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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卖报知》耸人听闻的报道，倒是与宫内省枢密院的紧急会议上提出的观点一致。会上，天皇31岁的幼弟三笠宫，间接敦促天皇为战败负责。三笠宫力劝，政府和皇室总体上必须超脱“旧式的思考”，“于今采取大胆的行动”。厚生省大臣(后来的首相)芦田均当时在场，他在日记中写道，“似乎每个人都在思考”三笠宫的话，而“天皇陛下忧虑的脸色从未如此苍白”。

尽管如此忧虑，天皇显然大约正是此时决定不退位。他对侍从次长木下道雄说，他怀疑任何人有资格接替他的位置。他的三个兄弟，高松宫曾是公然的“参战派”，秩父宫体弱多病，三笠宫太年轻缺乏经验(三笠宫现年31岁，比裕仁1921年摄政时的年龄大11岁)。天皇告诉木下，他遗憾叔父不大注意面对新闻界的言辞。

政治和思想领域的著名人士们，开始发言支持天皇退位。新近任命的东京帝国大学校长、自由主义者、基督教教育家南原繁，在总体上对天皇制进行了善意的评价，但是主张裕仁应该因道义原因退位。辅佐近卫起草明治宪法修正案的保守的宪法学者佐佐木忽一，也以道义的理由赞成天皇退位。严格的保守派哲学家田边元，对佛教概念“忏悔”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希望天皇引退而成为贫与无的象征。他还敦劝将皇室财产用于救济贫困的人。

对裕仁退位最轰动的公开呼吁，是著名诗人三好达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于1946年6月号的《新潮》杂志。三好达治解释说，他并非是认同东京战犯审判的支持者们对战争责任的看法，即天皇对侵略和暴行负有直接的、政策决定上的责任，但是也不接受天皇支持者们所推出的热爱和平而又无助的仁慈君主的形象。他强调说，问题在于，“这并不仅是战败的责任问题”。三好以不同寻常的强硬口气，谴责天皇“对自身职责甚为怠慢”，并且“负有对战场上为他捐躯的忠良将士背信的责任”。

三好宣称，天皇曾是大元帅，却未能制止军阀者流的横行。天皇以家长的口吻呼臣民为“赤子”，却驱策明知道将会失去控制的陆海军士兵赴死。作为国家元首，他现在应当由自己承担起这场灾难的责任，树立道德的典范。天皇在战时的统率，无论在大势判断、临机应对、起用人才、体察民情，还是把握时机终止战争方面，都是无能的。既然天皇已经宣布自己不是“现人神”，那么他现在就应当像个凡人那样退位。

假使占领军当局选择敦促裕仁退位的话，显然不会有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存在。天皇近侧的人士也承认这一点。而且可悲的是，公众将如同接受战败本身那样，轻易接受天皇的退位宣言。保守派则会将天皇的退位正当化，并且借此对天皇制的道义的高洁再次加以确认。天皇制民主仍然会在新君主的统治下发扬光大，而裕仁悲惨的昭和时代(如此反讽的命名，“昭和”两字原本意味着“光辉与和平”)将会落幕，“战争责任”问题则会显得一片光明。

当然，麦克阿瑟及其助手对局势有不同的理解，并且对日本方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11月26日，原海军大将、总理大臣、天皇的心腹米内光政，恳请麦克阿瑟对天皇退位发表见解，最高司令官回复说，此举并无必要。

一个月后，宫中与最高司令部之间的日本联络官报告说，民间情报教育局(CI&E)局长戴克(Dyke)准将建议，为转移公众注意，天皇可以离开东京，将宫廷移到京都。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那里一直是皇家的传统地盘。翌日，三位与民间情报教育局有关系的日本人，给侍从次长木下道雄带来了一份值得注意的、长长的备忘录，总结了戴克准将有关“皇室的问题”的见解。文件开篇就坦率主张，维护天皇对于建设民主的日本是绝对必要的。

1946年3月初，侍从次长被告知，菲勒斯将军担心天皇周围的“可笑之人”，给予天皇坏的建议。这大概不仅是指皇室的异端人物东久迩宫和三笠宫，还包括给天皇安排关于宇多天皇退位与英国国王退位讲义的宫廷顾问们。菲勒斯告诉米内大将，“非美国的思想”正甚嚣尘上，甚至在美国上层，要求逮捕裕仁接受战犯审判的呼声依然具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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