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现场】考古讲好中国故事的“器”与“道”——由公众“三星堆热”想到的
http://www.newdu.com 2024/12/12 08:12:23 未知 贾昌明 参加讨论
不知不觉，2022年已经过去了一半。2022年上半年，引起全国关注，又令人兴奋的事情很多，如北京冬奥会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女足赢得亚洲杯冠军、国产航母“福建舰”下水等。在文化领域，则非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莫属。黄金时段的直播、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考古专家的全方位解读、各网络平台的热烈讨论，乃至一些营销号蹭热点博眼球……林林总总，形成了一股公众的“三星堆热”。 世间万事万物，为何考古发现这种看似与人们生活并无直接关系的东西，却又那么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若要究明缘由，似乎又难以论说。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在其代表作《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中，开篇便罗列了人们对于过去的四种“天生的好奇心”：一是直系祖先的吸引，二是古迹古物所引发的兴趣，三是对其他民族起源发展的探求，四是对人类及其文化如何出现的好奇。这种好奇心似乎跨越了地域、文化、邦国，乃至年龄、性别和受教育水平，属于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一样的人类的共性。也正是这种好奇心，促使古物学乃至考古学的诞生。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戴冠纵目面具 然而，如果我们细考较去，人类这种对过去普遍的好奇心，却有其形式上的偏向。考古学诞生之前，相较于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的历史记载，人们更倾向于一段段易懂、完整、生动、确实的故事，这无疑更有利于人们对历史想象的构建。因此历来小说脍炙人口、评书大行其道，而史书则“沦为”了阳春白雪，即使普遍识文断字的今天依然如此。考古学诞生以后，因其依靠“地下之材”的实证，对公众而言又增加了一层基于实物的视觉真实感和新鲜感，这是考古学相较于历史学的优势所在，但依靠实物“讲一段故事”，则明显比历史学更难。于是我们看到建立在地层学和类型学之上的考古学文化所构建的史前中国，其文化发展演变的波澜壮阔和风云际会，在大部分公众眼中，因为其研究方法和逻辑推导的陌生感和与公众既有知识体系的割裂，依然被视为天书一般。新石器时代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占人类发展史绝大部分的旧石器时代了。 这种偏向同样可以通过近些年那些引发公众“考古热潮”的考古发现看出来。尽管有类似“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样立足学术价值的考古新成果的定期呈献，但很明显能够引起“现象级”公众关注热潮的考古发现，稍微久远的如“曹操墓”，近一些的如2015年的海昏侯刘贺墓，2017年的江口沉银遗址等，或是遗物颇为可观、赏心悦目，或其背后所能构建的故事动人曲折、引人入胜，而往往两者又兼而有之。 而今年火爆全网的三星堆，和以上这些又有所不同。其特殊之处，大抵处于遗物颇为引人入胜，而故事却不太容易讲清楚的境地。尽管古蜀国在史书上有些记载，但“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1986年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之后持续30多年的工作，秦代以前成都平原到底发生了什么，其文化从何而来，如何发展，与外界有何交往？诸如此类的重大课题基本都是通过考古学解决和构建的。但有点遗憾的是，30多年后因6个祭祀坑和上万件文物的发现所引发的第二次热潮，对大部分公众而言，其关注点大都依然在文物本身，以及那些有别于中原文化的“神秘”造型和符号。以往那些没有实物证据、过于发散跳跃的说法依然在互联网上大行其道，一些营销号为了蹭热点、博眼球，不惜混淆视听，试图将文化内涵已大体明确的三星堆文化和古蜀文明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 可喜的是，此次众多考古学家纷纷出来向公众解读三星堆。尽管完全由考古学构建的故事向公众讲明白并不容易，但由出土文物引发的公众热潮已经使得很多人愿意去听、去听懂这些故事。在当前获得资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和娱乐化，而公众对三星堆的好奇心又渴望得到满足的情势下，如果考古学界不去发声，不去正本清源，势必会被其他势力带偏。我们看到在网上，很多人已经明白三星堆的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三星堆文化的来源和去向已经基本明确，其所代表的古蜀文明更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次中国考古学界可以说是积极自发地履行他们的社会义务。 回想起近年来历史考古知识的普及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国家宝藏》《假如国宝会说话》等已经成为顶流的节目里，尽管依然离不开一个“宝”字，但从能够带来视觉冲击，吸引眼球的“宝”入手，节目中居于“C位”的考古学家讲的却是历史、礼制、文化、技术。相比较而言，三星堆虽然也存在类似情况，文物固然足够吸引人，但其背后故事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难以去讲述。但既然公众的热情已经点燃，好奇心已经泛起，考古学家又不得不去耐心地讲。 当前我们都在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考古对于讲好“历史上的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一些领域几乎也只能靠考古来讲。于是便出现了一些故事好讲，一些故事不好讲；一些大家爱听，一些大家不爱听的情况。公众普及无法一蹴而就，公众知识体系的构建也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事情。《易·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考古学研究立足的是“器”，但追求的无疑是“道”。同理，就如何搞好公众普及或公众考古，“讲好中国故事”而言，既然公众爱“器”，我们也应该从“器”入手，但最终目的则是阐发“器”背后的“道”，真正满足他们对过去的好奇心，更增长其科学文化素养。 “三星堆热”无疑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示，三星堆祭祀坑里那些璀璨文物背后的故事虽然不太好讲，但能够串联的内容却非常多。希望借着当前“三星堆热”乃至“考古热”的东风，能够将公众对三星堆的正确认识建立起来，并向外延伸，逐步组建民众层面关于三星堆的知识体系，从秦汉之前构筑到夏商周，乃至新旧石器；从成都平原延伸到周边地区、中原腹地和长江中下游乃至全中国。充分阐发中华文明形成之路上波澜壮阔、风云际会、引人入胜的“大道”，真正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