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后冷战时代，东北亚“混合型区域主义”的矛盾性、复杂性和流变性要求人们不要以西方的经验来评估和判定东北亚的区域主义，而在逻辑上和事实上呈现出多重张力的东北亚民族主义又使东北亚的安全现实日益严峻。对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安全观念建构而言，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现实和理论上的双重困境。这种困境也昭示了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观念建构所面临的复杂性、紧迫性和脆弱性。突破和超越这种双重困境的关键在于：东北亚各国如何消融国内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东北亚的知识界如何应对西方主导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和学术话语霸权的挑战以及东北亚社会如何汲取传统的东亚体系的合理因子，以避免新的帝国观念和帝国体系的出现。
关 键 词：民族主义/区域主义/东北亚/安全观念/双重困境
作者简介：任东波，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在冷战结束之初，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性质大致有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后冷战时代正在经历一个民族—国家间权力关系的循环变化，而在国家外交政策行为上没有根本变化(代表人物为沃尔兹)；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变化在国家行为和国际体系方面正在经历着本质上的变化(代表人物为福山)。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沃尔兹强调了延续性，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福山则强调了变迁性。然而，冷战结束后十余年来的国际关系的客观发展进程，向这两种论断发起了程度不同的挑战。站在21世纪的门槛，回顾和前瞻国际关系的宏观场景，小约瑟夫·奈的论断似乎更加符合国际关系的客观发展事实，他认为“21世纪的确是一个有延续性和变迁性所构成的奇异的混合体”[1]。本文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拟从民族主义和区域主义视角出发，对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观念的建构加以探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后冷战时代国际安全研究进行理论上的反思。
一、东北亚区域及其区域主义
区域化与区域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界定时很难将它们截然割裂开来。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区域主义的概念有两个方面，在严格的意义上，区域主义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或口号。在宽泛的意义上，区域化可以被广泛地定义，包括自发形成的区域形式、区域合作与国际区域一体化以及没有区域意识的形式”[2]。然而，“区域不是独立或自我设定(self-contained)的实体”[3]，东北亚区域的界定与东北亚区域主义(即东北亚区域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和认同意识)密不可分，因为区域主义是构成区域的各个单位(国家/社会)自我理解的主干部分，这种自我理解可以在相当大的规范或感知上将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区别开来。
为了分析上的便利，我们区分了影响东北亚区域、区域化以及区域主义形成和演进的内源性(endogenous)和外源性(exogenous)影响。内源性影响是指发散于区域内部或为这一区域所包围的空间的那些影响；外源性影响是指发散于区域外部或与这一区域发生联系的外部空间的那些影响。
在古代和古典时代，存在着诸多相对独立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世界，具有鲜明特色的东北亚世界便是其中之一。关于这一点毋需证明。我们探讨的焦点在于，从国际安全体系与结构的角度，这些独立的历史世界(包括东北亚世界)是不是今天所言的区域？布赞和韦弗认为，“在1500年以前，前现代安全的发展变迁呈现出的是多重的、相对隔离的体系，但是这些体系不是‘区域性的’，因为全球层次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产生一个全球的世界体系，因此这些相对隔离的体系不是区域(即次体系subsystems)，而是真实的世界(world)”[4]。布赞和韦弗的观点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否认了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两种分析层次，他们认为“国家安全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分析层次。因为安全动态是一种固有的关系，没有国家安全自身就包含这种关系。……(而)全球安全在整体上是指一种渴望，而不是一个现实。”因而，“相形之下，区域是指这样的层次，即各个国家或其他单位充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安全彼此不可分割。区域层次是指国家和全球安全相互作用的两个极端，大多数的安全行为在区域层次上发生。一般情景是在两个层次上结合(或同时发生)，体系层次上的全球性大国与区域层次上紧密相互依存的众多国家的相互作用。每个区域复合体都由彼此分隔的单位的恐惧和渴望构成”[5]。从中不难看出，布赞和韦弗的观点否认了处于前现代国际关系阶段的东北亚世界是现在所言的区域。表面原因在于他们的(新)结构主义观点过分强调了以区域安全为中心的国际安全在全球、区域和国家3个层次的互动关系，但更深层次上的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东北亚世界的历史维度或是他们对东北亚的历史了解得有限。
事实上，作为前国际体系的一个独立的历史世界——东北亚，在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之后，其区域的自律性和安全形态的独特性并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东北亚直至相当晚近的现代时期才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东北亚区域安全的外源性影响相当微弱，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在绝大部分时期里主导着东北亚区域(也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安全形态和观念，这种安全形态和观念迥异于现代的安全形态和观念，前现代的东北亚区域体系更强调伦理和文化因素，而现代国际体系则以实力和法律为基础；其次，在19世纪上半叶至于二战结束前，东亚区域安全形态和观念发生嬗变，这种嬗变的动力来源于外部(西方势力)和内部(日本崛起)两方面，仍然与西方或世界其他地方存在着异质性，最为显著的例证是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了带有挑战西方色彩的“泛亚主义(Pan-Asianism)”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其三，在冷战期间和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形态和观念处于复杂多变的时期，先是冷战期间受制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后是陷入后冷战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情绪与全球主义/全球化的张力之中，东北亚区域安全形态(包括观念)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复杂的阶段。尽管如此，面向未来，美国著名学者罗兹曼从文化的角度论证了东北亚的特殊性，他认为：“儒教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实践和具有竞争力的认同的综合物，拥有着继续生存的空间”[6]。因此说，作为一个区域存在，东北亚历时久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无论外源性的影响多么强劲，都没有完全消除和取代内源性影响。当然，这些内源性也在不断地更新和蜕变，但其始终是一个作为异质性的存在，不断向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及其原则彰显其特殊性。
作为一个区域的观念形态，东北亚区域主义则呈现出矛盾性、复杂性和流变性的特质。首先，在区域层次上(主要是内源性影响)，东北亚的核心部分(中国和日本)存在着领导权之争，核心部分与边缘部分力量分布不均衡，区域的各构成单位在经济上的亲善和政治上/观念上的敌对并存，在这一层次上凸现了东北亚的区域主义的矛盾性；其次，在全球和区域间两个层次上(主要是外源性影响)，存在着介入体系的多样性、介入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介入程度不一的斑斓场景，既有超级大国美国、区域大国俄罗斯(有时甚至涉及印度)，又有东盟、欧盟等区域性组织，在这个层次上彰显的是东北亚区域主义的复杂性；第三，在东北亚区域化的层次上(主要是内源性影响和外源性影响的互动)，各种性质、目的和宗旨不同的全球性组织、区域性组织相互渗透，这又使东北亚区域主义具有了流变性(或曰不确定性)。由于东北亚区域主义的矛盾性、复杂性和流变性，东北亚区域主义既有其自身的规定性和自律性(来自于历史和文化)，又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和塑造(来自于现代国际关系的逻辑和实践)，因此，东北亚的区域主义可以称为“混合型区域主义”。这种区域主义的特殊性就要求人们不要以西方的经验(欧盟或北美自由贸易区)来评估和判定东北亚的区域主义。
二、东北亚的民族主义与区域主义
早在1992年，就有学者指出，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区域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将描绘出亚洲未来数十年的政治场景[7]。当人们在聆听和感知21世纪的脚步时，需要的不仅仅是对未来的推测和判断，对上述现象的理论分析和阐释业已提到日程上来。认同和现代性为我们认识后冷战时代东北亚的民族主义与区域主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能不十分全面但却相当有效的视角。必须澄清的一点是，前现代的民族观念与现代的用法十分不同。例如，在神圣罗马帝国，民族的概念不是指向大众，而是指向精英。即指统治精英代表着民族[8]。在东北亚区域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之前，关于民族的认知与前现代的民族观念相近。另外，关于民族主义的起源时间，尽管像布洛赫这样的中世纪专家认为早在11世纪的英格兰、法兰西和德意志就已经存在了民族意识，但绝大多数的观点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直到晚近的现代时代才产生的概念。认识东北亚民族主义的独特性，我们应以现代性为中轴，结合东北亚区域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重点考察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认为的产生民族主义的两个历史条件——认识论和社会结构[9]。
东北亚在纳入现代国际体系之前，对世界的认识迥异于西方。以居于东北亚区域核心的中国为例，中国只有天下观念，而没有现代的国家(民族)观念，也正是这种认识奠定了东亚体系的观念基础。这一点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中国是个天下国家，所以没有什么认同问题，只有等待另一种文化来时，才会产生认同的观念”[10]。这既说明了前现代国际关系时期的东北亚认同方式的内源性特征，又昭示了步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之后，外源性因素对东北亚认同方式的巨大影响，因此说，此时的东北亚还没有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东北亚认同方式的转变与在该区域发生的殖民化密切相关。尽管有的学者论述了古代世界的殖民现象以及跨文化殖民的影响[11]，但对于锻造东北亚民族主义最直接的影响却是西方列强的侵入。然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东北亚各国殖民化却又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化存在着显著不同。东北亚核心部分(中国、日本)从没有完全失去现代法理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而且本区域内的殖民化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日本对朝鲜的殖民以及日本对中国台湾和东北的占领)。毋庸置疑，伴随这一殖民化过程，东北亚各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各国内部，主要表现为国家的力量空前地得到强化；在国际关系领域，东北亚区域被纳入了现代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领土主权观念代替了中国的天下观念，“边界”代替了“疆域”，也大体上接受了(尽管是被迫的)西方所主导的其他现代国际关系准则。
虽然在认识上和社会结构上都发生了变化，但东北亚民族主义仍然具有其自身特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区域层次上，东北亚的民族主义迥异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这与该区域的国家形态的相对完备有关(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相比)；二是在国家层次上，东北亚各国的民族主义也各不相同。国家层次上的差异是因为东北亚各国的现代化命运不同而致。关于后者，从罗荣渠先生对东北亚各国的现代化比较中可见一斑。罗先生认为，在东亚各国传统对现代化的影响，大体上表现为3种不同模式：即中国的应变性的现代化、日本的适应性的现代化和朝鲜半岛的强制性的现代化。中、日、朝3国都处于儒教化文明广布的区域之内，但儒教文化背景在3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很不相同的影响和作用。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传统文化对外来的西方文明的挑战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回应；二是传统文化对现代变革的影响既可能是被动的，又可能是主动的[12]。从现代性与认同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将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各国的民族主义加以类型化：1.中国的重构型民族主义——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曾经创制成熟的国家形态，其与现代民族—国家形态之间的张力，无论是现代性还是传统文化，都无法进行单方面的消解，只能重构一种新的、理性的、开放性的民族主义来作为社会和国家的认同；2.日本的复合型民族主义——原因在于日本现代国家形态的创制和民族主义认同方式的形成基本上同步，既保持了相当多的传统因子，又融合众多的现代性成分；3.朝鲜半岛的整合型民族主义——原因在于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殖民化经历与现实的政治分裂，面临着“去殖民主义”、建立现代国家结构和实现民族统一的诸多任务。除此之外，在东北亚区域还存在着分离型民族主义(如中国台湾地区等)。面对东北亚区域所存在的诸种民族主义在逻辑上的多重张力及其在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亲善和敌对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斑斓场景，以至于有的学者对东北亚区域安全秩序发出充满不安和悲观的感慨：“东北亚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区域，它被历史上的对抗和敌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事实上，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东北亚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发展出一种能够促进区域合作区域意识，或者提供一种能够确保长期稳定的区域秩序”[13]。
由此，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东北亚各国的民族主义与东北亚“混合型区域主义”所构成的这种张力，业已昭示了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观念/秩序所面临的复杂性、紧迫性和脆弱性的多重困境。突破和超越上述多重困境，在理论层面上辨析和反思已然扎根于我们思维深处的“冲击—回应”模式显得必要而又迫切。
三、超越“冲击—回应”模式
美国杰出的东亚问题专家费正清在论述东亚与世界的关系时提出了著名的“冲击—回应”模式。放在本文的语境中，这一模式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内源性与外源性如何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样式。本文无意去探讨这种理论模式的优劣，也无意去评判这一模式对东亚历史演进的解释力充分与否。我们关注的是，这种模式(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世界体系论的“中心—边缘”模式)对非西方学术界的“冲击—回应”效应：即它常常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学术界进行渗透和扩张，而且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非西方学术界陷入了某种“思维无意识”的状态之中。因此，解构这一模式对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安全观念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首先，在建构东北亚区域安全观念时，要克服理论的“殖民化”倾向。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理论反思和批判将是克服这一倾向最为关键的一环。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所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所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就像有的学者业已论证的那样，“如果没有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锻造出来的领土观念的深深影响，现代的认同、边界和秩序的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14]。但随着后冷战时代的来临，更多的学者向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发起了质疑和批判，有的学者认为：“我们觉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多数国际关系学理论都被无意识地锁定在相对狭窄的欧洲和西方历史的范围之内。由于这种情形产生了一种深受限制的观点，所以我们认为它发挥着一种‘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het)的作用”[15]。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基辛格认为：“在今天，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陷入了一种体系性危机之中。它的原则正在经受挑战，尽管一个一致同意的可供选择的办法还没有出现”[16]。上述学者关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反思和批判，为我们分析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区域安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戒令或启示：即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衍生出来的种种现代国际关系原则、甚至以其为根基而构建起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在审视和分析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安全观念/秩序时很可能出现划地为牢、刻舟求剑的结果。
其次，在建构东北亚区域安全观念时，要克服历史特殊论倾向。这种倾向在关于东北亚区域化和区域主义的论述中有两种表现：一是根据西方区域化的历史经验，对东北亚区域化和区域主义进行分析和阐释，我们姑且称之为“普遍主义”倾向；二是一种全球化时代凸现出来的“怀乡范式”——即重新审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东亚体系对当今东北亚区域化和区域主义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返回东北亚自身的历史寻求解答现实种种难题的方案。实际上，无论哪一种表现，不是忽略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就是对其批判不够。我们在看到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具有整合性的一面时，也不应该忽视其裂变性的一面。这种裂变性在东北亚的区域/国家层次上和全球/区域间层次上都有所显现。在东北亚的区域/国家层次上，东北亚各国的现代性具有非常大的差异，即使在一国内部的制度、机制、观念诸多层面上发展得也不平衡。而在全球/区域间层次上，所面临的状况虽然更为复杂，但对东北亚区域安全形态的影响却是间接性的。因此说，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克服历史特殊论的倾向的关键，而克服历史特殊论的倾向是建构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观念/秩序的核心所在。
第三，在建构东北亚区域安全观念时，要冷静审视和准确理解“超越”意识。如何超越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东北亚的区域化和区域主义的关键环节，但这不是也不可能是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安全观念/秩序的建构的目标或归宿。对于超越民族—国家，小约瑟夫·奈作了这样的总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提出过5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构想，以此作为世界政治的模式：世界联邦主义(World Federalism)、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地区主义(Regionalism)、生态主义(Ecologism)以及网络封建主义(Cyber-Feudalism)”[1]。有的学者也提出了超越民族主义的4种形态：“国际主义、自由爱国主义、世界大同主义与后现代—跨国主义”[17]。不可否认，他们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未来作了深入的和有价值的思考和探索，但关于超越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他们却没有给出答案。而且他们对区域层次的关注也似乎不够——过于强调国家的维度，而忽略了其他维度。超越民族主义/民族—国家首先是认同观念上的转变，这种超越了的认同对应的对象单位是区域还是全球？具体到东北亚区域的现实，如我们论述过的那样，东北亚的民族主义宛如万花筒般让人目眩，超越民族主义或民族—国家还只是个相当遥远的议程。不仅如此，在东北亚区域化和区域层面上，也面临着种种张力所带来的困境。从这种意义而言，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的区域主义不需要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观念或口号，甚至也不需要由某一方强制下的制度安排，但却需要一些相互关联、具有相当程度约束力的价值准则、理念和目标，或曰“目标界定主义”，但这种价值准则、理念和目标决不应是一种新的帝国观念和帝国体系。
综上所述，突破和超越这种现实和理论上的双重困境，关键在于：东北亚各国如何消融国内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东北亚的知识界如何应对西方主导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和学术话语霸权的挑战以及东北亚社会如何汲取传统的东亚体系的合理因子以避免新的帝国观念和帝国体系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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