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二十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3)
http://www.newdu.com 2025/01/25 03:01:59 《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 张广智 参加讨论
三、一章独特的中西史学交流史 现当代西方史学的发端，一般说来我们可以从19世纪90年代卡尔·兰普勒希特与兰克学派，亦即新旧史学之间的争论开始，这自然是不错的。(26)但学界大多忽略世纪交替之际西方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那就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召开。在我看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召开，或许可以作为20世纪西方史学的开篇与西方史学史上第四次重大转折的新路标。(27) 在此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从1898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预备会议至2014年即将在我国山东济南举办的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百余年间，二十二次大会(大体每五年召开一次)，大致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创立时期”，从1898年的预备会议至1950年第九届巴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前；第二阶段为“发展时期”，从1950年第九届巴黎大会至1990年第十七届马德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三阶段为“国际化时期”，从1995年第十八届蒙特利尔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至今。(28)回顾历史，20世纪初开的这个会议，在当时并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但它伴随着时代的风云，且行且壮，终由淙淙细流演为波澜壮阔，成为当今国际史坛演变的一个“风向标”，瞭望西方史学发展变化的一扇窗。 是的，一百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的联系，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与现代中国历史与史学相关，也与西方史学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几个发展阶段联系，构成了一章独特的中西史学交流史，以下逐一说之。 1、在20世纪30年代里的初步接触，时值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立时期”。其实，这一时期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还是区域性的，每届主题多以西欧地区的民族史/国别史为中心而展开，主办城市在欧洲范围内“轮流坐庄”，说它是西方史家的“自娱自乐”并不为过。 在这期间，1926年成立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当时国人简称“国际史学会”)，这个每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闭幕后的常设机构的建立，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走上正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国际史学会欲想“跳出欧洲”，极力想在非欧地区发展新的委员国，中国自然成了它的“发展对象”。1928年初，国际史学会曾致函，邀请中国参加是年8月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时教育部研究后回复称“本国拟暂不派员出席”，(29)不知何故？这就失去了一次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牵手”的良机，实为可惜。而此时，苏俄与日本均已是国际史学会的委员国(两国均参加了1898年的预备会议)。 八年后，1936年11月16日，时任国际史学会会长、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哈罗德·泰姆普利(一译“田波烈”，或“吞泼来”)在北京作了题为“致中国历史学家”的演讲。他这样称颂中国：“有一点可以肯定，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声称自己在思想和知识方面做出的贡献比中国多。中国吸收西方的知识，丰富自己不朽的传统，她一直很伟大。”(30) 泰姆普利鼓励中国应当融入国际社会，走向世界。于是，他进而指出：“中国仅仅发展和吸收西方的文化是不够的，她应该带着复兴的民族文化面向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一个包含其文化的国际形象，就像它应该拥有一个包含其文化的民族形象一样。”(31) 最后，他诚邀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并派一二名史家为代表参加1938年8月于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如果中国敲了这扇门，我想她不用等太久就可以进来了，中国史学家的兄弟们，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机遇啊!”(32) 真是机不可失，中方作出了热烈的回应，即使1937年7月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时局动荡不定，参会的工作流程，也未受到任何影响。中方旨意已决，决定派胡适一人前往，代表中国参加了苏黎世大会，并发展成了国际史学会的新会员国。胡适忠于职守，以《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为题向大会提交并报告论文，使这次在二战全面爆发前的苏黎世大会上，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声音。这是一页被尘封的历史，或许在胡适的总体研究中并不重要，但在中西史学交流史上却有着不凡的意义，值得我们予以重视。(33) 2、在50—60年代里的“藕断丝连”，时值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发展时期”。由于二战，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断了12年，直到1950年的巴黎大会才开始恢复正常的活动。此时，中国的政治编年史和中外史学交流史都发生了变化。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进程，也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篇章。从后者说，由于苏版马克思主义史学长驱直入，中国史学从“西化”演为“苏化”，至于西方史学的引入，当时采取了排斥与批判否定的态度，试想，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怎能再次与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牵手”呢？是时，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行进，但中国却与之疏远，乃至陌生了。 然藕断丝连，在中外(苏)史学交流的夹缝中，还是能够捕捉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点点滴滴： 比如张芝联撰文《介绍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34)篇幅虽短，但所披露的信息，却让中国学人知晓在国际史学界还有这样一个“世界性”的组织。 从苏联史学期刊，比如从苏联史学界权威刊物《历史问题》上译出了多篇文章，介绍在1955年罗马召开的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如上文引用过的潘克拉托娃的长文《第十届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的总结》，还有零星的译文，都发表在当时中方创办的《史学译丛》上，(35)加上中译《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一书等，(36)从中可以窥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动向，也许有限，但却是那“闭关锁国”年代里了解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途径，虽则可能是被扭曲了的西方史学，自然也包括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了解。不管怎样，它反映了中国史学界从20—30年代就萌发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情结”不断，这就不难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就与它重新连接了。 3、在改革开放年代里的重新连接，时值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时期”的后期及充满活力的“国际化”时期。正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再次叩开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大门。1980年，中国派观察员参加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重新接纳中国为委员国。从1985年开始，在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中国史学会都组团与会，都可在会场内外见到中国历史学家活跃的身影，直至明年，以东道国身份主办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那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的一个平台，更是我国历史学家向国际史学界展示华夏文化，以及渊源流长的中国史学自身形象的最好时机。 如今，当人们重新回眸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前世”与“今生”，蓦然发现，它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进言之，也与中国当代史学的行进，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因而这章独特的中西史学交流史其重要性日渐显现，并应受到我们的格外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