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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音乐史上的空前发现


    1978年,沉睡于地下20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它是中国文物考古、音乐史和冶铸史上的空前发现。近日,记者前往随州,跟随曾参与曾侯乙墓考古发掘的随州市擂鼓墩文物管理处原主任王新成探访了曾侯乙墓遗址。
    “自发掘后,曾侯乙墓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景区。1979年,就在曾侯乙墓原址上建立了工棚,一方面保护遗址;另一方面也便于管理。”王新成向记者介绍说,目前,景区正在升级中。相关灯具设备等都已安装好,下一步将以3D投影的方式,还原墓葬发掘时原始陈列的模样。由于椁板还没有完全风干,出土的文物没办法陈列进去。未来,还将以实物的方式进行还原。
    礼乐重器重见天日
    “1977年9月,解放军的一个雷达修理所,在随县县城西郊的东团坡修建厂房平整山头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墓。”王新成向记者介绍说,1978年3月19日,湖北省考古人员赶到现场,经考古勘探发现大型古墓。墓坑呈不规则的多边形,面积达220多平方米。墓椁盖板上铺有竹席,保存得很好。竹席上有一层绢布,绢布上填有木炭(出土时含水共有6万多公斤)。木炭上填铺白膏泥、青膏泥、五花土,上面再铺有一层青石板,石板上填青膏泥、五花土直到上面耕土层。该墓后来被命名为“随县擂鼓墩一号墓”。
    “该墓有一个直径0.8米的盗洞,木椁盖板有一块已经被截断,椁室内已经进了淤泥,有积水。”王新成说,经过1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发掘组从1978年5月11日开始分步骤发掘,首先清除残存填土、显露椁盖板;其次取掉椁盖板及浮在水面上的器物,排除积水、清除淤泥;最后清理椁室,取棺拆椁,取出文物。
    对发掘过程,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曾侯乙墓考古发掘队队长谭维四记忆犹新。“5月22日午夜,水位下降到距椁墙顶50厘米时,曾侯乙墓中室内靠西壁不远、与之平行的2个长约2米的木架隐约可见。随后,靠南壁同样一个木架也隐约露了出来。”他回忆说,5月24日午夜,由上而下又露出了一层横梁,长短两根曲尺相交,梁体粗大,紧靠西壁的长达7米多,紧靠南壁的3米多,其下由3个佩剑铜人及一根圆形铜柱顶托,梁下悬挂的甬钟比上层的钮钟大,而且花纹精美,都有错金铭文。
    “随着水位的下降,5月25日,又露出了一层横梁,与上横梁结构形体相近,梁下由三个更大的佩剑铜人及1根铜圆柱顶托,有12个大型甬钟及一个镈钟,或悬于梁下或掉在梁架旁椁底板上。”谭维四说,自此一套规模宏大、气势磅礴、造型精美、数量众多的青铜编钟赫然显立在人们眼前。6月15日,65件编钟连同挂钟构件、整副钟架以及竖在钟架旁的2根撞钟木棒、置于悬梁上的6个T字形敲钟槌,悉数安全出椁。至此,埋藏了2000多年的巨型礼乐重器,终于重见天日。
    “编钟全部出土后,经过清洗发现,甬钟正面、钲部有‘曾侯乙乍持用终’错金铭文。”王新成向记者介绍说,65件套编钟中,有1个镈钟上有铭文31字,记载了楚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的消息之后,于在位第56年(前433)特制镈钟用作祭祀。这为编钟铸造和该墓下葬年代提供了可考的依据。
    先秦遗音再度奏响
    曾侯乙编钟出土后,文化部文艺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史学家李纯一、黄翔鹏、王湘、吴钊等,先后从北京到达随县,对出土的乐器及全部编钟进行了考察与测音,继而与古文字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裘锡圭、李家浩等合作,对编钟铭文进行全面的考释研究。
    “测音与研究表明,由于钟体合瓦形的独特结构和不匀厚的钟壁以及激发点和节线位置关系,所有编钟都能击发出两个乐音,两音间多呈三度和谐音程。”谭维四介绍说,下层的大钟,声音低沉浑厚,音量大、余音长;中层较大的钟,声音圆润明亮,音量较大、余音也较长;中层较小的钟,声音清脆、嘹亮,音量较小、余音较短;上层钮钟声音透明纯净,音量较小、余音稍长。各组钟需配合演奏,才能发出奇妙的交响。
    出土于钟架旁的6个T字形木槌是用来敲击中上层组钟的工具,但下层大型甬钟用什么来演奏,当时却让学者感到疑惑。王新成指着曾侯乙墓遗址旁展示的鸳鸯形漆盒上的彩绘撞钟图对记者说,根据这个撞钟图,学者断定钟架内侧的两根长圆木棒是用来撞击下层大型甬钟的。
    铭文资料验证史实
    “怎样让今人在目睹精美乐器的同时,又能听到2000多年前的优美乐音,我们决定把它们搬上舞台,重现其当年风采。”谭维四介绍说,经过反复琢磨、检测,又将已脱落的受损的挂钟构件进行修复、复制,尤其是仔细检查了木质横梁,估算了其承载能力,确认不会有任何危险后,成功地把编钟在舞台上重新组装了起来。于是,1978年8月1日下午,一场史无前例的编钟音乐会在距擂鼓墩不远的解放军炮兵某师礼堂拉开了帷幕。
    谭维四表示,曾侯乙墓给我们留下了为数众多、在空间上看得见摸得着的精美乐器,其中有的乐器(钟、磬、篪、排箫)还给我们留下了在时间上虽已逝去,但今天仍能亲耳听到的原始声音(乐音),并能用以奏出旋律;更可贵的是还留下一部重要的乐律学文献——钟磬铭文。凭借这些文物,虽不能全面但亦足以看到曾国在音乐艺术方面的成就是非凡的。它代表了目前已知的公元前5世纪中国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
    这套编钟之所以格外受重视,据学者介绍,主要因为它是历年来出土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批。而且许多钟的形体很大,最大的一件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是目前我国已出土编钟中的最大者;每一件都能发音,而且1件钟能发2个不同的乐音;编钟上,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2828字,加上钟架簴梁(横梁)、编悬配件上的铭文、磬铭文、磬盒铭文,共3775字,是先秦乐律的重要资料。它不但验证了先秦文献中某些记载的真实性,对于大量失传的音乐知识和实践、区域音乐特性和相对的理论规范等,也是重要的补充。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