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
【英文标题】The Study of American History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作者简介】李剑鸣，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 1978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得益于多种有利的条件，学术水平逐渐提高，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在此期间，研究者问题意识的来源有所调整，在思想理论取向上经历了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历史主义意识有所增强，愈益重视原始材料的利用和解读，在借用社会科学方法方面也有新的尝试。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一代学术新人正在成长，表明这个领域具有相当光明的发展前景。
The study of American history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changes since 1978. It has made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attained a higher scholarly level due to various favorable conditions.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source of questions for research has been adjusted, the theoretical focuses have been reoriented, the consciousness of historicism has been strengthened, the research work has been put on a more solid base of primary sources, and the new methods have been tried in a number of ways. At present, the field of American history has had its own academic accumulation, and a new generation of practitioners is growing up, which demonstrates a bright prospect in the field.
【关 键 词】美国史研究/去意识形态化/学术积累/现实关怀/本土化the study of American history/de-ideologicalization/academic accumulation/presentism/indigenization
我们常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而“年轻”则往往意味着不成熟。其实，中国人接触美国史知识的时间并不算晚，只是最初的一些出版物大多属于编译的性质。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外国史的重视程度较以前大为提高，关于美国史的文章、教科书和专题小册子在数量上也趋于增多；但这些读物主要不是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成果，而是对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论著中的材料和论点进行扩充加工的产物，并且带有“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①的痕迹，至多属于编写范畴。1978年以来，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仅指大陆地区）的美国史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出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发展势头。在以往30年里，这个学科逐渐摆脱了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艰难地突破了编译和编写的樊篱，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探索的领域。虽然它至今还远远谈不上兴旺发达，但前景确实越来越鼓舞人心。
一基本趋势和主要成绩
中国美国史研究的转折性发展，始于1978～1979年间。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为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几位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有着突出贡献的学者后来回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美两国的正式建交，可以说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突飞猛进的起点”②，标志着它“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③，从此“沿着健康的道路迅速发展，欣欣向荣”④。美国史研究本来是一种学术事业，为什么会受到国内、国际政治变动的决定性影响呢？
在1978年以前的二十多年里，学者的思考和写作，受到政治权力和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和主导。“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人可以不受到影响”⑤；当时的美国史研究者“常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研究什么，如何研究，都受到政治气候和权力意志的制约，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认识，也必须遵循某种“公式”。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料、信息和其他条件都很齐备，也难以开展独立而自由的研究；而缺乏独立和自由，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1978年以后，随着党和政府路线、方针的调整，政治环境渐趋宽松，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和学术领域同时兴起。史学界在“文革”的“思想暴政”中受害最深，这时也提出了“实事求是”、“打破禁区”、“勇于创新”的口号，对“文革”史学进行反思和清算，开启了史学正常发展的大门。⑦美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也因时顺势地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不过，此后中国的政治气候仍有阴晴寒热的变化，而美国史研究对这类变化似乎异常敏感。在较长一个时期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不仅仅是一种应景的口号，而的确是许多人打破禁区、敢讲真话的旗帜，并且在自己的观点遭到政治性质疑或批判时，还起到了某种保护和减压的作用。
中美关系与美国史研究同样有着密切的关联。1949年以后，中美两国长期没有外交关系，而冷战的形势又加剧了双方的敌对，这使得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渠道很不畅通，而且也不存在公正了解的可能性。因此，那时人们关于美国历史的有限知识，许多都是扭曲性的。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为真正的美国史研究创造了许多不可或缺的条件。缔交以后，两国都有相互了解的需要；就中国而言，更需要了解美国。正如罗荣渠教授当时所说，“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认识和了解，历史学科工作者肩负着特殊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缺乏正确了解，想要正确认识一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⑧。而且，敌对状态结束以后，过去那种以揭露、批判和攻击为取向的美国史写作，就有可能向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方向转变。再者，政治关系的确立推动了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使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还给美国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现实需要”。经济建设、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被视为头等大事，“现代化”成了举国上下的急切追求。人们需要了解先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必要的参照和借鉴；而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迅速发展的历史经验，自然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兴趣。这种兴趣触发了美国史研究者的激情，他们也热切地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服务于他们所理解的“现实需要”。另外，中美交往增加，需要知己知彼，对当前美国真实状况的了解，有助于制定适当的对美政策；人们普遍相信，关于美国历史的准确知识，乃是了解当今美国的基础。出于这种需要，对美国史、特别是20世纪美国史的研究，其目的就不再是批判和揭露“敌人”，而是寻求理解，以增进交往。
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对美国史研究的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但意义同样深远。借助学术交流，中国学者有机会了解美国的社会状况和学术动向，并且在材料、方法、理论和写作方式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可资借鉴的外来资源。国际学术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1979年以来，不断有美国学者来华访问讲学，其人次难以精确统计。其中菲利普·方纳、赫伯特·古特曼、迈克尔·坎曼、奥斯卡·汉德林、埃里克·方纳和入江昭等美国史学名家的学术讲演，在中国同行中间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另有不少美国史学者作为富布赖特教授在中国内地的一些大学长期授课，对中国国内专业人员的培养颇有助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到美国访学，有机会了解美国社会和学术，并且收集研究所需的材料。青年学生也源源不断地到美国大学攻读学位，虽然学成归国者为数不多，但他们中不少人关注国内学术，通过回国讲学、发表中文论著、参加国内学术会议等方式，对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发挥有益的影响。另外，从1987年开始，国内先后举办了至少7次专题性的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译介美国史学著作的工作也一直未曾间断，虽然所译多属一般性著作，而且偏于陈旧，但较之以往仅仅翻译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的著作，已经是一种很大的改进。
对于美国史学科的发展来说，另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是研究生的培养。1978年以来，国内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逐步改进，不少学校设立了美国史硕士点，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还较早开始招收美国史博士生。90年代中期以后，培养美国史博士生的高校有所增加，目前已达近十所。老一代学者对于研究生培养有奠基之功。南开大学的杨生茂教授，不仅较早开始培养美国史研究生，而且对研究生培养方式有比较系统的思考。他特别强调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用“鉴别吸收”、“外为中用”的态度对待国外学术成果，采用“讨论班”作为研究生的基本授课方式。⑨东北师大的丁则民教授，作为国内“杰出的美国史教育家”，亲自指导了13名博士研究生和18名硕士研究生，并对“授人以渔”的教学有独到的经验。⑩我们的研究生训练固然不够完善，但如果离开了它，美国史领域就不可能出现薪火相传、赓续不绝的局面。当前活跃在美国史研究第一线的人员，绝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获得学位的研究生。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条件开展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单位为数不多，即使是条件最好的地方，也存在图书资料严重匮乏的问题。后来，情形逐步好转。特别是1995年以来，随着国家对教育和研究的投入大幅增加，高等院校的图书资料状况得到改善，各类研究基金的资助力度增强，复印费用降低，扫描技术兴起，这一切使得资料的购买、复制和流通愈益便利。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来，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学术性数据库不断增多，特别是网上美国史原始资料大增，对这个学科的进步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在最近30年里，还陆续成立了不少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这对美国史研究也产生了积极的推动。1978年以前，仅有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设有专门的美国史研究机构，此后有十多所高校设立了类似机构或美国研究中心。(11)机构一旦成立，编制和经费随之而至，使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专业队伍得以形成，并能保持基本的规模。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中华美国学会相继成立，除了举办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信息等常规工作外，前者组织编纂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美国通史，后者则运作实施了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出版补贴计划，帮助出版了数十种美国史专著。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美国史研究人员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员。这个民间学术团体的创建者，是新中国第一代美国史专家。他们出生于上一个世纪最初20年，大多有留美的经历，在1949年以前就已学成，到1978年已是知名学者。他们在年富力强的时期，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无法专心进行研究工作；而1978年以后又进入年迈体衰的晚年，但他们老当益壮，不仅不断发表新著，而且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使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走上了正轨，培养了一大批新生代的研究人员。(12)上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大多在1966年以前毕业于国内的大学，1978年时正当盛年，在研究和教学中充当骨干力量。目前正处在学术高产期的第三代人，大多出生于上一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数是经第一、第二代学者指导而毕业的研究生。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新人也在成长，并开始崭露头角。严格地说，这四代研究人员只是一种基于年龄和教育背景的划分，他们在学术历程上则多有重合。去年5月，在武汉举行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12届年会，一时少长咸集，数代同堂，呈现出代代相传、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
经过几代研究人员的努力，在过去的30年里产生了一批数量颇为可观的论著。就论文而言，1979～1989年约有820余篇；1989～2000年约有1500余篇；2001年以来的数目尚无可靠统计，估计不会少于1000篇。(13)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美国史图书籍的数量，在1978～1988年间为17种，1989～2000年间为80余种，(14)2001年以来约有七八十种。(15)仅就数量而论，1978年以来取得的成绩不可谓不大。
但数量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指标，更重要的是学术质量。长期担任《美国历史杂志》特约编辑的黄安年教授，多年来对中国美国史论著的情况进行跟踪观察和统计，他在1998年大陆发表的美国研究论文中，发现“极大部分属于普及性质的，真正有质量的文章并不算很多”，以致在向《美国历史杂志》推荐“高质量文章”时“选择余地显得不大”。(16)把这种观察推广到整个30年的美国史研究，也大体是中肯的。以讨论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的文章为例，1978～2008年间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的这类“论文”接近30篇，但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来自于相同的几种中英文书籍，内容重复，持论泛泛，30年间看不出什么进步。笔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连续发表几篇关于西奥多·罗斯福与进步主义改革的文章，(17)在主题、材料、内容和论点等方面重复颇多，这样的“论文”数量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并不是说，30年来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水平没有任何提高。实际上，这期间美国史研究的领域大有拓展，课题不断扩充和更新，论著的整体质量逐步上升，其中有些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在整个80年代，政治史、外交史、劳工史和西部史是美国史研究的主要领域；90年代初以来，经济史、城市史、现代化、法律史、文化史、宗教史和环境史等领域，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城市史研究，在这30年间从无到有，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水准较高的领域。环境史是一个新兴的领域；经济史、法律史、宗教史等领域，都有待进一步发展。(18)在政治史和外交史这些传统的领域，也出现一些新的气象，如政治文化研究、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研究、文化外交研究，都萌生了良好的苗头。劳工史则在90年代初以来急剧衰落，多年来没有产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正是由于30年间美国史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对不同时期的论著不宜采用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如果以每十年为一个时段，从中找出能代表各时段研究水平的论著，或许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30年中美国史研究取得的成绩。在通史的编纂方面，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杨生茂、陆镜生的《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是三个时段的代表作。在专题论文方面，第一个十年可以举出刘祚昌的《略论托马斯·杰弗逊的民主思想》（《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冯承柏的《美国工厂制确立年代质疑》（《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第二个十年有何顺果的《略论美国的立国精神》（《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满运龙《马萨诸塞政治体制的确立》（《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最近十年有杨生茂的《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崔丕的《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在专著方面，1978～1988年间数量有限，仅可列举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刘绪贻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1989～1998年间，可选的著作明显增加，其中影响较大者有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刘祚昌的《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99年以来，高质量的专著更趋增多。王旭的《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晓德的《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王希的《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齐文颖主编的《美国史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梁茂信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金虎的《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书，在出版后都得到了好评。
二问题来源与意义指向
在改革开放以后最初十余年里，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问题意识，主要产生于对中国现实和美国现状的关切与思考。这种透过现实来介入历史的研究路径，一度被当做美国史研究的正途。在1978年以后，研究人员最初大多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以政治意义来界定学术价值。当时美国史研究中最为迫切的需要，并不是如何在理论、材料、方法和观点的层面来实现突破，以取得原创性的成果（以当时的研究条件而论，似乎也不可能关注这类问题），而是要转变对美国历史的基本态度，即承认美国有“自己立国的特长”，承认美国历史并非都是黑暗面，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19)这一方面反映了此前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损害是如何之深重，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此后美国史研究的困难是如何之艰巨。
如果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来看待美国历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20世纪初以来美国社会的变动趋势，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和结论并不吻合；过去人们深信不疑的某些观点，无法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这一反差在人们心里引起了困惑，也激发了讨论的愿望。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旗帜下，这方面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刘绪贻教授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写道：“我们的理论界与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帝国主义正迅速走向没落，即使是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也是如此。但是，历史发展的事实似乎比这个简单的结论复杂得多。”面对这一“严肃的挑战”，他认为一方面应当相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要“结合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来发展这些原理，而不能受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词句、个别论点”的束缚。也就是说，要把“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区别开来，在采用经典作家的概念体系的前提下，对具体历史问题进行重新表述，从而“寻绎出某些列宁逝世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帮助“解答为什么帝国主义到今天还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为什么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到今天还未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等等问题”。(20)讨论这类问题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论述美国历史，帮助读者了解美国历史的真实面目”。(21)在当时的政治和舆论氛围中，讨论这些问题存在一定的风险，因而需要“有点勇气”，“不能计较个人得失”。(22)
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学术上的“拨乱反正”。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国内史学界对美国历史形成了一整套政治批判式的表述，对具体问题则以特定的政治标准进行评判，形成了许多带有极左色彩的观点。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大气候中，这些问题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有许多“翻案文章”要做。关于罗斯福新政的评价，就是其中一个很受重视的问题。当时关注的重点不是如何追踪美国史学界对罗斯福新政的前沿研究，也不是讨论新政所牵涉的具体历史问题，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新政重新定性。这很鲜明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美国史研究的特点：问题意识不是产生于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所牵涉的现实政治。以往对新政大体是否定的，或至少没有加以充分的肯定；于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史研究中，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罗斯福新政的热潮。(23)类似的“拨乱反正”工作，直到上个世纪末期还没有结束。一位研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学者认为，“我国学术界过去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虽然承认道格拉斯在美国黑人史上的贡献，但又指责他“革命不彻底”，其思想“与黑人解放暴力革命的方向相左”，这种出自“极左思维”的论点亟待纠正。(24)
如果说“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提出的要求，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历史问题，那么探索美国迅速发展的经验以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则是一种更为实际的现实需要。在党和政府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中国面临一个尽快发展的问题，而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一度成为中国学者关注和思考的热点，有关论著纷纷面世。(25)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开始进入研究的视野。1993年8月在山东威海举行了第一次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其主题是“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据会议论文集的“编者说明”称，“有所裨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乃是编选这部论文集的“更为远大的目标”，因为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可以作为“‘攻’中国现代化之‘玉’的‘他山之石’”。(26)在此前后还产生了一批关于美国现代化的专题研究成果。(27)在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又出现了关注美国西部史和“中美西部开发比较研究”的兴趣，仅2000年一年，报刊上发表的这类文章就有近40篇之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也给美国史研究者带来了很多的启发，在美国农业史、西部史和工人运动史等领域尤其如此。列宁提出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命题，不仅为中国学者讨论美国西部史、农业史和土地制度史提供了解释框架，而且还是选题的直接来源。一部研究美国农业发展史的著作提出，列宁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的论述，是研究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乃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历程，其最终的结果是“宗法式的小农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主”。(28)一位研究西部土地制度的学者提出，列宁的理论虽然在总体上“至今仍具有科学性”，但他的某些概括“与美国历史的实际进程仍有一定距离”，研究者不能拘泥于“原有的结论”，而应“进一步阐明并丰富‘美国式道路’的深刻内涵”。他在“美国式道路”的框架内，对西部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及其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普遍意义，进行了富于理论性的探讨。(29)一部论述美国西部开发史的著作，其主旨在于“着重阐述这样一条原理：农民愈自由，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愈少，他们的土地整个来说就愈有保障，而农民的分化就愈厉害，农场企业主阶级的形成就愈迅速，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也就愈快”。(30)这显然是对“美国式道路”的另一种表述。另外，在美国工运史的写作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影响更为直接，引用经典作家言论的频率也高出其他课题的著作。(31)
中国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还受到了美国史学界相关研究的启发，带有填补国内研究空白的意图。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起步较晚，积累单薄，因而没有人涉及的领域和课题比比皆是。所谓“研究空白”，通常是参照国内的研究状况来界定的；任何一个问题，不论美国史学界已有多少研究成果，只要中国学者没有涉猎，或者美国学者的观点和价值取向不合中国的需要，就被作为“空白”对待。刘祚昌教授谈到，他“决心写杰斐逊传的首要原因”在于，杰斐逊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在美国具有“巨大的影响”，而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杰斐逊传记”。(32)张友伦教授也说，他在1978年以后之所以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除了这一领域与他以往从事的国际共运史存在联系外，同时还感到，在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史也是一个受到重视的领域，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完全没有人研究美国工人史，就是很不正常的。(33)吴金平教授选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思想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主要是考虑到国内史学界对此“尚缺乏专门研究和论述”，“这与道格拉斯在美国黑人历史上的地位显然不相称”。(34)
近期一些相对年轻的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比较注重这一问题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以及问题与史料的关联程度，而主要不是透过“中国的需要”或“美国的现状”来确定研究的必要性。王晓德教授谈到，他之所以研究美国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因为他感到“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的发展变化，视角往往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上……可是我们较少研究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文化背景往往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35)。也就是说，文化与外交的关系，本身就是历史中一个值得关注而又未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作者选取这样的课题，首先是缘于对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史的把握，而不是受到当前美国外交动向的启发。较近的一本讨论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的专著，没有用“美国式道路”这样的宏观理论来组织解释框架，而侧重土地问题本身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的重要性。(36)有的学者在谈到研究美国黑人政治思想的动机时，只是简略地交代说，国内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多”，而他本人一直对此有浓厚的“学术兴趣”。(37)在“现实需要”之外补充“学术兴趣”，这似乎意味着一种“纯学术”意识的觉醒。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美国史研究者忘记了现实需要，放弃了自己的现实关怀。实际上，过去30年里，无论在领域、课题和路径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现实需要”和“现实关怀”始终是影响美国史研究的一个核心因素。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史？“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社会的需要。”(38)我们的研究人员在界定“社会的需要”时，可能会参照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人民日报》的社论或有关部门的指示，但更多的是基于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和判断。这种理解和判断往往来自于研究者的“现实关怀”。就美国史研究而言，“现实关怀”通常由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所构成：一是通过对美国历史某些问题的研究，为理解和处理当前中国面临的类似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二是通过对美国过去的了解以更准确地了解今天的美国，从而有助于开展与美国的交往，更好地处理中美关系。
杨生茂教授在1989年观察到：“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论文的）选题的现实感逐渐增强。”(39)这种现象不独限于某次学术会议，许多研究人员在界定选题的价值和意义时，首先考虑的都是现实的维度。刘绪贻教授在谈到编纂六卷本《美国通史》的背景时写道：1979年参与编写计划讨论的学者一致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中美两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关系和文化、教育交流日益发展，正确地、全面地、理性地认识和对待美国，对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将有重大影响和意义。这种形势，就使得能够帮助国人科学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美国历史以至现状的《美国史》成为迫切的需要”(40)。这种阐述研究工作的现实意义的思路，同样见之于其他许多论著的“前言”或“后记”中。杨生茂教授编纂美国外交史，丁则民教授研究美国西部史，刘祚昌教授研究殖民地史和撰写《杰斐逊传》，都带有某种强烈的“现实关怀”，都以某种“重要的现实意义”来界定自己著述的价值。(41)
年青一代学者对于自己研究的现实意义，同样抱有很高的期许，甚至觉得针对某种现实需要来进行研究，乃是一种社会责任。王旭教授在解释自己何以撰写一部美国城市史时说，国内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不断升温，但对于外国城市史却不甚了了，误解颇多；这使他感到自己作为专攻外国城市史的学者，对推进城市化研究、满足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42)。任东来教授在谈到他何以从美国外交史转向美国宪政史研究的动因时表示，他感到“美国宪政史和法治史在国内是个亟待开拓的领域”，而“没有对美国宪政的一定理解，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和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评析是很难深入下去的”；同时，“作为身处一个法制远非健全、人治常常代替法治社会中的观察家，我将努力寻求一个法治相对健全、宪法为其立国之本社会的法治精粹和宪政经验”。(43)在这里，对学术现状和社会现状的双重“现实关怀”，成为促使他调整主攻方向的主要动因。
即便是身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在看待自己著述的意义时，也没有忽视与中国现实的关联。执教于美国的王希教授在他的中文著作中谈到，深入研究美国宪法史，对于中美两国交往中的“知己知彼”、“建立真实持久的深层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只有在对美国宪法有了“比较清楚而准确的认识”以后，才能从中获取有益的历史启示。(44)旅美的韩启明先生著有一本叙述美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历程的专著，他希望自己的书能够“启发、开阔我们从事国家经济建设的视野和思路”。据他自述，全书的主旨和各章内容的安排，大多源自他回国的见闻以及由与美国对比而引起的思索。(45)
对于许多学者来说，“现实关怀”的最终指向，乃是为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或施加影响。黄安年教授在谈到研究美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意义时，明确表示要为中国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46)王岽兴博士研究内战后美国南部社会的变迁，认为真正对中国的西部开发具有借鉴意义的不是美国西部史，而是南部开发和发展的经验，因为美国的南部和中国的西部都是落后地区，两者的重新开发具有某些共同之处，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借鉴。他在书的结论中，基于对美国南部开发经验的阐述，就中国的西部开发提出了若干建议。(47)陈奕平教授研究美国当代人口问题，其主要着眼点在于理解当今美国社会，为中国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48)有的时候，社会对某些美国史论著的现实意义的诠释，可能出乎作者本人的意料之外，这种诠释反过来又影响到作者对于自己研究的意义的认知。资中筠研究员谈到，她在撰写关于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时，“并没有想到在当下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但书出版后，“不但在学术界，而且在广泛的社会各界也引起了注意”。这一情况促使她在再版时补写了一个长篇后记，着重阐述了研究美国基金会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他山之石”的功效。(49)
不过，强烈的“现实关怀”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其正面意义自不待言，正如王立新教授所说，“现实关怀”是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向前发展的积极力量。他以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为例说，中国的美国史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外，最重要的是现实需要对史学家提出的要求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者强烈的现实关怀”；而且，这种“现实关怀”“同时也是使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具有中国特点，并因此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的前提”。(50)但另一方面，“现实关怀”也可能带来“借史议论”的消极后果。所谓“借史议论”，是指研究人员“在草草陈述史实之后，便十分心切地阐发自己的见解，并且相信这些见解能对中国有所裨益”；但这样做的效果“却十分可疑：不仅使历史研究偏离了学术规范，而且由于缺乏坚实的实证研究，所发议论也多流于泛泛，甚至谬以千里”。(51)这显然不利于研究水平的提升。
三理论取向与方法探索
1949年以后，在整个史学领域，甚至在所有离不开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知识领域，都形成了某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政治性意识形态(52)话语；而在美国史领域，除了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影响外，中美之间的敌对以及冷战的格局，使得研究工作不可能成为一种纯学术的活动，而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美国历史写作具有显目的政治色彩。权力关系和政治性意识形态不仅塑造了认识美国历史的基本框架和评判具体问题的标准，而且促成了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一整套话语。这种政治性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史写作，在1949年以后开始形成，在“文革”后期趋于登峰造极，至今似乎还没有完全绝迹。在1978年以后的一个时期，美国史研究中一个至为艰巨的任务，就是摆脱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束缚，摈弃把政治话语当做学术话语的做法，在尊重美国历史语境的前提下，构建新的话语系统和表述方式。
在美国史写作中，政治性意识形态化的表述方式，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过过度政治化解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经过苏联人复述的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二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言论和政治性报刊的社论；三是美国“进步史学家”，如威廉·福斯特、菲利普·方纳、赫伯特·阿普特克等人著作中的材料和论点；四是苏联的美国史和世界史论著。在当时的政治权力的作用下，前两个来源渗透到了所有的人文知识领域；而美国“进步史家”的论著，则主要是一个材料、史实和具体论点的来源。对中国的美国史基本框架影响最为艰巨的因素，无疑是苏联史学。
中国的美国史写作的话语元素和褒贬准则，有不少直接来自苏联的美国史著述。上个世纪50年代后，多种苏联学者的美国史著作相继译成中文，而在中文美国史读物十分稀少的年代，这些书籍就成了任何想要了解美国史的人的必读书。从这些书籍中，能够大致看出苏联学者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认识：“历史科学”是一种“党性的科学”，美国史研究承担着揭露和批判“美帝国主义”的任务；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化，内战和重建结束以前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此后资本主义转入腐朽和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构成美国历史的主线，美国社会的“弊端”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表现，美国历史上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乃是“人民大众忘我革命斗争的结果”；美国政府乃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其内外政策都是为“资本”服务的。(53)苏联的这种美国史解释模式和话语系统，不仅见之于专门的美国史论著，而且通过世界史教科书和其他史学著述，渗透到中国史学当中。当时中国的政治性意识形态与苏联有着根本的一致性，这使得中国学者可以不加辨析地吸纳和采用它们。据刘祚昌教授回忆，他刚开始研究美国史时，“好像初学走路的婴儿一样，是靠苏联的研究成果（观点和体系）这个拐杖搞研究的——当时对于苏联的东西，是亦步亦趋，不敢越出它的藩篱一步”(54)。刘绪贻教授也谈到，在上世纪60年代研究美国史，能够得到的图书资料“大都是受过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的”。(55)虽然在中苏交恶以后，对于苏联学术的怀疑乃至批判已经开始，但主要是不同政治和外交立场之间的分歧，而不是学术性讨论，并未动摇苏联史学话语在中国史学园地的根基。刘祚昌教授的《美国内战史》完稿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虽然他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苏联史学中的严重缺点”，但书中“也可以看出苏联教条主义的某些影响”。(56)
经过这种政治性意识形态所改造的美国史知识，旨在肯定和维护某些特定的政治信条，在表述上与当时通行的政治话语具有亲缘性和同一性，同领导人讲话、官方文件及报刊政论几乎没有差别。有的学者批评中国学者关于美国革命史的叙述中存在贴标签的现象，用“一些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流行的词汇和术语来构建美国革命的历史叙述”。(57)这只是当年中国美国史学的一斑。其实，问题的症结还不仅在于用政治语汇来掩盖或曲解史实，而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下，研究人员头脑中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在谈论美国历史上的任何问题时，都要插入一些自认是为“政治正确性”或“政治安全性”所必需的“套话”。这样的“套话”直接取自论者长期熏染于其中的政治性意识形态，它们无须论证，也不容置疑。有时，具有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的人，还可能用排他性的眼光看待一切与自己话语系统不一样的论著，以政治标准划线，对它们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批评。
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性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史话语体系，其主干为一系列公式化的表述。这些公式化表述以“独断论”的面目出现，所用概念、术语和标准都被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把复杂多样的历史事实装入少数几个整齐划一的盒子里。例如，美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危机与弊端，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改革乃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美国社会的许多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58)在美国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主张和措施必定是“以维护资本根本利益为目标的”，他们的“缺点”或“失败”无一不是其“阶级的局限性”所致。(59)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中所提到的“镇压内乱”，无疑是旨在“镇压人民革命运动”。(60)对于美国史学论著的评价和取舍，也往往依据这类公式进行：凡与公式相悖者都属于“资产阶级史学”；任何与公式不符的说法，则是“错误的结论”或“不健康的观点”。(61)
在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和主导下，学术和政治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有时甚至使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为政治权力介入学术打开了门户。这样也往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和公式化，用高度概括的政治性语汇掩盖甚至抹杀复杂多样的历史实况。这种方式显然违背了历史研究中“言必有据”、确立事实关联等基本规则，使精微而复杂的历史判断变成了简单而绝对的政治评价，不仅妨碍对史实真实意义的理解，而且经常导致对史实的歪曲。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动，政治性意识形态的内涵随之变化，它对学术的支配性影响也逐渐减弱。同时，整个学术风气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一切都对美国史研究的思想理论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影响。
变化的起点是摒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始终相信，美国史研究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同时，他们逐渐意识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具体研究时，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偏向，如果不加纠正，就不可能获得对美国历史的真实认识。这些偏向包括：把对经典作家语录的熟悉程度，简单地看成是“理论水平”高低的体现；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一种正确的理解，而自己就是这种正确的理解的代言人，凡与自己的理解不合就是反马克思主义；采取“寻章摘句”的方式对待经典作家的著作，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思想和方法的启示；忽视具体语境，把经典作家具有特定所指的说法，泛泛地用于一切历史场合；直接采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作为论述具体问题的证据，或者直接作为自己的结论。高频率地引用经典作家的词句，而不考虑语录和研究内容的相关性，这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论著的共有特点。有的书平均每5页就有一条经典作家语录，还有的书中1/3的引文为经典作家的语录。要纠正这类偏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以致到1993年，罗荣渠教授还感到，“由于‘左’的影响，在前些年的中国史特别是世界史教学与科研中，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和教条化的倾向比较严重”(62)。
对于多数学者来说，摆脱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并不是一个自觉和自主的过程，一切都是随着政治环境和学术风气的变化而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李慎之先生谈到，罗荣渠教授的治学道路以70年代末为分界线，有明显的“转折的痕迹”(63)。其实，对于许多在1978年以前开始涉足美国史领域的学者来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还经历了另一次转折。对比他们发表于两个不同时期的论著，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转折的迹象。1982年，杨生茂教授发表了关于特纳史学的论文，该文取材广泛，构思精巧，视角别致，但表述方式和论点带有当时政治性意识形态的烙印，侧重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来解释特纳假说产生的社会背景，认为特纳假说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64)1999年，他推出了构思多年的《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一文，以美国史学和思想的流变为背景，以纯粹学术的话语对班克罗夫特的思想轨迹、史学观点和学术成就进行了深入评析，并就美国史学史的宏观脉络、历史学的功用、评判杰出史学家的标准、吸收外来文化的策略等一系列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65)刘祚昌教授在1978年论述美国内战史的著作中，反复使用了“革命战争”、“革命成果”、“革命传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动”、“伟大真理”这样的词汇，写作带有当时常见的政论风格。(66)在12年后，他的《杰斐逊传》问世，从中看到的不再是政治性意识形态的词汇、语式和评论，而是具有人文色彩和道德情感的评价标准。(67)张友伦教授分别发表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中期的两篇关于美国农业发展史的论文，其内容和行文都判然有别：前者基本上依据列宁关于“美国式道路”的论述，后者则未引用一条经典著作语录。(68)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对类似问题的处理方式和表述话语，前后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是美国史研究“去意识形态化”的最好例证。
不过，这种“去意识形态化”并不是一个凯歌行进的过程，而是相当艰难而曲折的。有些研究人员养成了某种难以摆脱的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并且产生了某种寻求政治保险的本能。一旦政治气候出现反复，中美关系发生波动，就会有一些政治上敏感的人立即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满足特定的政治和外交需要。直到本世纪初，在有些美国史论著中，政治性意识形态话语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辨。
然而，这种趋势一直在向前推进，而且为理论的多样化打开了大门。1978年以后，国内社会科学逐渐兴起，译介国外社会科学著作的热情始终很高，美国史研究也由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资源。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吸收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并运用于具体课题的研究当中，愈益成为年青一代学者的自觉意识。王旭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他在采用“传统治史方法”的同时，借鉴了“经济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有关理论与方法”。(69)戴超武教授力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和人口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多学科的全面研究”(70)。王立新教授借助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中的“想象”、“他者”、“国家构建”、“国家身份”等理论和概念，解析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各界精英对中国的认识，阐释了这些关于中国的想象在美国国家身份构建中的意义和作用。(71)不过，中国缺乏成熟的本土理论和研究范例，因而中国学者取法的对象主要是欧美学者。王立新教授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从文化的视角考察美国外交史，把国家作为一种文化体，探讨一个国家的“记忆、梦想、态度和价值观”如何反映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他承认这种研究取向受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的启发。(72)
从方法论的角度说，美国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欠缺，就是历史主义意识淡薄。所谓“历史主义意识”，是指把具体的人和事放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看待，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来理解史实的本来意义。这本来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守则，但在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加以长期缺乏必要的史学训练，“历史主义意识”居然成了历史研究中的稀缺之物。在1978年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许多研究人员对于史学著述与政论时评的界线没有清晰的意识，把“借史议论”当成了治史的正途，在讨论问题时忽视具体的历史时空条件。上一个世纪80年代曾有一场关于林肯与废奴主义的热烈讨论，今天看来，其起因就是某些论者不顾历史语境，把作为特定历史名词的“废奴主义者”泛化为一切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的称号，从而提出了“林肯是不是废奴主义者”这样一个“非历史”的问题。(73)另一种现象是，论者预先设立一个标准，然后从历史中选取材料来填入这个标准中，符合者得到肯定，而不符者则遭受苛责。例如，用“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来“套”美国革命，发现美国革命时期没有废除奴隶制，没有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没有赋予妇女选举权，没有承认印第安人的公民权，也没有实行无偿分配公地的政策，于是就把它定性为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最近十余年来，美国史研究和其他史学领域一样，出现了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回归。也就是强调历史学的学科主体性，重申历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坚持用第一手材料进行实证研究，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基本守则，分析问题时考虑具体的历史时空条件，不再沉溺于浮泛而过度的议论。在以往的美国史研究中，长期流行以“积极”和“消极”、“进步”和“反动”这种抽象的政治标准来为历史人物分类，对于“反面人物”往往痛加指责和抨击。现在，这种情况愈益少见。以美国内战史研究为例，在以往的论著中，南部奴隶主只是一个配角，他们不仅是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是道德上的罪人，他们发动内战乃是螳臂当车的狂妄之举，他们的失败则是其应得的历史惩罚。(74)王金虎副教授的新著打破了这一范式。他在书中不仅以南部奴隶主为主角，对他们何以走上战争之路，以及战争的手段一步一步损害战争的目的给他们造成的痛苦，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而且把他们视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75)这种对历史上的“道德罪人”和“失败者”的“了解之同情”，可以说是历史主义意识趋于成熟的反映。较之简单的政治或道德是非的评判，这样做的难度其实要大得多。
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王立新教授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有新的尝试。他采用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并吸收了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理论，借助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念工具，“把国家看做文化体，把国家间关系视为文化体之间的关系，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对外关系视为传播情感、价值观和实现民族理想、追求的过程”，“把意识形态纳入政治过程，通过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认知理论以及决策过程的分析更精确地描述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并采用社会科学中常用的个案研究方法和模式分析方法，通过“意识形态透镜模式”、“路线图模式”和“跷跷板模式”，讨论了意识形态对美国核心外交理念的塑造以及对具体外交举措的影响。该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预设也有别于传统方式，它不是把意识形态仅仅作为现实世界的被动反映或投影，而把它视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认为它对现实世界的行动者及其具体行动有着直接的甚至是支配性的作用。这种理论预设来自于现代文化人类学理论，特别是格尔兹的文化理论。该书后面的参考书目中，列入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克利福德·格尔兹的《文化的解释》、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20世纪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重。(76)
四史料利用和资源积累
杨生茂教授在1987年提到，要重视资料的占有，重视资料的质量和数量，特别强调广泛占有第一手资料。(77)这些话在今天已属常识，但在当时却似乎是一种超前的想法。本来，基于丰富的原始材料进行实证研究，乃是治史的基本要求，但在美国史研究中，由于资料匮乏，加以研究者长期奉守“不和外国学者拼史料”的信条，这种实证研究就始终无法开展起来。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时殷弘教授在《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一书中，当解释为什么选取1954～1968年作为研究时段时写道：“这是美国对越干涉史上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也是可以依据业经解密和公布的美国政府档案文件、用较严格的历史学方法加以研究的时期。关于1968年以后的美国对越政策史，目前尚无类似的第一手史料供学者利用。”(78)这一段简短的文字表明，作者意识到只有那些既具有历史重要性、同时又有基本的原始文献可供利用的问题，才可以进入选题的范围；只有从材料出发，从大量第一手文献中发现问题及其答案的方法，才是“较严格的历史学方法”。但在上一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外国史研究风气中，这种中肯的意见更像是一种“别调”。《世界历史》为纪念创刊100期，曾于1993年第3期刊发一组笔谈，参加者多为当时知名的世界史专家，但所有文章都关注史学观念的转变和发挥世界史学科的作用，没有一篇文章谈到如何根据历史学的特性，在广泛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开展具体而深入的实证研究，以提升世界史学科的学术水平。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研究人员不愿意利用第一手材料；主要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研究条件十分有限，可以找到的原始资料寥寥无几，如果强调只有基于原始材料才能进行研究和写作，那么许多人就只能放弃研究工作。对于多数研究人员来说，能够引用英文的二手甚至三手材料，就是难能可贵的了。1983年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收录文章28篇，涉及美国历史的各个时段，作者多为当时国内美国史领域最为活跃的学者，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美国史研究的水平。所有文章的注释共计1341条，引用具有原始资料性质的书籍、报刊共79种（其中约30种为中国史和中外关系史资料），在引文中所占比例很低；而绝大多数引文来自马列著作、一般性美国史书籍和论文，包括部分教科书和工具书。
同时也不得不指出，有些研究人员长期没有意识到原始材料的重要性，反而相信中国学者以先进的理论来指导美国史研究，这比片面注重史料的美国学者更有优势。这种观念妨碍了对原始资料的搜求和利用。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以所谓的理论优势来掩盖材料的贫乏，借助一套不同于美国史学的话语和概念，对美国学者阐释过的史实加以筛选，或重新排列，或另作诠释，甚至还把这种做法说成是中国人研究美国史的一个特色。上一个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各种资助到美国从事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但许多人回国以后所发表的论著，在材料方面并没有显示出重大的变化，所引用的仍然是一般性著作，不仅原始文献甚少，即使对二手文献的质量也未加甄别，夹杂许多过时且平庸的书籍。从9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内获取原始资料的条件大为改善，但许多论著却远远没有穷尽国内所能找到的相关材料，甚至连一些许多图书馆都有收藏的基本史料，也没有加以利用。例如，有的论著在讨论美国宪法的制定时，不去参考麦迪逊的记录以及批准宪法的各种文献，而主要依靠一般性的资料选集或通论性的书籍。其实，在最近十多年里，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南京大学，都可以找到不少关于美国制宪的基本材料。
尽管如此，原始材料的利用情况在整体上还是趋于不断改善的。在利用原始材料方面引领风气的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早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初期，罗荣渠教授在论述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的文章中，就引用了不少原始文献。(79)到80年代中期，时殷弘教授的《尼克松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范本。这是一部只有100页的小册子，而引用政府公文和外交文件集13种，当事人回忆录和著述8种，当时的报纸和期刊13种。(80)这种对原始文献的重视和大量利用，在当时是相当少见的。进入90年代，《美国外交文件集》以及其他政府公文，在美国外交史论著的注释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其中，崔丕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一书，引用了多种当时已经解密的美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已刊外交文件和其他政府公文，并对不同来源的原始文件加以比对和鉴别，还在书后附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分类目录，以利于其他学者的使用。(81)这些论著所利用的主要是公开出版的外交文件和缩微胶卷，而直接到有关档案馆进行研究而取得成就的学者，当首推华庆昭教授。他为了写作《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一书，不仅利用了公开出版的原始文献集、回忆录、日记和报刊，而且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专门到美国和英国的档案馆从事研究，广泛收罗了杜鲁门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以及相关大学图书馆所藏官方资料和个人文件。(82)他所收集到的原始材料，不仅构成自己著作的基础，而且还为后来一些年轻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这本书是中国学者实质性地利用原始材料写出的第一部美国外交史著作，其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最近几年出版的美国外交史博士论文，在第一手文献的利用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83)
相形之下，在美国史其他领域，对原始文献的利用就显得相当滞后。许多研究人员既缺少外交史学者那样强烈的史料意识，更没有像他们那样想方设法地搜求原始材料。在多数外交史论著或多或少地引用原始材料之时，其他领域的研究还处在完全依靠二手或三手文献的境地。在一些论述华盛顿生平事迹的论著中，往往看不到出自华盛顿个人著述的引文，更遑论其他同时代人物的文件或著作；许多专论林肯的文章，也没有引用林肯文件集或著作集中的材料；有些讨论美国宪法的制定和批准的文章，连麦迪逊的制宪会议记录也未利用。在1978年以后的近20年里，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直到本世纪初年，局面才出现了较大的改观。
造成这一重大变化的主要因素，首先是获取原始材料的途径变得愈益宽广。近年来，最具革命性意义的是网络资源的急剧增加。美国在网络技术发展和数字化资料开发方面，一直引领潮流，尤其是致力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发布。美国以外的研究人员因此得以分享这些便利。最近几年，有若干高校和研究机构购置了一些原始文献数据库，常见的有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EEBO)、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ECCO)、Early American Imprints、American Historical Newspapers、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s System(DDRS)等。此外，免费的网上资源也越来越丰富，获取越来越便捷。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免费数据库、archive.org、liberty online等。有些大学还建有专题性史料数据库，也可以免费获取。对于网络技术所带来的研究条件的极大改善，许多学者都表现了高度的敏感和炽热的兴趣。王旭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城市史》中，用附录形式列举和介绍了有关城市史资料的网站；(84)韩宇副教授和罗宣副教授发表专文，介绍网络资源的重要性及其使用方法；(85)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院校还为研究生开设了相关的课程。
其次，研究人员的史料意识普遍增强，特别是年青一代学者，由于接受了比较正规的史学训练，大多重视原始材料的收集和利用。王金虎副教授在写作《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时，使用了北卡罗来纳大学在网上发布的“美国南部史文献”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相关数据库中的《南部邦联国会日志》。作者在谈及研究体会时写道：“历史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除了取决于历史学者个人的治史能力外，还直接受制于史料的数量和价值的高低。”(86)可见，他关注的不仅仅是史料的数量，而且还特别强调其质量，也就是原始材料对于解决核心问题的价值。另据朱卫斌博士自述，他前后用了10余年的时间专门研究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的对华政策，但一直对史料状况感到不满意，因为“缺乏一手资料，论文的质量及篇幅都受到了相当的限制”。直到后来，他获得了到香港和美国进行研究的机会，致力于收集原始材料，对博士论文进行修订增补，完成了一部史料翔实、立论可信的专著。(87)与此同时，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史料的多样性和不同史料的对比鉴别。秦珊副教授研究威尔逊时期的对华政策，她写道：“本书重视原始资料，也特别重视原始资料的鉴别，弄清哪一种原始资料是可靠的，哪一种可能有漏误。”她使用的方法是“不断地进行交叉检查，将一种原始资料与另一种原始资料对比，英文史料与英文史料对比，中文史料与中文史料对比，英文史料与中文史料对比”。(88)不论她在书中实际落实得怎样，这种理念的出现，足以说明美国史研究者的史料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征兆。
翻检最近几年出版的美国史论著，的确可以看到第一手文献的分量大有提高。以美国西部土地问题的研究为例，上一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论著，一般都引用本杰明·希巴德的《公共土地政策史》（1924年出版）以及几种西部史著作，有的甚至依靠一般美国史教科书和美国经济史著作中的相关材料，很少有人研读过西部土地法令的原文和国会的相关辩论材料。2003年出版的《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一书，则利用了大量美国早期的政府文献和私人通信，特别是全面检视了美国所有相关法令的文本以及国会相关的辩论记录，梳理了相关法律条文的内涵和意义，校正了许多理解上的偏差。作者从中体会到，“直接以原文为基础进行研究，同从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资料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区别。从别人的著作中间接得来的材料，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而且可能被误导”(89)。在其他课题上，使用原始材料的状况也有很大的变化。例如，梁茂信教授的《都市化时代》（东北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所列原始资料有72种，他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书后所列政府文献更多达100种。又如，陈奕平教授的《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主要依据从网络获取的人口统计数据和分析报告写成。更值得一提的是韩铁教授的《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部著作完全依据原始材料写成，其中包括福特基金会档案、口述史材料、政府公文以及多种手稿。作者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这本书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翻译整理而成的。这表明，只要条件具备，而且肯于钻研，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利用具体而翔实的原始材料，写出具有新意的论著。
不过，上面列举的著作，在近年的美国史研究中仍属凤毛麟角。就原始材料在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而言，可以分为点缀性利用和实质性利用两种情况。所谓“点缀性”使用原始资料，是指原始资料仅仅作为二手材料的补充，或仅用于讨论枝节问题，对于主旨的阐述并不起关键的作用。另外，引用原始材料来复述已经清楚的史实，或者论证前人提出的结论，也属于这一范畴。所谓“实质性”使用原始资料，是指研究的问题来自于原始材料，并通过深入钻研原始材料而提出新的结论。迄今为止，已发表的美国史论著大多属于第一类。在美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能点缀性地使用原始材料已属不易；但长期停留于这种地步，就难以取得原创性的成果。
此外，在美国史写作中还长期存在着一种现象，就是在专著和论文中引用美国史教科书、甚至国内出版的世界通史教科书中的材料。教科书反映的是一般性知识和观点，主要依据史学界的各种专门研究成果编纂而成；如果专著和论文反过来引用教科书，显然是一种违背史学写作常规的做法。在资料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不得不引用教科书乃是可以理解的；而近年来资料条件大为改观，如果依然轻率地引用教科书，就是一种对自己的研究不负责任的行为，无异于“自贬身价”。不仅不能引用教科书中的材料，其中的观点也不能作为商榷和讨论的对象（指出书中明显的错误和疏漏不在此列），因为这种层次的讨论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讨。
在史料的运用方面，语言和文化的限制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多数研究人员只能阅读英文材料，如果遇到其他语种的材料，就感到束手无策。而且，即便是精通英文，在遇到文化含量较大而且语境复杂的史料时，也容易发生误读、曲解和误译。(90)在近年一些使用原始材料较多的论著中，曲解和误用史料的情况并不罕见。看来，在材料趋于丰富以后，如何准确地解读材料，恰当地运用材料，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需要加强史料学、语言学和历史语义学的训练，增强语言能力，提高语境意识。另外，还要注重翻译能力的培养，一个优秀的外国史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应当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因为任何材料都不能原文照录，而必须译成中文方能引用。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变化是，研究人员对待第二手文献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一般作者涉及二手文献的目的仅在于转引其中的材料，而对其主旨、论点和方法则不够重视，也很少就课题进行学术史梳理。有一些与美国学者商榷的文章，实际上是任意选取美国学者的某些论点加以反驳，而没有考虑这一论点所产生的学术语境，也不关心美国史学界是否就此展开过讨论。最近20年来，研究人员开始重视课题的学术史，越来越多的论著在“前言”或注释中评介以往的研究，借以明确自己探讨的基点和方向。早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时殷弘教授就在《尼克松主义》一书中，用注释的形式就“美国著作界对尼克松主义的研究”进行评述。(91)刘祚昌教授在《杰斐逊传》的“自序”中，对于美国学者整理杰斐逊文献以及撰写杰斐逊传的情况，做了细致的介绍和评论，指出了其中的局限和缺点，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和写作构想。(92)90年代以来的变化更加显著。石庆环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官制度与官僚政治》在“序言”中详细列举相关书目，并对重要的论著进行评介。(93)王岽兴《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对美国南部史的大致脉络进行了梳理。(94)梁茂信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在“前言”中对相关重点著作进行评述，指出其长短利钝，并说明了自己的研究思路。(95)韩铁教授在一篇关于美国早期法律变迁的论文中，对美国史学界关于殖民地时期社会经济性质的论述，以及与法律演变相关的研究，做了清晰的梳理和评论，再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自己的论述。(96)一些以博士论文为基础而成书的论著，大多有相当的篇幅评述相关的研究状况。(97)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美国史研究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基础。即便是那些基于二手文献写成的论著，也是美国史研究发展道路的必要铺垫。由于材料、方法、理论和视角等方面的限制，有些论著同美国史学界早出的同类成果相比，并没有多少新意，但它们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见证和记录，已经成为中国美国史学的学术积累的一部分。随着这种积累的不断增厚，美国史研究中就可能产生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困难无疑还是很大的，因为本土资源的积累相当薄弱，这一状况长期以来一直限制着研究水平的提高，在今后一个时期，局面可能还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五最新动向与前景展望
综观以往30年的美国史研究，其最大的局限表现为选题过于宏阔，材料过于浮泛，缺乏专深的研究，热衷于讨论长时段、大范围的问题。对这种欠缺，一位曾在中国任教的美国学者也有所观察，并提出了善意的批评。(98)中美两国史学的发展经验都表明，一个领域要进步，就必须从一个一个具体的课题着手，进行深入而彻底的研究。美国史学在19世纪末进入专业化的阶段，那时正是专题研究兴起的时期。在中国史学开始向现代转型之际，也有学者倡导开展“窄而深的研究”。当然，选题的规模要适度，要切合中国美国史学的实际。题目过大，论述难免浮泛，不能保证学术质量；题目太小，又无法找到足够的资料，同样不易操作。比较可取的策略是，长期致力于一个具体的领域，从中选择条件成熟的问题做深入而精微的研究。做好小题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大的视野，要做到“小题大做”、“因小见大”，这样才能取得专精的成果。许多专精的成果汇聚起来，就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面貌。
选题较小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便于把研究真正建立在原始材料而不是二手材料的基础上。不能详赡地占有资料，不从原始材料出发进行研究，就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专题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的美国史资料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史学电子资源日趋丰富，使用也愈益便捷。我们现在不仅要重视传统的纸质文献，而且要大力利用网上史学资源。就史料的占有而言，有必要强调“基本史料”的概念。也就是说，基于目前的研究条件，在具体课题上即便不能网罗到全部的史料，也必须掌握关系到核心论点的史料，否则就不可动笔写作。在原始材料的使用方面，我们目前还无法达到美国学者的程度，但可以向国内的冷战史学者看齐。目前中国冷战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主要得益于使用较多的苏联、美国和中国的档案资料。我们确实需要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如果不能直接占有和研究原始材料，就永远不会有突破和创新。借用顾炎武的比喻，原创性的研究必须要“采铜于山”，而不能一味地“买旧钱充铸”。(99)在材料比较丰富的情况下，还要注意甄选和鉴别，力求史料的多样性，用多种材料来相互参证。
做好专题研究，还需要具备敏锐而独到的问题意识，要以问题来引导论述。一篇论文如果缺乏问题意识的支持，或没有理论的观照，提不出有思想冲击力的新见解，就难免沦为“始末记”。在中国研究美国史，如果要求单纯地进行“史实复原”的工作，的确是强人所难；就目前的研究条件而言，比较成功的例证是借助新的问题意识，从新的视角来探讨老课题，从而取得富有新意的成果。王立新教授所著《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被中美关系史专家陶文钊研究员赞誉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解释说：“说它新，不是说这一段中美关系先前没有多少成果。实际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很多重要事件都有人研究过，可以说成果是相当之多的。但本书作者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这些事件进行重新研究……确实深化了我们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认识，也使我们对本来已经熟识的事情产生了一种新的感受。”(100)从新的理论视角来审视已有的研究，用新的解释框架来处理老的问题，这可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
美国史研究要不断进步，还需要补充新的研究人员，而他们必须通过完善的研究生训练体制来培养。因此，进一步改进研究生培养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是当务之急。有的学者提出，“未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目前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学和培养方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生的培养仍然缺少一套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和史学原则制订的方案。学生知识结构的偏差和学术视野的狭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他建议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多读专著和史料，培养学生查找、解读史料的能力，以及运用史料从事独立研究的能力。(101)一位了解中国研究生教学欠缺的美国学者也认为，采用经欧美经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研讨班”教学方式，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由之路。(102)这些意见都深中肯綮，富于建设性。除了教学形式和方法的改革外，还应当强化相关学科的训练，使研究生具备较为宽阔的理论视野，形成具有洞察力和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
之所以强调加强相关学科的训练，主要是因为理论薄弱一直是一个掣肘的因素。虽然在美国史研究中初步形成了理论多样化的局面，但整体说来，理论在具体的研究中还不具备真正的方法论意义。也就是说，理论还没有成为思考和提问的发动机，没有成为培育新见解的温床。研究人员普遍过于关注理论的实用性，急切地借用一些有助于解决当前问题的概念和术语，注重能在具体研究中发挥引导或启发作用的理论观点，而忽略理论素养的培养。诚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学术和理论的民族性趋于淡化，更加具备“天下公器”的特性，中国学者可以借用各种来自域外的理论资源，滋养和支撑自己的学术思维。但是，如果完全依靠外来理论，中国学术如何能够在视角、方法和解释框架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呢？说到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进步，有赖于中国学术的整体发展。
另一方面，当前学术共同体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质，中国学者不能闭门造车，而必须关注国际史学的新趋向，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最近20年来，欧美史学中最为突出的新趋向，乃是“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传统史学偏好宏大的题材，擅长讲述以精英人物为主角的故事；“新史学”侧重研究群体、制度、结构和趋势，强调社会、习惯和制度对人的塑造和制约，带有技术性写作的倾向；而“新文化史学”对这两种取向都有所纠正。它比较重视普通人的生活体验，注重人的思想和感知在历史中的意义。这种从“人”出发的研究路径，提升了史学的人文性。我们以往的美国史研究，也带有明显的“非人化”取向，过于强调制度、技术、阶级、时势的作用，而忽略具体历史角色的经历和思想。我们可以从“新文化史学”这种人文性的复归中获得启示，校正我们看待历史的眼光。同时，“新文化史学”还开辟了新的史料来源，在以往受重视的政府公文、国会辩论、书信、日记、报刊文章、地方史料、公私账簿、财产清单和选举记录等材料之外，又把电影、绘画、雕塑、照片、日常用具、日历、课本、家具、歌谣、故事、儿童读物、小说、广告和演讲等资料，统统变成了“身价倍增”的史料。我们在研究中固然不能忽视传统史料，但也要留意新材料的价值，不必等到几十年以后再回头加以重视。
欧美史学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是理论取向和研究视野的变化。“新文化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带有某种后现代主义的倾向，从“后结构主义”文学研究和人类学理论中吸取了不少养分。如何对待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如何从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理论中吸收有用的理论资源，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不仅也留意欧美的新理论和新概念，也要关注国内理论界提供了什么可以利用的资源。我们既不必盲目地赶理论时髦，也不能对新理论的价值视而不见。另外，随着“全球史”兴起而出现的“全球视野”，拓展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增加了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维度。视野开阔，考虑的因素较多，肯定有助于深化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如何在研究中实现“以大观小”和“因小见大”，我们可以从“全球视野”中得到一些启示。
我们还注意到，近期的欧美史学并不是“新文化史学”的一统天下。实际上，最近几年“新文化史”著作在史学新著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而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以及其他“传统的”课题，仍然有大量论著问世。以美国政治史研究为例，近来有美国学者呼吁“回到某些基础性的政治史”，(103)政治史的影响正处于上升之中。当前处在“复兴”中的政治史，受到了“新史学”和“新文化史学”的影响，侧重探讨美国的“民主历程”，精英和大众并重，制度和文化互补，并在政治叙事中增添了新的分析范畴，视野更加开阔，解释也富于活力和多样性，在美国史学中的声望逐渐提高。(104)对于多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来说，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值得研究、而且是有条件研究的领域，相关的资料比较容易获得，可供选择的课题较多。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社会史、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外交史、城市史、环境史、妇女史和史学史等领域的课题。
当然，在文化氛围、思想倾向和社会状况各个方面，中国和欧美国家都大不一样，史学的趋向和研究的旨趣也有差别，因此，我们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追随欧美学者的研究路径。在我们当前的美国史研究中，模仿“新文化史学”或“后现代取向”，既脱离实际，也没有必要。再者，欧美史学的种种新变化，只有置于欧美理论思潮和史学的整体格局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例如，后现代主义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的现代主义知识论和认识论的反拨；对多元文化互动的重视，意在扭转美国史学长期关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偏颇；对底层阶级历史的关注，是对以往精英史学取向的弥补；强调“全球视野”，只有在国别史研究高度成熟的条件下才有意义。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对欧美史学动向漠不关心。相反，美国史研究要提高水平，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史学对话。在这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自说白话的学术是肯定没有前途的。对话首先需要有相对接近的研究水平，需要了解通行的话语和言说方式，娴熟地掌握对话的工具，还要有对话的渠道。我们在选题、材料和立论上，都要充分考虑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进展，参照本课题的前沿动向来确定探讨的方向。只有这样，中国学者在国际史学论坛上才能有自己的声音。
但是，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争取成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是否与我们一直以来关注的“本土化”相抵触呢？从表面看，“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确存在张力，但两者是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国际化”更多地涉及学术的操作，而“本土化”则关系到学术的品质。中国人研究外国史，“本土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的外国史研究，必须是中国史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研究对象国史学的补充。就美国史研究而言，我们的材料来自于美国，在问题的提出、解释的构建、论点的形成各个环节上，都难免受到美国史学的影响，很容易步人后尘，人云亦云，如果没有“本土化”的意识，我们可能会完全失去学术身份。“本土化”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深入探讨美国历史，另一方面则要依托中国史学的整体积累。我们要关注中国社会和思想学术的状况，留意中国史研究的动向，勤于向中国史同行请益和取法。当前，中国社会史、地方史和环境史的研究颇有进展，民间史料受到重视，内外因素的互动、基层社会、制度变迁成为重要的研究视角。这些变化对于我们研究美国史都是具有启发的。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既要深入美国历史语境，又要体现本位文化意识。在写作的逻辑、表述和文辞各方面，都要符合中文的要求，切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和思维习惯。从根本上说，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取决于中国史学的整体进步。如果中国史学不能在研究范式、理论取向、研究方法和问题指向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能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一席之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包括美国史研究，也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学术品格，无法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
论及“本土化”，自然会牵涉到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长期以来，不少学者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刘祚昌教授在谈到自己的研究设想时说，要“写出有自己独到之处的、有中国特色的著作”(105)。黄安年教授认为：“中国学者撰写美国史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国读者，它的世界影响则要求充分体现中国特色”。(106)杨玉圣教授也谈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特色”可以从两方面来体现，一是“必须在论著中体现出中国人对美国历史的独到见解”，二是“应特别加强中美两国关系史（包括人民之间的往来史）的考察和论证”。(107)在美国工作的韩启明先生在谈到自己著作的意图时说，要提供一种“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美国”的美国经济史读物。(108)王希教授也表示，在美国宪法史领域，还期待着“一部由中国人写的、结构完整、史料翔实、分析深入、结论中肯的美国宪法史”(109)。但是，如何才能取得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呢？王立新教授提出了两条途径：“一是利用中国本土的理论资源提出不同于美国学者的理论框架和解释；二是用中国学者独特的眼光和视角来切入美国历史问题，从而发现美国学者无法看到的历史面相和历史意义”。但他同时又感到，中国可利用的“本土的理论资源”“少之又少”，因而只有借重中国学者的“独特的眼光和视角”。但是，这种“独特的眼光和视野”，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来自中国人这一身份，而需要深谙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有“对中国现实的关切”。(110)可见，假设“中国特色”是一个有效的命题，而要形成“中国特色”，肯定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
总的说来，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快速成长、不断进步的30年。目前，它已成为一个富有生气、蓬勃向上的领域，尤其是最近几年的变化，格外令人欣喜和振奋。一代学术新人正在成长，他们大多是新近毕业的研究生，在学期间获得了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尤其在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中，他们在导师的指导下，从选题、文献阅读、史料收集和解读，到论文的写作和修改，在研究流程的各个环节都接受了系统的训练，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较之二三十年前的一代人，他们的学术起点无疑要高得多，而且他们还赶上了一个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经济持续增长、研究条件不断改善的时代，等到他们在学术上成熟的时候，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应当呈现真正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再过30年，他们中或许有人会写一篇更令人欣慰的回顾文章，来总结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巨大变化和出色成绩。
（承赵学功教授、丁见民博士和侯俊杰同学借阅有关图书，谨致谢忱）
收稿日期2008-08-31
注释：
①刘绪贻：《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第98页。
②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原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收入杨生茂：《探径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6页。
③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4～155页。
④刘绪贻：《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第100页。
⑤李慎之：《痛失良史悼荣渠——〈美洲史论〉序》，见罗荣渠：《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⑥刘绪贻：《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序”第2页。
⑦参见洪认清：《20世纪70年代末史学界的思想解放与学术创新》，《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31～36页。
⑧罗荣渠：《美洲史论》，第1页。
⑨杨生茂：《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原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4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270页；杨生茂：《读书、思索、对话和创新——关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体会》（原载《天津高教研究》1987年第1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289～294页。
⑩高嵩：《丁则民教授学术成就和史学思想述评》，载梁茂信主编：《探究美国——纪念丁则民先生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408页。
(11)关于美国史及美国学研究机构的设立情况，可参见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杨生茂：《探径集》，第106页。
(12)参见刘绪贻：《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序”第1页；杨生茂：《探径集》，第1页。
(13)1979～1989年的论文数量据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所列篇目统计；1989～2000的论文数量据李剑鸣《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王晓德《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另据“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的检索结果，2001～2005年的美国史论文达到600篇。
(14)李剑鸣：《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第8页；王晓德：《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第95页。
(15)据黄安年《1990～1995年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成果及其国际比较》（《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介绍，1979～1989年大陆地区出版的美国史著作170部，平均每年15部；1990～1995年大陆出版的美国史著作144部，平均每年24部。这两个数字与笔者的估算出入甚大，可能是选取的标准不同所致。本文所说的“美国史论著”是指中国学者写作的严格意义上的美国历史书籍和论文，而不是与美国相关的所有图书和论文。
(16)黄安年：《改革开放与中国美国学的发展——以1998年发表的文章为个案分析对象》，《学术界》2000年第2期，第226页。
(17)《二十世纪初美国联邦政府的社会改革》，《南开史学》1988年第1期；《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论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的国内政策》，载《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欧美史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评西奥多·罗斯福》，载张友伦等主编：《日美问题论丛》，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8)韩铁教授近年来发表的法律史和经济史论著，提升了国内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水平。
(19)罗荣渠：《美洲史论》，第17、21页。
(20)(22)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21)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其他各卷的“著者说明”中都有同样的词句。
(23)具体情况参见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杨生茂：《探径集》，第113～114页；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62～163页。
(24)吴金平：《自由之路：弗·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5)具体情况参见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7～158页。
(26)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27)洪朝辉：《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庆余、周桂银等：《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少华：《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8)张友伦：《美国农业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10页。
(29)黄仁伟：《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30)何顺果：《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000年重印），第1页。
(31)陆镜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友伦：《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美国工人阶级》，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友伦、陆镜生：《美国工人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2)刘祚昌：《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33)张友伦：《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34)吴金平：《自由之路：弗·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第6页。
(35)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2页。
(36)孔庆山：《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37)王恩铭：《美国黑人领袖及其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Ⅲ页。
(38)华庆昭：《“洋为中用”与美国史研究》，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39)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杨生茂：《探径集》，第108页。
(40)刘绪贻：《6卷本〈美国通史〉诞生记》，《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第135页。
(41)参见杨生茂、王玮、张宏毅：《关于撰写美国外交史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88年第2～3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131页；杨生茂主编：《美国对外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高嵩：《丁则民教授学术成就和史学思想述评》，载梁茂信主编：《探究美国》，第393页；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第38页；刘祚昌：《杰斐逊传》，第3页。
(42)王旭：《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后记”，第363页。
(43)任东来等：《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605、607页。
(44)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45)韩启明：《建设美国：美国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社会变迁及其启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46)黄安年：《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8～509页。他在结束语中还就如何在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建设，提出了10条建议。见该书第533～535页。
(47)王岽兴：《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274页。
(48)陈奕平：《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49)资中筠：《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21～350页。
(50)王立新：《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第6页。
(51)李剑鸣：《民主的考验和考验中的民主》，《读书》1999年第2期，第26页。
(52)在任何政治社会和文化系统中，都有某种意识形态；而且通常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政治性的、文化性的、官方的、民间的、社会性的等等。此处用“政治性意识形态”来指由某种政治权力塑造、以有利于该政治权力运作的意识形态。
(53)祖波克：《美国史纲》，苏更生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叶菲莫夫：《美国史纲》，庚声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近代史纲》，易沧、祖述译，上下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桂史林、祖述、易沧译，上下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
(54)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第38页。
(55)刘绪贻：《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书屋》，2007年第2期，第4页。
(56)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第39页。
(57)盛嘉：《走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困境》，《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第20页。
(58)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311页。
(59)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348页。
(60)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61)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8～13页。
(62)参见刘绪贻：“美国现代史丛书序”，见韩铁：《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杨玉圣：《如何改革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从〈美国史纲〉谈起》，《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第48页；罗荣渠：《历史学要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第3页。
(63)李慎之：《痛失良史悼荣渠——〈美洲史论〉序》，见罗荣渠：《美洲史论》，第2页。
(64)杨生茂：《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南开学报》1982年第2、3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19～68页。
(65)杨生茂：《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1～18页。
(66)刘祚昌：《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67)刘祚昌：《杰斐逊传》。
(68)张友伦：《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张友伦：《美国农业的两次大突破及其基本经验》，《美国研究》，1996年第2期。两文见张友伦：《孔见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98～331页。
(69)王旭：《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70)戴超武：《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1849～199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4页。
(71)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56～173页。
(72)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0页。
(73)主要有刘祚昌：《论林肯》，《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1期，第9～23页；霍光汉、郭宁杕：《关于林肯的评价问题——与刘祚昌同志商榷》，《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第82～85页；黄绍湘、毕中杰：《关于林肯评价问题的商榷——兼论评价美国历史人物的几点意见》，《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第144～153页；黄颂康：《关于林肯评价问题的讨论》，《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第69～73页；严钟奎：《林肯是废奴主义者吗？》，《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第73～76页；李青：《林肯不是废奴主义者》，《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第76～79页；王洪慈：《林肯是废奴主义者》，《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第82～85页；罗徽武：《林肯与废奴主义》，《四川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第105～109、88页；蒋劲松：《林肯最终成了坚定的废奴主义者》，《益阳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第30～33、36页；杨蕙萍、霍震：《林肯与〈解放宣言〉》，《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第37～42页；李青、夏晓蓉：《关于林肯对奴隶制和废奴主义态度问题的再讨论》，《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第117～122页。
(74)刘祚昌：《美国内战史》，第611～612页。
(75)王金虎：《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重点参见第357～378页。
(76)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重点参见第1～43页。
(77)杨生茂：《探径集》，第271～273页。
(78)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79)罗荣渠：《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美国早期扩张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80)时殷弘：《尼克松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81)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东北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中华书局2005年再版）。
(82)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254页。
(83)刘国柱：《美国文化的新边疆——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9页；罗宣：《在梦想与现实之间——鲁斯与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451页；杨卫东：《扩张与孤立：约翰·昆西·亚当斯外交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361页。
(84)王旭：《美国城市史》，第360～362页。
(85)韩宇：《网上美国史资源概述》，《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罗宣：《网络时代史学研究手段的革新——试论学术性数据库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史学集刊》2003年第4期。
(86)王金虎：《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87)朱卫斌：《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困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2、293页。
(88)秦珊：《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89)孔庆山：《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90)例如，北美殖民地抵制英国征税时提出的“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口号，国内许多论著译作“无代表不纳税”或“无代议士不纳税”，就是扭曲史料原意的一个突出例子。当时英美双方关注的核心问题并非应不应当纳税的问题，而是谁有权征税的问题。英国政府认为征税权乃是议会主权的一部分，是英国对殖民地管辖权的象征；而北美殖民地则坚持认为，只有他们自己选出的本地议会才有权征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因此英国议会无权向殖民地征税。可见，对殖民地来说，征税权实质上是一个自治权的问题。同时，征税权也体现了殖民地居民对权力和权利的关系的理解：合法的权力须经过人民的同意、并以不侵害人民的权利为限度；英国议会向殖民地征税的法令，并没有得到殖民地居民的同意，因而不是“权利之法”(act of rights)，而只是“权力之法”(act of power)。只有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才能理解为什么征税问题会成为引发殖民地与英国激烈冲突的导因。另外，就语义而言，“taxation”指的是“征税”(the act or system of taxing)或“被征税”(the fact of a taxpayer or commoditybeing taxed)，而不是“纳税”(paying taxes)。可见，“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应译成“无代表不得征税”，才符合其原意。
(91)时殷弘：《尼克松主义》，第2页及各章注释。
(92)刘祚昌：《杰斐逊传》，第4～11页。
(93)石庆环：《二十世纪美国文官制度与官僚政治》，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页。
(94)王岽兴：《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第15～18页。
(95)梁茂信：《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4页。
(96)韩铁：《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律的早期现代化》，《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第61～80页。
(97)孙群郎：《美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0页；秦珊：《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研究》，第4～10页。
(98)阿伦·库利科夫：《中国学者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即将做出的贡献》，《史学月刊》2008年的2期，第13页。
(99)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28页。
(100)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第1～2页。
(101)盛嘉：《走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困境》，《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第23页。
(102)库利科夫：《中国学者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即将做出的贡献》，《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第13～14页。
(103)《意见交流：历史学的实践》(Interchange: The Practice of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90卷第2期（2003年9月），第609页。
(104)参见梅格·雅各布斯等编：《民主实验》(Meg Jacobs, William J.Novak, and Julian E.Zelizer, eds., 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普林斯顿2003年版，第1～19页。
(105)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第40页。
(106)黄安年：《读黄绍湘新著〈美国史纲(1492～1823)〉——兼谈美国早期发展历史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88年第2期，第150页。
(107)杨玉圣：《如何改革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从〈美国史纲〉谈起》，《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第49页。
(108)韩启明：《建设美国》，第1页。
(109)王希：《原则与妥协》，第3～4页。
(110)王立新：《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第6页。
转自《史学月刊》(开封)2009年1期第30～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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