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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丙中]从封建迷信到文化遗产——中国文化领域一个大是大非问题的疏解(3)


    三、过程
    民间信仰从迷信到非遗之前发生了一个从日常生活到迷信的转变。李景汉在其《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提到,定县的庙宇在辛亥革命前后受到了很严重的破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提倡兴建新学,新学的要义之一就是新时代应该有新的公共场所,新的公共场所就要有新的公共建筑。在没有经费建立新建筑之前,获得新公共场所的便利途径,就是打原来庙宇的主意。有的地方把庙宇中原有的神像捣毁、清空,兴办新式学校;有的则没有这么彻底,庙还留着,神像仍旧存在,老百姓还可以拜,但是,它旁边的空地被利用起来,建立新式学校。
    李景汉的调查报告中用了很大篇幅对当地庙宇的分布、被拆除的牌匾以及后来新建的庙宇进行了统计和描述。从老百姓的生活来说,这些现象是与他们的生活直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顺其自然地去接受它就好。父母、亲人去世了,我们就要面对,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让过去的那套传统文化发挥作用,帮助我们度过人生和家庭的危机。
    顾颉刚和同事做妙峰山庙会调查,发现庙会的香火其实很旺盛,觉得老百姓能够把自己组织好,也挺好。在北京郊区,我们仍旧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原来都是每年庙会的时候去妙峰山拜碧霞元君娘娘。1949年以后,那些活动不适合继续进行了,这些民间组织也就暂时失去了其原本的功能。改革开放之后,妙峰山庙会恢复了,一下子又要朝拜碧霞元君等神灵,就又需要大家组织起来,建立香会和各种各样的信仰组织。这些文化形式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有些逐渐消亡了,有些作出适当的改变,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以及当时的社会需要,从而能够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这些社会组织在时代变迁中浮沉,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范庄龙牌会就是这样,在特定的时代中断了二十多年。我在这里把它拎出来,是想说民众自身是如何应对这种外部的话语变迁的。早期我们下去做调查,跟村民访谈,他们首先就要对我们解释,说这是迷信,然后才说其他的东西,基本上形成了一种话语模式。他一定要说他知道这是迷信,表明自己是有觉悟的,但是觉悟要有,生活也要有,所以他们都有巧妙应对的方式。这其实也是一个生存技巧。范庄龙牌会被评为非遗项目之后,他不再需要用“正确的话”去遮掩,避免可能的危险。很关键的一点是,非遗使原来被认定为迷信的民俗事象发生了一种彻底的身份上的转变。
    范庄龙牌会供的主要是龙牌,当地民众称之为“龙牌爷”,在龙牌的两边和后边,还有其他神灵的神牌,如孔子、老子、释迦摩尼、关公、三皇五帝,总之,能够联想到的各种信仰对象,基本上都有。龙牌会期间,放置神灵牌位和神像的大棚有好几间房子,当地的老百姓就去大棚里拜这些神灵。在大棚里边进行的是民间信仰敬拜活动,外面是各种科学种田、做好人的宣传,例如,讲公德、讲文明的宣传标语,科学种梨、防治病虫害的知识介绍,还有一些书法比赛活动、民间艺术表演。
    当地老百姓为龙牌爷建了个庙,但是他们把它叫做博物馆,专门用我文章里所讲的双名制的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当庙附加博物馆牌子的时候,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不伦不类,但是,当这个庙会被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你再去看这个建筑物里烧香拜神的行为,就会觉得这里的文化传承很有活力,因为它就是生活本身。这简直就是一个文化遗产原生保护的范例。博物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活态博物馆”,主张要使博物馆里的东西“活”起来,有生机。这是一个带来很多变化的文化保护理念。当我们把龙牌会界定为活态博物馆的时候,拿活态博物馆的标准再看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发现,正是因为龙牌会是个庙,它才是一个活态博物馆。原来把一个庙叫博物馆是不伦不类的,现在当我们转变观念来审视,我们才发现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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