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恭忠：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1:11:46 爱思想 李恭忠 参加讨论
梁启超在1901—1902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一般被视为20世纪初“史学革命”的宣言书。理解“史学革命”的内涵，需要从具体的知识脉络入手。学界以往大多基于中、日文资料，强调梁启超的“新史学”受到明治日本“文明史学”的重要影响。李孝迁梳理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采择借鉴日本“文明史学”的文本痕迹，认为它们均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论著，其宗旨和意义在于政治批判。章清认为梁启超“新史学”的新意是，在接受西方“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 ）观念的基础上理解和书写（中国）历史。黄东兰认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生成经历了从西方“万国史（文明史）”到日本“支那史”、“东洋史”，再到中国本土“中国史”的一系列翻译、改译、改编、审定过程。 要言之，从19世纪欧美的“万国史”、“文明史”到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其间有一个复杂的跨文化接触和互动过程，明治日本是重要的中继站，新式“中国史”话语的建构则是基本目标。这一过程的轮廓已经大致明朗，一些具体内容还可补充讨论。欧美的“万国史”究竟是什么样的“史学”，与“文明史”有何关系，明治前期如何在日本流转嬗递？梁启超援引带有明治日本色彩的西方史学模式来推动新式“中国史”话语构建时，如何处理其在本土语境中的适用性问题，又如何对待其中可能包含的陷阱，特别是所谓中国历史“停滞论”？本文尝试“重访”19世纪中后期欧美、日、中知识流通的情境，进一步梳理从西方“万国史”话语到梁氏“中国史”自觉的深层脉络，期望丰富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一、文明进步观念下的欧美“万国史” “万国史”是一个中文统称，用于指称19世纪盛行于欧美并流播至东亚地区的通俗世界史撰述。鸦片战争前后，普鲁士来华传教士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 ）将Universal History 、General History 翻译为“万国史”。明治维新后，“万国史”这一中文名词很快在日本流传开来。关于该词的含义，明治前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天野为之说得很清楚：“万国历史，是英语History of the World 、General History 、Universal History 的译名，可以称之为‘世界历史’、‘普通历史’、‘全般历史’，其中‘世界历史’这个说法最为适当，不过‘万国历史’已是世间通行称呼。” “万国史”与“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 ）有着直接渊源。“普遍史”是指采用统一主题和单一线索将不同地区、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整合起来的撰述类型。“普遍史”在西方由来已久，本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18世纪以后，随着理性主义因素逐渐增强，明显体现出对于规律、进步及未来的向往。与此同时，以商业行销为导向的“普遍史”蔚为风潮，从英国蔓延到欧洲大陆。进入19世纪，以兰克史学为代表，史学科学化逐渐成为学界主流。但在很长时间里，市场导向的“普遍史”继续广为流行，还出现了“通史”（General History）、“列国史”（History of Nations ）、“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 World’s History ）等名目。这类书籍蔚为大观，有的长销不衰。比如苏格兰人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在讲义基础上撰写的《通史要略》，1801年出版后在英美地区反复再版，作者去世后又经后人增订，至1849年已号称出至第135版。这类书籍属于通俗世界史撰述，主要定位为普及读物或教科书，旨在传播历史知识，帮助普通人尤其是青少年增长见闻。它们大多并非专业的史学研究成果，因而在当时的专业史学界很难拥有一席之地。时过境迁，这类书籍大多被人遗忘，学术价值无足称道。不过，它们毕竟是公众性史学话语的重要载体，从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视角而言，具有标本意义。 “万国史”大多按照“古代—近代”或者“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宏观顺序，分地区或国别展开叙述，其背后是一种文明进步的历史观念。18世纪后期，“历史”（history,historie）逐渐定型为复合型单数名词，成为一个总括性的抽象概念，蕴含着理性、反思、阐释的内涵，并与“进步”概念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应，一种被称为“人文史”（Civil History ）的史学形态逐渐兴起，它不同于以上帝为焦点的“宗教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而是侧重于叙述世俗事务，聚焦于“各民族/国家”（nations）的兴衰。“万国史”即属于这种“人文史”，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步”（progress）过程，而“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 ）则是“文明”（civilization）的承载主体和基本标志。直至19世纪末，欧美一些“万国史”书籍仍然认为，历史学的宗旨在于“记录人类文明的进步”，“讲述不同人群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生活，以及他们在科学、艺术、文学和宗教等方面的进步”，“叙述各民族/国家之兴衰、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国家的政府和制度及其成长衰落之原因”。简言之，“万国史”的基本特征就是世界视野为表、文明进步观念为里。 “万国史”盛行的同时，随着“文明”概念的流行，一种直接号称“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的通论性历史撰述也在欧洲出现，法国人基佐（图片）为代表人物。基佐认为构成“文明”概念的首要事实就是“社会”（société）及“个人”（individuelle）的“进步”（progrès）和“发展”（développement）；“文明”由两方面条件构成，既包括“社会之进步”、“社会关系、社会权力和福利之完善”，也包括“人性之进步”、“个体生活、内心生活之发展，人类自身各种能力、情感和思想之发展”。基佐《欧洲文明史》初版于1828年，以“社会的进步”为主线，讲述从罗马帝国灭亡直至法国大革命的欧洲历史，强调法国的中心角色和特殊作用。该书长期被用作欧美大学历史教材，直至19世纪末还有人为其添加评注、予以再版。基佐的“文明史”局限于欧洲视野，可称为“区域/国别文明史”。与之相比，“万国史”则是“总括事关全人类之文明，叙述其进步、存在及交互关系”的“万国文明史”。作为通论性的历史撰述类型，“区域/国别文明史”和“万国文明史”在视野上有区别，但都基于文明进步观念来叙述人群的历史，在史观和主题上有实质性交叠。“万国史”可以说是广义的“文明史”，但“文明史”则未必都是“万国史”。 “万国史”与“文明史”相互交叉的态势，较为明显地体现在19世纪中后期美国英文和历史教师须因顿（Willian Swinton ）所著的畅销书《万国史》。该书的英文书名清楚地表达了全书主旨和特色：其一，世界历史的重心是“文明”的历史；其二，世界历史的主线是人类的“进步”过程；其三，世界历史的进程可以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阶段。作者在导言中宣称：历史学是“关于人类生活的记录”，重在叙述那些声名卓著的人群的兴起和“进步”，因其行为构成了“文明”的历史。作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仅与“领先的、已经文明化的各个民族/国家”有关，那些“低级阶段”的“蛮族”（savage tribes ）则由人种学（ethnology）、考古学和语文学（philology）去处理。作者将人类的发展程度分为两种状态：一是“自然或者原始阶段”，二是“政治共同体”或者“民族/国家”。全书基本围绕欧洲各主要民族/国家的历史展开叙述，内容分为五个部分，即古代东方文明以及希腊史、罗马史、中世纪史、近代史。所谓“古代东方文明”，仅指古代埃及、亚述、巴比伦、希伯来、腓尼基、印度、波斯，它们都被归入“君主国”之列。近代史则从东罗马帝国灭亡、地理大发现开始讲起，直至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并且集中介绍了17、18世纪欧洲在“文明进步”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相关广告和书评也强调，该书主题和特色在于聚焦“世界进步”，以及“人类”和“文明”的成长发展， “旨在讲述是谁、是哪些人、通过何种方式在普遍的文明进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告诉我们人类的进步经历了哪些重大阶段”。该书是一部中学水平的历史教科书，在美国登记的初版时间为1874年，目前可见1875年、1876年、1880年、1902年的重印本，1881年改编版，以及1883年加拿大修订版，畅销程度可见一斑。 “万国史”貌似呈现了人类文明演进的普遍法则，实则以特定人群及其历史经验为中心和标准。初版于1837年、在英美地区长销半个多世纪的《巴来万国史》，按照生计模式、屋宇居住条件、寺院议事院学校设施、书籍之多少、偶像崇拜情况、交通和通讯设施状况，将不同人群所处的发展阶段区分为四类：“野蛮”（savage），包括美洲印第安人、非洲和亚洲的某些人种、澳洲大部分人；“未开化”（barbarous），包括非洲大部分人、亚洲许多部族；“文明”（civilized），包括中国、印度、土耳其、亚非及欧洲的其他一些人群；“文明最高阶段”（the highest state of civilization），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和美国。与此类似，须因顿《万国史》宣称，欧洲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文明世界（the civilized world ）的历史就是雅利安、闪米特、含米特这些人种的历史”，其他具有一定文明程度的非高加索人种尽管远远超越了野蛮状态，“但其文明是停滞的（stationary），对于普遍的世界进步潮流（general current of the world’s progress ）没有作出任何显著贡献”。因此，中国、日本、非洲、南美等欧美以外的国家或地区，都被排除在“进步”叙事之外。 二、“万国史”东传与“文明史体”兴起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文明开化”之路。文明进步观念和“万国史”从欧洲传入，带来了新的历史认知和叙述框架——“文明史体”，为日本知识分子理解当时的外部世界、确定自身位置提供了认识工具。“万国史”的流行又启发了日本的“支那史”、“东洋史”撰述。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知识界和出版界热衷于编译西方的万国史著作。1869年，西村茂树根据苏格兰人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当时译为弗拉撒·戴多拉）原书编译成的《万国史略》出版，此后多次再版。1873—1874年，山内德三郎（别名作乐户痴莺）等人根据英国人保淮多原书编译的《万国通史》由文部省刊行，1878年，再由宝文堂翻刻。1874年，大槻文彦编译的师范学校教科书《万国史略》亦由文部省刊行，该书按照亚洲、欧洲、美洲的顺序讲述各地区、各国的历史。英国人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 ）的《英国文明史》、法国人基佐的《欧洲文明史》，也都有日文译本出版。《巴来万国史》在日本尤受追捧，1872—1888年至少有14个不同的译本，个别译本又有多个翻刻本。须因顿《万国史》更是受到密集关注，1885—1889年至少有12个不同的日译本。1887年是万国史译著出版的高峰年份，出现了7个《巴来万国史》日译本，4个须因顿《万国史》日译本，其中一位译者兼译了两部书。明治前期的“万国史”翻译热，由此可见一斑。这类书籍向读者传递了一种“欧洲之全盛”的印象，有人感叹，“五州万国，其邦虽伙，开化文明为可羡与不可及者，不过仅仅数国”，但它们也未必能“保盛名于永远”，由此提醒日本人“奋发勉励”，追求“进步”，才可能走向“富强”。 在输入西方的文明进步观念和万国史书籍的同时，日本知识分子也尝试编纂“万国史”。1875年有两部《万国史略》出版， 编纂者分别为汉学家斋藤时泰和文部省前官员田中义廉。1879年，日本汉学家冈本监辅用汉文编纂的《万国史记》出版。1887年，东京专门学校讲师天野为之出版《万国历史》一书，半年内再版4次。作者在该书中区分了两种历史叙述模式：第一种是“一国史”或者“特别史”，只记述单个国家走向发达之事，而不讲其他国家之事。第二种是“万国史”或者“普通史”，又可再分为两类，一是各国“特殊史”的简单汇集，二是将“世界万国视为一大社会”、“一大集合体”，记录“世界全体之进步发达”的历史。作者痛感“万国历史”根本谈不上“世界史”，只是专讲“西洋诸国”的“欧洲史”，朝鲜、中国、日本等其他国家均被排斥在外。对此，作者只能“长太息”而“怅然有愁色”。直至19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知识分子仍在编纂这类万国史书籍。此时“日本历史”和“支那历史”、“万国史”均已成为中学和师范学校单列课程，编纂者坦言，自己的书里并未包含“世界人类”“发达进步”的经历，只是沿用通行已久的“万国史”名目而已，称之为“欧米史”也无妨。因此，到了19世纪末，此类新撰书籍更多以“西洋史”命名。 编译、翻译和编纂万国史的过程中，日本学者逐渐熟悉了强调“社会”之“进步”或者“进化”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表现形式。他们意识到，“史体”有新、旧之分，旧式“叙事史体”只是“详细叙述王侯将相之政策伟绩、交战胜败等情况”， 中国和日本均是如此，但这种书写在欧洲已经渐趋衰落。新式“文明史体”则强调精确叙述关于“国家之发达及变迁”的古今人事诸现象，进而观察“社会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阐明“社会之存在”的基本法则。更具体地说，“人类本是进步的动物”，“社会形成”、“国家既生”之后才有了“历史”，因此“历史实际上可以称为社会之传记”，旨在详细记述“人文之变迁发达”、“社会一般之经验”及其“发达之所由”，应重点关注“社会内部之情态，即国民之生活、感情、理想、技艺、发明、产业等等之情况”。万国史则“将万国视为一个社会”，叙述“世界全体之发达的事实”；“着眼全局，观察世界大势之所趋”；侧重于“一般社会之开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化论已在日本传播近20年，文明进步观念与社会进化论趋于接近，内涵上有相当程度的交叠，人类社会之进步/进化成为史学的基本关切。比如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一书，在介绍“历史之特质及范围”时，既强调“文明之进步”、“社会的境遇之进步”，也强调“社会之发达”、“人间社会之进化”，并且宣称“史学为考究人类进化之顺序及其法则之学问”、“（考究）社会进化之顺序及其法则之学问”。 1892—1894年出版的三部万国史教科书，即元良勇次郎、家永丰吉合著的《万国史纲》，辰巳小次郎、小川银次郎合著的《万国史要》，以及今井恒郎的《万国史》，均属于“文明史体”的实践。它们都采用“上—中—近”的历史分期，上古部分依次叙述“古代东洋”（即西亚、中亚、南亚各国）、希腊、罗马的历史，中古和近世部分叙述欧洲北美的历史，勾勒纵向演变脉络，突出重大转变节点，同时注重从“政治”、“宗教”、“学术”、“文学”、“技艺”、“产业”、“社会状态”等横切面，呈现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民族在“发达进步”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近世史的开端或为15世纪东罗马帝国灭亡，或为地理大发现，或为欧洲宗教改革，下限为美国南北战争及战后“产业之发达”。今井恒郎的《万国史》还在三段式历史分期基础上，将法国大革命以来欧美地区的历史单列为第四段——“最近世史”。不管是一笔到底的近世史，还是细分为两段的近世史加最近世史，都汇集了一系列新旧夹杂的汉字词汇主题：“民族”、“国家”、“社会”、“文明”、“进步”、“改革”、“革命”、“独立”、“统一”、“勃兴”、“振兴”、“称霸”、“扩张”、“发达”。可以想见，正在探求中国自强道路的梁启超等人，面对这样一大堆“似曾相识”的日文汉字词汇构筑的历史叙事时，会有怎样的兴奋之状。梁启超对这几部书都有简单的评论，他虽然明白这些书都是“以欧罗巴史而冒世界史、万国史之名”，但承认它们“各有所长”，有参考价值。他尤其称道元良勇次郎、家永丰吉的《万国史纲》，认为该书“据历史上之事实，叙万国文明之变迁，以明历史发展之由来”，“诚简要赅备之作也”。 文明进步观念下的“万国史”的流行，还促使日本知识人开始重构中国历史，“支那史”和“东洋史”相继兴起。1883—1888年，田口卯吉出版《支那开化小史》，宣称要着眼于“社会之大势”，或者“人间社会”之“大理”、“大势”，从汉文史籍中拾取文化、制度“进步之元素”，察其变迁之大势，讲清“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贡献一部“社会之史”。对于该书，梁启超认为“其论目光如炬，善能以欧美之大势，抉中国之病源”。1888年，那珂通世出版《支那通史》，根据“万国史”的框架重新叙述中国历史，采用“上世—中世—近世”三段式的历史分期，关注“地理”、“人种”、“朝家”、“制度沿革”、“世态”、“文学”、“宗教”、“学艺”等主题。此后，日本的知识和文化风向发生转变，受德国兰克史学影响，“东洋史”开始兴起，桑原骘臧的《中等东洋史》即为代表。所谓“东洋史”，就是以“东方亚细亚民族之盛衰、邦国之兴亡”作为叙述重心，希望与“西洋史”并立，共同构成一部“世界史”。而在梁启超看来，东洋史“十之八九纪载中国”，桑原该书“条理颇整”，“繁简得宜，论断有识”。由此，梁启超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为本国寻找新的历史叙述时，日本的“东洋史”、“支那史”及其背后的“万国史”、“文明史”，自然进入他们的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万国史”以及随之而起的“支那史”、“东洋史”，也都有意无意延续了欧美“万国史”包含的欧洲中心论，并逐渐强化了进步与停滞、文明与落后、西洋（西方）与东洋（中国）截然两分的叙事框架，甚至为殖民侵略张目。福泽谕吉勾勒了这种框架的基本轮廓，以此作为颠覆传统华夷秩序、支持帝国主义扩张的理论工具。汉学家冈千仞宣称：“东洋”素来习惯“是古非今”的历史观，不求进步，遭到西洋“侮蔑”也就理所当然。天野为之声称，“西洋之文明，其影响实在世界万国之上，实为世界发达倾向之主导势力；但可悲的是，东洋之文化、东洋之人民与世界全体之大运动没有丝毫关系，在万国史上没有留下其名”。万国史教科书突出了西洋的“文明进步”与东方的停滞落后：“欧洲一跃而趋开明，取得了长足进步”；“古代东洋诸国之政治概为专制政治……政治之本质至今依然为专制政治”，“（古代）东洋之人民……皆多保守之气象，永远在专制之下呻吟”。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宣称：“秦汉以下二千余年，历朝政俗殆皆一样，文化凝滞，不复进动，徒反复朝家之废兴而已……盖支那建国甚久，成俗极固……国民之情态一定不变，无进无退，恰如在范型之中，此支那开化之所大异于西国也”。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也宣称，中国自从“秦以后二千余年，沉沦于专制政治之腐败时代”，从未发现“预防此种弊害之制度”。其实，田口卯吉别有用心，为了将日本历史的发展描述为符合人类历史“自发之进步”趋势，他故意把来自中国的汉字、律令制度等视为日本历史中的负面成分，进而判定中国历史处于专制政治之下，停滞不前。“东洋史”早期代表人物内藤湖南认为，中国从宋朝以后就进入千年的“近世”，形成种种“惰力”，因此必须在他国监视下，甚至由日本单独统治，才能变成“文明国”。这些关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论调，与欧美“万国史”的描述一脉相承，既深染欧洲中心主义底色，又打上明治日本的烙印。 三、“中国史”的自觉及其限度 1901—1902年，梁启超集中发表《过渡时代论》《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东籍月旦·历史》《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五份文本。《过渡时代论》和《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主要评论中国历史大势，《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主要阐述新式史学理论，《东籍月旦·历史》主要介绍外国史学文献。它们互相呼应，构成一个文本群，清楚地表达了梁启超关于“历史”、“史学”和“中国史”的一系列新见解，明确体现了一种改造中文史学话语、构建新式“中国史”体系的自觉意识。由于受到域外史学话语内在陷阱的制约，这种“中国史”的自觉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梁启超承认文明进步、社会进化观念的普适性，并且提倡以之为指导进行“史界革命”。他从欧美和日本的史书了解到，“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为此，他抨击中国旧史学讲求所谓“正统”之谬，强调史家应该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应叙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这些观点浓缩为一句话：“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这些论述化用了日文书籍介绍的西人观点，体现了文明进步、社会进化观念的糅合。他所说的“国民全体”、“一群人”，大致等同于“万国史”中的“民族/国家”、“社会”；他所关注的“国民发达史”、“人间社会之事变”，也大致等同于“文明史体”的“社会之发达”。梁启超不只在史学领域鼓吹“公理公例”，在政治社会领域同样如此，频频提到“进化之大理”、“天演日进之公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人群学之公例”、“天演之公例”，这又融汇了严复的“天演论”和明治日本知识分子传播的社会进化论。与此相应，梁启超还提出“过渡时代论”，从比较视野审视中国的历史—现实—未来，希望中国能像俄国那样“厉行改革”，接受“世界公理”。梁启超晚年的观点有较大变化，不再强调追求“公理公例”，而代之以“人类社会赓续活动”背后的“因果关系”，甚至只是历史现象之间的“互缘”。但在20世纪初，他还是积极拥抱“公理公例”的，期望并且相信中国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卸下自身历史的包袱，找到属于自己的近代性。 其次，梁启超对于为何要重视本国史、何为“中国史”有着自觉的思考。他认识到，“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皆于是乎在”。他认为中国旧史学不重视“国民全体之关系”，不足以起到“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的效果。为此，他打算“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他采用人们习惯的“中国”两字，将一部关于本民族/国家的历史正式命名为“中国史”。他为这部“中国史”设计了新式的叙述框架，将历史划分为“上世—中世—近世”，分别与“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相对应。梁启超这种历史分期模式确实参考了日本“东洋史”教科书，但不是盲目照搬，除了具体分期和依据不完全一样，最重要的是基于“本国史”的自觉，以“中国民族”作为历史主体。他意识到“民族为历史之主脑”，一部“中国史”当然就是“中国民族”的历史，而且“中国民族”是一个整体，虽然内部有具体的族别之分，但都是“中国民族”的一部分。他所说的“中国民族”，大体相当于今天人们所说的“中华民族”。梁启超还敏锐地注意到创作一部优秀的“中国史”之难处，“以中国人著中国史，常苦于学识之局而不达；以外国人著中国史，又苦于事实之略而不具”，但他依旧认为，作为本国史的“中国史”还是应该由中国人来写，“终非可以望诸他山也”。梁启超的认识和主张，较为准确把握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背景下史学作为专门学问的社会功能，初步解答了历史“有什么用”、史学特别是本国史“为何”的问题。 最后，梁启超重视本国史与世界史的联系，关注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位置。梁氏认为，直至19世纪末，日本人所谓的“世界史”和“万国史”，充其量是“西洋史”，“泰西人”惯有自大意识，常觉得“世界”为其所专有，因此往往叙述雅利安人一个“种族”兴废存亡之事迹，就荒谬地冠以“世界”之名。日本人以往翻译西方的历史书籍， 沿袭西方人名不符实的“世界史”、“万国史”名义和体例，甚至跟在西方人后面，承认“东方民族无可以厕入于世界史中之价值”。对此，梁启超明确反对：“此在日本或犹可言，若吾中国则安能忍此也！”尽管受限于当时中国的落后和西方史学话语的惯性力量，他一时还没法改变“今日中国史之范围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的现实困境，但他坚信“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鉴于西方和日本现有的世界史、西洋史著述都不令人满意，为帮助国人更好了解“全世界之文明”的变迁，他发愿以三年功夫亲自编撰一部《泰西通史》。 梁启超自觉地将“中国”、“中国民族”作为“历史”叙述的基本对象，加速了中文语境里从“史”到“历史”的概念嬗递。“史”之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有着崇隆的内涵。中文古籍里时而出现的“历史”两字，实为偏正结构的词组，一般意指历代之史书。江户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也经常在这种古义上使用“历史”二字，直至1872年前后，“历史”与西文“history”一词的对应关系才基本固定，并作为学校课程名称而普及开来。19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新的“历史”一词逐渐传入中国。特别是戊戌之后数年间，“历史”、“万国史”、“世界史”和“中国史”这些新概念、新术语变得广为人知，被吸纳进清政府制定的各级学堂章程，进而催生了越来越多以它们为标签的体制化知识载体——各种历史教科书。从自在的民族/国家走向自为的“中国”、“中国民族”，其间有一个自觉过程，“历史”意识则为重要标志。通过梁启超的系统阐释，“中国”、“中国民族”开始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和主角，由此可望摆脱西方人所谓“非历史的”民族之处境，进而迈入“世界史的”民族之列。 梁启超援引源自欧美的明治日本史学资源来构建新式“中国史”体系，势必遭遇欧洲中心主义，特别是所谓中国历史“停滞论”的问题。这种论调在欧洲由来已久，与古老的“东方专制主义论”关系密切。19世纪前期，“停滞论”已经正式进入欧洲人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述和书写领域。黑格尔、谢林或者将中国看作处于普遍历史进程的初级阶段，或者强调中国“始终独一无二”、孤立于普遍历史进程之外，都认为中国的国家体制、伦理和世俗生活数千年维持不变。鸦片战争前夕，来华新教传教士倡导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的再认识，形成一种“进步”对“停滞”的中西历史对比论述。郭实猎尤其值得注意，他认为在近代阶段（1368—1833），欧洲“开启了广阔的进步之门”，而中国则“维持了千年原状”“越来越紧密地依靠其旧制度”。这种论述糅合了文明进步观念与其在华亲身经，历，进一步强化了所谓“停滞论”的影响力。如前所述，从欧美的“万国史”到明治日本的“万国史”、“支那史”，关于中国历史长期“停滞”的论调接续相传，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应对，对于“中国史”话语的自主构建是一个挑战。 当时，梁启超尚未重视“停滞论”问题。为了破旧立新，推动现实政治制度变革，他不惜矫枉过正，留下了一些客观上呼应“停滞论”的言论。他断言，“秦汉以后……二千年来之中国，虽谓之无政焉可已”，“秦汉以来积弊”、“三千年宿弊”即在于“专制独裁之治”；他声称，中国数千，年来都处于“停顿时代”，“未尝知过渡为何状”；他感叹，“中国者，世界中濡滞不进之国也。今日之思想犹数千年前之思想，今日之风俗犹数千年前之风俗，今日之文字犹数千年前之文字，今日之器物犹数千年前之器物。然则进化之迹，其殆绝于中国乎？”继而再度抨击“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吾中国若者也”，“中国自古及今惟有一政体”，君主专制之政体在中国“成立最早，而其运独长”。梁启超有时也出于从正面阐述中国历史以鼓舞民族精神的考虑，强调中国文明的古老和连续性，“为地球上文明五祖国之一，且其文明接续数千年，未尝间断，此诚可以自豪者也。”不过总体而言，梁启超当时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评判基本是“脸谱化”的：“中世史之时代，凡亘二千年……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运动进步常甚迟缓，二千年来未尝受亚洲以外大别种族之刺激，故历久而无大异动也”；只有刚刚萌芽不久的“近世史”，在他看来才有些变化，“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梁启超的言论虽非纯粹的学术论述，却成为构建新式史学话语的重要元素。此后几十年里，“中国史”逐渐发展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和学科体系。在此过程中，所谓“停滞论”仍以不同形式持续产生影响，如“唐宋变革论”等。这表明，从“中国史”的自觉意识到“中国史”话语的自主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结 语 回顾从西方和日本的“万国史”到梁启超“新史学”的知识传播和话语流转过程，可以更清楚地理解20世纪初“中国史”初创时的语境、目标和困难。 19世纪欧美盛行的“万国史”，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通俗世界史撰述类型。它基于“民族/国家”兴衰视角，叙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与“文明史”具有实质的交叠，因此也被称为“万国文明史”。“万国史”在明治日本流行20余年，传播了重在叙述“国家”和“社会”之变迁发达的新式“文明史体”，19世纪末又融入社会进化论因素。日本的“万国史”引发了“支那史”、“东洋史”撰述，也沿袭了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历史“停滞论”。20世纪初，在东西方知识交汇的背景下，梁启超积极援引域外史学资源，形成了自己的“新史学”思想。 梁氏“新史学”的一大特色和贡献，是推动“中国”入“史”，助推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创发。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史”部之学，但“中国”一词与“史”的概念之间并无稳定的直接联系。甲午战争以后的十年里，梁启超等趋新知识人，为“中国”一词注入国民、民族、国家、社会、文明等新内涵。梁启超引入新式“历史”概念，将“中国”置于“世界”和“历史”交织而成的新型时空结构。他力图将当时被视为普遍价值的文明进步、社会进化规律与本土历史结合起来，在“世界史”的视野下把握“中国史”的基本特质、整体轮廓和脉络走向，由此开启从中国主体视角构筑新式历史学话语之路。 然而，梁氏“新史学”未能解决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史家的世界视野与本土情怀之间的张力问题。梁启超醉心于“历史”的“公理公例”，甚至套用欧洲历史经验对中国历史作出“脸谱化”评判。他后来愈加重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独特价值，对于探求历史规律反而缺乏信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梁启超所援引的文明进步、社会进化观念，其实与真正的历史规律还有相当距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广泛传播，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理论工具。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长壮大，推动中国史学走上了历史科学的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