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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证据引发学术论争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研究人员吴庆龙领衔的中美科研团队于8月5日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史前大洪水的证据,这场洪水很可能就是“大禹治水”传说中的大洪水;同时,这也为夏朝的历史真实性以及起始年代提供了重要支持。该文发表后,引起学界和公众的关注与争论。
    积石峡的史前洪灾成为关键
    李白的名句“黄河之水天上来”让人们感受到了黄河的壮美英姿,但对于曾生活在黄河上游的喇家聚落先民来说,黄河堰塞湖溃决洪水带来的却是灭顶之灾。
    在对青海积石峡滑坡坝残余坝体的实地勘察后,吴庆龙科研团队推测,一场史前地震引起的山体滑坡形成高坝,致使黄河阻塞了6—9个月,最终黄河河水汇聚为巨大的堰塞湖。随着水量持续增加,堰塞湖溃决后释放了约110亿—160亿立方米的湖水,并可能向下游奔涌约2000公里,冲毁了黄河的天然河岸,沿途淹没众多地方,积石峡以东25公里处的喇家聚落也被摧毁。
    该研究团队推断,洪水和地震同年发生。根据对喇家遗址中被埋幼童人骨碳14测年,推测这场洪水发生于公元前1920年左右。史书记载,大禹和其父鲧治水大约用时20年,因此研究团队推断,夏朝的起始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年。
    “此次研究是对以往喇家遗址灾难的多学科研究的深入调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喇家遗址考古领队叶茂林提出,它有益于探讨,并非定论。面对争议,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也希望研究者可以细读原文。
    以抗灾证夏还需补充更有力的证据
    该论文一经发表,就在学界引发广泛讨论。有学者表示,这项研究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将大洪水考古的成果与大禹治水的传说以及夏的历史联系起来,触及夏朝是否存在、如何证实夏朝存在等争论已久的问题。
    “夏王朝以及大禹治水确实存在,夏朝的建立和大禹治水相关。正是在抗击洪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出现了夏王朝。”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撰写了多篇研究大禹治水的文章,他对吴庆龙团队的研究持肯定态度,但认为其中有些问题还有待继续探讨。
    吴庆龙等在论文中提出,大洪水发生的时间和二里头文化开始时间重合,所以这一发现也可证明二里头是夏朝的都城。然而,二里头文化最新的高精度系列测年表明,二里头文化上限年代不超过公元前1750年,一般认为进入了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二期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而论文提出二里头是公元前1900年,与早期青铜时代吻合。超过200年的时间差,使这场洪水与二里头遗址间的关联令人生疑。
    对此,沈长云认为,位于豫西的二里头遗址,与大洪水以及夏王朝的产生并无关系,它可能仅是夏朝后期向西扩张而修建的别都;而大禹治水的区域,主要在古河济一带,即《禹贡》“九州”之一的古兖州及附近地区。据文献记载,这一带黄河经常泛滥成灾。在这一带,至今仍有带“丘”字的地名,如商丘、帝丘。所谓“丘”,当地人把它称为堌(音固)堆,是比周围高一点的地方。这些丘是当时人们为了躲避洪水而居住的地方,其上留有很多古人居住的遗迹。据考察,它们大多产生在洪水发生的时期,即龙山文化的后期。以这种方式躲避洪水并非是中国古人的专利,在古时的两河流域也极为盛行。
    沈长云告诉记者,该文章提出,溃坝洪水可能向下游奔涌了约2000公里,而黄河全长5464千米,除去上游和入海的那段距离,洪水可以流至今河南和山东交界处。这一带地势低洼,洪水在这里积滞,所以有必要通过疏导加以治理。
    不过,多位学者表示,从地质考古角度对喇家遗址毁灭原因的研究成果值得肯定,但在推导与黄河中游洪水有关联方面,还需要补充更有力的证据。
    叶茂林表示,该研究将喇家遗址研究与大禹治水的大洪水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做试探性研究。正是这种关联,使它颇具吸引力,而其有待完善之处也在于此。他强调,关键是要寻找流域大范围的更多联系的证据,需要做很多更扎实的工作来推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也认为,该项研究的证据链还有待完善,不能用黄河上游的年代数据,推测中游的传说,更不能用喇家遗址对洪水的测年推测夏的年代。他对这场大洪水是否会影响到黄河中游地区表示质疑。“喇家遗址与黄河中游地区的夏文化的发祥地之间的距离相当远,而黄河河道宽窄不一,经过各处河道的缓冲,大洪水到中游地区可能已明显减弱,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有限。”在考古遗址中,洪水遗迹是一层比较纯净的细沙和淤土,相对易于辨认。而在黄河中游地区的考古遗址中,至今仍未发现公元前1920年前后大洪水的明确证据。
    准确读取神话传说中的史实
    这场学术争论中,学者均认为,任何古代文献,包括神话传说,总是有历史的影子,不能轻易对它们进行排斥和否定。
    沈长云表示,作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就是要通过仔细的鉴别,从神话传说和文献资料中提取出其中可信的历史内容开展研究。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是相互促进的,二者要注意紧密结合,这样才会有利于古文明的探讨。历史学的文献记载需要通过考古学加以印证。考古学也不能脱离历史学,考古学的目的也是为了复原古代历史,古代的文献记载是比较系统的,能够给考古学者提供一些启示,也可以成为考古学者追求的目标。
    叶茂林也认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考古资料是第一位的,文献资料是第二位的。但文献资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相互吻合相互印证,就更加具有说服力。
    叶茂林告诉记者,文献资料也是分等级的,运用时要有区分。如神话传说,许多时候都不被重视,但有一些研究者已开始将其作为一种最底层的原始资料,虽然它是有些走样的历史记忆,但它反而可能保留更多的原始性,也可能更加真实。只是读取它的“密码”时,需要正确翻译、准确认识和把握。
    记者 吴楠 张春海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