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爱军：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9:11:31 爱思想 唐爱军 参加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力图立足唯物史观视域，深入阐释这一重要论断，尤其从学理上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下简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入把握这一点，需要回答三个问题。 1.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可能？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中，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现代化取得了“绝对权力”。资本全球扩张重构了世界秩序，“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开辟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客观的描述，但并不能将其抽象地归结为这一点：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只要不想灭亡的话，必然也要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所有民族或国家都要经历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实际上，马克思并不认同这一点。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通过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更加强调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里，明确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逻辑限定在西欧国家，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1881年，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断然否定“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号称他的“真正的学生”的观点)。并且，马克思认为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882年，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认为，俄国土地公有制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实际上承认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可能？有学者将该问题表述为“马克思之问”。从马克思一系列论述尤其关于东方社会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其实已经做了肯定性回答：不经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跨越卡夫丁峡谷是有可能的。 马克思那里的理论可能性在俄国和中国变成了现实性。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逻辑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明确中国走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它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为前提的。这里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从历史事实角度(当然这一点也很重要)说明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在近代中国失败的种种表现及其原因，而在于从理论逻辑角度澄清一点：建立在社会形态跨越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并不违背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一些“西化论”者认为，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违背了人类“文明大道”，甚至用马克思“五形态论”作为他们的“理论武器”。这实际是抽象理解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出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演变“五形态论”这一普遍规律。该规律是立足人类历史发展和整个世界而言的，并不是针对某一个民族或国家来说的。该规律并不建立在这样的抽象基础上：要求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要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而不能跨越其中的一个或多个社会形态。同时，某一民族或国家的“跨越”是有条件的：以世界范围内普遍经历了特定社会形态为基础。这一点又确证着“五形态论”的普遍性、客观性。具体说来，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并不能否认人类社会普遍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合理性。中国呈现的是一种“局部跨越”，它以世界范围的“整体不可跨越”为前提。并且，实现社会形态跨越的东方大国要想真正进入现代文明行列，必须占有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如何才能“占有”？前提是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普遍发展及其文明成果的产生。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合法性就体现在这种既跨越了资本主义，又要占有其积极成果的历史辩证法。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马克思之问”的肯定回答基础上的，实现社会形态跨越的中国式现代化并没有违反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恰恰是它的具体表现。 2.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建设现代化？这一命题可以提炼为“列宁之问”。考察“列宁之问”，首先要把握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创造性论述。马克思在《给工人议会的信》较为明确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条件及其顺序关系，“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劳动解放的第一个条件。现在它应当实现劳动解放的另一个条件。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共同监督”。第一个条件即“经济前提”，资本主义创造的发达生产力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二个条件即“政治前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列宁颠倒了两个条件的“先后顺序”。当时一些人不认为俄国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列宁讲，“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这里讲的文化水平是广义上的，指的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物质文化水平。“先政治后经济”的条件论直接规制了苏俄现代化发展路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运用苏维埃政权力量开辟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公式”鲜明表征了这一思路。“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运用国家政权力量实现现代化，效果显著，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现代工业大国。但是，它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列宁的建设“公式”过于倚重技术层面的现代化成果汲取，忽视了制度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的现代性文明的吸纳，并且，在不断强化国家权力的思路下，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走向僵化，最终定于苏联模式一尊，严重压制了经济社会活力和人的发展。比俄国还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新道路。 3.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何以可能？“列宁之问”在邓小平那里得到了明确回答：“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关键理论问题是立足中国国情，解决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并不处于同一时空序列，前者是西方后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形态，后者则是东方前工业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历史主题”。(高力克)《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文献中的“社会主义”恰恰是消灭了商品经济、私有制、城乡对立、民族国家等“现代性要素”的“后”现代社会。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问题，需要厘清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概念。一是“发达社会主义”。它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二是“不发达社会主义”。它是生产力水平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所追求、建立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不发达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上的，破除了套用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特征的具体论述来指导现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条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将“不发达社会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表述，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逻辑有了清晰认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时间上的更替”，而是“空间上的并存”，(从更为宏观的“三形态论”看)它们都处于“第二形态”，即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而言，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实现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历史主题。“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不发达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明确了自身历史方位、主题、任务。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功开辟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立论基础”。 正是借助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思考，中国共产党人才能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里，我们通过“三对关系”透视社会主义条件下现代化的基本定向。一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发达社会主义”的关系。两者既有同一性，也有差异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从同一性中领悟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也要从差异性中把握一切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的必要性。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重构了两者关系，它们是“空间上的并存”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既要看到两者之间对立、斗争一面，也要承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方面要防止西化分化，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僵化封闭化，要扩大对外开放，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三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不发达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之逻辑效应，必然会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传统话语，并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论”等理论的支撑下，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实现社会形态跨越的基础上，开启了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探索之路。我们着眼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的理论思考，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成功开辟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建设之路，以“中国奇迹”有力地回答了“马克思之问”“列宁之问”。 二、驾驭资本的现代化模式 资本是理解现代社会的一把钥匙。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起源及其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资本现代化模式，其核心表现就是资本逻辑与现代性逻辑的同一性。中国式现代化解构了这种同一性，遵循马克思的资本辩证法，构建了驾驭资本的现代化模式。所谓“驾驭资本”就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运用各种力量使资本运行或资本逻辑实践展开，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于社会主义目的，其实质就是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尽可能降低甚至规避负面效应。驾驭资本内含了利用、引导与防范、规制资本两个方面，有时也特指后者。 1.中国式现代化充分激活“资本的文明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由“资本的文明面”所决定的。马克思在诸多地方论述过“资本的文明面”，其中广受关注的是这段话：“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三个更有利于”阐释了“资本的文明面”的核心内容。除此之外，它还表现在：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创造了更多的自由劳动时间，为实现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资本促进了商品交换和人的交往，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资本的文明面”的核心点在于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资本要获得剩余价值，必须进入到生产领域；资本是生产性的，将一切要素纳入到生产之中， 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不发达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本身就引申出现代文明阶段的不可逾越。“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产主体、支配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践中激活“资本的文明面”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资本、市场经济作为工具和手段被予以承认。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三个更有利于”可以为现实中的各种经济现象、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提供评判标准：是否更有利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更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自身的再生产；是否更有利于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发展创造条件。根据这一评价标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承认、利用、引导资本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也是承接了这一逻辑思路，为社会主义与资本、市场经济的结合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辩护。通过思想观念变革、制度构建以及实践展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激活“资本的文明面”，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以来，引入资本和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不仅表现在生产力方面，还表现在：带来了社会活力；优化了社会权力结构；促进社会结构有效调整；增强了平等意识、效率意识、竞争意识等，促进了思想观念的解放。 2.中国式现代化以国家权力为主导、以生产关系为中介驾驭资本，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发展。资本是需要被规制、驾驭的，因为它既有“文明面”也有“反文明面”。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实现“资本的世界化”扩张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自然的异化”)、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社会的分化”)、世界和平和全球治理问题(“全球冲突”)以及人的发展问题(“人的物化”)。并且，从资本的历史趋势看，它必然被扬弃，因为“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驾驭资本就是要对资本运行、资本逻辑作用划定界限——“效果界限”和“范围界限”。前者指，引导资本发挥其积极效果(可以从马克思的“三个更有利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得到更为具体化的认知)。后者指，防止资本从经济权力向超经济权力尤其政治权力转化，防止资本逻辑滥用，防止资本向政治、社会、精神文化等领域的无序扩张。用什么力量驾驭资本？是包括制度、政权、意识形态、人民群众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力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显著的还是国家权力(广义上的，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政权)。推崇所谓“去国家化”的西方现代化话语只是一种虚假意识形态。“国家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这一点将决定一切，既决定国家的性质，也决定人民的命运。”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然站在人民立场上，依靠国家权力力量，引导和驾驭资本，与资本霸权相抗衡，使资本服从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社会主义发展需要。在资本全球化下，要防止私人资本尤其国际资本对国家权力的侵蚀，要维护人民性。驾驭资本决不是粗暴地用政治权力干涉市场经济、资本运行，其关键方式是发挥“生产关系的中介作用”。“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关系链中，生产关系的中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客体性与主体性的相互关系看，生产力强调的客体性逻辑与国家强调的主体性逻辑，都必须通过生产关系的主—客体性逻辑发生作用。”国家的主体性逻辑体现的就是上层建筑性质与统治阶级意志。实现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求与满足国家意志的主观需求，都需要借助于生产关系的作用。“生产关系的作用不仅在于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于增加统治阶级获取的剩余”。由于生产关系一方面关联着生产力，一方面又决定了统治阶级和国家利益，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与完善一方面必须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生产关系这一中介着手，通过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核心是所有制)，在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同时，借助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等公有资本驾驭传统的资本逻辑。 作为一种驾驭资本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也呈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新现代性逻辑。(1)发展逻辑。资本尽管进入到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但它并不构成主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产逻辑、发展逻辑。解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主导是其根本的发展逻辑。(2)动力逻辑。从现代化的动力要素及作用模式看，西方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导的动力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资本－国家－人民(劳动)三元主体相协调的多元模式，尤其是超越了西方的“大市场－小社会”模式，构建起“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模式。(3)空间逻辑。这里所说的“空间逻辑”指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何在民族国家范围驾驭国际资本。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外开放的现代化，吸纳国际资本。但是，“国际资本在开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开启了发展中国家的殖民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道就是摆脱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依附，对国际资本既利用又规制，将其在中国的发展纳入“三个有利于”的轨道。(4)制度逻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它们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制度逻辑，也是驾驭资本得以可能的根本制度支撑。 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性、开放性概念，最初表现为“四个现代化”(1.0版)，再演进为“小康式现代化”(2.0版)，随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它又发展为“全面现代化”(3.0版)。全面现代化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高阶形态”，也是“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反映了它的内在逻辑。究其根本，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以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 1. 全面现代化的中轴原理。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构成了全面现代化的中轴原理。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稍作展开。其一，“物”的逻辑服从“人”的逻辑。现代化具有主客体双重逻辑。从主体逻辑看，现代化表征着人的生产能力、自由个性的提升；从客体逻辑看，现代化表现为物质财富增长、社会关系理性化、科学技术发展等。马克思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双重逻辑，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三形态，也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以及人的发展形态的变化：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现代性文明的显著特征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现代化尽管带来了人的解放与发展，但是，它是以物的依赖性、服从“物”的逻辑为前提的。“物的依赖关系”就是物的关系对人的支配与统治，核心是资本对人的统治。一般说来，西方现代化就是“物”的逻辑支配“人”的逻辑、人的发展逻辑从属于资本逻辑。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越了这一传统的现代性逻辑。尽管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在同一个世界历史时代，但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看，运用公有制、国家权力等防范资本物化逻辑，不以牺牲劳动者和人民群众利益为代价追求物质财富增长、资本增殖，始终与社会主义执行的“历史转化任务”保持方向一致。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其二，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人的全方位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发展的统一。个人的全方位发展就是超越“片面的个人”“偶然的个人”存在样式，实现人的能力的全面性、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全体人民共同发展不是少数人独享发展，大多数人不发展，而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享发展，目标是共同富裕。其三，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通过满足“人的丰富的需要”而实现的。全面现代化就是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以及安全等方面的条件或保障，“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2. 全面现代化的整体性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彻底人道主义、共同体主义、和平主义等文明逻辑。除此之外，它还遵循了整体性文明逻辑。所谓系统是指由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从内容或范围角度看，全面现代化是一个“1+6+1”系统。第一个“1”指的是“人的现代化”。“6”指的是“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第二个“1”指的是“治理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6+1”系统涉及到三个类别：“人”的现代化、“发展”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全面现代化的整体性(文明)逻辑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社会维度看，全面现代化涉及到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有机体之现代化。其二，从人的发展维度看，全面现代化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的现代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空间。其三，从文明维度看，全面现代化构建了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所形成的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总和即文明。工业革命是现代化运动的发端。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实现工业化，依此为经验基础，逐步形成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典现代性文明模式。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建立在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物质文明类型。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全面现代化的整体性文明逻辑有几个显著特征。一是全面性。现代性文明具有全面性，基本要素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五个方面。“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二是关联性。文明系统诸要素及其发展变化都处在相互关联之中，这种关联性使文明系统具有“关系质”。关联性必然要求协调性。全面现代化之“全面”，不能理解为各个文明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关涉到各大文明内涵之间的协调推进。全面现代化是五大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三是整体性。如何评价系统中某个要素或领域的发展变化？一定要放在整个系统及其发展变化中加以评价。可能某个要素或领域从内部来看发展效果不错，但从整个系统角度来看，可能不一定带来整体的、全局的发展，甚至带来负功能。比如，无节制开发自然，也许在一时一地推动经济发展，增加所谓的物质文明成果，但侵蚀了生态文明，最终阻碍了整体性文明进步。全面现代化具有整体性特征，无论是自身评价还是实践展开，都以提升国家文明整体进步为基本遵循。 3. 全面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开辟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作为一种后发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能成功，并且能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智慧方案？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有效的战略路径即“全面协调现代化战略”。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之为全面现代化的重要规定性。现代化是一种世界现象，可以追溯到16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但直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才使得现代化实质性展开，并对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影响。因此，现代化普遍被界定为从工业革命以来发生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从“范式变迁”维度看，世界现代化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指18世纪以来的现代化，主要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主要推动力是技术创新、工业革命，典型特征是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第二阶段指20世纪中叶以来的新一轮现代化，主要是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 主要推动力是知识创新、制度创新和专业人才等，典型特征是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等。前者可以称为“第一次现代化”；后者可以称为“第二次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第二次现代化的核心是信息化、知识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第二次现代化阶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在第一次现代化阶段，有些发展中国家还跨进它的门槛。中国总体上处于第一次现代化中后期，但依然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与此同时，第二次现代化在中国又不断呈现。 如何进行战略选择？一般选择是先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再进行第二次现代化。这既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也是提供给后发国家的“经典现代性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的现代性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精辟而又形象地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从政策角度看，中国选择的并不是先完成工业化，再进行信息化(以及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而是同步进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信息化提升工业化，实现“四化同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从现代性逻辑看，中国选择了“全面协调现代化战略”，超越了“串联式”现代性逻辑，遵循了“并联式”现代性逻辑。概括地说，全面现代化战略体现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与非线性逻辑，超越了把西方“依次历时态”(即“串联式”发展)路径模式化的单一线性论。全面现代化战略坚持渐序发展与跨越式发展相结合的原则，超越了单一的渐序发展逻辑。全面现代化战略着眼于“弯道超车”，形成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打破了跟随西方亦步亦趋的依附性发展。全面现代化战略充分证明了“存在多种通往现代性的不同路线”，现代化是多选题，而非单选题。 中国全速奔跑在自己所创造的现代化赛道上。深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展开，极其重要。我们坚信，中国式现代化必将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再度青春化，使勤劳的中国人民都过上美好生活。 （作者唐爱军，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第9期，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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