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际贸易的非均衡发展与国家政治变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根本的关联。本文拟结合外部市场准入、国内政治经济联盟和政治变革等维度，对普鲁士（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欧洲三国进行历史考察，并阐释国际贸易发展对于政治变革的不同影响。
关 键 词：国际贸易 非均衡发展 政治变革 欧洲经验
作者简介：赵银亮，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博士。
过去的近半个世纪，全球范围内地区与国家间贸易、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随之政治变革也日趋深化。针对上述国际经济与国内政治的双重转型趋势，本文拟以欧洲历史经验为例，探讨不同国家的国际贸易一体化与国内政治变革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研究贸易一体化为何能够以及怎样推动国家内部的政治变革。
一、本项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当前许多文献着重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结构等视角研究一国的政治变革，尤其是从威权主义政体向自由民主政体的转型。本文拟从制度研究入手，思考引发国家政治变革的制度要素，尤其是关注制度变化的国际贸易因素，研究推动国家政治制度成长的根源。这是对传统国内政治变革范式研究的一种创新。
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古勒维奇(Peter A.Gourevitch)对既有的研究作了逻辑上的梳理。他概括了国际经济对于国内政治变革作用的不同观点，其中许多观点富有启迪。①格申克隆主义者(Gershenkronian)强调，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后工业化国家需要更多的中央集权；依附论的理论则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建立的经济体系制约了边缘地区国家的经济与政治选择。②而自由发展主义学派则反对上述两派的观点，认为自由世界市场的力量推动了每个国家的发展，其所期待的政治后果也是乐观的。相互依存学派辩称，国际经济的互动与合作，将通过约束政府的权力从而改变国内结构。简言之，上述理论厘清了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发挥影。向的三种类型：一是国际经济能够制约国内政治变革，二是国际经济将为国内政治变革提供机遇，三是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变革影响甚微。而古勒维奇则强调，要从国内行为体的政策选择、国内联盟等角度思考国际经济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
在更多晚近的文献中，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制度和政治行为体的相关性做了比较研究。譬如，杰弗里•弗雷登(Jeffry A.Frieden)和罗纳德•罗戈斯基(Ronald Rogowski)着重从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博弈角度进行思考，③而杰弗里•格瑞特(Geoffrey Garrett)和彼得•罗杰(Peter Lange)则从现有制度在过滤和凝聚社会行为体的偏好方面的作用进行探讨。④他们研究的共性在于，不同的研究路径和视角可架起国际经济与国内政治之间关系的桥梁，具体可将国际经济的功能解构为三方面的影响，即引起政治变革的外源性变化（尤其是国际贸易）、改变行为体的偏好和重塑政治联盟。
上述观点为研究贸易一体化和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启迪。政治变革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我们不能期待国际贸易一体化在任何背景下都能够带来政治制度的变化。正如亨廷顿所言，任何民主转型都有特定的背景、不同的原因，没有一种转型是必须的，或者是充分的。⑤而引发制度转型的要素变量，如行为体的偏好、制度背景等，都是潜在的制度转型的必要条件。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可以期待贸易一体化能够导致制度变迁。
19世纪下半叶被普遍认为是全球化的第一个发展时期。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变革以及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实施，大幅加快了世界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国家的政治变革。欧洲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亟需破解的问题是，国际贸易一体化为何能够以及是如何推动国内政治变革的。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创新目前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拟结合外部市场准入、国内政治经济联盟和政治变革等维度，制定新的研究思路和框架。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国际贸易一体化的复杂性，主要源自于国家和地区之间非均衡的一体化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不同国家融入地区和全球市场的程度存在巨大差异。当一些国家通过贸易一体化的制度安排，增加对另一个市场的准入，该国也在同时削弱一体化以外国家的外部市场准入。不同国家对外部市场准入的程度变化之差异，则深深根植于日益增长的贸易一体化的非均衡性，而不仅仅是贸易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最终，这些程度不同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变革。
本文的逻辑思路是，一国对外部市场准入的变化，能够对本国国内的政治施加影响，或者提供国内变革的机会。外部市场准入的增加，可以削弱国内政治联盟对其政治领袖的依赖，从而削弱政治联盟的凝聚力；而外部市场准入的减少，也将削弱政治领袖通过经济福利维持其联盟统治的能力，从而动摇其政治根基。两方面的变化都会削弱威权主义政体政治联盟的向心力。结果是，通过国际贸易这根经济杠杆，政治联盟和政治制度实现转型。本文按照以下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分析19世纪下半叶国际贸易体系的特征，以及影响国际贸易不平衡发展的要素。然后通过普鲁士（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欧洲三国的实证考察，阐释国际贸易发展对于政治变革的不同影响。本文最后进行学理上和实践上的总结。
二、非均衡的一体化：19世纪的欧洲实践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期，被普遍看作是“贸易的革命性扩张”⑥时期。罗戈斯基(Dani Rogowski)的统计资料揭示了这一时期贸易发展的特征，即“考虑到价格的变动，数据显示从1800-1840年国际贸易增加了135%-150%。（这个数据）比起1840-1870年间增长了四倍，比起1870年到19世纪末增加了两倍，比起1901-1913年则增加了大约一半。”⑦历史表明，国际贸易的增加跨越了“漫长的19世纪”；从1800年到1913年，国际贸易保持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罗戈斯基的研究也说明，英国1846年废除《谷物法》，以及1879年俾斯麦推出“钢铁和黑麦”关税政策，对于欧洲的国际贸易产生了何其巨大的影响。
从历史长时段考察，当时的国际贸易一体化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是令人难忘的。甚至此后，很多国家的贸易并未回复到19世纪末的水平。美国和加拿大在1900年左右达到了贸易的最高值，而日本直到1929年仍未达到其最高水平。⑧18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一体化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超过迅速工业化的欧洲国家。有研究表明，当时大多数拉美国家、亚洲国家，包括缅甸、斯里兰卡、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以及非洲的部分国家，包括加纳、阿尔及利亚、科特迪瓦、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贸易增长。⑨
通常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该时期，随着国际贸易一体化的发展，许多国家国内的贸易额也在增加。正如沃尔兹(Kenneth N.Waltz)所指出的，伴随着外部市场的一体化，科技的进步也推动了国内市场的一体化。除了商品贸易之外，劳动力和资本的国际流动也在增强。⑩实际上，贸易、资本、劳动力的市场始终是高度联结的。国际贸易一体化普遍发展的趋势，实际上也标志着该时期复杂的贸易关系。这一时期一体化发展的特征是，国际贸易呈现非均衡发展的态势。推动贸易一体化的重要力量（无论是科技革新还是贸易政策的变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一）科技进步与地区一体化的发展
该时期，推动国际贸易一体化的力量主要源自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一方面是指通过远距离电缆和电报而带来的通讯方面的进步，另一方面是指通过延伸的铁路网络和蒸汽机车、运河和冷却技术等带来的交通方面的进步。罗戈斯基的研究证实：比起过去，这一时期的陆地运输成本下降了85%-95%，海洋运输成本下降了50%。(11)运河开通了新的海洋航线，而电报减少了信息和交易成本。1870年，冷冻的牛肉可以从美国运到欧洲；1876年，第一艘冷冻船从阿根廷开行到欧洲。(12)部分研究者认为国际运输成本的下降是“令人震惊的”。上述研究表明，1870年到19世纪末的贸易一体化主要是由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所致，并非源自于各国所实施的自由贸易政策。
不同时期的科技进步之所以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会产生不同影响，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科技创新本身对于不同的国家、不同时期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如在欧洲北部的“心脏”地带尤其是沿海地区，受到科技进步的影响最为迅速，而欧洲其他地区则相对缓慢。从不同时期来看，比起1850-1880年，1880-1910年的欧洲运输成本下降了60%；但对于欧洲以外的国家来说，运输成本的下降幅度要大得多。(13)研究显示，“打开通往新的市场如美洲、俄罗斯、大洋洲和非洲的国际贸易，新科技起到了重要作用。”(14)其次，虽然运输技术的改进缩短了国家间的有效距离，但地理位置的中介影响依然是关键的。距离较远的边缘国家，不得不将它们的商品运到欧洲中心，这就意味着它们所付出的运输成本要远远高于欧洲中心国家。第三，科技革新对于各国经济部门的影响也有差异，并导致不同的经济后果。从运输成本削减中获益最大的是那些大宗商品如钢铁、煤炭、玉米、木材等的生产商。
如上所述，19世纪的科技进步对多国的外部市场准入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但最新的研究成果则反驳了科技进步是惟一原因的观点。事实上，不仅科技的进步，而且商业和货币政策的变化，在贸易一体化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商业政策的调整与地区一体化的发展
尽管这一时期国际贸易呈增长态势，但也必须看到该时期的贸易关系极为复杂。研究表明，无论是贸易一体化还是全面的经济一体化变革，均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特征。
19世纪晚期，国家贸易政策的变化在国际贸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欧洲国家调整了贸易政策，签订了大量的贸易条约，条约的签订可以分为三波。(15)普鲁士和德意志各州通过建立神圣同盟掀起了第一波。第二波由英国和法国签署著名的《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拉开序幕，随后以法国为中心的双边条约的签署为标志。第三波则由德国和法国发起，并将这个贸易条约网络扩展到更加偏远的巴尔干地区。欧洲贸易条约国的数量自19世纪中期开始显著增加。(16)例如，法国在1860年仅签署了五项贸易协议，但到了19世纪末，法国几乎同欧洲所有国家都签署了贸易条约。同期，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挪威、俄罗斯、西班牙和瑞典等国，也纷纷调整贸易政策，与法国、英国等签署了贸易条约。
在这样的复杂而又相互重叠的双边贸易体制背景下，有学者研究了两国之间签署贸易条约对第三国影响的四种不同方式。(17)19世纪末，双边贸易条约与最惠国条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种不同的贸易合作模式并存，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外部市场准入的变化。贸易条约的缔约国和最惠国协议的缔约国的并行发展，导致了19世纪欧洲国家内部贸易一体化的非均衡发展。每一个相关条约的签署，都增加了一些国家的外部市场准入，这势必对别的国家产生影响。
简言之，19世纪的欧洲贸易一体化是非均衡发展的，而外部市场准入的变化对于一国政治变革产生了不同影响，下面结合对普鲁士（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欧洲三国的实证考察，着重选取从1846年英国《谷物法》的颁布到1913年一战前的历史为研究时段，分析国际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对于一国政治稳定和政治变革的意义和动力机制。正是在该时期，世界贸易蓬勃发展，政治变革趋势明显，这有助于验证前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设。
三、非均衡的贸易一体化与政治变革的动力机制
19世纪中期的欧洲不仅经历了贸易的大发展，而且也出现了大范围的政治变革。尤其是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一种加强对独裁统治监管、拓宽大众政治参与、超越传统精英治理转为大众治理的立宪主义理念，逐渐流行。法国大革命点燃了欧洲国家自由宪政的旗帜，直接推动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国家统治方式的根本转变。然而，拿破仑的战败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刚刚涌起的宪政主义诉求受到遏制。1848年的欧洲革命扭转了整个态势，发轫于法国的这场大变革，掀起了欧洲自由化改革的新浪潮。作为响应，欧洲许多国家的政治精英通过制度变迁，保证民众享有自由和宪政的权利。
与这些政治变革并行不悖的是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变化。科技进步和贸易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在与执政联盟有着紧密关联的产业部门的利益调整，带来了政治集团和执政联盟的聚合与分散。而普鲁士（德国）、法国和俄罗斯三国的案例，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范式。由于运输技术的改进，有效地增加了国际谷物出口商的数量，对于德国的土地贵族即容克来说，外部市场准入大为减少；在法国，外部市场准入增加了与执政联盟相关产业的机会。尤其是英国和法国贸易条约的签订，给予法国的工业部门更大的外部市场准入；在俄罗斯，外部市场准入的变化，发生在与执政联盟无关的产业部门，从政治利益来说仅仅影响到土地农奴主，而他们在市场准入变化发生前就已经失去了政治影响。
（一）市场准入减少及其对执政联盟的影响：普鲁士（德国）
我们首先通过对普鲁士（德国）的案例分析，研究日益减弱的外部市场准入对政治变革的影响。欧洲最初的贸易一体化实践，使得容克贵族的外部市场准入日益萎缩。首相俾斯麦试图通过加强其所领导的神圣同盟挽救颓势。此后，随着农业部门的状况日益恶化，俾斯麦着手进行政治变革，吸纳工业集团进入执政联盟，以图维护其脆弱统治。皇帝威廉二世及首相列奥•冯•卡普里维伯爵(Leo von Caprivi)也努力寻求构建新的执政联盟，试图通过政治自由化措施，应对来自国际贸易变化所带来的政治压力。但遗憾的是这些尝试均未获成功。
学界的研究认为，普鲁士（德国）政治变革的三个重要时期，分别发生在1850年代晚期、1860年代晚期到1870年代早期和1890年代。罗戈斯基在对德国政治联盟和改革做了深入研究后指出，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加的贸易一体化，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廉价谷物进入欧洲市场，自1870年代以来开始威胁容克贵族的利益，这推动了德国新的政治联盟的形成。他认为，此时德国推行的双重贸易政策、1867年对北德意志联邦普选权的认可、1871年对德意志全国普选权的肯定，这些措施都是在面对外部贸易条件变化情况下，政治联盟内部所做的必要调整。(18)
长期以来，在普鲁士及后来统一的德国，主要的政治经济联盟的基础是容克贵族。19世纪中期，容克阶层在欧洲的经济地位已经确立了几个世纪。对于容克来说，普鲁士以外的欧洲市场是关键的。容克贵族利用其手中的土地和劳动力，生产初级农产品小麦和黑麦，他们也是欧洲最大的谷物生产商。但此后两个方面的变化削弱了其垄断地位：一是英国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该法允许更多的谷物供应商进入英国市场，这必然削弱普鲁士农产品的出口。英国市场对于普鲁士的谷物产品来说，尤为重要。“普鲁士东部地区将其大部分的谷物出口到英国，这打击了西部地区的工业企业为了抬高出口到英国产品的关税所做的任何努力。”(19)容克阶层担心，提高出口到英国的工业产品关税，将导致英国提高其关税作为报复，从而影响德国谷物的进口，削减容克的外部市场准入。简言之，对英国市场谷物销售的减少，再加上其他外部市场的减少，影响了容克阶层的福利。二是随着运输技术的革新、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强，欧洲的谷物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排除关税因素，从长远来看，普鲁士政府没有多少能力增加其政治联盟基础——容克——的经济福利，而为了维持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普鲁士和德国的政治领袖必将通过拓宽政治联盟的基础，实现更广泛的大众联盟。
面对日益变化的外部市场准入，普鲁士也做出坚实的努力，如通过神圣同盟扩展其市场准入。美国政治学者阿格(Frederic Austin Ogg)指出，直到1850年代，普鲁士还在寻求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阻止南部的各州从神圣同盟中退出。“而且自1850年始，普鲁士政府有计划地寻求控制对外关系，监管神圣联盟内部事务，这些都出于自由贸易的考虑。”(20)尽管普鲁士做了许多尝试，但德意志各州内部的市场一体化仍不足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国际市场的变化。仅仅依靠德意志内部的市场，并不足以补偿德意志农业部门所面临的外部市场准入日益萎缩的严峻挑战。德意志的工业正在萌芽并成长，农业占主导地位的鼎盛时期正在迅速地走向终结。(21)
在这样的背景下，俾斯麦“寻求从实质上获得德意志的公众支持。”(22)最初他希望通过市场自由和给予补贴等方式构建大众联盟，但他尽力避免政治的根本转型。通过扩大选举权进而实现政治改革，能够帮助俾斯麦从两个方面解决农业所面临的挑战。首先，尽力削弱容克阶层的政治地位。大众阶层组成的联盟开始成为一支新的政治力量，容克阶层的政治地位受到挑战。其次，随着政治基础的扩大，俾斯麦构建不同的政治经济联盟的能力得到了增强，而且支持俾斯麦的社会组织不断稳固，其中包括工业利益集团。这样的政治变革也为俾斯麦的政治前途蒙上阴影，1890年俾斯麦被迫辞职，卡普里维接替首相。
卡普里维试图寻求大众联盟来应对危机。其在任期间，不仅大大降低了谷物累进税，而且试图安抚工人阶级。“为了应对工业阶层中的不安和骚动，德国降低了小麦、黑麦和燕麦的关税，为消费者减轻了负担，这是以土地贵族的损失为代价的。”(23)同时“内阁建议实施保持低关税的策略：在国内实施趋向平均主义和立宪主义的政策，在对外政策中实行国际化的政策，推动德国参与国际市场的分配。”(24)总之，卡普里维在其执政初期推进了政治变革进程。当然，容克阶层不甘于在变革中处于被动，他们希望获得更大的监督权和执行权，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事实上，直到1918年德意志帝国倒台时，政府仍在寻求保护容克阶层的利益。
（二）市场准入的增加及其政治影响：法兰西第二帝国
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贸易一体化呈现出复杂性。与普鲁士（德国）不同的是，法国在国际贸易进程中的市场准入增加，同样推动了其政治变革。下面我们通过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实证分析，探讨国际贸易一体化与政治变革的相关性。
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勾画了欧洲贸易条约的蓝图，也描绘了随后20年的欧洲贸易政策。该协议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法国废除了几乎所有贸易的限制性条款，英国产品也获准进入法国市场。问题是，拿破仑三世为何会支持这样的一个商业条约，而该条约将最终削弱其威权政体。拿破仑三世尽管努力寻求关税改革，但从其根本而言，他并不期望实现帝国范围内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变革。有研究表明，1860年代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已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英国和意大利的孤立和猜疑，迫使拿破仑三世希望通过与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业条约，实现其政治稳定的目标。
签订《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后果远远超过了两国所能掌控的范围，该条约使得欧洲其他国家也可以从中获得利益。条约中最惠国条款所包含的内容，自然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贸易增长。与国际贸易条约相伴而来的竞争压力、国内政治变革的迫切需要，也推动了其他欧洲国家与法国签署双边的最惠国贸易协议。(25)这些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意大利、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神圣同盟等，随后，“法国承认这些国家的产品享有与英国关税条约中的最优待遇。”(26)由此，《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推动了欧洲自由贸易的风起云涌。
拿破仑三世所依赖的政治经济联盟，不同于普鲁士对于容克贵族的单纯依赖，而是包括法国不同的政治集团。基于法国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发展史，拿破仑三世缺乏一个可以清晰勾画的执政联盟。法国的工业和制造业利益集团，长期以来依靠国家为其提供的保护性措施获取利益，最初曾明确反对签订贸易条约，但随着日益扩大的市场准入为其带来的利益，其态度有了明显改变。数据显示，1860-1869年间，法国农业生产增加了33%，工业生产增加了26%，建筑业增加了24%，出口增加了74%。实体经济的出口比重从19世纪中期的7%，增加到1870年的17%，而且这种发展动力也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27)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国际贸易一体化体制是充满竞争的，法国不同类型的工业部门在贸易竞争中的裂痕也在日益扩大。那些无法成功实现产业转型的工业利益集团，对于拿破仑三世的政治支持日益弱化。
由于没有赢得广泛的大众支持，拿破仑三世被迫寻求向立法机构的让步，尤其是寻求向商业利益集团妥协，这事实上孕育着一场渐进的政治变革，旨在国际贸易一体化非均衡发展的背景下实现权力的巩固。具有重大意义的协商和退让发生在1869年9月。当时，拿破仑三世提议增加立法机构的权力，加强预算控制等，(28)但同时希望保留许多关键的权力，如控制官僚机构和军队、对外宣战等。直至1870年夏，法国宪制改革才真正得以推行，原本强大的行政权力也处于议会的监督之下。(29)后来的事实证明，日益孱弱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已经无法在这场国际贸易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纷争中安然存在，在一次与普鲁士惨痛的战争失败中，第二帝国垮台并开辟了新帝国的道路。
（三）与市场准入不相关的政治变革：俄罗斯
普鲁士（德国）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实例证明，外部市场准入的增加或者减少，将影响到国家政治变革进程。但其中暗含的前提是，这样的外部市场准入变化必须发生在与执政联盟密切相关的产业部门。如果外部市场准入的变化发生在与执政联盟无关的产业，那么政治变革或许不会发生。本文坚持认为，政治变革将有多种因素引起，即使外部市场的变化与执政联盟没有关系，政治变革依然会由于其它的原因而出现。
下面以俄罗斯为例作一考察。19世纪中期，俄罗斯的农业部门也经历了国际贸易市场的变化，而且在世纪末的最后10年，其外部市场准入大为减少，但这些巨大的变化并未引起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变革。从历史发展来看，1905年俄罗斯革命前其政治体制未出现根本改变，与其说是沙皇专制体制维持着统治集团，倒不如说是其外部市场的变化主要影响到土地贵族，而土地贵族则在数十年前已失去了其政治影响和政治地位。这就使得沙皇体制可以继续依赖其他精英集团，从而在风云变幻的国际一体化大潮面前保持相对稳定。
历史记录表明，俄罗斯在当时国际贸易一体化进程中并未独善其身。科技革新之前，俄罗斯的外贸增长因其地理条件而受到很大阻碍。19世纪中期，随着铁路网络的扩展和航海技术的改进，俄罗斯向欧洲的出口得到了推动。数据显示，19世纪初期，俄罗斯88%的出口是通过海洋运输；而随着铁路的延伸，到19世纪末，俄罗斯已有27%的出口通过陆地运输。(30)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的传统优势在农业，因此，俄罗斯主要向欧洲出口农产品，并进口工业制成品。就农产品来说，谷物和面粉的出口占其食品出口总额的70%，占其全部出口的40%。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德国和英国，在亚洲则是中国和波斯。这样持续的、日益增加的外部市场准入在1880年代戛然而止，当时俄罗斯增加了对工业制成品输往本国的关税；作为报复，德国也增加了对俄罗斯的农业进口关税。直到20世纪初，双方的冲突依然没有解决。显然，在那段时期，俄罗斯农产品出口的外部市场准入不断减少。1891-1913年之间，俄罗斯谷物产品占其出口的份额开始下滑：小麦的比重从37.8%下降到15%，黑麦从5.7%下降到2.9%，大麦从34.7%下降到34.2%，而燕麦从10.7%下降到4.1%。1913年，俄罗斯仅有占其生产总量15%的农产品出口，而1891-1895年这一数据是40%。(31)
饶有趣味的是，国际贸易和市场准入的变化，并未影响到俄罗斯沙皇体制所依赖的政治联盟基础，也未能根本动摇该体制。其根本原因在于，受到俄罗斯外部市场波动影响的主体是日渐没落的土地贵族，该政治集团对俄罗斯政治事务的影响已日益弱化。尽管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农业所面临的困境依然十分重视，但显然在政治稳定和政治变革的双重选择中，处于执政联盟核心地位的政治精英为了工业的长远发展，暂时牺牲了农业利益。从历史的长时段解读，19世纪末期土地贵族从政治体制的联盟中被排除出去，虽然阻碍了俄罗斯政治制度的演进，但客观上却推动了未来的革命性变革。
四、结语
本项研究受到两种现象的推动：世界上多数国家内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日益增加；世界范围内贸易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和地区一体化趋势的加强。鉴于这两种现象并行不悖地向前发展，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在何种背景条件下，国际和地区的一体化能够而且如何推动国内政治转型进程。
以19世纪欧洲的政治变革实践作为本文的考察背景，探究其背后所蕴含的理论假设，从学理上来讲冒着很大的风险。本文的研究表明，贸易一体化的非均衡发展，尤其是由于科技革新所带来的运输工具的改进、国家贸易政策的调整，不同国家的外部市场准入差异明显，这也对各国国内的政治变革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本项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探讨意义，而且对于一国外部经济政策和国际制度的设计都有着重要影响。
注释：
①Peter A.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8, Vol. 32, No. 4, pp. 881-912.
②Collier与Weiner强调了殖民遗产对某些国家的影响；Bollen则指出，位于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的经济结构决定着民主发展的水平，而Gasiorowski驳斥了Bollen的观点。参见：Ruth Berins Collier, Regimes in Tropical Africa: Changing Forms of Supremacy, 1945 - 197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Myron Weiner, "Empirical Democratic Theory", in Myron Weiner/Ergun  zbudun (eds.), Competitive Elec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2,pp. 3-34; Kenneth Bollen, "World System Position, Dependence and Democracy: The Cross- National Evid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Vol. 48, pp. 468 - 479; Mark J. Gasiorowski, "Economic Dependence and Political Democracy:A Cross-National Stud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88, Vol.20,No. 4, pp. 489-515.
③Jeffry A. Frieden/Ronald Rogowski,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n National Politcs: An Analytical Overview", in Robert O. Keohane/Helen V.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5-47.
④Geoffrey Garrett/Peter Lange, "Internationalization, I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obert O. Keohane/Helen V.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3-37.
⑤Samuel P.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 38.
⑥Dani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⑦在1870年代以后的10年间，贸易量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1873年到1896年的大萧条时期。详见Dani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eter A. Gourevitch,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olicy: Elective Affinities and Circumstantial Conjunctures", World Development, 1993, Vol. 21, No. 2, pp. 1271-1280;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2nd editio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2001; Kevin H. O'Rourke/Jeffery G. Williamson,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 Century Atlantic 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⑧Paul Bairoch/Richard Kozul-Wrigh, Globalization Myths: Some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Integr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 Geneva, Switzerlan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1996, p.6, http://www. Unctad. org/en/docs/dp_113. en. pdf，访问日期：2010-08-06.
⑨Lloyd G. Reynold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Third World,1850 -1980, New Have,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pp. 34-35.
⑩Kenneth N. Waltz, "The Myth of 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in Charles P. Kindleberger (ed.),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0, pp. 205-233, here p.208; Mauriee Obstfeld/Alan M. Taylor, "Globalization and Capital Markets", in Michael D. Bordo/Alan M. Taylor/Jeffery G. Williamson (eds.), Glob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Chap. 3, pp. 121-183.
(11)Dani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 21.
(12)Kevin H. O'Rourke/Jeffery G. Williamson,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 Century Atlantic Economy, p. 35.
(13)Paul Bairoch, "European Trade Policy, 1815-1914", in Peter Mathias/Sydney Pollard (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 57.
(14)Dani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 23.
(15)Robert Pabre, Agreeable Duties: The Tariff Treaty Regim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Fiona McGillivray/ Iain Mclean/Robert Pahre/Cheryl Schonhardt-Bailey(ed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stituting Trade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01, pp.27-79.
(16)同上。
(17)这四种方式是：首先，假定A国和B国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而C国则通过不附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得到了来自A国和B国的同样的福利。其次，C国通过最惠国待遇从A国和B国获得了同样的福利，事实上三国享有了同样的贸易优惠。第三，如果C国没有获得A国和B国的最惠国待遇，那么只有当C国作出一定让步后，它才能够从A国和B国获得利益。最后一种情况是，C国被排除在A国和B国所提供的福利之外，无法获得A国和B国双边贸易的益处。
(18)Dani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 27.
(19)John R Davis, Britain and the German Zollverein, 1848-1866,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1997, p. 50.
(20)Frederic Austin Og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New York, NY: MacMillan Company, 1930, p. 288.
(21)同上，p. 50.
(22)Peter A.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p. 97.
(23)John M. Hobson, The Wealth of States: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5.
(24)同注④，p.100.
(25)David Lazer, "The Free Trade Epidemic of the 1860s", World Politics, 1999, Vol. 51, No. 4, pp. 447-483.
(26)Frederic Austin Og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New York, NY: Macmillan Company, 1930, p. 276.
(27)Alain Plessi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econd Empire,1852-187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p. 68.
(28)同上，p. 396.
(29)Roger Price, The French Second Empire: an Anatomy of Political Power,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p. 397.
(30)Nicolas Spulber, Russia s Economic Transitions: From Late Tsarism to the New Millennium,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07-108.
(31)同上，p.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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