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现场】鼎与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http://www.newdu.com 2024/12/12 10:12:49 未知 韩鼎 参加讨论
器以载道，华夏先民在创造、改进、传承、使用器物时，会有意无意地将审美、偏好、理念、态度、认识、寄托等精神因素融入其中。由此，器物不再仅具物质属性，还被赋予了文化属性，换言之，文物不仅是“形而下”之“器”，更承载了“形而上”之“道”。下面，笔者将以“鼎”这一贯穿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器型为例，透物见人，从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发现其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精神特质。 一、创新  图1 新石器时代·带支脚陶盂 河北武安出土  图2 新石器时代·乳钉纹红陶鼎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 所谓“三足鼎立”，正三角形分布的鼎足为鼎身提供了稳定的支撑，也成为“鼎”这一器型的标志性特征。那么，三足是何时以及缘何出现的呢？目前所见最早的具有三足的陶鼎出现在距今约8200年的裴李岗文化早期末段，从造型来看是在罐、盆等器上加三足而形成的。至于为何要增加三足，较可靠的推测是基于对用火炊煮的需求。鼎发明之前，若要炊煮，最初是在容器下垫石块，后还出现了专门的陶制支脚（图1），将容器抬升后便可在其下烧火，炊煮食物。而支脚的稳定性、便捷性都有不足，因此，基于用火炊煮的需求，并结合稳定性、便捷性的考虑，自带三足的陶鼎便出现了（图2）。如果说早期容器的造型很多受到了葫芦、匏瓜等天然容器的启示，正所谓“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礼记》），那么三足陶鼎的出现则是基于用火炊煮需求的自主创新，是我国造物史上的划时代杰作，充分显示了初民的智慧和“革故鼎新”的创新能力。 二、互鉴 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启发与互鉴。陶鼎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造由裴李岗先民发明后，便不断被周边的区域文明所学习借鉴，韩建业曾系统梳理过史前陶鼎的发展历程：“约公元前6200年发源于中原地区，约公元前5000年以后扩展至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约公元前4200年以后从黄河下游进一步渗透到辽东半岛，约公元前3500年以后南渐至华南北部地区，约公元前2500年以后更扩展至华南大部地区”。 史前陶鼎传播过程所体现的区域互鉴正体现了早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正如韩建业所总结的“陶鼎作为中原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其向周围地区的扩展影响过程正是中原核心文化被逐渐认同的过程。陶鼎的发展演变，实为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集中体现。” 三、尊祖 如果说二里头文化中爵是相对重要的青铜礼器，那么时至殷周时期，鼎无疑占据了青铜礼器群中的核心地位。早商时期，商人在传承传统三足圆鼎造型的基础上，还创制出四足方鼎，这是我国最早的方形铜器。从郑州商城三处窖藏所出土的八件青铜大方鼎来看，各鼎重量均在20千克以上（最重的达86.4千克），高度均在59厘米以上（最高者达100厘米），这在早商可谓巨制。晚商时期，我们熟悉的“司母戊”方鼎（重832.84千克），以及妇好墓出土的两件“司母辛”方鼎（分别重128千克、117.5千克）更是突显了“重器”的特征（图4）。  图4 商代·司母辛方鼎  图5 “司母辛”铭文 何谓“司母辛”（图5）？由于甲骨文可正书、反书（故“司”“后”一形），及“母”“女”本为一字，所以就出现“司母辛”“后母辛”“姤辛”和“  辛”等不同看法。虽然理解不同，但由于一般认为“辛”为其日名（死后卜选而来），所以司母辛方鼎应是在妇好死后为她制作的祭器（不同观点中对制器者身份认识不同）。耗费巨量的青铜资源铸造祭器用以随葬，反映了商人深重的祖先崇拜观念，甲骨卜辞中对高祖、先公、先王、先妣大量的祭祀活动也是证明。作为礼器和祭器的青铜鼎，在商代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炊器和盛器，更是沟通人神祖先的中介，是祖先崇拜的重要载体。尊祖敬宗、缅怀祖先，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有助于弘扬孝道、增进亲情，对于华夏儿女来说则有助于提升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慎终追远，切不可数典忘祖。四、重史 商代晚期，青铜器上偶见较长的铭文，如故宫所藏的“四祀  其卣”圈足内有42字铭文（记载了商王祭祀文武帝乙和 其受王赏赐的事迹）。西周时期，长篇铭文更加常见，记载的内容更加丰富，内容常涉及分封（沫司徒 簋）、铭功（天王簋）、战争（多友鼎）、祭祀（我方鼎）、册命（颂鼎、膳夫山鼎）、土地交易（卫鼎）、法律（ 鼎）等等，这些内容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图6 西周·大盂鼎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清末，陕西出土的被誉为“海内三宝”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三鼎都有长篇铭文。西周早期（康王时期）的大盂鼎是目前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重153.3千克），内壁有铭文291字，大意为周王总结殷人因酒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西周中期的大克鼎，铭文290字，记述了膳夫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册命和大量土地、奴隶等赏赐的内容。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铭文499字，是现存篇幅最长的铜器铭文，记述周宣王任命毛公作为百官之长，协调上下关系，替自己管理政事，效忠自己的相关内容。这些铭文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其中所涉及的各方面信息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而对于西周先民来说，他们选择在青铜器上铭铸这些与政治、历史相关的内容，虽有彰显功绩之意，但也体现了周人对国家、家族历史的重视，是历史意识萌芽、深化的表现。铭文中常见的结尾语“子子孙孙永宝用”从一个侧面正反映了希望后世子孙铭记历史的希冀。  图7 大盂鼎铭文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尊史》）。中华民族历来高度重视历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西周早期大盂鼎铭文中对殷人因酒亡国教训的总结正反映了“以史为鉴”的反思精神与治史传统，至今“鼎谕”一词仍用于指代重大的教导或训戒。“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增广贤文》），重视历史，“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只有“以史为鉴”方能更好地“开创未来”。 五、礼制 “礼”在三代规定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相关制度和行为规范，正所谓“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而“礼器”是三代礼乐制度的物质载体，故曰“器以藏礼”（《左传》）。 以鼎为例：西周中晚期形成了较规范的“列鼎制度”（用鼎制度），本义为“列鼎而食”，摆列成套的鼎食以祭祀和用享。虽然学界对“列鼎”的定义有分歧，但一般认为列鼎应为同一墓葬中形制相仿、纹饰相若、大小相次（相同）的一组鼎（三件及以上）。西周的列鼎制度是贵族确立严明等级的体现，各级贵族不同的用鼎数，实际上也规定了不同等级贵族所能享用的肉食珍馐的种类。至于身份与鼎数的关系，《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实际上，列鼎制度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上述文献所记有着时代、区域局限，并非定式）。从考古资料来看，春秋时期在列鼎制度上便常见僭越的情况，如春秋中晚期新郑郑国祭祀遗址中用九鼎八簋，其实已僭用天子礼（图8），至战国末期用鼎制度基本瓦解。  图8 春秋·九鼎八簋 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现场 虽然“列鼎”之“礼”的目的是以用鼎数量来强调身份差异，而从本质上来看，这是对社会有序秩序的强调和约束。在儒家思想学说中，“礼”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它通过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引导、制约和规范，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礼”的终极目标是引导各阶层以及有着各种不同价值诉求的人们按照“礼”的规范和模式，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人们化解或缓解矛盾，和谐共处，实现大同理想社会。“礼”的观念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精髓。（丁鼎《“礼”主导中国古代社会》）。 六、德行 春秋时期，“楚子（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左传·宣公三年》），这便是“问鼎中原”一词的来历。“九鼎”因被视作国家权力的象征，所以楚庄王“问鼎”，其觊觎天下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在回应里，王孙满分析了德、鼎与王权的关系：“在德不在鼎……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此处，王孙满强调了“九鼎”的归属只是表象，它会随着内因的变化而更改，而这个内因便是王朝之“德”，故曰“在德不在鼎”。可见，在当时的认识中“有德”方可得“天命”进而得天下，“九鼎”自然会“不迁而自行”（《墨子·耕柱篇》）地来归置。  图9 汉代·《泗水捞鼎》画像砖拓片 河南博物院藏 德行是受天命、掌王权的内质，而拥有九鼎仅是其表象，那么无德者自然无法拥有象征国家政权的“九鼎”。这一观念影响深远，汉代画像砖中的“泗水捞鼎”主题正是这一观念的形象化表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水经注·泗水》中增加了更加神异的版本：“周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沦没泗渊，秦始皇时，而鼎见于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数千人没水求之，不得，所谓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龙齿啮断其系。”汉画中常表现后一个版本，画面中秦始皇派人于泗水桥上捞鼎，鼎至半空，神龙咬断系鼎之绳索（图9）。而从“鼎见于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的表述中也体现出时人对九鼎与德行关系的看法。 总之，在先秦观念中，国家权力的归属“在德不在鼎”，九鼎是表象，德行是根本，正所谓“德者，本也”（《大学》）。对于个人来说“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对于国家来说“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唐·魏徵《谏太宗十思疏》），可见立德不仅是修身立世之原则，更是为政治世之根本。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选用人才应“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七、和谐、郅治 汉语中，用“鼎饪”比喻治理国政（或治国大臣），用“调鼎”指代治理国家的才能，这对于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也许很难理解，用鼎做饭为何能与治国相关联呢？这是因为两者最核心要素是一致的，即“和”。 《说文解字》“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强调了“鼎”作为炊具有调和五味之功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记》），中国自古重视饮食及饮食文化，并善于从饮食、烹饪中领悟治国大道，最典型的例子是“负鼎谒汤”的伊尹。《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中对“说汤以至味”有更详细的记载：“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伊尹强调“鼎中之变”的核心正是“调和”，既要了解“五味三材”的食材本性，又要掌握“时疾时徐”的火候，对各种调味品的先后与剂量也应做到细致入微，只有把握住这一系列“精妙微纤”的过程，最终达到“和五味”的境界。治理国家亦然，通过对各方面因素的协调、把控，最终达到和谐社会。 所以，老子云“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一方面，“烹小鲜”不能随意翻动，调料要恰到好处，火候要掌握得当，要尊重烹饪的规律，治理国家也是如此，既要有处理政务的能力，又要有审慎负责的态度。另一方面，只有“调和五味”才能经“鼎中之变”做出美食，社会发展亦然，和谐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政通人和、郅治之世的保障。 八、稽古 汉代“由于炉、灶的普及，使三足器在蒸煮用具中退居次要地位”（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鼎的炊煮功能逐渐被镬（后世所称之锅）、釜等无足炊具所代替，鼎仅被作为食器使用，“至东汉晚期，鼎遂隐没不见。”但鼎这一器型并没有就此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时至宋代，宗庙祭仪力求恢复“三代之典”，所用礼器“悉从古制”。基于恢复古礼的需求，宋代官方铸造了不少仿古铜器，《宋史》记载“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如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政和六年铜铏鼎（图10）。  图10 北宋·政和六年铜铏鼎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1 北宋·吕大临《考古图》 清乾隆17年黄氏亦政堂校刊本 复古运动推动了宋代金石学的兴起，知识阶层已不满足于单纯的器物收藏，进而从更深层次探讨三代礼器的价值与功能。第一，强调三代礼器的垂戒功能。《籀史》载李公麟的《考古图》：“圣人制器尚象、载道垂戒，寓不传之妙于器用之间，以遗后人。使宏识之士即器以求象，即象以求意。心悟目击命物之旨，晓礼乐法而不说之秘。朝夕鉴观，罔有逸德。”第二，在学术层次进行研究，正经补史。正所谓“考礼于夏商之器”“正字于鼎彝之间”（宋·翟汝文《忠惠集·附录》）。正如吕大临在《考古图》（图11）中写道：“予于士大夫之家所阅多矣，每得传摹图写，寖盈卷轴，尚病窽启，未能深考。暇日论次成书，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亦将有考焉。” 无论是强调三代彝器的垂戒功能，还是学术层次的正经补史，都使三代彝器在宋代及之后重新发挥功能。稽古振今，这些基于古器物的哲学反思和学术探讨，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 九、与时俱进 上文提及由于炉灶的使用，汉代后便鲜有使用鼎作为炊具的例子。新石器时代，鼎基于方便炊煮的需求而被创造，汉代后丧失了炊煮功能的鼎似乎会被历史淘汰，但实际情况是，鼎的生命历程并没有就此结束，除作为复古礼器被仿制外，仍然作为香炉、花瓶在后世发挥着实用功能，并融入新的文化、艺术因素。 汉代已有将熏炉器身制成鼎形的尝试，如巢湖汉墓（西汉）中出土的链子提梁熏炉、铜座玉盖熏炉，器身为三足圆鼎状（但无两竖耳）。隋代张盛墓（594年）中发现了瓷双耳鼎式炉（与多件佛教用具同出，可能与香供有关，可视作佛教用具设计本土化的一个证明）。五代贯休的《罗汉图》中（图12），将鼎式炉的双耳挂于树枝，赋予了鼎耳新功能（鼎耳最初用于插入棍状物“铉”以方便抬动，小鼎则用钩状“鋊”）。南宋之后，瓷质鼎式炉成为香炉的典型造型，当时的名称也直接称“炉”，在纹饰上常融入八卦、花卉等纹样（图13），更具时代审美。  图12 五代·贯休《罗汉图》局部  图13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刻花莲荷纹鼎式炉 四川省遂宁市金鱼村窖藏出土 除用作香炉外，鼎还常被用于插花，宋人认为用出土铜器养花具有特殊功效，如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古铜瓶钵养花果”：“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铜鼎插花的形象在宋徽宗的《听琴图》中有描绘（图14），清代僧人六舟、吴昌硕等都尝试过用彝器全形拓加补绘花卉来表现彝器插花的情景，如吴昌硕的《鼎盛图》（图15）。  图14 宋徽宗《听琴图》局部  图15 清·吴昌硕《鼎盛图》局部 无论是用作香炉，还是花瓶，鼎延续着它作为实用器的功能，古器新用，与时俱进。 十、传承 “鼎”字象形，当今所用“鼎”字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鼎的原型特征。 最早的“鼎”字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字形（  ）从上到下可分为：鼎耳、鼎腹、鼎足三部分。鼎耳一般较尖；鼎腹下方为圆弧状，其间常增以横线表示纹饰带；鼎足多为两足（金文中偶见三足），鼎足外撇，各足外侧常见1-2处装饰性点缀（ 、 ）。基于上述特征（圆腹、撇足、足上有装饰）， 的原型很可能是扁足鼎。而 具有方耳、方腹的特征，原型应为方鼎。西周金文的“鼎”字基本延续了甲骨文的特征，鼎足外侧的装饰则固定为 形。春秋之后，大部分“鼎”字耳部被简省。秦汉时期，“鼎”字定型：最初的鼎耳被省略，鼎腹呈“目”形，鼎足及其上装饰变为了“ ”形（表1）。 从“鼎”字字形的演变，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的传承性，一笔一划均承载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十一、载道 “鼎”，亲历、见证、参与了整个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也再没有哪种器物能像鼎一样，持续性地对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鼎被历代所珍视、认同，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中国精神价值符号”。也正是由于华夏儿女对“鼎”的深厚情感，它的各个特征都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并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成语、词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这些成语所阐释的道理、哲理，至今给人启迪及警示。与“鼎”相关的成语多源自其形态、功能、使用者身份、王权象征、卦象几个方面（表2）：  含“鼎”之成语虽多为正面称颂或中性描述，但也有九鼎一丝、举鼎绝膑、鼎鱼幕燕、鼎折覆餗等鼎谕垂戒。这些成语从正反两个方面客观辩证地向我们传递了丰富的道理和哲理，正是“器以载道”的体现。 小结 从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鼎在造型、功能、寓意等方面的变化，更深层次来说，反映了历代华夏儿女对鼎的态度、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透物见人，鼎的发展历史折射出中华民族革故鼎新、交流互鉴、尊祖敬宗、铭史重史、尊礼重道、明德惟馨、和谐郅治、稽古揆今、与时俱进、传承有序、以器载道等特质。鼎和鼎所体现的民族精神特质是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承载着华夏儿女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基因和血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持文化自信的坚强基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注：文中器物图多选自河南博物院：《鼎盛中华：中国鼎文化》，大象出版社，2013年。部分选自发掘报告、相关图录。 （作者系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