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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甲骨“绝学” 缵续文化基因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有系统的文字,对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文字学、科学技术史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
    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经过几辈学者的不懈努力,甲骨文在考释、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甲骨四堂”,唐兰曾说:“卜辞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固已极盛一时。”
    事实上,郭沫若对甲骨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发凡辞例,其最伟大的学术贡献之一,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甲骨文为基本史料撰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系列著作。
    郭沫若之所以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进行甲骨文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他善用历史的眼光来驾驭甲骨文史料,做到胸中有史。例如,他在讨论甲骨文中有关多方小子、小臣接受殷商教育之时,先从殷文化是中国文化之渊源谈起,认为后来的周和南方的徐楚都继承了殷文化,但徐楚是殷人的同盟,故而周代数百年间,一直与周人不和睦。殷代为当时最先进文化的代表,则周边方国派遣学子到商都学习先进文化自然也是意料中的事。
    考释甲骨文是为历史研究服务,是郭沫若始终秉承的治学理念,其在1931版《甲骨文字研究》序中即言道:“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之起源,本非拘于文字史地之学,然识字乃一切探讨之第一步,故于此亦不能不有所注意。”在1952年版的《甲骨文字研究·重印弁言》中又写道:“这些考释,在写作时,是想通过一些已识、未识的甲骨文字的阐述,来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可见,通过甲骨文研究来研究殷商史,进而解释社会发展规律是郭沫若一贯的治学思想和治学方法。
    郭沫若不但有宏大的历史观,而且也善于在细微处发现史实。例如,他通过对《殷契粹编》第1468片的细致考察,首次揭示了甲骨文中存在习刻的现象。这是一版干支表,郭沫若认为其第四行中字体美观、整齐者是先生的范刻,其余歪斜、拙劣者应该是学徒的习刻。而习刻中个别合乎规范的字,可能是先生从旁捉刀相助。
    又如,他通过同版卜辞的间距来探讨殷代尺制。《殷契粹编》有1326(等)片,不但每条卜辞文字间隔基本相同,而且此数版卜辞的文字间隔也大率一律,郭沫若认为这一定是用尺子度量的。若每字之间的间隔为殷之一寸,则殷尺大于周尺二寸,此又为汉晋时期大、小尺制之间相差两寸的来源。进而推断“周人灭殷,损其权衡以为官家度量,而民间仍沿用旧习,故有大小二制并行。秦人崛起周境,制度从周。汉室兴起民间,事则从众。刘歆好事,使周制复活,故大小二制重现于人间。然此大小二制者,实为殷周二制之派演也非耶?”虽然后经考古实物证实,殷代一尺为16—18厘米,与他所推测的29厘米相去较远,但这种研究方法颇具启益。
    时至今日,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要把甲骨文置于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史料,就要求我们不仅仅把甲骨文看作一种古文字、一种书体,更重要的是把甲骨文作为研究殷商史的第一手史料,深入发掘其史料价值,使其在研究古代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用甲骨文史料研究古代社会、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应该成为今后甲骨学研究方向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事关文化传承,它传承的不仅仅是文字本身,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观与治学方法。因此,“为往圣继绝学”是当代学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