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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运粮草 嗣子殒命陇原

首出祁山失利，让诸葛亮在军事上受到打击，而负责押运粮草的嗣子诸葛乔(即其兄诸葛瑾之次子)在北伐中离世，更让诸葛亮饱尝了失去亲人的痛苦。

诸葛乔，本字仲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生于曲阿(今江苏丹阳市)，小其兄诸葛恪仅一岁，而与《吴书》的作者韦昭同年。诸葛乔年轻时即与其兄诸葛恪俱有名于东吴，论者以为诸葛乔才虽不及其兄，而性业过之。当初，诸葛亮尚未有子，于是便求诸葛乔为嗣。诸葛瑾启告孙权后，遂“遣乔来西”(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而诸葛乔一到西蜀，诸葛亮即以之为己嫡子，并易其字曰“伯松”。蜀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又拜为驸马都尉，随诸葛亮北伐至汉中。诸葛亮使其督五六百兵，与诸将子弟一起传运粮草于谷中。为此，诸葛亮还曾写信与其兄诸葛瑾说：“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此即“一出祁山”之时也。然而不幸的是，诸葛乔于建兴六年(公元228年)便卒于军中，年仅25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以致人们连他的形象也有些模糊不清了。

诸葛亮曾有《诫子书》与《又诫子书》两封书信传于后世。《诫子书》讲修身与为学都要静的道理，诸葛亮临终前以此谆谆告诫自己年仅8岁的儿子，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又诫子书》则专谈饮酒，全文是：“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意思是说，设酒宴客，是为了合乎礼节，表达感情，从而使身心舒适，以恢复人的本性。而礼节尽到，客人退席，这便是最大的和谐与快乐了。倘若主人的情意未尽，客人也还没有到疲倦的程度，可以继续饮至酒醉，但不能醉到神志不清的地步。这的确是一篇讲“酒文化”的绝妙好词。但诸葛亮临终前，竟然与一个年仅8岁的小孩子大谈饮酒，则未免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了。且不说8岁的诸葛瞻可能还未开始饮酒，就是偶与酒宴，也谈不到设酒宴客，更遑论“主意未殚，宾有余倦”的问题。那么，《又诫子书》又会是写给谁的呢?我以为，这当是写给诸葛亮的嗣子即诸葛瑾之次子诸葛乔的。

从诸葛乔在东吴时即已取字“仲慎”，至蜀后又易字“伯松”，并拜为驸马都尉，随即参加北伐的情况来看，诸葛乔入嗣时当已过了“弱冠”(即20岁)之年，应算是一位成年人了。再加上他与蜀中诸将领的子弟一同共事，又时常奔走于山谷之中，所以，无论出于社交应酬，抑或其他需要，饮酒之事都是免不了的。而这便是诸葛亮《又诫子书》写作的缘起。大约其时蜀中的官场上，饮酒之风还是很盛的。所以诸葛亮的这番告诫，既是出于对嗣子的爱护，同时也是有感于蜀中诸将子弟的饮酒之风而发的。诸葛亮当然不愿意看到蜀国的官员们像当年的“殷顽”那样沉湎于酒，以致不能自拔，于是，出于对巩固西蜀政权的考虑，他便向刚入蜀不久的嗣子谈了自己对饮酒的见解，并试图通过诸葛乔以去影响当时的“高干子弟”们。应该说，这才是诸葛亮写作《又诫子书》的深远用意。

可见，《又诫子书》的写作时间实应在《诫子书》之前，而两者的名称也应当互换才是。大约在陈寿所编的《诸葛亮集》散失之后，后人虽得其佚文，然对其写作的背景及文章的先后次序已不甚了然了，故遂依其内容之重要程度，聊为标题区分而已。这便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情况。但令人欣慰的是，由于诸葛乔的参与北伐，穿行于陇原山谷，遂令诸葛亮留下了这篇千古名文，并让后人从中领略了酒文化的最高境界。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