会史的内容应当包括三个层次，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近似的观点认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环境、社会构成、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方面。
第四，认为社会史不是一个特定的史学领域，而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路径，亦即一种“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的史学范式。
第五，认为社会史是以“人”为轴心的历史。它应当注意自觉地造就人，准确地把握人，真实地再现人，合理地批评人，强烈地感染人。还有人指出，社会史以“人”为核心，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作为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整体意义的人的历史的演变。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学术界至今也还未能达成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在学科理论层面上形成了大致认可的范围。通过对社会史定义、研究对象和范畴的阐释，在广泛争论的基础上，学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专史说”、“通史说”、“范式说”、“视角说”等观点，由此掀起了社会史研究的一次高潮。上述问题的提出和争论，对于推进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体系建构阶段(1991-2000年)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呈现更加强劲的势头，专题性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成为成果丰硕的学术方向之一。如关于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就有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李世瑜的《现代华北秘密宗教》、濮文起所著《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等著作的出版。在近代社会生活和社团研究方面有严昌洪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等著作；在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史方面有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贺跃夫的《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等著作。1998年前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等，也相继出版社会史丛书近20种。似乎可以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走向繁荣的阶段已经开始。
虽然专题性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颇多，但真正对于学科发展具有影响意义的，却是社会史学科体系研究的成果。1992年《中国近代社会史》(乔志强主编)出版，同年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也出版。其后，龚书铎主编的8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问世。这些著作的出版，为当时的社会史研究划出了一个相对明晰的研究范围，并且把理论架构与史实相结合，使社会史的学科特征得到相对完整的体现。它们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
《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提出了社会史的学科体系，认为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等”。与《中国近代社会史》所持专史说不同，陈旭麓则提出社会史实际上就是通史，他认为“经济史、文化史毕竟以专史为归属，其议旨和范围都有限度，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这一阶段社会史学科体系研究呈现出以下一些特色：第一，在研究时段上，大多选取了变化剧烈的近代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近代社会史在中国社会史复兴与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建构，更多地借鉴和运用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学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史学特征的失落。第三，近代社会史理论构架虽有分歧和特点各异，但从总体理论构筑上却有惊人的相似性。首先，都是以“社会”来观照内容，并把近代社会史析分为三个方面，并赋予其具体的内容。其次，都是从历史上的社会(横断面)而不是从社会的历史(纵剖面)来确定整体的理论体系。对此，我称之为“三板块结构”，即近代中国社会嬗替变迁的总体历史进程，在“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职能(或社会意识)”的“社会学化”理论体系中根本无法凸现，导致社会史变为了“社会学的历史投影”。这等于是从三个侧面表现的历史的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历史”。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架构具有将社会学理论简单移植的倾向，这导致了历史学的社会学化的趋向，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
3.稳步发展阶段(2001年之后)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的讨论，在上世纪末已经趋于消寂，不再成为学界关注的话语。学术研究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专题社会史方面，或者说更着重于问题意识的凸现和新领域的开拓，由此推动着中国近代社会史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就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而言，当可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问题意识的突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更加突出问题意识。这是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成为共识：即不再继续讨论宏观性的学科对象和范畴，而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使社会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1998年苏州第七届研讨会将“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确定为会议主题；2002年上海会议主题为“国家、地方民众互动与社会变迁”；2004年厦门会议主题为“仪式、习俗与社会变迁”。社会史学术讨论会的“问题”的凝练，使得全国学者能够相对集中地从不同角度和知识背景对同一问题展开研究，相对而言，既可避免学术研究中的“自言自语”(即因为学术话语不同，研究课题不同，无法展开讨论和对话——社会史学界称之为自言自语)，也能促使研究课题的深化。而且这些“问题”的集合事实上就揭示着社会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的历史进程。
第二是研究领域的扩展。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盛、近代城市史、乡村史以及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发展等，极大地扩展着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领域。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社会史学界开始注意研究基层“社会空间”的构造及其转换问题，以区别于以往史学界对上层政治空间与制度安排的单纯关注，使社会史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实现了“区域转向”。“区域社会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流，在学术界约定俗成地出现了诸如“华北模式”、“关中模式”、“江南模式”、“岭南模式”等等的研究范式。
第三是历史人类学的兴起。随着社会史的深入发展和区域社会史的兴起，人类学的方法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具体研究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勒高夫曾在《新史学》中指出历史学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新史学的发展“可能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实行合作”。勒高夫称之为“历史人类学”。一批中青年学者一方面开始注意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体系和学术范畴；另一方面，重视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它标志着人类学与历史学，尤其是与社会史学科整合的一种努力。
二近代社会史研究新走向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后进入持续稳定的发展状态，其研究领域和选题呈现着日趋强劲的走势，其研究理论和方法在某些方面也走向成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为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做出了新的学术贡献。它所呈现出的时代趋向主要是：
1.区域社会史研究成果突出，其理论研究也日趋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区域社会史研究日见繁盛，并呈现出中国社会史研究路向选取的区域化特征。区域史研究成果的丰富多样和千姿百态，对于史学研究传统取向的转换、研究问题的深入展开和基本研究格局的改变，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因而，区域史研究构成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方面。
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是较早的有代表性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专著。王著分别从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人口、耕地与粮食，农村经济与农业发展，区域贸易与市场网络，手工业与工业，政治结构与地方社会秩序，新旧教育体制的变动，社会组织及其功能的变化，社区、社会阶层与社会生活，传统文化与近代意识等方面，对这一区域的近代化进程作了整体的研究。江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成果相对集中，段本洛的《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版)、马俊亚《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小田的《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等，分别从区域—经济社会的现代演变、乡镇社会转型进程方面，对近代江南区域社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李学昌主编的《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也是特色鲜明的著作，它从历史典籍、民间文献与实地调查入手，围绕社会变迁的主要层面和变数，追踪和描述了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轨迹，并提出了区域社会变迁的理论认识。
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也是近年来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乔志强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苑书义等人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郑起东著《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作，推动着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入。苑著主要立足于经济因素，从农业与农村、城市经济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的变迁几方面入手，探讨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郑著则从专题展开，从农村权力结构、社会组织、国家对农村的征派、农村经济生活要素、农民物质生活状况方面讨论了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变迁问题。相对而言，乔编的视野更为广阔，它以19章的篇幅从人口、婚姻、家庭、宗族、阶级、阶层、市场交换、城市化与城乡关系、物质生活、社会风俗、民间信仰、社会心理、人际关系、乡村教育、基层政权、地方自治、灾荒救治、社会问题以及社会变迁诸多方面，对这一区域社会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而且此书力求在社会史的“知识体系”中寻找“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并以“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演化”作为其“主线”(见此书《绪论》第17页)。魏宏运主编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从自然环境与社会制度、小农社会的农业变革、农村商业集市、工矿业的兴起、村落、家庭与家族的变迁、农村新文化与新风尚等多角度，对这一区域的乡村社会变迁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张利民等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环渤海区域社会现代化的专著。作者不仅探讨了农业经济、沿海贸易、农村市场、交通体系、工业体系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也着重描述了区域市场网络、区域现代化进程以及社会流动、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的近代变动，并力求揭示区域社会近代化的特点。
伴随着近代区域社会史专题研究的深入，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指向也十分明显。李文海认为，研究区域史首先要着重发现和揭示这个区域同其他区域不同的特色；其次要树立全局观念，不能就区域谈区域；第三要有综合观念，要揭示区域内各种要素的相互联系；第四要特别强调学科的交叉[2]。就此问题，《学术月刊》2006年以专栏形式发表一组集中讨论的论文：唐力行认为从事区域史研究必须要在三个层面上拓展视野：其一是要注意区域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其二是要进行区域比较研究；其三是区域史的研究要与整体史相结合[3]。王先明提出，研究问题的空间特征决定了区域史研究的选择，而不是人为的空间取舍形成区域史研究，即将研究对象简单地地域化或地方化。因此，可以这样把握区域史研究，即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的研究[4]。张利民提出了区域史的空间范围界定问题，认为科学地规范和界定区域的空间是最基本的，是区域史研究不能回避的基础问题。区域史研究对空间的界定应该是理性的，如果随意地冠名区域史，既有失偏颇，也影响区域史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不利于区域史的深入开展和各学科的交叉研究[5]。吴宏歧认为，区域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科各主要分支学科研究中的一个新取向，但其碎化现象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担忧。区域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要避免碎化现象回归整体史研究的正途，必然要借鉴社会科学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视角和理论方法来实现自我建设和理论创新[6]。
杨念群针对目前区域史研究多趋向于探讨“宗族”和“庙宇”功能的现状，提出“跨区域研究”的角度，认为应该在尊重既有地方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政治变迁的跨地方性逻辑的问题[7]。徐国利认为，区域史(学)就是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中由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要素或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具有自身社会历史特征和系统性的区域历史，进而揭示区域历史发展系统性和独特性的史学分支学科[8]。
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在江南区域和华北区域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不仅成为学界特别关注的领域之一，并且在研究内容和理念上也引出了一些新的思考。面对中国广阔的区域，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相当宽阔，未来的研究无论在地域范围还是在理论方法上，都会有持续的进一步的发展。
2.近代乡村史研究方兴未艾，走向深入。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据绝对的优势，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近代乡村史也成为近年来学界主要关注的课题。王先明著文《开展二十世纪的中国乡村史研究》[9]，不久又主持了第一次中国近代乡村史研讨会。特别是当“三农问题”构成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突出问题时，对它的关注和寻求解脱之路的现实需求，催促着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学理或学术层面的分析。近年来的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乡村社区及历史研究。王庆成对明代以降，河北、山东等地华北村落的人口构成及其历史来源、村落规模与结构特征等，作了相当深入和系统研究，认为华北的“镇”，不一定是商业聚落，不少“镇”人口不多，又无商店市集，只是一般村庄。村镇户均人口多在五人左右，入学者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二。穷民、残疾、节孝等类人员在人口中占有相当比例，老年人口比例偏低，性比例普遍严重失衡，就人口年龄分配而言基本上是稳定的人口类型[10]。还有学者利用田野调查所搜集的水井碑刻及访问材料，研究了水井在建构乡村社区空间、规定社会秩序、管理社区人口、营造公共空间、影响村际关系等方面有重要作用[11]。
其二，乡村土地关系、阶级关系与权力结构研究。土地产权中不同性质的永佃权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化，曹树基认为从1927年后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实践过程看，尽管浙江各地区大都存在“一田二主”现象，但是，由于土地来源不同，“田面田”的性质亦有不同。由于两种“田面田”的地租率不同，所以，在政府推动的减租过程中，拥有“相对的田面田”的田主积极推动“二五减租”，而公认的“田面田”田主则反对“二五减租”，后者成为浙江“二五减租”的最大障碍[12]。李德英对成都平原的租佃制度研究表明，近代成都平原的押租制度(押租与押扣)并非如有关学者所说的仅仅是加强剥削的手段，它们有着更广泛的内涵，是该地区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缴纳押租，佃农不仅获得了土地的佃种权，而且通过押扣的方式使自己交出去的押租金获得了一定的利息。从制度上看，租佃双方的经济关系比清代以前更趋平等”[13]。李氏更详尽的研究体现在其《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专著中。
黄道炫对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与土地关系之间的相关性问题作了探讨，认为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当时各种调查材料提供的数据综合看，这一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雇农占地约20％。在什么情况下发生革命，在什么地方形成革命中心，并不一定必然和当地的土地占有状况相联系[14]。徐畅以抗战前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六省农村为中心，以农家负债和地权异动为视角，从农户土地典押借贷比例，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引起地权丧失的实况，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地权变化等方面，论证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处于集中时期；并由此说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15]。
在乡村雇工阶层研究上，胡成认为，近代江南农村的工价持续上涨，但比照实际购买和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雇工收入仍然偏低，从而导致雇工短缺。该区经营式农场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不在于小农转向更为便宜的家庭劳动力，而在于这时发生了单纯依靠农业已无法维持生存，不得不重新配置资源的近代转型[16]。王先明认为，20世纪前期山西乡村雇佣关系有较大发展，但雇佣关系的社会构成涉及乡村社会各主要阶层，雇主和雇工双方角色并不完全固化。雇佣关系的普遍化是通过雇工身份的非固化或雇佣角色的互换性得以实现的。山西乡村社会的雇佣关系，是一种多重身份、地位和角色交叉的“网型构造”，对于雇工群体的时代性认识，有必要置于当时乡村社会普遍贫困化的事实中进行研究[17]。
新旧制度的更易导致了乡村士人阶层的剧烈变动。关晓红通过区域性的比较考察认为，科举停废虽导致传统意义的“士”阶层消失，但多数旧学出身者通过各种渠道重新分化组合，直至清末民初仍然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清廷虽为士子多方宽筹出路，可是无法遏止中年士人文化心理的失衡及青年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18]。徐茂明《江南士绅与东南社会(1368-1911)》(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以一章的内容对“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东南士绅”作了专门探讨，并提出一些具有新意的见解。
此外，渠桂萍与王先明的论文从“乡土资源”的角度提出了乡村民众的社会分层问题，认为20世纪20至40年代初，华北乡村民众在接受“阶级”理念之前，对于自身生活社区的层级结构有一整套内生的评价标准与区分体系。这种社会分层的维度是植根于乡村文化脉络的“乡土资源”[19]。
关于乡村权力结构的研究，有李怀印的《晚清及民国时期华北村庄中的乡地制——以河北获鹿县为例》[20]、邱捷的《民国初年广东乡村的基层权力机构》[21]等。李文认为，晚清及民国时期河北省获鹿县的乡地，属半官方人员，由村民轮任，负责催征或代垫粮银及地方治安等事务。这种以村民集合体为特色的乡地制在获鹿一带流行。乡地制使当地的权力关系格局，既区别于华北多数地方涣散无力的自耕农社会，又不同于华南强大的士绅。宗族统治，应视作这一时期国家与乡村关系的第三种形态。邱文探讨了民国初年广东乡村基层权力重建中的问题，认为由于广东政局动荡，省、县政府对乡村往往不能充分行使权力，乡村基层权力机构获得很大的独立性。国民政府成立后，广东实行新县政，但民国初年形成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格局，在不少地区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末。
其三，农村社会经济与农民生活问题研究。近年来，有关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研究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即“素来被认为是衰落破败的华北农村，被不少学者描述出农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耀眼图景”。对此，夏明方在注重定量分析和系统调查基础上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22]。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一文认为，20世纪初期即苏区革命前赣闽边农村民间传统借贷关系具有普遍性，利息也不是学术界长期所认定的那么高，而且它对当地农村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性。民间借贷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加以规制与调控的问题[23]。李金铮对此问题作了专门研究，其专著《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分别对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区域的乡村借贷作了比较翔实和深入的考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乡村经济—社会演变进程中的新旧借贷关系与农民的生存状况。李金铮的另一部著作《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则汇集了他近年来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研究的主要成果，从乡村区域研究理论与方法、近代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家经济与生活、华北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几方面，作了比较微观的区域研究。
学者们也关注到近代乡村工业化问题。张思认为，19世纪末，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在外国棉制品的冲击下经历了一个严重衰落的低谷，也迎来与国内发达地区并驾齐驱、与机器棉制品比肩竞争的发展转机。一些学者关于洋布、洋货未能打入华北内地、甚至纠缠于“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的看法值得商榷，“封建、落后”的农村经济在突来的冲击面前所表现出的强韧性和对抗能力，在机遇面前所显示出的与时俱进的品质以及对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的持续容纳能力也同样值得关注[24]。彭南生则提出了半工业化问题，认为多元共存的生产形式使半工业化在市场波动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半工业化是一种在落后国家和地区所存在的既不同于农村传统手工业、也不同于原始工业化的一种现象，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25]。
黄正林主要依据地方档案资料对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做了研究，认为在市场构成、专业市场的形成等方面，既有全国农村市场的共性，也有西北区域市场的特性。“晚清以来，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以及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造成人口锐减，农村经济凋敝，农民日益贫困，购买力低下，农村市场衰退。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种植，导致了西北农村市场畸形发展，出现了专门的鸦片市场。这些现象直到解放前夕也没有多大改观[26]。同时，他也对这一区域的财政经济、社会变迁和社会风尚等问题作了探讨，这方面的成果集中在他新近出版的《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
此外，一些学者还对农民离村问题[27]、农村分家行为[28]以及役畜等问题[29]做了研究。
3.社会性别史的发端与研究。社会性别史也在最近几年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突破妇女运动史前提下形成新的研究理念。李细珠对民初女子参政做了研究，认为民初女子参政权案是男性权势对女性政治诉求的整体压抑与排斥，体现了鲜明的性别歧视面相。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的失败，不能简单地仅仅归咎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势力的阻碍与破坏[30]。夏春涛则对太平军中的婚姻与两性关系作了新的探讨[31]。然而，值得关注的问题却正如李伯重所说，20世纪末期受国际学坛风气的激荡，此项研究也成为中国史坛上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32]。研究者显然不再拘泥于以前“妇女运动史”的立场，而具有全新的“社会性别史”和历史人类学的特征。所以定宜庄认为“妇女史是在社会史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33]。如杨兴梅不仅关注到从“在对近代四川反缠足运动的历史进程进行重建时，也可看出清季官绅权力的调适与再分配的一些面相，以及禁罚方式的确立对民国反缠足努力的影响”[34]，而且也从社会观念上观察到对“缠足”形成的“两个世界”问题：“由于近代社会变动导致从价值取向到生存竞争方式都有较大的差异的‘两个世界’的存在，多数不能受教育的女性很难享受与‘新世界’相伴随的社会待遇，缠足实际成为保障她们婚姻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这样的社会因素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一‘世界’小脚美的观念”[35]。
三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影响
社会史方向的开拓和日趋繁盛的态势，一定程度上改塑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其学术影响值得关注。其学术贡献在三个方面表现明显：
(一)突破教条，重构体系
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政治史范式代表了主流方向。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具体表现为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的革命史叙事脉络。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全面性、复杂性显然未能全部纳入这一研究框架。况且，要全面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不研究这一时期社会演变的诸侧面也是不全面不深透的。所以，如何适度突破已有的研究模式，建构新的研究框架，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兴起之初面临的首要问题。
1980年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复兴，是在对旧有研究模式的反思、改革开放形势的转变、国外社会史理论的引入以及中国社会史的复兴与重建这样一种大背景下进行的。开展社会史研究适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社会史复兴之初的主要目标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在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理念、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简单化、教条化的“革命史”和“阶级斗争史”模式已经被突破，使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获得了重新建构的新的知识体系；并由此丰富、深化、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这应该是具有时代性的变化。
(二)汲取新知，更新方法
社会史的兴起一开始就体现着一种高度的学科开放性特征。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实际上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渗透基础上产生的新学科，因而，社会学概念、范畴、理论方法的植入似无可非议。“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当代社会与过去社会之间的分界线是微妙的，不断变动的，而且是人为的。”社会学的理论、范畴、方法大量引入历史学，显然是从社会史开始的。而且，“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使用的唯一证据——无论其研究领域多么特殊——只能是历史的证据”。[36](p76)因而，“新术语滔滔不绝地涌向历史科学，它们更一般、更抽象和更严谨，其性质与传统历史概念迥然相异。这一科学术语向历史科学的‘大迁徙’绝对是一个进步过程”。[37](p32)由此，“不管历史学家愿意与否，社会学将成为史料外知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家缺此将无法应付任何最具体的研究”[37](p97)。正是从社会史的兴起开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呈现出日新月异之势，并大量引入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与周锡瑞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近年来，中国学者提倡“新史学”或“新社会史”的研究，试图在引入过程中建构起“本土化”的解释体系。
社会史在坚持历史学基本方法的同时，主要还是较多借用了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方法。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具体研究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如张佩国的《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当代史学变动的一个突出趋向是，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表现出“社会化”，另一方面在理论和方法上也呈现出“社会学化”倾向，以社会学的理论模式和术语去说明历史。这种趋向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社会史学科的高度开放性。
(三)三大转向，完成转型
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或者说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学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认为它使得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内容实现了三大转向：
1.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传统史学所关注的大多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虽然新中国的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学者们大都接受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但即使在以农民战争为主线的史著中，也仍然是以农民起义英雄、领袖为中心，而对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大众——农民的研究却并不深入。社会史倡导研究普通人的历史，试图通过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探讨揭示出“英雄”们借以出演的历史正剧的社会内容，从而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历史运动的必然规律和基本趋向。许多与普通人相关的内容如贱民、娼妓、太监、游民、流民、乞丐、妇女、秘密社会，都成为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课题。社会史导致的研究对象的日趋“下层化”或“大众化”，是它的时代特征之一。
2.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决不外在于日常社会生活。不论社会变革最终爆发的形式和烈度如何，事实上它的爆发力量和变动趋向，早在社会生活的一般进程中缓慢聚积着和体现着。传统史学格外关注历史事变的最终结果或重大的事变本身，而相对漠视事变酝酿孕发的不经意的历史过程。新时期的社会史则相反。与以往的历史著述侧重于政治事件不同，社会史研究密切关注的是同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诸如民俗风情、历史称谓、婚丧嫁娶、灾荒救治以及衣、食、住、行等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历史演变，这使得历史学研究内容带有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3.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崛起伊始，就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着力于人口问题、灾荒问题、流民问题、社会犯罪等专题的研究，试图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并借以强化史学的社会功能。
正是在这一历史性转向中，实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由“革命史”向“整体史”或“社会史”的转型。如果说“革命史”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趋向的话，那么，社会史就标志着“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发展趋势。
四未来发展态势
社会史以高度开放的姿态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学科特色。跨学科的交叉渗透，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汲取，为社会史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深广的学理基础和诱人的前景。但是，这种特性也为学科的发展带来一些与生俱来的问题，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首先，就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而言，基本上还局限于“三板块的结构”[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或“社会意识”)]体系之中。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学的知识框架，与历史学旨在揭示纵向变迁及其内在动因的主旨并不完全相符。历史学的价值和意义在这种“社会学化”理论体系中根本无法凸现，导致社会史变为了“社会学”的“历史投影”。“三板块”结构的近代社会史，实际上是分别从不同角度叙述的近代人口史、婚姻史、家庭史、衣食住行史以及灾荒史、教养史等。“三板块”之间以及“三板块”所叙具体内容之间，缺少了体现学科理论体系中最主要的一种内存关联。这等于是从三个侧面表现的历史的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历史”。
单纯的“社会学化”只能失落历史学本身的学科特征，使之远离史学而趋近于历史社会学。毫无疑问，作为综合性很强的新兴的近代社会史，在当代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和扩散中，理应积极吸取社会学的理论成果。问题在于，近代社会史的学科本位却只能是历史学而不能是社会学，如果在学科渗透中失落了史学特征，那么社会史就会日渐失去其独立存在的学科意义。
其次，新的理论方法的引入，有利于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扩展和传统模式的突破。但另一方面，非规范性的引入和运用也导致了近代史研究的失范化与破碎化。比如“区域化取向”就造成了历史学研究的失范。任何研究都有自己的特定的规范性，区域史研究亦然。但是，大量的研究者及其成果，并不遵循区域史的规范要求，而只是在追逐时流中张扬着区域史的旗号。一些专门性很强的主题，如资源史、环境史研究等，也以省区的限定挂上了“区域史研究”招牌，而无视其学科本身的规范性要求。那么，何谓规范的区域划分？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基本规范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并没有在研究中有所关照，以至于形成极为泛化的“区域化取向”。
“区域化取向”造成了近代史研究的“碎化”。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区位选择方面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性，有跨省区的大区域史研究，有省区史研究，更有县域史研究，还有村域史研究等等。如果没有可以相对认同的标准，研究的“区域单元”似乎可以无限的细分下去，不仅可以划到“村域”，甚至可以划分到“家族界域”。这种趋向不仅割裂了历史演进的整体性，也背离了“区域社会史把特定地域视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宗旨。如上等等，表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还存在许多学科发展中亟待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构建不能依循“社会学化”的单一偏向发展，应该在保持历史学的学科本位基础上进行社会史的理论创建。作为“动态性”很强的近代社会史，必须从社会变迁运动的历史过程上着眼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走过了20年的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至今仍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从目前的发展景况不难预见，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新的拓展：
1.区域社会史持续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区域社会史研究日见繁盛，并呈现出中国社会史研究路向选取的区域化特征。区域史是史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史学服务于地方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客观要求。区域史研究成果的丰富多样和千姿百态，对于史学研究传统取向的转换、研究问题的深入展开和基本研究格局的改变，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因而，区域史研究构成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方面。现有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在江南区域和华北区域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不仅成为学界特别关注的领域之一，并且在研究内容和理念上也引出了一些新的思考。但面对中国广阔的区域，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相当宽阔，未来的研究无论在地域范围还是在理论方法上，都会有持续的进一步的发展。
2.乡村史研究的纵深展开。
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据绝对的优势，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因此，乡村史也是社会史学界主要关注的课题。2000年我发表了《开展二十世纪中国乡村史研究》论文，一年后我主持了第一次中国近代乡村史研讨会，此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特别是当“三农问题”构成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突出问题时，对它的关注和寻求解脱之路的现实需求，催促着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学理或学术层面的分析。因此，由现代回观历史，从历史审视现代，就必然成为现代史学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因为“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根本上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现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回观历史，并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认清其时代特征。这是时代给予史学的要求，也是历史学回应并作用于时代的基本功能。
3.社会史新方向的拓展。
多学科的交叉融通会使得社会史拥有持久的活力和研究领域的创新力。近年来的社会史研究因应着时代的需求，不断在摄取新的学科理念和方法中扩展着自己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新的学科丛。
其一是社会生态史或环境社会史。近来，随着环境史和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两者逐渐对接和互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社会史研究不仅需要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需要考虑生态环境因素在社会发展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不能仅仅将生态环境视为社会发展的一种“背景”，而是要将生态因素视为社会运动的重要参与变量，对这些变量之于社会历史的实际影响进行具体实证的考察。如李玉尚：《地理环境与近代江南地区的传染病》[38]，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39]等。
社会生态史是以一种新的社会史学理念为基础，认为人类社会首先是一个生物类群，是地球生物圈内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广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始终受到生态规律的支配和影响。因此，社会的历史也就存在着采用生态学理论方法加以考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近年来，中国生态史(或称环境史)成果引人注目，预示着一个崭新分支——生态史学或环境史学正在逐步建立之中。
其二是医疗社会史。这也是“新史学”向纵深发展而产生的一门社会史分支学科。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令人关注，如梁其姿：《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40]、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41]、焦润明：《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42]、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43]等。相关的专著则有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大庆的《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这些论题的问题意识十分强烈，而且提示着近代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群体和发展方向的生成。
无论从社会史中心议题的深入研讨，还是从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来看，社会史仍然展示出诱人的发展前景。而社会史的发展又始终与其特有的学术关怀与强烈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使历史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44]这应该成为当代社会史学及其社会史学家们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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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史学月刊》(开封)2008年12期第5～15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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