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中美关系不仅要深入分析两国间利益的协调与冲突，而且要超越双边关系，将其放在整个国际体系结构中考察。中美关系固然十分重要，但它只是国际体系整体的一部分，并受到国际体系内在规定性越来越多的规范和制约。由于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及各自利益需求的明显差异，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结构性矛盾，并在一个时期以来主要表现为中国力量上升、利益需求扩展与美国维护其霸权安排的深刻冲突。这种矛盾的发展变化不仅以冷战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动为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结构特征甚或缺陷的反映。中美关系没有也不会按照矛盾冲突的逻辑单向和极端发展，因为在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逻辑之外还存在着日趋增强的约束力量或约束逻辑，国际体系结构的复杂化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大国间协调的需求，曾多次将中美关系从严重冲突的边缘拉回，也会继续推动两国共同利益的增加，并将迫使两国一起承担必须担当的责任。
关 键 词：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国际体系
作者简介：唐永胜，国防大学战略所副所长、教授，主要从事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卢刚，国防大学战略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冷战结束，中美关系原有的基础框架受到了根本冲击，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由于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需要而产生的中美战略协调和配合已失去维持的条件。美国对华政策经过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矛盾、混乱与摇摆，并在经历1996年台海危机后，对中国的敌性判断变得清晰起来。2001年初布什总统上台后，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形势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中国的战略关注明显加强，“亚洲存在着出现一个拥有可怕资源军事对手的可能性”，美国因此“必须防止能够挑战美国的地区大国出现”。① 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在于美国对安全局势的误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美关系中存在着尖锐的结构性矛盾。随后，由于反恐战争的需要和双方战略互动的增强，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② 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淡化，更不是根本缓解，只能说明有更多美国人意识到了中美之间存在日益紧密的利益联系，一旦人为地将中美关系推向极端，美国必将承担巨大风险。
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其中固然有约束中国的成分，但总体上表现出了一种比较积极务实的态度，至少暗合了这样一个事实或要求，那就是，应将中美关系放在全球政治或国际体系的大背景中考察，否则就中美关系研究中美关系，难免会迷失在许许多多的技术性分析之中。在今天，“世界政治中的大多数最近变化，尽管它们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关，却能在很大程度上追溯到全球政治经济中某些共同的根源”③。
研究中美关系不仅要深入分析两国间利益的协调与冲突，而且要超越双边关系，将其放在整个国际体系结构中考察。中美两国尽管是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各自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但都在国际体系中活动，受到体系本身逻辑的制约。随着国际体系中各单位互动能力增强，“整个国际体系变得更大，更集中；体系内单位间的依赖性更强，也更加受到结构性力量影响”。这是因为，“体系与单位虽然变得更为强大、更有能力，但比较而言，似乎是体系更有渗透力、作用更为强大、更有影响力”。“因此，体系结构的作用也愈发强大，左右着单位的发展，并使单位发展的主导力量改变了原有的平衡，外部力量日益大于内部力量。”④ 考察中美关系也是如此，中美关系本身固然重要，属于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无论怎样，它都仅是国际体系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受到国际体系内在规定性越来越多的规范和制约。中美矛盾的发展变化不仅以冷战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动为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结构特征甚或缺陷的反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国际体系内在的逻辑和矛盾。
中美关系不仅具有大国间传统权力政治的内容，还反映着当今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演变，因而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所以，要全面深刻地认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还需要从国际体系的结构入手，在深入分析国际体系对中美关系发展实质影响的基础上，寻找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内在线索。
二、中美结构性矛盾的体现
当前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指由于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位置不同及利益需求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并在一个时期以来主要表现为中国力量上升、利益需求扩展与美国维护其霸权安排的深刻冲突。具体说来，中美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强化霸权与中国政治影响迅速上升之间的矛盾。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对外联系的增多，中国在世界政治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这就要求中国广泛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参与国际政治议程的谈论与制定，乃至提出符合自己利益的世界政治新秩序，以便为保障和实现中国在世界日益扩展的国家利益服务；在地区范围，中国则必然要积极开展各类安全、政治领域的合作与对话，创建和参加地区组织，扩大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以便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然而，中国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影响的扩大，将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的霸权相遇。
冷战后美国有人认为，“美国较以往历史上的美国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少的对手。相对于任何潜在的竞争对手，美国更强大，更富有，也比自罗马帝国以来的任何国家更具影响力”⑤。美国要利用这个前所未有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强化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霸权安排。超群的实力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绝对基础，它不仅是美国改造现有经济和安全结构的有利条件，也使其能够创造出维护乃至拓展美国利益所必需的条件。⑥ 正因为如此，美国在冷战后千方百计地维护和加强自己的“一超”地位，积极扩大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不断拉大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
美国单极地位的加强，必然使其他大国的权力受到限制。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日益均质化发展的情况下，这种限制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显，甚至还不及可以分享美国单极霸权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对于正处于崛起过程中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美国有巨大差异的中国来说，这种限制就表现得比较强烈。
中美不仅在建立什么样的世界政治新秩序上存在分歧，在如何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对于美国，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靠强权而不是靠法治或合作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要继续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不受挑战，其对外行为的基本逻辑仍然是凭借实力和强权，而不是公理和法律。⑦ 这种基本逻辑决定了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表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尽管拥有着为数众多的盟国，但对于美国，多边主义只是一种方式，而非目的，有时奉行多边主义主要是为了通过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通过平衡在盟国和组织中的力量和领导，以取得更有效的结果，付出更小的代价。这种政治理念使得美国即使在遭受恐怖主义重创之后，仍然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因为“美国不仅是国际公民。它是支配世界的大国，比罗马帝国以来的任何国家的支配地位都要高。因此，美国处于重塑规范、改变期望和创造新现实的地位”⑧。
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严重失衡对后起国家形成强大压力，国际秩序绝非对任何国家都是中性的，随着对外关系的深入发展，中国感受到来自霸权国家的防范遏制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惯性制约。多年来中美之间在人权、台湾地位和地区安全结构等诸多领域的交锋都是美国强化霸权与中国政治影响迅速上升之间深刻矛盾的反映。米尔斯海默甚至看到所谓未来中美冲突的必然性，认为按照历史循环的简单逻辑，中国实力的增长将不可避免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存在，因此在21世纪初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因为富裕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将是一个决心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⑨
其次，美国维护世界经济主导地位与中国拓展发展空间的矛盾。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同，经济发展的阶段差异巨大。中国努力推进现代化进程，并不是向美国和现有国际体系及秩序挑战，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融入国际体系的开放政策。然而，以国际资本扩张为主要逻辑的国际体系不可能自动接受一个人口众多国家的崛起。
近年来，美对华日益上升的贸易逆差引发的宏观经济摩擦逐渐成为中美经济的焦点问题。然而，造成中美贸易逆差迅速上升的原因主要是中美双方统计差异、在华外资企业对美出口增长和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等。其中在华外资企业对美出口增长是形成中美贸易逆差的最主要原因。这使得中美贸易逆差具有转移性的特点，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大部分利润都被外商拿走了。而在这些外企中，由美国投资的企业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尽管这样，美国仍以日益上升的贸易逆差为由，要求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人民币升值；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尤其是金融、电信等中国发展相对薄弱的领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并据此对中国的产品采用种种歧视性条款。这些做法在客观上都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中美经济矛盾的深层原因是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同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冲突。许多美国人相信，20世纪90年代美国创造了一种永远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缺陷的新型资本主义经济。在此期间，美国经历了英国《经济学家》所称的“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经济扩张”，连续十年保持了经济增长，失业率为30年来最低，大部分美国人的工资增加了；股票市场一派繁荣，市值上升。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却没有出现终结以往经济增长的高通胀，通货膨胀率始终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美国人在为如此经济成就欢呼的时候，却很少认识到这种繁荣是高度依赖于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
有学者认为，“在相对经济实力的对比中，美国地位下降，但是它从世界经济中抽头的能力却大大增强了：美国在客观上成了一种捕食性动物”⑩。亦即，尽管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增长，但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却不断增强。美国凭借这种优势从世界经济中攫取了远远超过其本身应得的超额利润。这使得世界的财富(商品和资本)日益聚集到它的手中。美国的消费狂潮不仅使得其国内储蓄涓滴不剩，还使美国负债累累，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如果美国的统治地位不复存在，这样一个消费热潮将不可能维持，甚至将导致美元的贬值和美国相对衰落。因此保持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不仅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前提，更是它维持目前生活水平的保障。
中国仍是国际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是最大的)，正处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除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现代化挑战和来自经济全球化日益增长的压力外，由于同时肩负着改革和发展的双重任务，中国还有自己特殊的困难问题。例如，对公有制经济的物质基础——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解决城镇下岗工人和农村富余劳力的就业问题，平衡社会贫富分化和地区发展差异，保护因粗放型经济增长造成日益恶化的环境，发展教育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发展科技以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等。邓小平曾指出，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要靠发展。因此，以体制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改革必须是一场“增量”改革。它要求经济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以满足改革的需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它必然要求更多的发展空间以实现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这就要求中国不仅要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世界经济，还要在贸易、金融和能源问题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框架内发挥重要作用，在世界经济制度的制定上拥有一定的决定权。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受到越来越大的外部影响和制约。这不仅要求它们增强自身实力以抵御外部的负面影响，更要求其通过广泛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为自身经济的发展争取尽可能多的空间和机会。两国经济利益的巨大差别使得一方利益的实现往往会有损于另一方的既得利益。在资本逻辑占主导和发展空间有限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这两个巨型经济体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激烈摩擦。
第三，美国追求绝对安全与中国维护日益扩展的安全利益的矛盾。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和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美各自对安全的需求和理解有着很大不同。(11) 冷战后，虽然中国遭受大规模侵略的威胁不复存在，但是周边的安全环境仍不容乐观。边境纷争、热点冲突、海洋纠纷都对中国的主权和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台湾地区独立倾向渐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除了维护原有的安全利益之外，经济的发展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越来越要求中国能有效地维护日益增长的安全利益。因此，中国对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安全、对周边的和平稳定、对关系国家发展的海外利益都十分重视。而作为世界体系中霸权国的美国则要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不仅要保证美国的本土不受攻击，美国的盟国不受攻击，而且美国在全球的重大利益都不能受到挑战”(12)。美国对对其安全地位的任何挑战都高度警觉，绝不容许这类挑战破坏其建立美国治下的霸权的战略。中美安全观念和需求不同所导致的矛盾成为中美关系中最不易解开的心结，也是引发两国冲突最危险的导火线。
中国位于亚洲的中心区域，环境复杂，周边不稳定因素较多，地缘安全环境先天不足。美国通过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强化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以及提高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军事合作，逐渐强化了其在亚太地区安全中的主导地位。美国还不断扩大日本在安全领域的参与程度和活动范围，支持日本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13) 这使得中国在本地区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行为受到限制，而且，美国对台军售和其他实质性的军事合作直接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利益。
复杂严峻的安全环境要求中国加快实现国防现代化。对于中国这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无法保证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更不用说在大国竞争中取得战略主动权了。为了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中国必须建设一支能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现代化军队。然而，美国认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严重危及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正是出于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忧虑和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疑虑，美国不断增强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扩张势力范围，巩固军事同盟，扶持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在安全和政治领域发挥更多作用。这都对中国争取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动权形成了制约，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为了打破美国的战略包围，改善周边安全，中国与亚太国家，主要是东亚和中亚国家进行了积极互动，取得了显著成果。中国倡导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中亚地区较具影响的安全机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对话进行得卓有成效，签署了一系列有助于加强互信和合作的协议。中国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安全环境的举动，让美国产生了它可能被排除在亚太安全机制之外的忧虑。这种情况的出现将对美国的地区霸权乃至全球霸权的维持造成严重冲击。为此，美国也大力加强与中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军事合作，以抵消中国的战略影响。
由于缺乏足够的信任和沟通机制，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容易陷入“安全困境”。美国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比俄罗斯还要可怕的敌手；随着中国加强海军力量，中美之间可能形成新的冷战。
台湾问题是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焦点所在。台湾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不仅关系着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一最高利益，也背负着历史耻辱的洗雪和民族崛起的希望。“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坚定不移的国家意志和历史情结。”(14) 毛泽东曾说过，台湾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不能算是完全的独立。让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是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标志，它对于团结全世界中华民族儿女，激发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崛起而奋斗的热情，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具有决定意义。纵观世界强盛民族的崛起，无一不是从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开始。
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对中国来说，不仅是民族大义所系，更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利益所在。台湾在军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它是作为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东南数省的海上屏障。因为台湾问题的存在，中国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防线被从中间切断。台湾一旦落入外敌或者分裂势力之手，则中国东南门户洞开，危及中华民族的安全和发展。台湾作为扼守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战略枢纽，是中国大陆进入太平洋的主要通道，对于中国维护航道安全、开发海底资源、处理海洋领土纠纷，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台湾问题的存在既是造成中国战略地位相对弱势和被动的重要因素，又是敌对势力囚困中国于近海大陆，阻遏中国向东发展的关键所在。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才能使中国的安全形势得到根本改善，使国家经济的发展获得可靠的地缘依托。对于一个寻求安全、寻求发展、寻求崛起的民族来说，及早实现统一，这是惟一的选择。(15) 当前仍然存在“台独”分裂势力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外势力入侵台湾和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的可能。在这些情况下，中国必须坚决使用武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消除对国家安全和发展的致命威胁。因此，中国绝不承诺放弃武力统一，更不容许台湾独立。
而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台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用武力统一代表美国领导地位的失败，将使华盛顿作为盟国的可信度面临疑问，因此会破坏美国至关重要的双边联盟”(16)。如果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失去信誉，东亚国家可能转而寻求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地区安全机制，以使自己的安全得到可靠保障。这会将美国逐渐地排除在东亚之外，也即“地理毗邻造成的互动效应必然会使全球化现象的深层效应显示出来：世界重心向欧亚转移，美国将被孤立”(17)。丧失对欧亚大陆东端的控制可能最终导致美国被孤立于整个大陆之外。美国如果不能控制欧亚大陆(主要通过东西两端的盟国)，它将最终被排斥在世界政治的重心之外。这对美国的主流战略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美国要继续履行《与台湾关系法》的防卫承诺，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和防务服务，(18) 以维持两岸均势，牵制中国。同时在亚洲加强双边合作，增加军事存在，以加强对东亚各国的控制，防止内向性区域机制的出现。
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和加强军事合作的举动，不仅在实际上抵消了中国为实现统一和增强安全的努力，更向台湾当局发出了错误信号。“台独”势力将其看作是对自己分裂行动的认可和支持，不断地挑衅“一个中国”的红线，严重破坏了台海地区的稳定。这使得中美两国之间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因为各自的安全利益，被迫进行一场双方都不愿意的直接冲突。
三、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制约因素
中美之间存在深刻的结构性矛盾，潜藏着发生激烈竞争和冲突的可能性。然而在现实中，中美关系的演变并没有完全按照矛盾冲突的逻辑线索极端发展。实际上，在中美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逻辑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过去曾将中美关系一次次从严重冲突的边缘拉回，也会继续推动着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制约因素在当前主要表现为国际体系结构的复杂化发展及由此而来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逐步增多，从而对中美关系的恶化产生有效约束。亦即，结构性矛盾需要结构性因素来约束。
由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科学技术进步和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使国家之间在广泛的、前所未有的层次和方式上进行互动，国际体系的复杂性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对国际体系的认识和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理解也不可能简单地从一两条线索中完全得到。
当今世界充满如此多的问题，以至于经受不起大的震荡。在一些地区政府权威衰落、国家解体、部落种族和宗教冲突加剧、国际犯罪组织的出现、难民潮、核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危险的存在以及恐怖主义的猖獗，都使整个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使得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必须关注那些直接影响国际安全和繁荣的跨国问题和议程。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造成国际体系的超载，(19) 从而引发全球性危机。其后果将使每个国家付出巨大代价。
国际关系复杂性的增强使得在世界政治中简单地使用单极和多极已经不能准确概括出当今复杂的力量分布了。约瑟夫·奈用三维国际棋盘来描绘今天的世界政治议程似乎更为贴切。他认为，在顶部传统的国家间军事问题的棋盘上，美国可能在未来数年内仍然保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用传统的单极或者霸权来描述是合理的。然而，在中部国家间经济问题的棋盘上，力量的分布已经是多极了。在不与欧盟、日本和其他极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是无法在贸易、反托拉斯或者金融调节上得到它想要的结果的。而在底部的跨国问题的棋盘上，力量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毫无顺序地广泛分布着。根本无法用“极”来描述。(20) 作为棋手的国家不仅要考虑每个棋盘内的横向联系，而且要考虑各个棋盘间的纵向关系。这种复杂的力量分布使得一个国家全面地控制世界的现象将成为历史，而且也意味着大国在交往中不能过于关注某一领域(如军事)上的优势或得失。
国际体系的这些变化，将使权力结构呈分散化的趋势。这种权力分散不仅表现在不同行为体之间，还表现在各个领域之间。即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从美国向各大国扩散；从西方向非西方扩散；从军事领域向经济和跨国问题领域扩散。权力在不同行为体间分散，不仅指权力在国家之间分散，还包括权力向非国家行为体分散的趋势。例如，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不再是超级大国为了争夺利益的“投票机器”，而是真正成了能够为维护国际稳定和世界和平发挥巨大作用的力量。这导致大国对国际体系的支配能力下降，从另一个方面削弱了大国的特殊性。而权力在各个领域间的分散使得国家实力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或者说更加丰富了。除了有形的、能起到支配作用的军事、经济力量，观念、文化上的吸引力以及影响他人偏好或者政治议程的能力也成为国家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使用间接力量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让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的能力被称之为软实力，而与之相对应的通过惩罚的威胁或回报的承诺强制他人的能力被称为硬权力。在民族国家的世界里，硬权力对于保卫国家独立始终是至关重要的；而软权力在处理需要多边合作来解决的跨国问题时，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多样性的世界里，权力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对于大国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现实要求大国之间无论在处理跨国问题还是追求自身利益都要更多地进行合作，不能过于强调自己的意志；同时也要求大国在处理问题时要谨慎，更多地采取一些适应复杂形势的方法而不是借助于简单途径去解决。伊拉克战争及其后果就说明了这一点。美国过于夸大自己的意志，企图借助于一种简化的途径去解决伊拉克问题，因而才不顾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反对霸道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其结果是它不但到目前为止没有真正削弱恐怖主义在世界上的频繁活动能力，而且还失去了“9·11事件”后所享有的道义优势和国际支持，并给大西洋两岸的关系造成了不可弥合的裂痕。甚至有许多美国人对用战争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不以为然，约瑟夫·奈就认为，“这场战争只能被认为是20世纪的最后一章，而不是21世纪的第一章”。“对于今天众多的关键问题，例如国际金融稳定、毒品走私、疾病扩散，尤其是新式的恐怖主义，简单地只使用军事力量是不能取得成功的，而且有时可能适得其反。作为最强大的国家的美国反而必须动员国际联盟去对付这些共同的威胁和挑战。”(21) 的确如此，大国合作虽然不能保证解决国际安全的所有威胁或绝大部分问题，但是大国间的对抗将肯定会使威胁的消除和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国际体系的复杂化使得世界政治在很多时候不再是“零和”游戏。复杂的国际体系产生的约束是多层次的，它使大国在进行角逐的同时，也必须进行有效的合作，从而约束甚至能够避免由国际体系基本矛盾可能引起的剧烈冲突的爆发。由此而来，传统的权力政治正在发生变化，它将不仅属于目的范畴，也属于工具范畴，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国家利益服从于公共正义”(22)。
马丁·怀特认为，大国之间关系能否超越权力政治，主要是看大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具有共同利益。(23) 中美关系具有合作和冲突并存的特征。两国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的同时，在另外一些领域也存在着竞争和分歧。有时甚至在同一领域同时存在着合作和分歧。中美关系的这种特征是两国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交织在一起的表现。但是在一个变化迅速且互相依存的世界里，要想将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分开是不容易的，而要确定它们之间的界限则更加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中美关系实在是太复杂了，以至于其间的许多问题和领域无法用简单的合作和对抗来有效地预见。中美之间的这种利益结构自然要求两国多进行对话和协作，少进行批评和对抗。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有一些美国人逐渐感到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力量及其经济发展对美国带来的挑战。他们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经济和社会飞速变化的地缘政治大国，并为中国崛起将给美国带来的挑战而忧心忡忡。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国家的自信预示着，中国崛起将对美国最重要的几个利益领域形成严峻的挑战：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技术的国际扩散；环境保护和其他类似问题等。麦凯恩甚至相信“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如何调整彼此间的实力和利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24)。
麦凯恩也许是对的。但是认为中国变得强大、富裕符合美国利益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的富裕和强大只能通过中国融入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来实现。比如，就经济领域而言，中国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将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带来好处，因为这“将创造更多的出口机会，最终为美国农民、工人和公司提供更多的就业”(25)。对外联系的增强，不仅可以使中国更广泛地进入世界市场，获得解决贸易分歧的多边机制，还可以有效支持中国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努力。作为世界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必将越来越关注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因此，对于中美两国，在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进行协调是必要的，其措施应该包括持续增强亚太经济活力。
中美进行有效合作是中美错综交织的利益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有利于抑制两国利益关系中冲突成分的上升。虽然中美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完全解决它们之间的所有分歧，但是两国在看到利益差异的同时也应充分注意到共同利益的增加，并通过多领域多渠道的紧密接触，加强合作，控制两国因利益差异而引发冲突的可能。
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中互有所求。布热津斯基曾说，“没有中美战略协调关系作为美国参与欧亚事务的东部支柱，美国就不可能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没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美国就不可能有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因此，中国的“重要性不亚于欧洲，其影响力超过日本”。(26) 当然，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意义远不止地缘战略一个方面。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打击贩毒、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问题，加强双边经济发展、贸易、法律、环保、能源、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及两国军队往来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这些共同利益将使两国能够更理智地对待彼此之间的分歧，进行合作，为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创造条件。
处理中美关系需要战略耐心，不能只关注冲突而看不见需求，大国间的关系应该更成熟一些，在一定条件下可冷却矛盾，待到时机成熟，双方自然会做出合乎历史方向的选择。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敏感而关键。现阶段中美两国的分歧明显而难以调和，但是美国承认“一中原则”，中国也积极努力寻求“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实际使双方具备一定的共同利益基础。相对台湾，中国大陆的重要性毕竟在上升，并且中美两国都不可能容忍由于“台独”的猖獗而搅乱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局势。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利害所在是中国未来的方向，而不是台湾的未来”。“除了它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台湾本身的状况并不是国际关注的对象。”(27) 美国之所以还没有完全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变得足够重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将使美国做出一个最终的选择，不管这是不是它愿意接受的结果。
总而言之，结构性矛盾的存在使得目前的中美关系还远远不具备成为“伙伴”的性质，但是国际体系结构的复杂化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对大国间协调的需求，大大限制了中美相互之间恶化为“敌人”的可能。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注定走向冲突，它们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28) 因此中美全面对抗的局面绝不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化解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对两国关系的消极影响，使中美关系真正向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方向发展是两国未来所共同面对的艰巨任务。
四、几点启发
鲍威尔曾指出：“无论是我们还是中国人都相信，我们的关系中不再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事情——不可避免的坏或者不可避免的好。相反，我们现在相信将由我们一起来承担我们共同未来的责任。”(29) 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的消解不仅需要有足够的共同利益和国际体系内在规定性的制约，还取决于双方以此为基础在处理与对方关系时所采取的具体态度和政策。为了创造更多的条件不使“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30) 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中美两国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更艰苦的努力。
第一，充分认识国际体系特征变化，顺势而为，而不应逆流而动。国际关系的最新发展要求人们对这个巨大危险与巨大机遇并存的世界有一个足够充分的认识。尽管国际体系的基本矛盾造成了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失衡，南北矛盾异常尖锐，但是复杂的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以及力量分布的分散化趋势都要求大国之间加强战略协调，为解决关系到世界稳定和繁荣的问题而积极合作。在这个脆弱和不安的世界里，缺少大国之间应有的合作，人类的未来将是灾难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更具有特殊意义。随着国际体系整体性的增强，大国特殊性的削弱，强权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美国仅仅依靠自己不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和平与稳定的世界；在相互联系的世界里，一个国家不可能无限制地追求绝对安全，多边合作更具有包容力。中国应该寻求更多的机会，以更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体系，从而为自身发展获取更多的资金和市场，拓展广泛的战略空间；与此同时，要积极应对国际体系结构性缺陷对自身束缚的一面，努力抑制国际资本的过渡冲击和渗透，把握自己的资本积累能力。
第二，适应中美利益关系多层次、复杂交织的特点，有足够的战略耐心和信心推进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中美利益关系的这个特点决定了，中美应该通过发展共同利益来制约冲突利益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这要求中美要关注彼此利益的协调和磨合，用谨慎而适用的方法来化解两国间的利益冲突，而不能使用简单的手段处理，因为“如果低估两国在建立长期和睦关系方面的困难以及相互尊重对方利益和观点的必要性，那是十分愚蠢的”(31)。此外，中美两国还应该处理好自己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关系。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中国应该保持谨慎，以防他更大的雄心与当前更现实的利益相冲突；美国也要小心翼翼，以防他的欧亚大陆的战略利益因处理对华关系的战术性失误而受到危害。”(32)
第三，强化多层次的战略协调机制，寻找避免陷入“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中美两国战略互动机制主要包括冲突控制机制、地区安全机制和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冲突控制机制是为了及时有效地防范和处理突发事件，避免事态扩大对中美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主要包括两国相关部门定期会晤制度、对各自军事行动进行通报的制度以及有关事件处理和控制的协议等；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主要是在缉毒、打击走私、反洗钱、传染病防治、环境保护上的一些合作制度；建立地区安全机制是强化两国战略互动的重点。在中美大多数利益和问题交汇的亚太地区建立双方间的地区安全机制是有效解决两国之间“安全困境”的方式之一。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应该是包括主要国家在内的多边协调机制，把其中任何一方排斥在外都是无法实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目前的美日同盟就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较强的战略针对性。建立地区安全机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由于参与各方的战略利益差异和对彼此战略意图的疑虑较大，还不能马上建立起来，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完成的可能性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国家可以通过在具体问题上的合作，逐步建立多边战略互动框架。
中美关系的未来将取决于双方的政策取舍，而不是命中注定走向严重对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之间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互动复杂而敏感，没有一成不变的单行线。与过去相比，国家战略选择的余地毕竟不一样了。中国采取不同的战略将可能产生迥异的效果，稳健积极地参与和冒进刚性地扩张之间有天壤之别；而美国不同的对华政策也必然引起相应的反应，强化防范、限制必然迫使中国寻求化解之道。推进积极的战略互动，不论中国还是美国，都将从中获得极大益处。基于此，中美两国必须有足够的战略智慧去消除给谁也不能带来好运的严重冲突。
注释：
①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September 30, 2001.
②这种积极转变以20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Stakeholder概念的提出为代表。
③Susan Strange, " States, Firms, and Diplomacy, " in Jeffry A. Freden and David A. Lake ed.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s and Wealth, Thomason Learning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60.
④[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5、292页。
⑤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 s National Interests, America' s National Interests, Washington, D. C. , July, 2002, p. 1.
⑥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Washington, D. C. , February, 1996.
⑦周建明、张曙光：《美国安全解读》，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⑧Charles Krauthammer, " The Bush Doctrine, " Time, March 5th 2001, p. 42.
⑨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401.
⑩[法]埃曼纽·托德著，李旦等译：《美帝国的衰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20页。
(11)关于造成中美两国安全观念差异的原因，还可见[美]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著，柯雄等译：《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新华出版社，1997年。
(12)周建明、张曙光著：《美国安全解读》，第18页。
(13)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September, 2002.
(14)金钿主编：《国家安全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第359页。
(15)金钿主编：《国家安全论》，第361、379、436页。
(16)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 s National Interests, America' s National Interests, Washington D. C. , July, 2000.
(17)[法]埃曼纽·托德著：《美帝国的衰落》，第166页。
(18)James A. Kelly, " Overview of U. S. Policy Toward Taiwan, "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Testimony at a hearing on Taiwan,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April 21, 2004.
(19)[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
(20)Joseph S. Nye, Jr. , " U. S. 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 "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3, p. 65.
(21)Joseph S. Nye, Jr. , " U. S. 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 "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3, pp. 72-73.
(22)[英]马丁·怀特著，宋爱群译：《权力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
(23)[英]马丁·怀特著：《权力政治》，第206页。
(24)Jim R. Holmes & James J. Przystup, eds. , Between Diplomacy and Deterrence: Strategies for U. S. Relation with China,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997, Foreword.
(25)"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http: //usinfo. state. gov/topical/pol/texvov/secstrat. htm.
(26)[美]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1页。
(27)Zbigniew Brzezinski, " Living With China, "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0, p. 19.
(28)[美]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胡利平、杨韵琴译：《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29)Colin L. Powell, " A Strategy of Partnerships, "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4, p. 32.
(30)如亨廷顿甚至担心2010年前后中美之间会出现激烈的军事冲突和全面对抗。参见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 Schuster, 1996, pp. 312-316.
(31)[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杨迥译：《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前言，第1页。
(32)Zbigniew Brzezinski, " Living With China, "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0,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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