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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对日本领导人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的机构正在缓慢形成，起诉和逮捕在难以预料的时间一波波到来。9月11日，宣布了对第一批战犯嫌疑人的逮捕，接着是不祥的平静，直到11月19日第二批逮捕令发布。12月的第一周，许多军部高官和官僚们被添加到了“甲级”战犯嫌疑人的行列，包括前首相近卫文和天皇身边最亲近的内大臣木户幸一等人。12月6日，杜鲁门总统任命的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带领40名部下抵达东京。

两天后，麦克阿瑟为日益临近的审判设立了国际检察局(IPS)。依照日本历，这一天正是珍珠港袭击4周年。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司令官(SCAP)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至于哪些被告将首先被带上法庭接受审判，直到3月11日才宣布。审判开始于5月3日。直到此时，最高统帅部和国际检察局在理论上仍然有可能起诉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行。

在宫廷圈内，天皇是战争罪犯的观念自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天皇应当对战争和战败承担一定责任的想法，却是被认真考虑的。在最高统帅部表明其立场——坚决反对除利用裕仁之外的任何政策之前，天皇本人曾有过这样的考虑。8月29日，在胜利者踏上这片神国的土地的前一天，天皇对木户幸一谈到了退位的问题，认为可以将此作为免除他忠诚的大臣和陆海军将领们的战争责任的方法。木户告知天皇这并不可取。9月中，在天皇知情的情况下，天皇的内叔父东久迩宫率内阁秘密讨论其退位事宜。尽管有些阁僚力争天皇对战争并不负有宪法责任，但有其他大臣强调，天皇对国家、战死者和战争遗属负有战败的道义上的责任。

10月的第一周，东久迩宫首相私下会见了他的侄婿裕仁，并劝其退位。东久迩宫表示，愿意放弃自身的皇族地位。据称他的提议被驳回了，理由是“时机未到”。几周后，裕仁语调平淡地告诉他的侍从次长说，万一退位的话，他希望找到一位有才能的研究者，协助他的海洋生物学研究(这是数年前，天皇为树立其真正“现代人”的形象，自己选择的学问领域)。

1月4日，有关战争罪行的公众舆论升温，对煽动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任职者开始大范围的“彻底的”清查。天皇让木户幸一的继任者侍从长藤田尚德调查，时下最高司令部是否希望他退位。藤田对此表示反对。裕仁一直热心于研究历代天皇的先例，1月下旬他让学者为他讲授宇多天皇让位之事。宇多天皇887—897年在位，于31岁时退位。裕仁还将英王室看作是现代皇室礼仪的参考典范，让官员扼要汇报英王退位的惯例。

天皇退位的话题很快泄露给了媒体。1945年10月下旬，近卫公爵公然提起天皇退位的可能性，然后又迫于内阁压力发表了修正声明，引起骚动。

近卫公爵不同寻常地直率表示，天皇在未能回避与美国的战争以及未能尽早终结战争两方面，都负有重大的个人责任。翌年2月27日，这一话题再次跃入公众的视野。据《读卖报知》报道，前首相东久迩宫向一位美联社记者透露，最高层正在认真讨论天皇的退位问题。如果裕仁自己选择退位，将会得到皇室全体的支持。数日后，东久迩宫直接告知日本新闻界，他个人曾经敦促侄婿裕仁考虑退位的三个“适当时机”。尽管第一个时机“当投降文件签署之时”已经错过，另外两个适当的时机还未到来。照东久迩宫看来，裕仁应当在宪法修正之时或是占领期结束、和平条约缔结之日考虑退位。新闻界甚至推测最有可能的是天皇之弟高松宫摄政，直至皇太子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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