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予
【作者简介】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日本军国主义被中国和反法西斯盟国打败，无条件投降已经50年了。但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战后日本出现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否定战争责任论”和反对“东京审判”史观等诸多论调。伴随这些论调的抬头，产生种种政治现象，诸如：日本政府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否认侵略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内阁总理大臣和不少阁员以公职身份参拜供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一些大臣不时地出面公开否认“十五年战争”为侵略战争。
如果追根溯源，就不难发现战后日本存在着一种同过去的“皇国史观”息息相通的侵略有理史观。
本文拟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从剖析战后日本某些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入手，探讨这种以“否定战争责任”为核心的侵略有理史观的内涵、谬误的实质、产生的根源及其政治影响，以求匡正视听。
一
1931-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的主战场是在中国。因此，这里拟围绕日本对华战争来剖析战后某些历史著作所持侵略有理史观的内涵。
侵略有理史观在14年日本对华战争问题上大体显示三个重点：一是歪曲发生对华战争的原因；二是美化日本军国主义，歪曲对华战争的性质；三是抵赖和否认日本武装部队在中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第一个重点是日本的某些历史论著歪曲发生对华战争的原因。不承认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恣意颠倒是非，将两次开战的起因归咎于中国方面，硬说为中国“收回国权”“排日侮日”所引发，日本动用武力，乃系“自卫”。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起因，主要有“中国压力”说和“中国侵犯日本在满洲的主权”说。
1952年出版的重光葵所著《昭和之动乱》是九一八事变起因“中国压力”说的首倡者。重光葵写道：
‘1931年满洲事变发生前半年’，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回答日本公使的询问，确认中国‘不但收回外国利权，且包括满洲；并讲到中国方面对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与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也都将按照公布的顺序准备收回。’‘中国革命外交在王正廷的主导下已经在全国发挥作用了’。这‘严重地刺激了日本的军部。’①
同时，重光葵又说：“张（学良）的思想是极端排日的。”“由于中国官宪的压迫”，日本人租借土地的“既得权利”难以维持，张更“开始了收回满洲铁路的运动”，要“自己建设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线”，委托外国在葫芦岛建港，企图使大连商港失去价值。“关东军的任务是保护日本权益”，鉴于此种局势，它认为“除了实行武力别无办法。”②
1965年出版的服部卓四郎所著《大东亚战争全史》沿袭重光葵的九一八事变起因“中国压力”说，并抛出满洲“非中国领土”论。服部写道：
在中国国民革命中，‘收回国家权利的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其排外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了日本’。“情况终于发展到叫喊要收复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以保卫关东州和保护南满铁路为任务的关东军，仅有大约一万人的薄弱兵力，处于44万8千人东北军的‘包围之中’。
服部强辩说：关东军为“打开战略上的不利局面，寻求出路”，才“先发制人”。服部还说：“满洲在地理、历史和民族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这就很难把它看作是“中国完整的一部分”。”③
“中国侵犯日本在满洲的主权”说比“中国压力”说更为荒谬。1983年出版的伊东六十次郎所著《满洲问题的历史》一书写道：
‘日俄战争的胜利，确立了在满洲的日本主权’。日本是亚洲的防卫者。日本民族致力于亚洲的近代化，对满洲经济、文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旅顺大连和中东路南段，这同日本的领土完全一样’。‘张学良政权要求返还关东州，收回南满铁路，撤退在满洲的驻军’。‘挑起满洲事变的不是日本军队，是张学良的军队。这是明确的历史事实’。满洲事变是‘张学良政权对在满洲的日本主权挑战的结果。’④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起因，日本某些历史著作同样地持“咎在中国”的观点，主要有中国军队“非法射击”说，中国对抗日本“重建东亚”说。
服部的《大东亚战争全史》称：1937年7月7日，中国军队“非法射击”在卢沟桥北演习的“日本军队的一支小部队”。卢沟桥事变是日军“应战”而引起的“无端发生的冲突事件。⑤此后，今井武夫、秦郁彦等人在其论著中更进一步提出中国方面打“第一枪”说。
1962年出版的堀场一雄所著《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一书，摆出从宏观角度论述发生日本“对华战争”原因的恣态，提出中国对抗日本“重建东亚”说。他写道：
中国以“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为“国内最大的政治目标”，他们以“强烈的恢复国权乃至排外的思想”为统一国家提供了可能。当时，觉醒了的日本则感到欧美侵略“威胁到了东亚的存在”，因而“产生了重建东亚的思想”，即“日满华联合与合作”。可是，“中国的排外思想变成了排日思想”，中国方面统一国家的政策对抗“日本方面前往华北、内蒙的积极政策”，“蕴藏下产生新纠纷的祸根”。同时，进至华北的中国共产党为回避政府武力讨伐和积蓄本身的力量，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有意识地促进日华纠纷”。堀场的逻辑是：“中国统一国家的运动和中共活跃的行动”对抗了抱有“重建东亚”理想的日本，“日华间又伤了和睦，因而爆发了对华战争”。⑥
政治是非不能颠倒，历史事实岂容篡改。1931年侵占东三省的战争和1937年全面对华战争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战后披露的日本外交档案、文献可以充分证明这一历史事实。
首先，考察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事实。
《日本外务省档案》显示，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前四年，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中国内战尚在进行中，日本田中义—内阁于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领》，就把将“满蒙”从中国肢解出去订为“国策”。纲领规定：满蒙“由于在国防上和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如果“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之特殊地位、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日本）将予以防护。”⑦这就是说，日本要在中国东北掌握起“维持治安”的大权，把中国这块领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武力“防护”之下。为了实施“满蒙分离”的“国策”，田中内阁于1928年4月出兵山东，试图阻挠南京军队北伐。急不可待的关东军于同年6月4日在奉天皇姑屯炸死奉系军阀张作霖，预谋乘乱一举侵占东三省，实施东方会议的“国策”。上述事实证明，某些日本著作所谓中国“收回国权运动”刺激日本军部而酿成九·一八事变的说法纯属谎言。
此外，日本关东军的文献显示，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多，关东军已经制定出“一两年之内”占领“满蒙”的具体方案。1929年5月1日，关东军在旅顺召开的情报会议作出结论：张作霖死后，日本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之外，别无选择。⑧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提出以“占领满蒙”为核心的“石原构想”。1930年9月，在石原的主持下，一份以《关于统治满洲地区的研究》为题的实施计划脱稿，它规定“在一两年内占领满洲”，而且阐述了统治东三省的治安、司法、财政等具体措施。石原将方案提交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审批，三宅说：“这玩艺以后能用就好啦！”石原回答：“你签字就行，两年以后准能用上。”⑨这些事实进一步证明：重光葵、服部卓四郎所谓“满洲事变前半年”中国叫喊收回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才迫使关东军不得不“先发制人”，乃是欺人之谈。
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在1931年春夏之交时，并未曾向日本正式提出在短期内收回旅顺大连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经营权的要求。在当时国民政府同列强有关撤废治外法权的谈判中，英美鉴于中国内战频仍，均持刁难、拖延的态度。日本则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除援引英美保留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的领事裁判权，还要将南满铁路附属地、日本租界及其附近“排除在中国司法权之外”，更要求中国开放内地，允许日本人自由居住、贸易和往来。日本的无理要求为中国外长王正廷所拒绝。《日本外务省档案》和英国外交档案的记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5月6日，中国外长对日使重光葵说：中国政府完全承认日本在满洲、山东的既得权利。同时指出：“内地不能向特定国家开放，直至该国停止享受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即（收回）关税自主权，撤废治外法权，归还租界、租借地，撤退全部陆海军。”⑩王外长这番话表明，中国政府当时无意收回包括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日本“既得权利”。他之所以在交涉中提出“特定国家”需停止享受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特权，才能开放内地，很明显是抵制日本无理要求的一种外交托辞。
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东三省是中国固有的领土的一部分。日本租借旅顺大连的“权利”是从沙俄手中“转让”而夺得的。早在1923年3月27日已到租借期限。由于日本坚持业已被中国废除的“二十一条”为有效，迄未归还旅顺大连。
作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张学良没有象伊东六十次郎所称那样要求日本返还“关东州”，收回南满铁路，撤退日本在满洲的驻军。《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蒋介石统一后关于满洲问题谈判的文件》记载可以作证：1931年4月16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询问张学良时，张回答说：我完全没有要求归还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的打算。
以上列举的档案、文献明确记录，有力地证明侵略有理史观论著所谓中国方面侵犯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或“主权”而酿成九一八事变是居心险恶的谰言。
其次，再来考察以卢沟桥事变为开端的“对华战争”的起因。
历史事实表明，日本“对华战争”不是由于“中国的统一国家的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活跃的行动”“排日、侮日”所引起，而恰恰是堀场所谓“日本方面前往华北、内蒙的积极政策”步步进逼所导致的结果。
1933年《关东军对华政策》(11)规定：扩展塘沽协定既得权利，“引导华北当局绝对服从”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据此迭次制造事端，逼签梅何、土秦协定，将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国民党党部赶出冀察和平津。1935年10月4日，冈田启介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土肥原贤二按此积极推动“华北自治”运动。其阴谋未逞，就炮制了冀东伪政权。1936年8月，广田弘毅内阁决定将华北五省变成“防共”特殊地带，纳入日本的反苏军事体系。在此之前，广田内阁于4月无视中国主权，单方面决定天津驻屯军增兵。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违反辛丑和约规定，将增兵一部非法配置于北平西南战略要冲丰台。日军频频发起武力挑衅，继而未经允许闯入卢沟桥中国军队防地举行夜间“军事演习”。挑起卢沟桥事变战火的正是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陆军中“对华一击论”抬头，一贯主张向大陆扩张的新任首相近卫文支持陆相杉山元出兵华北，速战速决。“对华一击”战略，是导致“对华战争”全面化的根本原因。
日本军部档案显示，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参谋本部、陆军省一些主要军官就提出日本当务之急是“准备和、战两手”，必要时给中国以“彻底的痛击”。(12)1937年3月驻华武官喜多诚一献策：“应在对苏开战前，首先予中国以一击，用以挫伤蒋政权的基础。”6月，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军部提议：先对南京加以一击，解除日本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
陆相杉山元站在“对华一击论”这一边。他认为只要以少数兵力给中国以有力打击，中国就会屈服。当卢沟桥冲突乍起，中国冀察当局接受日方所提出的屈辱条件于7月11日签署《现地停战协定》，本来战火可望立即停熄。但是杉山元却向天皇裕仁奏称：“中国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就可以解决”，要求裁可对华北派遣三个师团的兵力，以扩大战争。
标榜“国际正义”论对外方针的近卫文摩首相是陆相“对华一击”战略的积极支持者。近卫在1937年6月4日就职时宣布：日本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基于国际正义的真正和平，而不是单纯维持现状的真正和平”，当前必须实现的是“日满华三国之间的融合与合作”。(13)什么是“国际正义”？近卫一贯认为，“国际正义非到公平分配世界领土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国际正义”实现之前，必须确保三项条件，即获得资源、市场和劳动力的自由。“日本属于“没有资源的国家”之列，不得不保障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权”。日本制定和实行大陆政策就是从保障自身生存权出发，因而是“必要”而“正当”的。(14)近卫的国际政治观就是认为应当实行世界领土和资源的再分配。他执政后的对外方针的实质是坚持日本有权对富有资源、市场和劳动力的中国进行扩张。
正因为如此，近卫首相支持陆军中央以杉山元为代表的“对华一击论”一派。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四天，7月11日，内阁会议就通过了陆相杉山元向华北派遣三个师团的提议。同日晚，近卫将两院议员代表、政界财界有力人士召到官邸披沥政府要打一场正式战争的决心，要求“举国一致”予以支持。随后，日军侵占平津，淞沪战役爆发，“对华战争”扩大而全面化了。当国际舆论抨击日本时，外务省情报部长河相达夫代表日本政府发表谈话，宣称：“没有资源的国家打破现状的行为是基本正义的立场。日中战争属于这种战争。”(15)
历史事实证明，全面“对华战争”的发生咎在日本方面；日本军部和政府变本加厉实施肢解华北，妄图实现领土和资源的再分配的侵略政策是导致这场战争的根源。
重光葵、堀场一雄的著作颠倒是非，着力歪曲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原因，旨在推卸和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战争责任。因此，可以认为：否定日本的战争责任是侵略有理史观内涵的实质与核心。
二
侵略有理史观内涵的另一个重点是美化军国主义，歪曲“对华战争”的性质，不承认日本侵略，否认以卢沟桥事变为开端的全面对华战争为侵略战争。
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一书是持此种论调的典型。该书写道：
对华战争从大局来看，同满洲事变、大东亚战争一样，都是（日本）民族生命力的表现。
从此次事变到大东亚战争，就整体上看，国民的意气皆能归一于君国……协同合作常常发挥出超过人间、国力以上的力量。此乃民族生命力的本来面貌。（接着，作者列举“长期的国民团结及坚忍服从”、第十八军“敢死攻击”、两千余架特攻飞机的“高度的民族牺牲精神”，认为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连绵不断内在的洋溢的民族生命力”。）
近代欧美列强侵略东亚，继而实行文化渗透的结果，终于威胁到了东亚的存在，促进了东洋的觉醒，从而产生了重建东亚的思想，……亦即所谓日满华联合与合作。
在战争爆发的同时，战争指导当局就英勇地举起道义战争道义解决的大旗，提倡在复兴东亚以促进东洋觉醒的基础上，建立日满华睦邻关系。
对华战争‘积极地讲是重建东亚的序幕之战’。(16)（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堀场的笔下讴歌了日本军国主义，把他们在中国和太平洋战争战场上所作所为颂扬为“日本民族生命力的表现”，将一场侵略战争论断为旨在“重建东亚”的“道义战争”。
战争的目的和实践是判断是否为侵略行为、侵略战争的标准。
从卢沟桥事变开始的全面“对华战争”是一场日本使用武力侵犯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把中国变成日本的独占殖民地的侵略行为和侵略战争。其战争目的不是为了建立什么“睦邻关系”，而是要征服和灭亡中国，进而称霸东亚。
战争爆发不久，1937年10月1日日本政府确定这样的方针：“此次事变应以军事行动的成果与适当的外交措施互为表里，尽快予以结束。”“军事行动”的目标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使用兵力占据要地；“外交措施”的目标是“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期待的境地”。随后，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又规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7月8日，五相会议进一步强调：占领重要地区后，它“仍然不投降”，日本在政治、外交、经济上予以压迫，“促使现在的中央政府毁灭”。(17)
实施上述方针的战争实践更加清楚地显示，日本侵略中国，那场战争实为侵略战争的性质。
一，所谓“军事行动的成果”。
1937年7月11日，昭和天皇派遣日本武装部队三个师团入侵华北，到年底侵华日军增加到60万人。日军以大兵团从几个方面实施战略进攻，攻城掠地，封锁中国海岸，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华北、华中、华南中心城市和铁路沿线。由于中国人民和政府坚持抗战，1939年日军增兵到23个师团、20个混成旅团，日本本土只剩下两个师团守卫。日本侵华兵力最高时近200万人。在北起冀察绥，南至海南岛，西到贵州独山，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战线和130余万平方公里敌后地区，日本武装部队使用一切现代武器，直至国际公法禁用的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在“治安战”、“清乡”中，他们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死伤在3500万人，中国直接间接财产损失约达5000亿美元以上。
日本侵略者在其军事占领区炮制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蒙疆联合自治会政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分而治之”、“以华制华”的手段实行殖民统治。其贪婪的经济掠夺、凶暴的政治压迫和文化控制远远超过英法荷殖民主义者对其殖民地的压榨和欺凌。
二，所谓“恰当的外交措施”。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日本政府和军部施展所谓“和平交涉”的手段，从“船津工作”开始，有“陶德曼调停”、“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和平交涉”、“司徒雷登工作”、“桐工作”（又称“宋子良工作”）以及“钱永铭工作”等。这一系列“和平交涉”与军事进攻交替作用，互相配合，其目的在于诱使中国政府在谈判桌上承认日军“军事行动的成果”，实现征服和灭亡中国。
例如，在1937年12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在内蒙建立“防共自治政府”；中日缔结密切的“经济合作”协定；对日赔款；允许日本在华北、内蒙、华中一定地区驻兵。(18)此外，中国方面须以反共行动来表示诚意。
又如，在1940年“桐工作”的香港澳门谈判中，除要中国实行上述条件之外，还要求“汪蒋合流”，重新组织中央政府，中国承认日本在海南岛设置海军基地。(19)
日本军国主义用军事进攻与“和平交涉”两手“互为表里”侵略中国，旨在达到鲸吞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的大片中国领土，全面践踏中国的主权，剥夺中国的政治独立，其实践决定了“对华战争”的性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堀场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只能暴露他自己坚持侵略有理史观的立场。
三
侵略有理史观内涵的第三个重点是抵赖和否认日本武装部队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
在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队所到之处屠杀、抢掠、纵火、奸淫，无恶不作。其杀戮规模之巨大，残暴行径之严酷恶劣，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但是，战后日本的某些历史论著，如《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大东亚战争全史》以及战史丛书等，对日军战争罪行采取全面回避、只字不提的手法，蓄意掩盖。有的还片面宣扬日本“阵亡260万人”，留下好多倍的遗属，“令人悲痛欲绝”(20)，把日本描绘成“受害者”。日本文部省则悍然篡改史实，或者强令编写人删除日军罪行的记载。这里，考察一下他们是怎样掩盖“南京大屠杀”和731细菌战部队这两桩战争罪行的。
一，关于南京大屠杀。1937年底，日军侵占南京后，违反国际公法屠杀中国俘虏、平民共30万人，并犯下强奸、抢劫、纵火诸多滔天罪行。事实经过为众多欧美人所目击，当时就有新闻报道。战后，中国方面有详尽的调查资料和历史论著。日本的正直历史学者也有不少记实的著作。德国外交档案披露不少日军犯下的罪行事实。但是，从60年代中叶开始，日本某些人著文写书，进行翻案。如1966年，曾经充当日军第六师团随军记者五岛广作在《熊本广播杂志》上发表《六师团无事实》一文，称：南京屠杀“无事实根据”。继之，铃木明于1972年在《诸君》杂志发表连载文章，翌年出版《南京大屠杀之幻象》一书，全面否认日军杀害中国俘虏和平民的事实。这本书就此成为“否定战争责任”论者的绝好武器。1981年，日本文部省教科书调查官时野谷兹审定著名教科书编写者家永三郎著《高等学校日本史》时，将该书“占领南京后，日本军队杀害了大量的中国士兵和平民，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一句强行改为“在占领南京的混乱中，有大量的中国军民牺牲”。时野调查官提出的依据之一就是“铃木先生”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幻的”，并且援引了铃木明的书名。(21)
1982年，中国、亚洲被侵略国家就文部省审定教科书否认侵略，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面对严峻的外交孤立局面，日本政府命文部省“修订”教科书文字。有关表述改成“在进攻南京的混乱中，日本军队杀死了大量的中国士兵和平民，并因南京屠杀而受到世界的谴责”。但在课文后加上“解释”，说：“遭到中国强烈的抵抗，日军蒙受重大损失，因此，日本军队在攻占后屠杀了大量的中国士兵和平民……。”这一“解释”意在说明南京屠杀“事出有因”，它是由于“中国军队的强烈抵抗”使“日军蒙受重大损失”所导致。这一措辞蕴藏着侵略有理史观凌人的气焰。但是，时过不久，1984年田中正明利用经过窜改的松井石根《阵中日记》为资料，出版其《“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编造谎言说：南京只有20万居民、5万守城部队，“怎么会有30万人被杀？”重申铃木明的“虚幻”说。随后，文部省审定的历史教科书又恢复原来课文的表述。
其所以发生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从陆军中央的密令、政府声明和天皇诏书可以找到源头和证据。
日本政府是1929年日内瓦公约47个签署国之一，该国际条约规定禁止杀害战俘和病伤者。下面的证据证明，唆使侵华日军故意违反国际公法的是东京当权者：
其一，1937年8月5日，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以《通牒》的形式下达密令：完全适用有关交战法规的国际条约而行动是不适当的。(22)这道秘密指示的实质是说：日军在华军事行动中可以不遵守包括1929年日内瓦公约在内的有关交战法规的国际条约。这是陆军中央开启日军得任意杀戮中国战俘、平民的闸门的铁证。
其二，1937年5月15日《日本帝国政府声明》宣布此次出兵旨在“膺惩中国军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反省”。(23)9月4日，天皇裕仁对第七十二届临时议会颁发《敕语》——事实上的宣战布告，宣称：朕军人排除百艰，致其忠勇，迅速促使中华民国反省。(24)这一《敕语》没有象明治天皇在日俄战争《宣战诏书》中那样强调指示日军必须“遵守国际法规”(25)，而仅仅鼓动皇军忠勇杀敌。它同政府声明“膺惩中国军”相呼应，无异给蔑视中国观根深蒂固的日本陆军颁发了大肆屠杀中国人的批准书。当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在其《阵中日记》写道：“余须谨奉大命，体察圣旨所存”。他于1937年12月7日亲自起草《攻克南京城纲要》，明确要求：“攻城各师团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日本《广辞苑》解释“扫荡”为“铲除敌人”之意。追根溯源，南京大屠杀的责任在于东京。侵略有理史观论著妄图抵赖是徒劳的。
二，关于731细菌战部队。这支受关东军司令部、日本大本营直辖的731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其战争罪行的特点是日本武装部队在远离战场之外，与敌军毫无接触的后方秘密地带，经第一流军医石井四郎中将冷静周密计划而实施的残酷杀戮中国人等的罪恶行径。
据1950年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审判纪录、50年代在中国关押的原731部队日本军人笔供(26)，731部队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在哈尔滨郊外平房设有大规模的细菌研究设施的秘密监狱，监禁从中国各地送来的俘虏、抗日爱国者以及少数其它外国人总约数千人。日本军医对这些被称为“木头”的活人实施种种细菌实验：或将“木头”捆在木桩上从飞机上抛撒细菌，观察染菌后的情况，或注射菌液、服染菌饮饵，实验后加以残杀。日本军国主义悍然违反1925年禁止使用细菌作战的《日内瓦议定书》，731部队于1940年7月、1942年2月，在石井亲自指挥下分别在浙江宁波、金华，湖南常德空投带有鼠疫杆菌的物品和跳蚤，实行细菌战，引起疫病流行。对晋冀鲁豫、晋绥边区都施放过斑疹伤寒、鼠疫杆菌，危害严重。在苏军参战后，731部队用毒气杀害残存的“木头”，在院内焚尸，然后将遗骨抛入松花江，由工兵炸毁建筑物，销毁一切证据。据信，在这魔窟内被害中国人等约为3000人以上。
战后日本当局对731部队的暴行是完全知情的。1948年东京一桩毒杀案“帝银事件”发生后，警视厅判断为731部队军医所为，遂搜捕大批该部队原成员。负责案件的警官成智英雄掌握了731部队在中国的战争罪行的详细情况。该部队成员也陆续揭露解剖活人、投撒细菌的不少真情。但是，“战史”之类著作矢口不谈731部队。1983年，家永三郎在高等学校教科书《新日本史》（三省堂出版）中记述了731部队其事。日本文部省审定这本教科书时，责令家永删除该项内容，并称：学术界的现状是正处于收集史料阶段，尚未能发表专门的学术研究成果，“写入教科书为时尚早”。(27)这一做法表明，日本当局有意识地掩盖侵华战争中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事实，禁止将731部队的罪行写在历史教科书上。
战后日本某些历史论著、日本文部省当局否认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亚洲被侵略国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试图将其“战争加害者”的面貌掩盖起来，装扮成为“战争受害者”。他们这样做表明，其所持的侵略有理史观的实质在于否认日本帝国应当承担的战争责任。
四
侵略有理史观之所以在战后日本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一，战后以“否定战争责任论”为核心的侵略有理史观是战前日本“皇国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而形成的变种。
“皇国史观”是日本天皇制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由“大义名分论”、国粹主义和排外主义所构成，认为“大和民族是由神选定的民族，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万世一系的天皇是现实人间的神，是国家一切的中心；“八一宇”为最高理想，以天皇的名义统一世界，是走向人类永恒和平的大道；近世日本民族的对外战争是为完成历史的使命而进行的圣战。(28)明治维新以后，在学校历史教育方面强行灌输这一日本史观。昭和时期，军部同右翼势力勾结，利用“皇国史观”鼓吹盲目崇拜天皇，将“十五年战争”说成是“复兴东亚”的“圣战”，起过很大的作用。
战后，“皇国史观”曾一度衰落。但是时过不久，一批旧军人、旧外交官，乃至战犯采取修史立说的手段，通过撰写历史著作、回忆录、传记、秘录以及发表日记、手记诸方式，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否认侵略，改头换面地推出“皇国史观”对外战争观的变种——侵略有理史观。
重光葵、堀场一雄就是始作俑者。他们曾分别参与侵华战争制定政策或谋略运筹。如，重光葵是九一八事变时日本驻华公使，历任驻汪伪大使、处务大臣等职，1947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判处七年徒刑。重光在巢鸭监狱服刑时写出《昭和之动乱》初稿。出狱后，经同一批旧外交官“核对”资料，于1952年写成该书。重光葵在《序》中承认自己是对华战争“负责当局之一员”。因此，他在书中为昭和天皇、日本政府及其本人百般辩解，开脱罪责。他在《昭和之动乱》中抛出“满洲事变”起因“中国压力”说就是明证。又如，《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作者堀场一雄，曾在参谋本部、支那派遣军身居要职。他在书中自称“始终一贯地参与策划支那事变处理的中枢机要”，军部不少侵华方案出自他的手笔。在1940年担任侵华日军“政务主任参谋”时，他曾协助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推行以实现“汪蒋合流”为主旨的“桐工作”，试图以政治诱降手段亡华。
重光、堀场作为侵华战争的当事人修史，他们的著作就充满了鲜明的“皇国史观”对外战争观。而这些书被战后右翼著作、战史丛书的编写者誉为“名著”，迳自沿袭它们的“权威”论点。例如，外务省外交研修所所长三宅喜二郎于1967年撰写《满洲事变的研究》一书就采纳了重光葵著作的“满洲事变”起因的“中国压力”说(29)：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上披露的否认日本侵略的观点都渊源于堀场一雄著作的思想和论点。(30)由此可见，重光葵、堀场一雄等人的“历史著作”所持“皇国史观”对外战争观的主要论点为战后侵略有理史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70年代以来，一批以旧军人、旧外交官充满“皇国史观”的“证言”为资料而写成的秘录、传记，如《板垣征四郎秘录》、《土肥原贤二秘录》、《东条英机》等相继出笼。它们否认侵略、讴歌战犯，进一步壮大了重光、堀场等人侵略有理史观的声势。
二，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日本政府文部省利用审定教科书的权力，促进“皇国史观”的复活，在60年代到80年代初向日本年轻一代人进一步扩大侵略有理史观的市场。
1958年，前东条内阁工商大臣岸信介上台。右翼势力介入教育，文部省以审定教科书为手段，强行修改教科书，全部删除“战争反省”的内容，蓄意加进提高天皇地位，肯定对外扩张的表述。1963年文部省将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新日本史》作“不合格”处理。家永不服，于1965年、1967年两次就文部省违反宪法、教育基本法的处置，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判决一再反复，讼案久拖不决。1982年文部省审定的1983年度教科书悍然否认侵略：将日军侵略华北改为“进入”华北，把对中国全面侵略改为“全面进入”，将对中国推行“三光政策”改为“中国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此外，还命令家永三郎删除《新日本史》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当中日军强奸中国妇女的内容。(31)
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文部省利用国家权力来复活“皇国史观”对外战争观，积极主动地向青少年学生灌输违背现行宪法精神的意识形态，这就使侵略有理史观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播和蔓延。其影响远非教科书蓝本堀场等人历史著作所能比拟。
五
值得注意的是：侵略有理史观这一意识形态经过几十年的传播、鼓吹，已在战后日本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政治影响。
第一，侵略有理史观已为日本右翼和潜在的军国主义所接受而成为右翼“理论”的组成部分，进而指导其政治行动。
右翼理论家清水几太郎在他所著《日本啊，要成为国家》等论著声称：过去的那场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战争”，它是为“解放亚洲各民族，使之免于欧美国家的侵略而进行的“正义战争”。清水将侵略有理史观的说法同“天皇应位于众人之上”、“日本应踞大国地位”、“日本必须创设新的国军”、“实行独自的核武装”诸“理论”相并列。他鼓吹为侵略战争彻底翻案，否定“东京审判”，认为：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审判日本的领导人，他们打着“正义、人道、和平等美丽理想的名义”，在这背后“交织着（西洋各国）对使之丧失殖民地的日本的憎恶和怨恨”。(32)
80年代初以来，右翼势力以侵略有理史观“理论”为指导思想，展开为战犯树碑，“显彰英灵”，颂扬“圣战”的政治行动。
其一，经过前东条英机内阁大藏大臣、日本遗族会会长贺屋兴宣等人长期的策动，东京丰岛区议会建设委员会根据日本官方的批示，于1980年6月17日在巢鸭监狱刑场遗址建起一座高两米、纪念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的石碑，供人参拜。
其二，1982年5月30日，“大东亚战争阵亡者慰灵显彰会”在福冈中央区国有土地上树立一座高7.3米、重130吨的全面肯定“圣战”的纪念碑。碑文如下：
1945年8月15日，遵为万世谋太平之诏书，吞饮万斛泪水迎来终战。尔后，孜孜不倦三十六载，致力于祖国之再建，今已成为世界大国。此次大战乃一场为自存自立不顾日本国之存亡，为解放受虐待之民族，谋求万邦共荣之圣战。虽沉沦于战败悲境，然亚洲之民众相继赢得独立与自由之荣光，此乃世界史上未曾有之庄严历史事实。
我们对英灵的崇高精神与伟大业绩所抱有无限敬慕及感谢之情，将永为传诵。……(33)
上述政治行动表明，日本右翼势力运用“皇国史观”的笔触公开赞扬军国主义“伟大业绩”的“圣战”，欢呼其祖国已成为经济上的“世界大国”。
第二，政界某些人从80年代中叶以来公开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反对“东京审判”和“马克思主义战争史观”，号召日本成为“国际政治大国”。
日本自民党实力人物中曾根康弘，在1985年该党轻井泽讨论会上发表题为《新的日本主体性——战后政治总决算，迈向“国际国家”日本》的讲演。他声称：“战前的日本，有所谓皇国史观。然而，自从战败以后，太平洋战争史观，亦即为人称之为东京审判的战争史观出现了。什么都是日本坏的一种动辄自我虐待式的思潮充斥于日本。如今还残留着。……我早就说过，我反对这种想法。”（着重点为引者所加）他还指摘“马克思主义战争史观”，说：“在太平洋战争史观之后进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战争史观。它鼓噪什么日本打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责难日本人的地方很多”。这位政治家在讲演中提出：“如今我们必须作为大国朝着国际国家日本的目标迅速前进。”关于国家的根本的防卫问题，要堂堂正正地走正道，怀着勇气前进。(34)
同年8月15日，中曾根以首相的公职身份正式参拜供奉东条英机等14名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由于这一举动招致国内外的强烈谴责，此后首相正式参拜中止，但是大臣一级政要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则一直络绎不绝。
在“战后政治总决算”，迈向“国际国家”的方针指引下，日本政府于1987年1月24日决定：“防卫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可以超过1%。进入90年代，自卫队出国参加“维持和平行动”已经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一些内阁成员公开发表否认日本侵略的言论，不仅此伏彼起，不时发生，而且荒谬的言辞愈益露骨。1986年，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声称：“强调南京大屠杀是日本进行侵略的最典型、最惨无人道，从逻辑上讲是不妥当的。”“别国对日本教科书说三道四是没有道理的。”“日本人没有干过应该感到羞愧的事。”1988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大言不惭地说：大东亚战争是日本想“解放亚洲”，它使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全部获得了独立”。1994年一年当中竟然有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和通商产业大臣桥本龙太郎三名阁员先后大放厥词。
上述事实证明：侵略有理史观在战后日本是存在的；以“否认战争责任”为核心的侵略有理史观的问世、传播和蔓延与日本右翼和潜在的军国主义势力将日本推上迈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道路的政治图谋，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否认侵略，否定战争责任，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舆论造得愈凶，其结果必然导致推动日本走上“政治大国”、“军事大国”道路的势头愈益加剧。
在考察和剖析侵略有理史观的同时，我们清晰地看到日本许多正直的历史学者、公正舆论和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对否认侵略、否定战争责任、美化军国主义的倾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战后，日本许多历史论著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论述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十五年战争”，澄清了不少被歪曲的历史真相，正确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值得称道的是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家永三郎、洞富雄诸先生，他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翔实的史料撰写历史著作，阐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对外侵略扩张，揭示了日本当局的战争责任，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有些书坚持真理，揭露和反对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篡改史实。他们在尊重历史，总结经验，教育人民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是令人敬佩的。日本人民、公正舆论强烈地谴责某些发表否认侵略谬论的内阁大臣，并迫使他们辞职，这显示人民大众是能够明辨政治是非的。
当此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50周年之际，深入研讨历史经验教训，引导人民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警语，加倍努力去缔造亚洲和世界和平，增进人民福祉，是有益的、必要的。
【参考文献】
①《昭和之动乱》第一章满洲事变，《重光葵著作集》卷1，东方原书房，1975年版。
②《昭和之动乱》第一章满洲事变，《重光葵著作集》卷1，东方原书房，1975年版。
③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65年版，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5-6页。
④伊东六十次郎：《满洲问题的历史》，下卷，东京原书房1983年版，第840-841页，《后记》；伊东的论文：《亚洲的复兴运动与满洲》，日本国际善邻协会编：《满洲建国的梦想与现实》，第37-40页。
⑤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65年版，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5-6页。
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东京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二章第二节支那事变的原因、第十八章支那事变的概观，第37页、第733页。
⑦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5年版，第101-102页。
⑧稻叶正夫：《中国·北伐完成——日本·满洲事变的序曲》，参谋本部编：《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题解。
⑨稻叶正夫：《昭和史讲座——满洲事变(1)》，〔日〕《国防杂志》，1962年第6号，第77-79页。
⑩《重光葵致币原喜重郎外相》（1931年5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65（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缩微胶卷）；《英国驻华公使蓝浦森致外并大臣韩德森》（1931年5月6日），《英国政府文件》F2526/34/10。因为日本公使重光葵将当日会晤王正廷外长的情况通报给英国公使公使蓝浦森，英使立即电告伦敦。英国外交档案记载是日本档案的有力佐证。
(11)秦郁彦：《中日战争史》，资料附录，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72年版，第327页。
(12)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卷8，东京みすず书房，1973年版，第384页、第417-420页。
(13)近卫文摩：《第一届内阁的指导精神》，引自日本国际政学会编：《国际政治》杂志，1989年第91期，第30-40页；《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文书，第370页。
(14)近卫文摩：《第一届内阁的指导精神》，引自日本国际政学会编：《国际政治》杂志，1989年第91期，第30-40页；《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文书，第370页。
(15)河相达夫于1937年10月6日发表谈话，引文见前引《国际政治》杂志，1989年第91期，第40页。
(16)《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章第一、二节支那事变的本质、原因，第十八章支那事变概观，第1页，第37页，第734、736页。
(17)四相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1937年10月1日），《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文书，第370-372页；御前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1938年1月11日），四相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1937年10月1日），《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文书，第385-386页；五相会议决定：《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1938年7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493。
(18)内阁会议决定：《为日华“和平谈判事项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1937年12月21日），《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文书，第380-381页。
(19)《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139-140页。
(20)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著者《自序》。
(21)家永三郎：《“密室”审定的纪录》，1981年2月3日口头通知的录音，家永三郎：《战争责任》，东京岩波书店1985年版，第67-68页。
(22)藤原彰：《日本军事史》，上卷，东京日本评论社1987年版，第280-281页。
(23)藤原彰：《中日全面战争》，东京小学馆1988年版，第105-106页。
(24)藤原彰：《中日全面战争》，东京小学馆1988年版，第105-106页。
(25)藤原彰：《日本军事史》，上，第280页。
(26)《神原秀夫笔供》（1954年6月17日），《获原英夫笔供》（1953年4月15日），《田村良雄口供》（1954年10月10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页，第23-38页，第66页。关于日军在华细菌战的笔供，见该书第248-376页。
(27)《文部省初等中学教育局长于昭和59年（1984年）2月1日通知家永三郎》，前引《战争责任》，第78-79页。
(28)文国彦等著：《战后日本的右翼运动(1945-1990)》，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日）竹内理三等编：《日本历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皇国史观》条。
(29)三宅声称：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是在日俄战争中牺牲十万人生命、二十万元国帑而取得。但它受到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排外运动”“反帝运动”的“压迫”和“侵犯”因而酿成“满洲事变”。见三宅喜二郎：《满洲事变的研究》，1967年出版，第14页。
(30)参阅藤原彰：《日美开战后的日中战争》一文，井上清等：《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东京原书房1988年版。
(31)家永在1984年1月14日就此事对文部省提起第三次诉讼，今村彰：《日本教科书的现状》，《日本与中国关于教科书研究的报告书》，日本教职员工会，1985年版，第34页。
(32)清水几太郎：《日本啊，要成为国家》、《日本应该拥有防卫力量》，转引自《战后日本右翼运动（1945-1990年）》，第99-141页。
(33)家永三郎：《战争责任》，第18-19页。
(34)中曾根讲演，参阅前引《战后日本右翼运动（1945-1990年）》，第115-116页。
转自《抗日战争研究》(京)1995年03期第147-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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