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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原

【英文标题】Prelude to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the Korean Question in Sino-American Diplomacy in World War II

【作者简介】刘晓原，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国际研究中心紫江讲座教授，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国际研究中心，上海200241

【内容提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中国政府积极进行外交磋商，试图就战后亚洲的国际秩序达成一致。在中美战时外交中朝鲜问题成为焦点之一。出于不同的实力地位、地缘关系、与朝鲜的文化历史渊源，中美政府对战后朝鲜的政治前途有不同的政策设想，而未能达成一种切实可行的共同方案。中美外交受挫的结果是将朝鲜问题留置于美、苏各自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的军事态势，也因此为朝鲜半岛成为以后冷战的战场埋下伏笔。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sought actively to reach agreement on postwar order in East Asia through diplomacy. Korea was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of the Sino-American diplomacy. Different power status,geopolitical positions,and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nections with Korea led to different Chinese and American policy designs and prevented the two governments from developing a common plan for Korea's political future. The abortive Sino-American diplomacy on Korea left the question to the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t the end of the war in the Pacific, and also opened the door for Korea to become one of the Asian theatre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years to come.

【关 键 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外交/朝鲜/托管制/民族独立World War Ⅱ/Sino-American diplomacy/Korea/trusteeship/national independence/Cold War

    冷战期间有一个悖论现象，即冷战在亚洲以一系列热战为其开端，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热战为其主要形式。冷战初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很快将亚洲国际政治卷入新的血雨腥风之中。这一系列战争之规模惨烈和旷日持久，使史学家用“冷战”概念对战后亚洲历史做出的界定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战争确实是美苏之间冷战争霸的某种延伸，其惨烈与持久也与美苏的卷入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问题在于，为何冷战在欧洲表现为“持久和平”，在亚洲却是持续的战争？①笔者孤陋，在所阅有关冷战的著作中尚未见有对此问题做出满意回答者。本文以“颜色政治”和“形体政治”为切入点，以中美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战后朝鲜的政策计划为例，试对此问题作一解答。

    20世纪中叶，欧美国家和亚洲多数国家在发展进程上分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或可称为“颜色政治”和“形体政治”阶段。这里主要指的是，欧美国家早已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并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即西方国际关系模式推向全世界。在欧美日渐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颜色政治”，即奉行不同价值观念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党派团体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竞争。而亚洲国家则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在冷战以前，亚洲的“民族国家”政治，包括亚洲国家和民族内部、相互之间以及同西方列强之间的种种纠葛，基本上是一种地缘和生存意义上的“形体政治”，其中心内容是亚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统一、主权以及与国家治权相吻合的民族构成及领土范围的斗争。②这两类政治并不相互排斥。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所谓“民主国家”同盟和德意日法西斯军国主义集团之间进行的，极富意识形态色彩，但同时又是事关被侵略各国生死存亡的斗争。又如，亚洲国家在寻求摆脱帝国主义羁绊的奋斗过程中，受到源于西方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产生了对立的政治派别，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在“形体”和“颜色”政治方面合二而一。但是，这两类政治的相融性并不能遮蔽欧美政治和亚洲政治迥然有别的主要趋向和内容。此外，还应区别发生于19世纪的东、西方之间的所谓文化冲突和20世纪欧美国家的“颜色政治”。前者对东亚社会来说虽然也是一种触及体制和价值观念的全方位的挑战，但是这是单向性的“西方冲击”。而后者是源于同一文明体系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竞争。在冷战期间极为突出的亚洲“形体政治”和欧美“颜色政治”之间的差异和由此引起的冲突，也可以说是19世纪以来东、西方文明冲突的一种延续。③

    以欧美“颜色政治”对亚洲“形体政治”的干预为视角来分析冷战时期亚洲的“热战”，笔者认为，朝鲜战争典型地反映了这两类政治的猛烈交汇。朝鲜战争不但是战后欧美霸权对亚洲国家政治进程直接进行暴力干预的首例，而且反映了在西方对立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大国政治对亚洲单一民族国家施行的冷战分割。这种分割实际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④

    一中国的“老大哥”情结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在抗日战争中“苦撑待变”的中国政府来说，是值得额手称庆的事件。在当时中国重庆军政领袖的眼里，西方盟国卷入亚洲的战争，不但保证了中国对日本的最终胜利，并且向中国提供了一个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机会⑤。由此产生的外交问题是如何确定中国在世界事务和亚洲事务中的新身份和新角色。国民党政府对此犹疑不定。美国政府在战时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这固然使中国官员备受鼓舞；同时，中国政府更愿意以亚洲民族解放潮流的代言人的形象活跃于国际舞台之上。珍珠港事件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即给罗斯福总统发电报，敦促美国政府带动英国、荷兰等国政府，将大西洋宪章的精神诉诸欧美各国在亚洲的殖民地。蒋介石指出，如果这些国家对自身的殖民地实行开明政策，亚洲人民就会在战争中站在同盟国一边。1942年夏季，中国政府开始考虑在战后重建亚洲国际秩序。由此出台的“太平洋宪章”对“大西洋宪章”作了三点补充：1.彻底击败日本；2.实行“积极”的民族自治；3.种族平等。后来，中国政府在参加开罗会议时，将这些原则纳入了中国代表团的会议日程。⑥

    重庆的反殖民主义倾向使盟国方面对中国的意图产生了怀疑。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领导人有关亚洲殖民地在战后获得自由的言论，反映了“中国意欲成为亚洲人民的领袖的倾向”。美国总统特使加利(Lauchlin Currie)在1942年7月访问重庆时向蒋介石表示，美国有人反对罗斯福总统支持中国的政策，原因在于他们怀疑中国有军国主义和反对白人的倾向。加利向蒋介石建议，中国政府应注意增进中国内部的民主，同时特别避免表露排外情绪和在公开言论中使用诸如“中国是亚洲领袖”之类的言词。⑦

    美国方面的态度使蒋介石有所收敛。1942年年底，在和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的谈话中以及在其他一些场合的讲话中，蒋介石表示，尽管中国的基本国策是支持亚洲弱小国家的解放，尽管这些亚洲国家也会视中国文化为亚洲的共同传统，视中国为亚洲的天然领袖，但是中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去实现这些国家的解放。这是因为，虽然中国具备了一个强国应有的道义和精神力量，中国尚缺乏必备的物质力量和相应的进步。⑧在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念和务实外交的交织影响下，蒋介石对中国在战后亚洲的地位提出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但是他既不想放弃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也不打算在等到中国具备了足够的物质力量之后，再去争取这种地位。太平洋战争向他提示了第三种可能性，即利用西方盟国主要是美国的支持来达到目的。因此，战时外交便成为中国政府争取战后地位的主要途径，中国外交官在蒋介石眼里也因此成为中国的“精神战士”⑨。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在战时外交中表现出来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倾向，只是一种从弱势地位出发、企图做到恰如其分的策略。通过这种温和的反殖民主义外交，重庆企图在不得罪西方盟国的前提下，增强中国讨价还价的地位，在对亚洲各殖民地的解放不必躬亲其事的前提下，提高中国在它们中间的威望。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对朝鲜问题的做法具有典型意义。1938年春，在输掉了上海战役并被迫放弃南京以后，蒋介石意识到中日关系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残破的中国已无法与疯狂扩张的日本共存于天下，当前的战争或以中国的灭亡而结束，或以日本帝国的崩溃而告终。蒋氏的目标自然是后者。因此，在4月对政府官员的一次讲话中，蒋介石首次提出要从日本夺回台湾、琉球和朝鲜。他告诉听众，孙中山的遗产之一是“恢复韩、台，巩固中华”的革命战略⑩。随后，中国政府官员开始与朝鲜在华人士频频接触，并组织、扶持朝鲜的反日复国力量。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开始系统谋划朝鲜政策。从1942年8月到12月，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的“扶助韩国复国运动指导方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特别委员会对朝鲜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该方案确定朝鲜的“完全独立”是中国对朝政策的基本目标，规定中国政府对朝鲜人在华的军事、政治活动予以严密的监督指导，并确认以金九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为朝鲜独立运动的领导核心和中国的主要扶助对象。方案强调必须在朝鲜人中培植亲华态度，以免他们受到其他大国的影响。从一开始，使中国官员引以为忧的便主要是苏联。为了确立中国在战后朝鲜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方案主张中国政府必须先于其他盟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合法性。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中国政府都未能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朝鲜人形成团结一致的独立运动。(11)

    在中、美、韩战时三角关系中，“韩国临时政府”必须依赖重庆的扶持，而重庆则力图使美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对中方的意见言听计从。这是历史上中国政府第二次试图在美国和朝鲜之间充当斡旋者。1882年，李鸿章主持下的清廷外交对美朝之间缔结第一个条约起过决定性作用。在19世纪后期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政府都是从弱国的地位出发，试图以合乎自身利益的方式将美国导入东北亚国际政治。但这两个历史时刻在另一点上迥然不同。在1880年代清朝对朝鲜尚有影响，因此，清政府可以希望通过促进美朝通商换取美国对自己在东北亚国际事务中的支持。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除了徒有其名的“韩国临时政府”以外，中国政府不具备影响朝鲜事务的任何实际能力。因此，重庆在朝鲜问题上对美国政府游说，与其说是为了推销金九集团的合法性，不如说是为了找回中国丧失半世纪之久的对朝鲜事务的影响力。此时的美国也不再是处于亚洲事务边缘的国家。美国的决策者们充分意识到，美国对战后亚太地区将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882年美国就没有被李鸿章牵着鼻子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自然更不会在朝鲜问题上为重庆所左右。

    1942年4月间，蒋介石和宋子文双管齐下，分头在重庆和华盛顿对美国官员进行游说，试图说服美国人背书“韩国临时政府”。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国务院对此态度矜持，反而劝说中国政府不要过早地在朝鲜问题上承担义务。美国人的意见是，在盟国的军事行动于太平洋取得进展之前，特别是在印度问题有一些眉目以前，中国最好在朝鲜问题上保持行动自由。可是蒋介石所企望的并不是中国单枪匹马的“行动自由”，而是尽早同美国就战后亚洲的领土安排达成一致。1942年12月，蒋氏再次采取主动，召见他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并向他陈述了中国政府对战后处理东亚一系列领土问题的意见。蒋介石急于把这些意见转达给罗斯福总统，并以此为基础在两国政府之间开始正式磋商。拉铁摩尔很快通过加利向罗斯福转达了蒋介石的想法：战后台湾回归中国，“但是美国可被赋予在台湾设立海、空军基地的特权”。为防止日本再度发难，中美应在满洲（中国东北）建立联合海、空基地。蒋介石反对法国在战后重占印度支那。在印支诸国取得自治能力之前，中国愿履行“老大哥”的职责。蒋介石告诉拉铁摩尔，因为印度支那远离苏联，以中国为“老大哥”的解决方式将不会有问题。朝鲜的地理位置则没有如此幸运。因此蒋介石建议，战争结束后可先给朝鲜一种处于中美联合训政下的半独立地位。拉铁摩尔的理解是，所谓的中美联合训政实质上依然是以中国为主，其要义是将苏联影响排除于朝鲜半岛之外。(12)

    二美国的“四强”模式

    拉铁摩尔和加利都认为美国政府应对蒋介石的战后计划有所鼓励，但罗斯福对此另有看法。他不赞同中国方面关于中美在战后共管西太平洋的想法，也不急于回应蒋氏在台湾和辽东半岛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姿态。此时罗斯福要让蒋介石接受的是他的“四个国际警察”的概念。罗斯福津津乐道于在西南太平洋对前殖民地实行国际托管。在朝鲜问题上，罗斯福明确反对蒋介石的设想。他认为，“在诸如朝鲜独立这一类问题上排斥苏联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在北太平洋地区孤立苏联只会制造而不是消除紧张局势。美国政府对重庆的反苏倾向素有所闻，但这是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战后东北亚问题的解决必须包括苏联。12月19日和26日，拉铁摩尔从华盛顿给蒋介石连发两电，传达了罗斯福的意见。(13)罗斯福的态度表明，对美国的外交战略来说，朝鲜在亚洲殖民地问题中占有独特的地位。罗斯福政府力促欧洲殖民主义在战后亚洲退潮，并寄希望于中国在这方面的合作。(14)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关注的不是非殖民化，而是潜在的中苏冲突会颠覆罗斯福对战后四强合作、主宰世界的设想。因此，蒋介石在朝鲜问题上刚一显露反苏苗头，即遭罗斯福当头棒喝。尽管此时美国政府对战后如何处理朝鲜问题并没有一定之规，在苏联必须参与其事这一点上却是十分明确的。

    实际上，当时在美国国务院内部对朝鲜问题有不同意见。助理国务卿伯尔(Adolph Berle)在一份备忘录里提出，现在在美国有一种强烈支持朝鲜独立的情绪，如果政府继续采取消极态度，恐怕会引起公众的批评。伯尔甚至认为在朝鲜内部会随时爆发反日暴动，这将对盟国在太平洋的军事行动产生积极影响。朝鲜人需要的是来自盟国的鼓励和支持，而美国政府至今对此视而不见，“忽视了我们手中现有的武器，这近乎犯罪”。国务院远东司则将伯尔的意见归之于他对朝鲜人在美国的活动和对国务院有关立场的无知和误解。远东司起草的一份题为《朝鲜独立问题面面观》的文件指出，日本在朝鲜长达37年的统治“已在政治上阉割”了朝鲜民族，使朝鲜人至少在目前尚不具备自治的能力。因此，在战后朝鲜获得完全独立以前，“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朝鲜需要在大国的保护、指导和帮助下建立现代国家”。远东司还对朝鲜独立运动提出了质量标准，即，在朝鲜以外的朝鲜民族主义者必须首先实现内部团结，其次证明他们确实代表朝鲜国内的人民。只有这样，他们才有资格得到美国的支持。根据这一标准，美国政府不仅不可能承认任何临时政府性的朝鲜政治派别，而且不可能与这类派别发展事实上的关系。实际上，远东司反对美国政府公开支持朝鲜独立，而主张通过一种国际机制同中国、苏联共同协商扶助朝鲜事宜。远东司并没有明确说明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利益何在以及应起的作用。从该文件对重庆所支持的朝鲜人组织的态度来看，远东司和罗斯福一样不信任中国政府的政策。远东司认为，“在中国的朝鲜人多是无赖和日本军队的走狗”。(15)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对朝鲜独立所表现出来的规避态度，反映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国务院对美国在战后东亚的整个外交战略的犹疑不定和分歧。美国国务院认为，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朝鲜在战后必须脱离日本控制。但是以后如何，有主张朝鲜独立者，有主张朝鲜成为“中国联邦”成员者，也有主张置朝鲜于某种形式的托管之下者(16)。究其原因，苏联在亚洲战场的中立状态使美国对战后亚洲外交格局的预测找不到切实的立足点。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赫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极力反对美国政府在战时对朝鲜独立作出承诺。他担心将来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发生变化时，这种承诺会变成使美国以“最难堪的方式”卷入东亚国际事务的根源。赫恩贝克认为：“在缔结和平的时候，对朝鲜的安置将会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况以及对其他更为重大的问题的处置来考虑。”所谓更重大的问题，主要是指美、中、苏在战后亚洲的合作基调及其具体方式。为此，国务院的智囊们曾设想了一个大国政治棋局，名曰“北太平洋区域委员会”。朝鲜和东亚其他领土问题将是由对弈的中、美、苏三方任意安排的棋子。(17)

    这个搁置朝鲜独立确定以大国政治随机安排朝鲜命运的设想，在得到罗斯福总统首肯后成为美国政府的正式立场。在与蒋介石通电之后不久，罗斯福召集参与国务院外交政策的主要人员开会。在向与会者表述他对战后一系列问题的设想时，罗斯福谈到了东亚问题。罗斯福认为台湾和满洲应该归还中国，朝鲜可置于托管之下，印度支那不应恢复法国统治，其战后安置可进一步考虑。1943年3月罗斯福更加明确地向来访的英国外相艾登建议，在战后将朝鲜和印度支那置于国际托管之下，托管国应有中国、美国和“其他一两个国家”。艾登对此表示赞同。(18)一般来说，在美国战时的外交政策设计中，托管制是在适当照顾前宗主国利益的前提下，逐渐结束殖民统治的一种过渡方式(19)。而罗斯福提出的对朝鲜和印度支那实行多国共管，则表明在美国政府心目中，这两个地区在战争结束后将变成既无宗主国亦无主权政府的政治真空，因此须用国际合作机制防止有关大国的角逐。

    在罗斯福总统确定了对朝鲜的基本方针之后，国务院对朝鲜的政策设计便遵循了一个所谓“消极的思路”，即在认定朝鲜没有能力实行自治的前提下，考虑在盟国战胜国中由谁承担管理和扶助朝鲜独立的责任。既然中、苏都不愿看到对方在朝鲜取得主导地位，国际机制就无可避免。有趣的是，美国官员所想象的中国对朝鲜的意图，与他们描述的美国对中国的意图如出一辙。国务院有关中国的外交文件总是反复强调，美国在亚洲的利益需要一个“统一、友好、繁荣、强大和日益民主的中国”。在这些修饰词中，唯有“民主”没有被用来描述中国政府对朝鲜的意图。国务院认为中国对朝鲜的意图是非扩张和防卫性的。出于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和安全的原因，中国政府要使朝鲜脱离日本帝国，重新成为中国的独立友好的邻邦。并且，只有朝鲜自身强大，才能避免再次成为别国侵略中国的跳板。国务院的中国通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历来关注的是“利益的亲疏”而非“地理的远近”。因此，中国政府在战后将会不遗余力地经营中国的边疆地区，诸如新疆、蒙古、满洲，但不会向朝鲜一类的邻近地区扩张。此外，中国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不会在中国积弱多年以后的今天寻求无力实现的对朝鲜的独占。(20)

    美国国务院的以上认识是在不带敌意的情况下对中国的国际行为做出的判断。鉴于中国内政和中美关系在战后都发生了急剧变化，这类判断对历史研究具有“时代标本”的价值。但作为对当时中国政府意图的估计，国务院的观点忽视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中国政府的软弱地位恰恰会促使它寻求在美国赞助下取得对邻近地区的排他性控制。即如蒋介石向罗斯福建议的那样，以中国加入美国在战后亚洲的安全体系为条件，换取美国对中国在东亚的“老大哥”地位的支持。美国国务院计划人员也许不了解蒋氏与罗斯福之间信件往来的内容。但是美国驻华使馆卓有成效的报告足以使国务院了解国民党当局对在华朝鲜政治团体的控制和利用。国务院的有关研究完全忽视了战时的这种“中朝关系”。实际上，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曾提醒国务院，当前重庆当局和朝鲜人的这种关系对战后的中朝关系会产生长远影响。可是迟至开罗会议前夕，国务院一直以为中美政府在朝鲜问题上毫无歧见，以为美国的国际托管计划“与中国政府关于朝鲜‘必须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宣示完全合拍”。(21)

    相比之下，苏联的意图令美国国务院十分担忧。远东司认为，无论苏联最终在太平洋参战与否，在日本战败后它一定会试图填补华北和朝鲜出现的政治真空。预计，苏联将会利用朝鲜问题鼓吹它对一般殖民地问题的观念，极力加强其远东地区的经济资源，获得不冻港，并且取得针对中国、日本的优势战略地位。远东司预言：“苏联对朝鲜的占领将会在远东造成一个全新的战略态势，这给中国和日本带来的震动将是长远的”。苏联对朝鲜的独占势将切断中国在东北亚的国际联系。这种前景“不但会严重挫伤中国对战后和平的信心，并且会挑起中国在东北亚或其他地区采取类似的单边行动”。(22)虽然对苏联的担忧并没有使美国国务院像蒋介石一样试图在东北亚排除苏联，但是美国在战时对远东战略的长远思考显然已经含有了遏制苏联的成分。

    在1943年，美国国务院对朝鲜的政策设计又有所发展。一个变化是从规避朝鲜独立到抽象地支持朝鲜在战后有获得独立的权利，但前提依然是必须经过一个国际托管时期。这种变化主要是为了使美国政府在亚洲问题上的立场能和大西洋公约保持一致。另一个变化是从中、美、苏三国托管变成多国托管，诸如英国、加拿大、荷兰都可以成为托管国。多国托管的优点是在中苏发生争执时，美国不会被单独夹在中间。国务院对国际托管的可行性也有了更为具体的考虑。战争的政治史表明，在终战时刻对某一领土或地区的命运最有影响力的，是实际控制这块领土的集团或国家。分管领土问题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已经意识到，朝鲜将是盟国从日本手中解放的最后地区。日本战败时，美国的军事力量可能离朝鲜还很远，而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后者更有可能对朝鲜取得实际控制。因此，在对朝鲜托管问题做出具体承诺之前，美国政府必须与有关国家磋商并达成谅解。(23)但是，美国的主要盟国英国对朝鲜似乎了无兴趣。开罗会议前夕，美国国务院官员在伦敦得到的印象是，英国人不愿意背上朝鲜这个包袱。英国外交部的意见是，现在对朝鲜问题不宜做出任何决定，因为很难预料那里的形势会向什么方向发展(24)。

    重庆方面也不愿对美国的托管设想做出积极反应。从1943年3月到9月，宋子文在访美期间同罗斯福总统及其幕僚进行了多次谈话。美国人极力向宋子文表明，美国会大力支持中国在战后亚洲的大国地位。罗斯福声称，他“要使中国在具有经济实力之前就占有显赫地位”。霍普金斯也预言，虽然美国在战后会非常强大并在太平洋地区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太平洋只有中国说了算”。这种近乎奉承的承诺是有条件的。美国人试图说服中国政府认识到在东北亚容纳苏联利益的必要性。罗斯福本人和他的助手都向宋子文游说，劝中国政府承认苏联在满洲的“正当的商业利益”，并通过直接谈判解决诸如满洲铁路、外蒙古和有关满洲权益的其他悬案。在访美期间，宋子文一直避免回应美国人所兜售的朝鲜国际托管方案。他十分清楚蒋介石在朝鲜问题上对美国政府的不满。朝鲜成为宋子文访美期间的一个敏感话题。只有一次，在赫恩贝克的追问下，为避免美国官员对中国政府的意图产生误解，宋子文声明中国人从未认为朝鲜是过去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或是当代中国的失地之一，中国人的普遍看法是在战后应对朝鲜实行国际托管。(24)这是中国官员在外交场合唯一的一次表示支持在朝鲜实行国际托管。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宋子文只是在勉强回应美国官员的观点。尽管对朝鲜的国际托管面临着军事和外交方面的种种不定因素，美国国务院依然将其视为解决朝鲜问题的最佳方案。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凭借自身力量在战后朝鲜取得主导地位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苏联独霸的前景足堪忧虑，由此而起的中苏冲突必须全力避免。因此，国际托管朝鲜是在战后维持东北亚和平和四强合作的必要途径。

    如上所述，开罗会议之前中美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观点大相径庭。在为开罗会议作准备时，中国政府的首选目标是争取四强立即以联合声明或平行声明的方式承认朝鲜独立。否则，四强至少应该发表宣言，保证朝鲜在战后获得独立。对重庆来说，承认朝鲜独立即等于接受“韩国临时政府”的合法性。采取这一步骤的主要目的依然是确立中国政府对朝鲜事务的主导地位，并对苏联的朝鲜谋略未雨绸缪。至于美国的托管方案，中国政府有关开罗会议的准备文件没有一字提及。在美国方面，罗斯福总统则和美国国务院官员一样，以为此前的中美接触已使重庆接受了美国的观点。在开罗会议之前，罗斯福的注意力更多的是放在如何处理日本在太平洋中部的所谓委任统治岛屿的问题上。在乘“衣阿华”号战舰赴开罗会议的途中，他对同行的一些美国官员说，对敌人战前在太平洋控制的岛屿最好也是实行托管。至于朝鲜问题，罗斯福很有信心地认为，蒋介石希望对朝鲜实行国际托管，由中、美、苏担任托管国。(26)

    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和蒋介石在11月23日的一次会谈中讨论了战后东亚若干领土的处置问题。英国方面在事后才得知谈话的内容。美国方面对这次谈话没有记录。美国国务院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仅是收录了1957年国民党台湾当局提供的有关这次谈话的一个所谓“纪要”。此外，1981年在台北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公布了一份“开罗会议日志”。据称，“日志”是王宠惠事后根据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对会谈内容的追记整理出来的。开罗会议时王宠惠的身份是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兼管中国政府战后外交的计划工作。他陪同蒋氏夫妇参加了开罗会议，但并未参与11月23日的会谈。因此，目前中美双方公布的官方文件实际上都出自国民党政府之手。此外，“纪要”和“日志”的内容与笔者在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发现的中方在罗斯福蒋介石会谈之前提交给美方的一份会议日程的内容极其相似。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公布的有关文件都不能如实地反映罗斯福和蒋介石在会谈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文件所反映的是蒋介石对会谈的印象。如果等而下之，它们反映的则是蒋氏希望呈现于世人面前的中美对话。仅根据“纪要”和“日志”，罗斯福和蒋介石同意两国政府在扶助朝鲜获得自由和独立方面进行合作，他们在朝鲜问题上的目标似乎完全一致(27)。

    另一些证据却足以使人们对上述文件的可靠性提出疑问。其一，在11月23日会谈以后，当罗斯福再谈到中国政府时，口气大变。24日，罗斯福在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说：“毫无疑问，中国有很广泛的企求，包括重新占领满洲和朝鲜。”其二，开罗会议后在美国国务院内部流传着一种说法，说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严辞驳回了蒋介石对朝鲜的野心：“你可以得到满洲。你也可以得到澎湖列岛和台湾。但是你不能得到朝鲜。朝鲜将脱离日本，并在一个时期的国际监护以后获得独立。”其三，蒋介石11月23日的日记证明，他在苏联问题上与罗斯福有重大分歧。当时，蒋介石明确告诉罗斯福他不信任俄国人，并劝告罗斯福今后应以苏联的实际行动作为判断苏联意图的根据。(28)这些间接史料表明，在同罗斯福的会谈中，蒋介石很可能依然在推销以中国为主、美国为辅、排斥苏联的朝鲜政策。而罗斯福仍然坚持由美国执牛耳、对朝鲜实行多国托管以避免中苏争执的方案。

    三拒苏、容苏、遏苏

    蒋介石—罗斯福会谈的真实情形，尚有待于对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和研判。不管中美两位领导人在朝鲜问题上是志同道合还是同床异梦，《开罗会议宣言》有关朝鲜的内容却是以善于辞令和老谋深算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措辞载入史册的。宣言表明，与会三国同意“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获得自由和独立。而对朝鲜获得独立的具体过程和方式，宣言未作任何解答。尽管如此，对中美之间有关朝鲜的战时外交来说，开罗会议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加紧争取国际承认的游说活动。这种情形导致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和外交部立刻研究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问题。外交部的研究结果是，在开罗会议以后，中国政府已经不可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单独行动。《开罗会议宣言》中的“相当时期”的措辞表明了西方盟国不愿过早对朝鲜做出承诺。如果中国政府现在贸然行动，恐怕会引起西方盟国重新考虑它们在开罗会议上对中国做出的其他承诺。直接负责韩国人事务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也赞同这个意见。蒋介石只得搁置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仅决定在将来适当的时候对其予以事实上的政府的待遇。(29)

    开罗会议以后，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对苏联的态度也趋于软化。外交部认为，鉴于中苏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脆弱，不宜在朝鲜问题上再刺激苏联。中国官员一直担心苏联会在朝鲜问题上重演对波兰的故伎，即先在西伯利亚的朝鲜流亡人土中组织一个韩国“卢布林政府”，然后再把它安插回朝鲜半岛。1945年2月以后，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波兰问题做出的决定更增加了重庆的不祥之感。外交部里有一种意见，认为中苏应就朝鲜问题直接接触。但蒋介石计不出此。此时国民党政府已确定了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外交方针，只要能与美、英同组三驾马车，重庆打算对美国意向做出妥协，容忍苏联在战后朝鲜暂陪末席。(30)

    此时重庆的具体方案有如下要点。第一，战后盟国对朝鲜实行短期占领，负责维持国内秩序和国防。第二，日本战败时立即组建全权管理民事的朝鲜临时政府。第三，军事占领结束之后，盟国正式承认朝鲜政府并保证朝鲜独立。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些步骤的关键是盟国军事当局和朝鲜临时政府在占领时期同时并存，占领期即等于开罗宣言中的“相当时期”。既然美国坚持认为现在朝鲜人不具备自治能力，中国方面可略作让步，可以同意在盟国正式承认朝鲜独立和朝鲜政府之后，由中、美、英三国参加一个为期三年的国际机构，负责扶助、指导朝鲜新政府。如果美国依然坚持“四强”组合，中国可再让一步，苏联可以参加有关扶助朝鲜的协商，并在指导朝鲜政府的过程中承担某种责任。按重庆的设想，在战后对朝鲜进行“协助”期间，四强的分工如下：中国主管外交和治安，美国领衔金融、交通，英国分管司法，苏联负责公共卫生。最好是美、英、苏不坚持直接参与对朝鲜的“协助”，而愿意接受其他国家派遣的顾问人员。按顾维钧大使的说法，中朝“唇齿相依”，在“协助”期间中国必须在国际事务方面为朝鲜越俎代庖，并在朝鲜设置军事基地。不如此，中国将无法巩固国防和尽到自己的国际责任。同时，西方盟国必须以它们的经济实力协助中国对朝鲜的政治领导。(31)

    饶有兴味的是，重庆的这种对朝鲜的强势外交设计，在它对美国的被动外交方针下连出笼的机会都没有。开罗会议以后，出于对一般殖民地问题的考虑，英国政府几次向华盛顿提出，美英应对开罗宣言中有关朝鲜的条文做出一致的解释。美国人认为在朝鲜问题上不应把中国政府撇在一边。(32)1945年初，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政府派员前往华盛顿商讨朝鲜问题。这可能是美国在战时最后一次做出视中国为大国的外交姿态。可是实际上，国务院并没有打算认真听取中国的意见。国务院官员准确地认识到，在开罗会议以后，重庆已不会在朝鲜问题上自行其是。中国政府在接到邀请后，派外交部东亚司司长杨云竹携对朝鲜方案赴华盛顿。从1月底到2月中杨云竹和美国国务院官员会谈十一次，尽管双方在一般原则上没有分歧，但会谈没有就朝鲜完全独立前的管理方式及其性质达成任何谅解。开罗宣言的“相当时期”依然神秘莫解。在会谈中美国官员仅十分简略地谈了对托管制的设想，但不愿透露具体内容。即使这样，杨云竹也能意识到中美之间的距离。杨云竹在赴美之前得到蒋介石的明确授意，中国的计划只有在美国提出具体方案时才能作为对案提出。由于美国国务院官员没有提出任何可称之为方案的东西，杨云竹只得让重庆对战后朝鲜的政策设计在他的公文包里安睡。(37)

    到1945年，国民党政府官员们对于中国政府的屡经修改的朝鲜问题方案是否还能得见天日，已是疑虑重重。外交部的部分官员认为，中国在战后将是满目疮痍，根本无力对朝鲜半岛上的事态发展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如放弃对美国托管方案的抵制，转而鼓励美国扩大它在朝鲜的利益和对朝鲜事务的参与。一些国民党政要则反对在朝鲜问题上让步。例如，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认为，作为一个革命国家，中国有责任支持朝鲜独立，应该把别国的态度搁置一旁，义无反顾地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中国政府始终在朝鲜问题上犹豫不决，对以上两种趋于极端的意见都没有采纳。(38)

    如果说开罗会议使重庆在朝鲜问题上裹足不前，美国的政策计划却因开罗会议变得积极起来。开罗会议后，美国国务院的朝鲜托管方案进一步具体化。按照设想，朝鲜在战争结束后将首先被置于盟国军政府的管制之下，其后则是托管时期。尽管中国自身困难重重，尽管中国政府在战时的表现令人沮丧，国务院计划官员依然认为中国必须参加这两个时期的工作。他们乐观地预言，在日本战败时中国政府的军队或许会推进到中国的东北边界，甚至入朝作战。但是国务院认为，推行美国战后朝鲜政策的首要条件是，美国军队必须是解放朝鲜的主要力量之一，而其他国家在战后对朝鲜的军事占领中不应占过大比重，以免妨碍美国政策的有效实施。可见，以开罗会议为转折，美国的朝鲜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开罗会议以前，美国关心的是如何避免中苏在朝鲜发生争执，此后强调的则是如何争取美国在朝鲜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令国务院官员扼腕的是，他们对太平洋战争前景的设想并没有在美国的军事战略中得到响应。在计划对日本的最后军事行动时，美国军方的注意力是在中国华北和东北，朝鲜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忽略不计。(39)

    美国的战后朝鲜方案注定成为跛足政策。其原因在于，在余下的战争进程中，朝鲜将不会成为美苏军事攻势的会师点。但是，在缺乏军事后盾的情况下，美国外交依然将对朝鲜的托管方案推向国际政坛，并定格于盟国高峰会议之上。战争进入1945年时，美国决策者已经知道，在最后击败日本的军事行动中，中国政府军队的实际对朝鲜的进攻价值。同样，对于美国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的设想来说，重庆当局的被动外交也造成一种印象，即中国只是一个随声附和的合作者。在这种情况下，美、英、苏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密约应运而出，雅尔塔三驾马车取代了开罗三驾马车，成为战后东亚国际政治的基本框架。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斯大林并就战后对朝鲜实行国际托管达成口头协议，只是在托管时间的长短上，双方尚有分歧。美国国务院对雅尔塔会议在朝鲜托管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喜忧参半。虽然苏联对朝鲜托管的赞同是美国的重大外交成就，罗斯福和斯大林却完全回避了朝鲜问题中的军事因素。在会议之前国务院曾向罗斯福总统进言，主张美苏领袖会面时认真考虑由哪些国家参加对朝鲜的军事占领。可是罗斯福和斯大林根本没有讨论这个问题，而只是相互同意，在国际托管期间任何外国军队不得进驻朝鲜。(36)

    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是在战争结束前美苏就朝鲜军事问题达成谅解的最后机会。在为杜鲁门总统赴会准备的“政策提要”里，国务院强调，在朝鲜成功地实施国际托管的前提，是主要盟国解放朝鲜的联合军事行动。但是国务院这种赢得和平的逻辑并不能决定美国军方赢得战争的逻辑。美国军方一度认为攻克朝鲜是进攻日本本土的先决条件。但到了1945年6月，美军在苦战之后拿下了冲绳岛，日本本土防卫由此门户洞开，朝鲜对赢得战争的意义也因此而消失。在波茨坦会议期间，苏联军方向美国人探询他们何时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马歇尔将军的回答是，美国在攻占日本的最初战果得到巩固之前，不会考虑对朝鲜的军事行动。(37)不管这个信息是否鼓励了斯大林进军朝鲜，它如实地反映了美国战后朝鲜方案的致命弱点。

    在对日战争最后的日子里，随着美苏关系在欧洲的恶化以及苏联参战后亚洲局势的急剧变化，美国设想的四强在朝鲜的和谐合作变得前途渺茫。华盛顿并未因此而放弃托管方案。但此时的托管已从四强合作的载体转化为美苏对亚洲争夺的焦点问题之一。从6月底到8月中，宋子文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有关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事宜。在谈判中斯大林用雅尔塔密约和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参战为杠杆，迫使中国政府在外蒙古和中国东北权益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8月10日，出于对苏方在中苏谈判中行为的极端不满，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向杜鲁门总统建议迅速派军队占领大连和朝鲜。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随之将此问题作为“急务”处理，制定了向大连、朝鲜冲刺的时间表。同时，美国战争部令其在中国的代表魏德迈将军迅速与中国当局磋商，制定从日本手中夺回中国领土和派遣军队进驻朝鲜和日本的行动步骤。魏德迈同蒋介石商谈的结果是，中国军队应及时夺占朝鲜釜山，以防苏联占领全朝鲜或在朝鲜半岛扶持当地的共产党政权。(38)美国政府很快意识到，指望用中国军队在朝鲜与苏联抗衡的想法，不仅大大高估了中国政府的军事能力，也低估了中国国内局势的严重性。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天，负责统筹美国军事和外交行动的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判断，占领朝鲜只能在没有中国和英国参加的情况下开始。但该委员会仍然认为，在条件许可时，中国和英国的军队应进驻朝鲜南部。(39)

    这样，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美国在朝鲜的政策目标已明确地从四强合作变成以美、英、中三国集团抗衡苏联。这是在新形势下试图恢复“开罗模式”的一种努力，但在朝鲜半岛当时的形势下，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1945年8月中以后，苏联红军潮涌入朝，美国政府临时提出以38度纬线在朝鲜划分占领区，企图以此遏制苏联对朝鲜半岛的全面占领。而苏联居然同意在38度线以北实行自我遏制，使美国分割朝鲜之计得以实现。根据中美学者对苏联有关档案的研究，在太平洋战争临近结束时，苏联政府对朝鲜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地缘战略观念，即绝不能容忍任何仇视苏联的力量把朝鲜半岛变为进攻苏联的基地。同时，在和平降临东亚的最初日子里，莫斯科对如何以政治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却没有一定之规，仅认为在朝鲜实行托管制可以有效地限制美国战后在太平洋的扩张。(40)在朝鲜半岛形成相持这一点上，美苏的战略思维显示出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因为如此，朝鲜成为冷战时期欧美“颜色政治”对亚洲“形体政治”干预的典型案例。

    在中美两国政府有关朝鲜问题的战时外交中，重庆对苏联的态度经过了一个从排斥到有限度的容纳的变化。而美国则在开始时把朝鲜视为战后美苏合作的舞台，到战争即将结束时又转而视朝鲜为同苏联抗衡的竞技场。但是，中美政府各自对苏联态度变化的轨迹，并不是双方政策差异的关键。中国政府的排苏，固然含有由于国共之争而对苏联憎恶的成分，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历来不愿看到一个怀有敌意的强国在与中国“唇齿相依”的朝鲜立足。太平洋战争是改变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在东北亚安全劣势的最佳时机，中国政府决不愿在朝鲜见到一个虎去狼来的结局。因此，重庆提出的“老大哥”方案，是在顺应朝鲜“形体政治”即复国、独立的前提下，恢复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影响。美国人反对中国在亚洲称老大，部分是出于对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天朝”的晦暗记忆，但更重要的是出于对美国战后在亚太地区强势崛起的展望。鉴于中国的积弱状态，美国的决策者并非顾忌来自中国的竞争，而是担心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是一个不听话的小伙伴，会给美国的战略设计带来麻烦。美国战时的政策设计，直视太平洋为美国的“内湖”，视亚洲大陆为一片有待美国全面开发的新“边疆”。东北亚国际政治对美国并不陌生，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美国只是一个在边缘游弋的次要角色。战后美国将以全新的姿态进入东北亚，朝鲜的地理位置和亡国状态使它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登陆亚洲的桥头堡。尽管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有一个从罗斯福时期对苏合作到杜鲁门时期对苏遏制的转变，其中的两个基本要素向未更改。其一是否认朝鲜人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认为必须由大国代拆代行。其二是拒绝中国政府的以历史、文化、地缘关系为依据的扶助朝鲜独立的亚洲方式，坚持在朝鲜建立一种以美苏为主的局面。这种政策既反映了欧美人士对亚洲人民惯有的倨傲心态，也反映了美国决策者以欧洲战局为蓝本，在朝鲜硬性复制“颜色政治”格局的企图。而莫斯科对美国“三八线”建议的积极回应，使苏美政府成为在东亚推行“颜色政治”的同谋者。

    从“形体政治”—“颜色政治”的历史视角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亚洲各国和欧美主要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战后日、欧、美殖民帝国在亚洲退潮，亚洲各国的近代转型由此进入了一个重新建国、独立发展的新阶段，亚洲民族主义的各翼力量皆摩拳擦掌，竞相执掌新兴国家的大旗。在欧洲、美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打造了以美、苏各自为首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使得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和相应的社会体系之间的竞争鲜明地成为欧美国际政治的中心内容。以中国当时国势之弱，当然无力充当亚洲的“老大哥”，也无法保证亚洲“形体政治”在不受外来势力干预的情况下自然演进。与此同时，美、苏各自标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佳模式，在全球范围展开竞争。这种竞争在欧洲表现为“冷战”，在亚洲则是继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对亚洲各国发展进程的第二波大规模干预。在这种干预下，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内部原已拔刀相向的政治力量便不可避免地从属于欧美国家对立的“颜色”集团。而国际“颜色政治”的不可调和性又极大地加剧了这些国家内部政治派别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中国因其大，因其国共斗争的久远和民族特性，没有成为美苏直接角力的场所，但中华民族依然未能避免在台湾海峡咫尺天涯的命运。而在被冷战政治强行分割的朝鲜和越南，原本是寻求独立、统一的民族战争便成了“代理人战争”，并在一开始就具有演变为超级大国直接或间接卷入的大规模国际战争的潜在危险。

    收稿日期2009-03-10

    注释：

    ①“持久和平”是美国冷战史学家盖迪斯对冷战的一种描述。见约翰·盖迪斯：《持久和平：对冷战历史的探讨》(John L.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形体政治”和“颜色政治”是笔者为了方便在欧、亚之间做比较而提出的概念。这里的“颜色”套用中国现代政治史中对“红色”和“白色”的用法以及冷战时期西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的“红色中国”的称谓，与前几年在东欧、中东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不是一个意思。这里的“形体政治”涵盖19世纪中叶以来事关东亚国家生存的一个基本问题——领土属性的近代转型。即，在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国际关系体系解体以后，东亚各国被迫按照西方国家之间通行的国际关系观念和做法，重新确定国家疆界、民族构成、主权概念和实施以及与这些变化相应的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这种转型与东亚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的近代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与二者至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③与本段历史观点相关的著作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根源及其传播的思考》(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伦敦：沃索出版社1991年版。菲利浦·鲍比特：《阿喀琉斯的盾牌：战争、和平和历史进程》(Philip Bobbitt, The Shield of Achilles: War, Peace,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纽约：船锚出版社2002年版。马丁·凡·科瑞威尔德：《国家的兴衰》(Martin Van Crevel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Stat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迈克尔·海科特：《遏制民族主义》(Michael Hechter, Containing Nationalis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再造》(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纽约：试金石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④在亚洲，与朝鲜38度纬线类似的冷战前线还有台湾海峡和越南的17度纬线。东、西德的分割虽然也形成了冷战中的重要战线，但因其各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与这里讲的跨文化政治干预有所不同。

    ⑤蒋介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8卷，第410～416页。

    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卷，第154～155页；第3卷，第796～798页。“积极的民族自治”意为同盟国成员自动放弃自己的殖民地，而不仅是解放敌国的殖民地。

    ⑦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中国，1942年》(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China,1942)，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56年版，第32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1卷，第703页。

    ⑧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Wellington Koo, "Reminiscence of Wellington Koo")，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口传历史项目，第5卷，A部，第249页。

    ⑨蒋介石：前引书，第19卷，第162～168页。

    ⑩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重要决议案汇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76卷，第370页。

    (11)《萧铮致朱家骅介绍金九等人趋前延洽函》（民国27年11月4日），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第3页。《蒋委员长致朱家骅为辅助光复军案准照办希与何总长接洽办理电》（民国29年4月11日），同前，第210页。《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致朱家骅为中央常会决议推戴传贤等七委员研究朝鲜问题函》（民国31年8月25日），同前，第570页。《朱家骅复吴铁城为赞同扶助韩国复国运动方案，并将原方案检还请签呈总裁函》（民国31年12月11日），同前，第576页。杨大庆：《唇齿之间：中朝关系，1910～1950年》(Yang Daqing, "Between Lips and Teeth: Chinese-Korean Relations, 1910～1950")，载布鲁斯·卡明斯编：《芝加哥朝鲜研究不定期论文集》(Bruce Cumings, ed., Chicago Occasional Papers on Korea)，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2～73页。胡颂平：《朱家骅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52页。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6年版，第97、101～107页。

    (12)(13)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中国，1942年》，第867～875、185～187页。

    (14)有关这一问题的西方学者论著，见福斯特·R.杜勒斯、基若德·E.瑞丁尔：《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政策》(Foster R. Dulles and Gerald E. Ridinger, "The Anti-Colonial Policies of Franklin a Roosevelt")，载《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70卷，第1期，1955年3月，第1～18页。盖瑞·R.海斯：《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印度支那》(Gary R. Hess,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Indochina")，载《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59卷，第2期，1972年9月，第353～368页。沃尔特·拉菲伯尔：《罗斯福、邱吉尔与印度支那，1942～1945年》(Waher LaFeber, "Roosevelt, Churchill, and Indochina, 1942～1945")，载《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80卷，第5期，1975年12月，第1277～1295页。Wm·罗彻尔·路易斯：《帝国主义的困境：美国与英帝国的非殖民化，1941～1945年》(Wm. Roger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The United State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Brithis Empire,1941～194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47～158页。克利斯托佛·宋恩：《印度支那与英美关系，1942～1945年》(Christopher Thorne, "In dochina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942～1945")载《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45卷，第1期，1976年2月，第73～96页。D.C.瓦特：《继承约翰牛：美国取代英国，1900～1975年》(D. C. Watt, Succeeding John Bull: America in Britain' s Place,1900～1975)，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219页。

    (15)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藏：《斯坦利·赫恩贝克文件》(Stanley Hornbeck Papers)，第268盒：阿道夫·A·伯尔致萨姆诺尔·威尔斯(Adolph A. Berle to Sumner Welles)，1942年2月17日。

    (16)美国国家档案馆藏：《哈利·诺特档案（战后计划），1939～1945年》(Record of Harley Notter [Postwar Planning],1939～1945)，第76盒：安全类—会议记录第10号(Sminutes-10)，1942年日月12日。

    (17)《赫恩贝克文件》，第269盒：赫恩贝克致威尔斯，(Hornbeck to Welles)，1942年4月11日。《诺特档案》，第54盒：政治类文件第118号（政治、国际组织类文件第95号）(P-118[P-I.O.-95])，1942年10月21日。

    (18)《诺特档案》，第19盒：阔迪欧·赫尔关于总统与艾登会谈的备忘录(Cordell Hull's memo on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Eden)，1943年3月27日。

    (19)《诺特档案》，第54盒：政治类文件第118号（政治、国际组织类文件第95号）(P-118[P-I.O.-95])，1942年10月21日。罗伯特·E.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秘史》(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纽约：哈珀出版社1948年版，第718页。

    (20)《诺特档案》，第79盒：安全技术会议记录第18号(ST minutes-18)，1943年5月19日。美国国家档案和联邦文档中心藏：《驻中国重庆大使馆一般绝密文档，1945年》，第1盒：中国事务司备忘录：《美国对中国长期政策目标提纲》(Memo by Division of China Affairs, "Outline of Long-rang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China")，1945年1月12日。（美国国务院）领土委员会会议记录第51号(Tminutes-51)，1943年6月25日。载五百旗头真编：《对日占领：美国计划文件，1942～1945年》(Makoto Iokibe, ed.,The Occupation of Japan:U. S. Planning Documents,1942～1945)，柏塞斯达：国会信息服务中心1987年版（微缩胶片版），编号1-C-1。

    (21)《诺特档案》，第63盒：领土类文件第319号(T-319)，1943年5月26日。同前，第119盒：政治日程组文件第32号(PG-32)，1943年10月2日。

    (22)《赫恩贝克文件》，第396盒：备忘录，1943年8月19日。同前，第269盒：赫恩贝克致赫尔(Hornbeck to Hull)，1942年8月13日。《诺特档案》，第119盒：政治日程组文件第28号(PG-28)，1943年10月2日。

    (23)《诺特档案》，第63盒：领土类文件第319号(T-319)，1943年5月26日。同前，第119盒：政治日程组文件第34号(PG-34)，1943年10月2日。（美国国务院）领土委员会会议记录第51号(T minutes-51)，1943年6月25日。载五百旗头真编：《对日占领》，编号1-C-1。

    (24)查尔斯·威尔逊：《丘吉尔；来自莫兰爵士日记的印象》(Charles Wilson, Churchill; Taken from the Diaries of Lord Moran)，波士顿：霍夫顿·米富林出版社1966年版，第451页。《诺特档案》，第79盒：关于赫恩贝克最近访问伦敦的谈话的备忘录(Memo of conversation on Hornbeck's recent trip to London)1943年10月28日。

    (25)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中国，1943年》(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China,1943)，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57年版，第133～137、845～846页。

    (26)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开罗、德黑兰会议，1943年》(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eran,1943)，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61年版，第197页，第257页。

    (27)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开罗、德黑兰会议，1943年》，第325页。笔者发现的备忘录是中方在开罗向美方提交的一系列备忘录中的第五份，见于罗斯福总统图书馆所藏哈里·L·霍普金斯文件(Harry L. Hopkins Papers)第331盒，第8文件夹：《德黑兰(a)途中：第一次开罗会议》("Teheran(a) En Route: First Cairo Meeting")。

    (28)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开罗、德黑兰会议，1943年》，第334页。《诺特档案》，第134盒：D(CDA)记录第2号，1945年2月8日。古屋奎二编：《蒋总统秘录》，第13卷，“中央”日报社1978年版，第117页。

    (29)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第307页，第308页。杨大庆：《唇齿之间：中朝关系，1910～1950》，第76页。

    (30)邵毓麟：《使韩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4～55、66～67页。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藏：《胡世泽文件》(Victor Hoo Papers)，第3盒：《停战后处理日本诸方案，1944年6月7日》。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藏：《顾维钧文件》(Wellington Koo Papers)，第79盒：《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报告，1944年11月6日》。同前，第81盒：《扶助韩国独立方案，1945年3月25日》。

    (31)《胡世泽文件》，第3盒：《设立太平洋上国际战略地带，1944年6月7日》，《停战后处理日本诸方案，1944年6月7日》。《顾维钧文件》，第79盒：《报告，1944年11月6日》。同前，第81盒：《扶助韩国独立方案，1945年3月25日》。同前，第54盒：顾维钧致外交部电，1944年12月1日。

    (32)《诺特档案》，第19盒：P.H.戈尔—布斯致诺特(P.H. Gore-Booth to Harley A. Notter)，1944年4月4日。同前：休·伯顿备忘录《对朝鲜问题提纲的考虑，1944年4月18日》(Memo by Hugh Borton, "Consideration of the Draft Questionnaire on Korea, 18 April 1944")。同前：G.B.塞萨姆致J. B. 巴兰廷，1944年6月16日和28日。同前：关于戈尔—布斯与B.盖瑞格谈话的备忘录(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Gore-Booth and B. Gerig)1944年6月26日。同前：关于塞萨姆与巴兰廷及其他人谈话的备忘录(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ir George Sansom and Ballantine and others)，1944年6月17日。

    (33)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945年》(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5)，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69年版，第7卷，第1020～1022页。

    (34)《顾维钧文件》，第54盒：杨云竹备忘录《高丽、日本委任统治地及我国失地问题》，无日期。胡春惠：《陈果夫与韩国独立运动》，台北，“中研院”：《中韩关系史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中华民国”韩国研究学会1983年版，第273～281页。

    (35)《诺特档案》，第109盒：民事管理文件第128号(CAC-128)，1944年3月29日。同前：民事管理文件第66a号，1944年2月5日。美国国防部：《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军事计划，1941～1945年》(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Entry of the Soviet Union into the War Against Japan: Military Plans,1941～1945)，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55年版，第28～45页。

    (36)《诺特档案》，第109盒：战后项目文件第124a号(PWC-124a)，1944年5月4日。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马耳他、雅尔塔会议，1945年》(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Conferences of Malta and Yalta,1945)，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55年版，第358～361、770页。

    (37)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柏林会议》(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60年版，第1卷，第311～313、925～930页；第2卷，第351～352页。

    (38)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文件第67卷(SWNCC67)：参谋长联席会议备忘录第SM-39号(JCS Memo SM-3149)，1945年8月30日，载美国国务院：《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政策文件，1944～1947年》(U. S. Department of State,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Policy Files,1944～1947)，威尔明顿：学术资料出版社1977年版（微缩胶片版）。

    (39)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文件第21卷(SWNCC21)：参谋长联席会议文件第1461/1号(JCS1467/1)，1945年8月13日，载美国国务院：《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政策文件，1944～1947年》。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945年》，第6卷，第1038～1039页。

    (40)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章第二节。凯瑟琳·崴瑟斯比：《苏联在朝鲜的目的和朝鲜战争的根源，1945～1950年：来自俄国档案馆的新证据；冷战国际史项目初步论文第8号》(Kathryn Weathersby, "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1945～1950; New Evidence from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8)，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1993年版。

转自《史学月刊》(开封)2009年7期第68～79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