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问题。居于主流的“二元决定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不仅受利益支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理想主义价值诉求的影响；这种特殊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建立在“美国例外论”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证明，在看似相互交织的二元目标背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的本质是以物质利益为主导。在确保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植根于“例外论”的价值观念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驱动作用微弱，难以构成独立影响外交政策的“一元”。
关 键 词：美国外交 孤立主义 美国例外论
作者简介：高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及政策制定的动因研究中，“二元决定论”最为普遍并占据主流，它遍布国际关系理论界、美国对外政策史学界和美国政界。无论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沃尔特·米德(Walter L. Mead)、布鲁斯·金特尔森(Bruce W. Jentleson)、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等学者，还是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等政要，都是美国对外政策“二元决定论”的信奉者。“二元决定论”观点的核心内容在于，美国对外政策由理想主义和现实利益这两大目标所决定，它始终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点；其中，理想主义目标背后的驱动力来源于一种独特的外交观念，即“美国例外论”，这种“例外论”观念的存在使得美国对外战略及其具体政策的制定有别于其他国家，很大程度上受理想主义价值观的驱动。这些研究和观点影响了国内学界对于美国对外政策性质的判断。周琪指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大传统，而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例外论”观念使美国外交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特质，这一点是美国学界的普遍共识。②
然而，建立在美国“例外论”基础上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质性地影响或改变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选择？在物质利益与基于“例外论”的观念两者之中，哪个因素真正主导着美国对外战略及政策制定的方向？本文试图透过历史视角，使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予以回答。
一 关于“美国例外论”和二元外交传统的研究现状及不足
在美国的外交史上，看似有多个相互交叠、补充，或者彼此冲突的传统。③这些外交传统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政治主张，无一例外都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徘徊。王缉思指出，美国外交思想最大的特点，是“现实利益考虑与意识形态考虑之间的矛盾交织”。④亨廷顿认为，美国介入世界的方式通常是两种力量牵引的结果，一种是国家利益和权力，另一种是政治道德和原则。金特尔森将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锁定在权力、和平、繁荣与原则之上。⑤
这其中的前三项目标只是现实利益的细化而已。学者们用不同的名词定义美国外交政策动因的二元性：利益与理想、权力与道德、现实主义与乌托邦、实用主义与原则、历史的现实主义与理性的理想主义、华盛顿与威尔逊等等。不论表述方式如何变化，他们都断定美国外交政策中存在二元性这一现实。⑥
从一些著名的美国对外关系史著作中，也能辨析出美国外交传统中明显的二元迹象。如拉夫伯在撰写《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时，分别从如下两条线索展开叙述：美国人如何建立起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机器，以及这部机器如何与那个时代的传教冲动一道，塑造了经济崛起时期的美国及其外交政策。⑦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明确以价值与物质利益二元对立为主线来梳理20世纪美国外交的基本脉络。在他看来，任何一位严肃的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都不可能无视“美国例外论”的传统，与此同时，他们又必须理性地审度推行例外论传统的现实背景；关于价值观与自身利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抉择，时常令美国的外交政策“深陷道德与现实的拉锯之中”。⑧
与基辛格将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相对立的看法相比，更多美国学者和政治家相信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目标是彼此相容的。保罗·施罗德(Paul W. Schroeder)指出，在两大目标间平衡、协调乃至超越两大目标，才是美国所建立的稳健的国际秩序的核心。⑨前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也强调，“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是相互增进的。”⑩前国务卿赖斯更自信地声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一古老的二分法从未真正应用于美国”，因为美国人从不相信其“国家利益和普适的理想不一致”。在她看来，尽管美国理想和现实利益的关系在短期内有时会趋于紧张，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们是不可分割的。赖斯将其称为“独特的美国现实主义”。她认为这种独一无二的理念一直指导着美国对外政策，决定了美国决策者思考自身力量、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11)
相较历史悠久的欧洲利益外交的传统，对理想主义目标的追求被视为美国外交传统中独特的元素。而理想主义目标背后的观念支持是所谓的“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的观点雏形见于亚历克西·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著作，(12)之后其内涵不断丰富和扩展，逐渐发展成为一套观念体系。“美国例外论”的精要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美国优越论”，即美国在基本制度、人民才智和地理因素等方面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更为优越；“美国榜样论”，即美国是全世界的灯塔，占领着全球道德的制高点；“美国使命论”，即美国有责任去关注和改变世界其他地区的状况；“美国神佑论”，即美国及美国的事业永久获得上帝的保佑，美国命中注定要领导世界。(13)在“美国例外论”的信奉者看来，美国人对于价值目标的真诚向往的确影响了其外交决策。他们甚至认为，作为一个赋予对外行为“道德”要求的国家，美国在许多场合为了追求理想主义目标，不惜牺牲其物质利益。
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是美国历史上出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外交原则，它们通常被视为是“美国例外论”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美国外交政策具体采取哪种原则却取决于美国的相对实力。其中，“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力求与其他国家尽可能少地发生政治关系，“干涉主义”外交原则表现出强烈的进攻性和扩张性。(14)多数学者认为，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原则所包含的独特的理想主义逻辑是建立在美国人对传统价值和社会制度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之上的。孤立主义原则是美国在其实力尚不强大时为了维系其价值体系的完整而采取的一种“隔岸观火”的策略。对此，理查德·克罗卡特(Richard Crockatt)总结道：“孤立主义所要表示的不是对世界的排斥，而是一种信念，即美国可以在寻求自己合法利益的同时，既不会损害自己的价值观，也不会引起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大国令人讨厌的关注。”(15)干涉主义的实质在于，当美国的国家实力达到可以充当世界“救世主”时，它便通过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积极地把美国人认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向外扩张。凯南认为，这两种貌似对立的外交原则在价值诉求上有共性，即一种绝对的国家道德观既可以被推动去逃避“异己”的东西，又可能受鼓励去转化这些“异己”的东西。(16)孤立主义力图逃避参与国际事务，确保美国不要“世界化”，而干涉主义则要确保美国不受约束地参与国际事务，目的是使世界“美国化”，让整个世界合乎美国人的原则，进而变得像美国一样“美好”。(17)在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 Kupchan)等学者看来，美国人对自身价值和制度的超常自信，既为美国远离国际体系创造了价值基础，同样也为美国人按照美国观念重塑国际体系提供了推动力。(18)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二元因素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传统，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关于这一点，研究美国历史或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们没有太大争议。在“例外论”观念的驱动下，美国外交特有的理想主义一面切实引导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对于这一点，美国学界也达成了一定共识。然而，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论解释，特别是其中关于“例外论”对美国外交实践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判断，往往忽视了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观念与它的物质利益追求是高度吻合的。这种高度的吻合性在逻辑上削弱了将“例外论”看作美国对外政策动力源的观点的解释力，无法检验“例外论”是否起到相对独立的作用。
其二，在“例外论”的外交文化背景下，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原则的变化主要是美国实力的变化所致。这种主流观点认为，当美国对外推广价值观念的愿望获得强大国力支持时，美国的大战略便开始由孤立主义转向对外干涉。这一战略转型不仅基于物质利益的驱动，而且深受“美国例外论”这一理想主义动机的推动。然而，对于美国对外战略这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解读，似乎无法有效阐释在19世纪末其国家实力占据明显优势并具备“兼济天下”能力的情况下，美国为何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仍坚持“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而不愿为其理想主义目标在海外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责任。
二 从孤立到局部扩张：“例外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
当我们试图为基于物质利益的传统外交模式注入价值上的“例外论”因素，并使二者共同构成所谓二元结构时，首先需要证明新加入的变量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具有独立的影响力。然而遗憾的是，历史经验显示，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其对外价值诉求与物质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当物质利益和理想主义目标和方向一致时，事实上很难轻易判断，基于“例外论”的价值诉求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制定具有实质影响力。换言之，在所谓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解释中，“例外论”观念并未脱离利益外交的传统，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宏观历史中起到独立作用。反之，这一观念一直在为美国的物质利益诉求提供合法性。
1793年，乔治·华盛顿颁布了《中立宣言》，要求美国人“真诚而又善意地采取并执行一种对各交战国友好的和不偏不倚的做法”。(19)此后，《中立宣言》确立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支配美国对外行为长达一个多世纪。在这段时期内，美国的对外政策十分明确：避免卷入海外纠葛，不急于参与国际军事竞争。在许多学者看来，孤立主义外交原则背后体现的“美国例外论”之逻辑在于：欧洲战争的交战各方是“道德上的一丘之貉”，战争的性质是“陆上暴君与海上暴君的争斗”；如果新的共和国想要日后“激励其他民族”的话，就必须首先“保持其纯洁质朴的特性”，绝不能沾染和涉足“卑鄙肮脏的欧洲王朝政治”，以致“玷污自身清白”，“堕落到与共和原则背道而驰的宫廷阴谋诡计和不计道德的民族私利”之中。(20)然而，“例外论”对于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解读无法独立于该政策背后显而易见的物质利益诉求。
建国初期的美国是一个以农业、贸易和航运业为主的弱国，在经济上对欧洲的依赖性相当大，其内部的民主共和制度、甚至领土与国家主权的统一也尚处于脆弱状态，亟需一个安定的环境来稳定、发展和壮大自己。在独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孤立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的一项指导原则，正体现了美国决策者利用地理上的隔绝条件和欧洲的均势，避免新生共和国卷入国际政治和军事纠纷的现实考虑和精明算计。“对外联系越少越好”的孤立主义理念只是不适用于美国的对外贸易和商业领域。(21)“孤立主义”原则不仅强调政治上不介入外国纷争，它同时意味着在经济上最大限度地发展同各国的贸易关系。(22)有学者将“欧洲的灾难”与“美国的机遇”联系起来，这丝毫不夸张。(23)美国充分利用欧洲旷日持久的战争和经济领域的恶性竞争关系，不但消除了自身边境的威胁、获取了远远超过国父们曾经梦想的领土规模，而且几乎独享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奢侈的“商业蛋糕”。通过长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美国不仅向欧洲出售了本国出产的几乎全部商品，而且把世界各地的商品运到欧洲，剩下不直接出口到欧洲的商品也大都被运往西印度群岛的欧洲殖民地。(24)美国商品直接出口和转口贸易额不断翻倍，其海外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导致了美国持续多年的繁荣，(25)并且帮助它在相互敌对的欧洲国家获得了市场份额和工业资本的积累。(26)
美国人在道德上极力宣称反对旧世界殖民传统的同时，却在其发展进程中始终醉心并致力于在美洲扩张领土和势力范围。如果对“孤立主义”大行其道时期美国国土扩张的历史进行简要回顾，可以发现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相得益彰的例子比比皆是。主导西部扩张运动的价值观念同样是与“美国例外论”，特别是与美利坚民族的使命感糅合在一起的。在美国决策者的公开言论中，美国在美洲大肆扩张的欲望和作为，与其谴责旧世界的权力政治及维护自身的纯洁无辜和道德原则并不相悖。特别是，当美国人将领土扩张行为与“自由世界的屏障”和“天定命运论”联系在一起解释时，整个西进运动的道德合法性便获得了一致认同。(27)在美国领土的扩张进程中，美国人使用最频繁的词语是“天定命运”，它是“美国例外论”的重要体现。这种“例外论”试图说明美国的领土扩张行为与其他民族不同，它是“通过预言和许诺获得土地”的。在“天定命运”的话语体系中，上帝为美国预备了合适的边界，美国人必须依照天命延伸到准确的、适当的范围其自由才能永存，谁也阻挡不了这一使命的完成。(28)
独特的“天定命运论”充当了这一时期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土及势力扩张行为与其维护道德理想之间的精神桥梁，它同样没有脱离美国的物质利益诉求而独立维动对外政策。其实质正如温伯格(Albert K. Weinberg)所说，“道德是自利的同伴，而扩张主义则是两者亲密结合的产物。”(29)确保“自由”精神之存活的美洲“内部”扩张政策，在现实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美国商业化的潜能，释放了紧随其后的工业化经济的威力。西进运动最积极的推动者和最直接的受益者是东北部的工商业集团。这场扩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工商业集团对于更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的利益需求。向太平洋扩张并控制其沿岸的海港贸易之后，东北部商人就可以把同拉美贸易所获的利润投入到太平洋贸易中，还可以通过经营鸦片和转口贸易，获取巨额利润。(30)除了拓展市场规模之外，国家在西进扩张领土的过程中，还不断向制造业集团提供新的劳动力和资源，为美国指日可待的经济“起飞”做了必要的准备。正是在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同时在铺天盖地的标语、社论和小册子文章所表达之价值诉求的感召中，美国人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将区区13州的小面积国土迅速扩张数倍，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领土广袤的国家。从这一角度来看，“孤立主义”是美国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它不但为美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使之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崛起，同时壮大了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实力。到19世纪末期，美国已奠定其强大的物质基础。(31)
19世纪晚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美国开始有选择地在欧洲以外的部分地区积极推行海外扩张政策。特别是随着西部“自由土地”供应的递减，美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门户开放”政策逐渐取代了“门罗主义”政策。人们通常用“美国例外论”来解释这一变化，认为这是已经具备改造世界的实力的美国人抱着惯有的使命感和对美国式文明的执著开始了所谓“拯救”落后地区的征程。(32)非基督教文明被视为基督教世界的对立面。中国成为将来可能对基督教文明造成威胁的“睡狮”。(33)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明确把帝国主义与“美国传统上独具特色的历史根基”联系在一起。(34)1898年9月，他号召美国人承担责任“去建立殖民地，去帮助‘受压迫的人民’”，并表示全人类“将由此受益”。(35)这位总统为美国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的行为做出的辩护最为经典。他声称，在凌晨二、三点钟祈祷之后，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这声音指示他应当兼并菲律宾。(36)于是，他自然而然地将占领行为视为“提升、教化和基督教化”菲律宾人的良机。(37)
与遵从上帝意旨在其他国家传播美国价值原则相呼应的另一幅场景是，美国商人集团在海外扩张中赤裸裸地追逐现实利益。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利用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欧洲国家关注的边缘地带为美国商业集团开拓了销售市场。(38)从19世纪末开始的有选择的海外扩张政策，显示了美国对欧洲列强尚未染指的世界市场的强烈关注，以及在全球财富中获得更多份额的物质诉求。美国的商业和金融巨子将目光转向拉美和远东地区市场。(39)1898年，由300家大型垄断公司联合组成的全国制造商协会(NAM)不仅在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控制权的变革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而且还明确要求政府建造一支庞大的商业船队、开凿地峡运河，与拉丁美洲市场建立牢固的联系。(40)美国的决策者对于商业精英在海外不断膨胀的野心显然是赞许的，并且通过实际行动给予他们有力的支持。(41)西奥多·罗斯福一再重申，为达到保持通往东方终端市场的商路畅通之目的，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对通道的管理主要从国家的商业利益出发。甚至连鼓吹道德影响力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也明确提出了“外交就是管理商务”的观点，并表示他随时准备“把整个中国这个大瓷器稀哩哗啦地装进本国的碗橱里”。(42)
在整个崛起时期美国的对外扩张行为中，“例外论”所包涵的价值诉求与实现本国商业利益始终紧紧捆绑在一起，从未脱离后者单独推动美国的对外政策。1909年，郝伯特·克罗利(Herbert D. Croly)出版了《美国生活的前景》一书，将经“美国例外论”美化的对外部世界的物质诉求推向极致。(43)该书在民间热销并受到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一切正如该书的推崇者所期待的那样，美国政府运用了其所能聚集的全部能量，在海外拓展市场以增进美国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尽一切可能通过机构、组织和个人在海外扩大美国宗教和民主观念的影响。(44)这个由官方机构和民间宣传组织联手创建的、被艾米莉·罗森堡(Emily S. Rosenberg)称为“推销员式的政府”，在海外维护并推进着美国至关重要的对外政策。(45)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在近东和远东地区发展传教事业的黄金时代，这与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商业扩张完全同步。拉夫伯撰写美国这一时期的远东扩张史时，精心选择了如下标题：“亚洲：商品、上帝与炮舰”。(46)它绝妙地展示了美国以“例外论”为依托的所谓价值诉求与其商业利益之间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
三 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美国对外政策：对“例外论”作用的反驳
在相信美国对外政策受二元因素而非仅受传统的利益外交驱动的学者眼中，“孤立主义”是实力不足的美国力图“独善其身”的一种外交文化理念；随着相对实力的变化，这一外交理念开始向“兼济天下”的方向发展。然而，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对外政策史对于这一假说和结论提供了最具代表性的经验反驳。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并没有在其实力达到可以实现价值扩张的时候去试图挑战其眼中“污浊”的旧秩序，或着手建立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新秩序。
1894年，美国以95亿美元的工业产值，占据工业世界的第一把交椅。(47)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引擎，其军事力量也已具备当世界霸主的条件。自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的实力原本可以支持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实现其改变世界的价值诉求，这一点是美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共识。(48)然而，在这一时期，美国仍然主要以“孤立主义”的姿态处理其对外事务，刻意回避担任世界主导者的角色。奉行积极对外战略、且以行为“冒进”著称的西奥多·罗斯福在任期间仅一次干预过欧洲的势力均衡。(49)被公认在影响全球事务中最信奉理想主义的威尔逊政府也未能实质性地改变美国在参与海外事务方面的保守倾向。
19世纪末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美国为何在实力占优势的情况下，主动放弃通过主导国际秩序来实现其“拯救世界”的价值诉求？笔者认为，其原因正在于选择“孤立主义”政策和接受欧洲旧秩序是其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在这一时期，“孤立主义”外交战略使美国及其商业精英集团获得的海外市场利润远高于参与国际事务、并试图改变既有秩序之平衡状态可能带来的收益。这导致美国承担世界主导者责任的动力明显不足。
工业革命后，美国迅速发展的工业和国内剩余资本主要被欧洲和美洲两大市场所消化，一直没有遭遇市场阻塞。自19世纪60年代后期步入工业高速增长阶段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一直较为集中地在欧洲销售其产品。(50)在进入20世纪前的几十年中，美国对欧洲的出口几乎一直占其出口总额的80%以上，其中一半以上商品的销售对象是其传统贸易伙伴英国；欧洲和美洲两大市场共消化了美国95%以上的出口需求。(51)20世纪之后的十几年中，尽管美国的外贸市场分布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其对欧洲的出口比例仍然占主导地位，欧洲和美洲两大市场仍然消费了90%以上的美国出口商品。就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分布而言，自19世纪最后几年美国开始向海外输出资本以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洲和欧洲市场共吸纳了美国93%以上的海外投资需求。(52)
如前所述，美国也参与到19世纪末期的海外扩张潮流之中，试图在欧美两大市场之外的更多地区扩展其销售途径。(53)然而，美国当时并没有挑战大国的既得利益和旧欧洲秩序，它只是尝试着在列强争夺的边缘地带扩展市场。美国在19世纪末期的海外扩张主要是在被欧洲强国视为边缘利益的拉美和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建立并巩固其市场优势。(54)美国在美洲大陆之外的扩张重点是太平洋地带，特别是夏威夷和萨摩亚地区。(55)美国在夏威夷的整个扩张过程没有遭遇欧洲国家的干涉。在萨摩亚，虽然欧洲列强直接参与了争夺，但竞争比较和缓。在欧洲主要强国重点扩张的中东、非洲和远东市场，美国几乎没有与它们直接角逐或产生摩擦。(56)尽管在19世纪末通过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的控制权，并且试图同日本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美国所选择的这两个海外竞争对手都不在世界强国之列，它们或已退出、或尚未进入列强视野，因此这些冲突并没有触动当时主要大国在海外的利益分配格局。为了表示对英国殖民体系予以支持，美国公开鼓励伦敦挫败印度土著居民要求独立的愿望，甚至称赞英国在埃及的殖民活动是“伟大的文明事业”。(57)
1914年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及其商业精英阶层不愿直接卷入战争。在他们看来，政治上维持“孤立”的对外战略显然远比介入到世界纠纷中具有更高的收益率。在实行孤立主义政策的背景下，美国商人不但把本国生产的商品销售到欧洲，而且可以凭借中立国的特权在欧洲国家之间从事转口贸易。在1914年8月至1917年3月的中立期中，美国向英国及其盟国出售的武器价值就超过22亿美元，而钢铁、食品等重要物资的出口也以同样的数量剧增。当战争导致欧洲的商船从亚洲、中东和拉美等地撤出后，美国商船很快遍布全世界，替代了欧洲国家在这些地区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大量美国资本流向亚洲和拉美地区，投资于当地的银行、铁路和工厂，在商业上占据先机。伴随战时中立贸易的另一个重要经济后果是，美国在欧洲的借贷迅猛增长，美国迅速从债务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58)凭借战时中立政策在世界贸易和融资领域获得的地位，华尔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了世界的金融中心。(59)
美国最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源于商业利益受阻。随着战争向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美国决策者和商业精英阶层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商业利益方面的威胁，他们尤其担心德国可能通过中断跨大西洋贸易而对美国经济利益造成严重的破坏。(60)1917年初，德国潜艇开始攻击横跨大西洋的美国商船，并声称如果美国不迫使英国遵守关于中立贸易的国际法，德国将可能再次发动更强大的无限制潜艇战，不断击沉美国开往协约国的商船。(61)德国此举直接导致美国于4月6日对德宣战。美国通过战争参与欧洲纠纷，其中经济利益的考虑是首要的。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短期经济原因是，在英德两国军事封锁或打击的压力下，通过中立贸易维持其欧洲市场的路径严重受阻；其长期顾虑则来自德国称霸后对于美国海外商业渠道的破坏。
一旦经济获利方面的障碍和隐忧解除了，美国旋即就从世界事务的舞台退回到霸权争夺的看台上。这种现实利益的考虑有效压制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美国人将自身制度和观念进行推广的热情。威尔逊提出了国联14点计划，试图让美国通过这一国际机制获得世界领导权。(62)在经过一系列博弈后，1919年6月28日，相关国家签订了《凡尔赛和约》。(63)然而，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为反对该和约的美国社会主流提供了思想和舆论氛围，(64)以致《凡尔赛和约》的批准在美国国内遭遇到强大的阻力。以亨利·洛奇(Henry C. Lodge)为首的39位参议员草拟了一份联名声明，要求在原始和约文本基础上附加15条以逃避国际义务为目的的保留性条款。洛奇本人还是对美国参与海外事务秉持相对积极态度的政治代表。相比之下，议会中顽固的孤立主义者则更不希望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并承担义务，他们反对任何带有国联盟约条款的国际条约。这些不同的力量集结成强大的同盟，反对威尔逊版的《巴黎和约》。(65)最终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是，附有洛奇保留条款的和约文本与未附保留条款的原始和约文本均遭到否决。(66)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随之而来的1920年大选成为了候选人之间围绕美国是否选择批准《凡尔赛和约》所进行的角逐。较量的结果是共和党获得了参众两院的大多数席位。《凡尔赛和约》在1919年的参议院投票和1920年的大选中均未获得美国人的认可，这充分体现出，在海外商业利益渠道畅通的情况下，美国主流精英和社会大众对获得并担当世界领导地位持冷淡甚至排斥的态度。
在停战和大萧条之间的年代里，美国决策者认为本国海外商业利益无虞，便试图避免承担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沃伦·哈定(Warren G. Harding)上台后旋即表示，他的政府“肯定而坚决地放弃加入国联的一切想法”，并且“不提议从旁门、后门或地下室的门进去”。(67)他在就职演说中明确声称：“我们不打算被连累。”随后，美国分别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签订和约。与同盟国单独缔结这些和约意味着，美国实际上解除了它在《凡尔赛和约》中需要承担的责任，不再为制止未来扰乱和平的行为做出任何保证。
直到20世纪30年代，几乎还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愿意承担构建世界经济和安全秩序的责任。美国人的“例外论”观念和推广自身价值观的理想并没有转化为实质性的对外行为。截至1929年，美国已占据世界国民收入的近50%，工业总产量的40%、国际贸易总额的16%，以及世界黄金储备的半数以上。(68)这一世界经济力量平衡的根本性变化，要求美国在建立一种可行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方面起到领导作用，带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局。然而，美国政府却未采取任何主动行动阻止全球经济大崩溃，并且完全无视政府间的债务和赔款这一战后国际经济和安全体系中最有可能引发动乱的危险因素。(69)在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看来，导致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在英国已丧失管理国际体系能力的同时，具备这一能力的美国不愿承担稳定国际经济体系的责任。(70)
当整个世界再次陷入混战的时候，美国的算计与其在上一场世界大战中相比，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它仍旧通过了比以往更为严厉的中立法案，并希望借此在战争中继续牟取暴利。(71)这一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帮助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拥有了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53.4%、出口贸易的32.4%和黄金储量的74.5%，(72)再次成为世界大战的最大赢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放弃了“孤立主义”政策，开始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并终于将其“令世界美国化”的理想主义价值目标提上日程。这一对外政策重大转型背后的真正驱动力仍然是物质利益诉求。和此前半个世纪相比，美国不得不面对如下局面：在美苏两种意识形态的纷争中，全球市场遭到人为地割裂，且美苏各自所占的市场份额在权力争夺中此消彼长；与此同时，它曾赖以实现经济崛起的西欧市场则在大战中成为一片废墟。这对于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美国而言，实现其核心物质利益所必需的海外市场显然缩小了。一方面，美国需要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身份带领欧洲和日本重建并振兴经济，相应地，它为后两者提供安全、市场和货币等公共品的动力也明显增强。另一方面，美国还需要通过与苏联进行政治角逐，来打通中国、东欧等因意识形态原因被人为阻隔的市场。直到此时，以世界领导者身份全面干预全球事务才成为美国的对外战略，用以实现其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致力于推广美国价值观的所谓理想主义目标不过是从属于物质利益目标的一个注脚或工具。
结论
在关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研究中，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对外行为的驱动力不同于欧洲以利益为主导的一元传统，而具有独特的“二元性”。这种独特性的表现是，“美国例外论”的观念实质性地作用于美国的对外决策。本文的研究以美国对外政策史为经验材料回应了以上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是其物质利益诉求。
在美国历史的重要时期，就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而言，所谓的“例外论”只是附属于美国自身物质利益需要的因素，并没有起到独立的作用。美国对外政策史显示，理想主义与物质利益这两条看似相互交错的线索其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在所谓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论”解释中，“例外论”这一独特的一元并未脱离传统的利益外交因素，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宏观历史中发挥独立的作用。这一理想主义观念附属于美国对外行为中的物质利益诉求，一直有效地为其提供着道德上的合法性。
进入20世纪后，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美国在经济实力、甚至军事实力取得明显优势后并没有试图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重塑当时的世界秩序，甚至刻意回避担当全球主导者的角色。这一历史案例对“二元论”构成了有力的反驳。美国拥有“兼济天下”的实力与它追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其价值诉求的抱负明显不同步的现象，正是美国为了确保自身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当实现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建立在“例外论”基础上的理想主义目标达不到高度吻合，或者核心物质利益诉求不需要理想主义目标作为借口时，“例外论”情结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力。因此，“例外论”的价值观念难以独立作为二元结构中的一个维度，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发挥其有别于物质利益的特殊驱动作用。无论美国奉行孤立主义还是扩张主义政策，都不是基于“美国例外论”观念的外交文化，而只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外交策略选择，其背后的驱动力是物质利益诉求。这一诉求正是美国制定及调整对外政策和大战略的主要根源。
注释：
①《美国研究》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有助于本文的修改和进一步完善，作者在此表示特别感谢。文中的疏漏及不妥之处由作者个人负责。
②周琪：《“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③沃尔特·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④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1页。
⑤Bruce W. Jentle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Dynamic of Choice in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p. 10.
⑥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268页。
⑦沃尔特·拉夫伯：《美国人对机会的寻求(1865-1913)》，孔华润(沃沦·科恩)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石赋、刘飞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⑧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与基辛格将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相互对立的看法相比，许多美国学者和政治家相信美国对外的二元目标是彼此融合、相互促进的。参见 Robert Kagan, Dangerous Nati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rom Its Earliest Days to the Dawn of the 20th Century(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6); Paul W. Schroeder, "Can Diplomatic History Guide Foreign Policy?"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58, No. 2, 1996; Strobe Talbott, "Democrac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6, p. 49;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pp. 45～62。
⑨Paul W. Schroeder, "Can Diplomatic History Guide Foreign Policy?"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58, No. 2, 1996.
⑩Strobe Talbott, "Democrac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6,p. 49.
(11)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pp. 45～62.
(12)参见亚历克西·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3、337、340、342、343、337、521、522页。
(13)Stephen M. Walt,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Foreign Policy, November，2011；[美]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2～383页；米德：前引书，第148页。
(14)刘易斯·哈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张敏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258页。
(15)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王振西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7页。
(16)转引自哈茨：前引书，第257页。
(17)亨廷顿：前引书，第263页。
(18)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潘忠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19)乔治·华盛顿：《告别词》，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蒲隆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4页。
(20)[美]布拉福德·珀金斯：《共和制帝国的创建(1776-1865)》，孔华润(沃沦·科恩)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周桂银和杨光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页。
(21)珀金斯：前引书，第206页。
(22)克罗卡特：前引书，第2章。
(23)Samuel F. Bemis, Pinckney's Treaty: a Study of America's Advantage from Europe's Distress, 1783-1800(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26).
(24)罗伯特·利普西：《1800-1913年美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卷：漫长的19世纪)(蔡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2页。
(25)Douglass C. North, "The United States Balance of Payments, 1790-1860," in 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19th Century,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Vol. 24(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26)道格拉斯·诺斯：《美国的工业化》，H. J.哈巴库克和M. 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收入、人口及技术变迁)(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页。
(27)基辛格：前引书，第15～16、19～20页。
(28)这方面的例证和论述具体可参见以下著述：萨克凡·伯克维奇：《惯于赞同：美国象征建构的转化》(钱满素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页；沃尔特·拉夫伯：《美国人对机会的寻求(1865-1913)》，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石赋、刘飞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279页。
(29)Albert K.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Nationalist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3), p. 183.
(30)李庆余：《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1页。
(31)高程：《非中性制度与美国经济的“起飞”》，载《美国研究》，2007年第4期。
(32)入江昭：《美国的全球化进程(1913-1945)》，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张振江和施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页。
(33)弗雷德·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425页。
(34)转引自亨特：前引书，第42～43页。
(35)转引自亨特：前引书，第42～43页。
(36)转引自唐纳德·怀特：《美国的兴盛与衰落》(徐朝友、胡雨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37)威廉·德格雷格里奥：《美国总统全书》(周凯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页。
(38)Thomas G. Paterson, J. Garry Clifford and Kenneth J. Hag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3rd edition(Boston, MA: D. C. Heath & Company, 1988), pp. 153～213.
(39)入江昭：前引书，第12、14页。
(40)拉夫伯：前引书，第435、388页。
(41)Tom E. Terrill, The Tariff, Politic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874-1901(Westport, CT：Greenwood Press; Margaret Leech, 1959); In the days of McKinley(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1973).
(42)拉夫伯：前引书，第423、451、471～472、372页。
(43)Herbert D. Croly, 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09, 1989).
(44)拉夫伯：前引书，第522～524页。
(45)Emily S. Rosenberg, 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 American Economic & Cultural Expansion, 1890-1945(New York：Hill & Wang, 1982), pp. 57～59.
(46)拉夫伯：前引书，第369～377页。
(47)祖波克：《美国史纲(1877-1918)》(庚声译)，北京·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344页；黄安年：《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4页。
(48)F. H. Hinsley ed. ,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Material Progress and World-Wide Problems 1870-189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688.
(49)Paterson et al.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p. 249.
(50)吉尔伯特·菲特、吉姆·里斯：《美国经济史》(司徒淳、方秉铸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7～439页；沙伊贝、瓦特、福克讷：《近百年美国经济史》(彭松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217页。
(51)具体数据参见U. S. Census Bureau, History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p. 317～334; Timothy Pitkin, A Statistical View of the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nd ed(New York: A. M. Kelley, 1967), pp. 215～217。
(52)具体数据参见Cleona Lewis, America's Stak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38), pp. 578～604。
(53)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章；John. M. Blum et al.,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5th edition(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hapter 21; Link and Catton, American Epoch: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00, Chapter 6; Paterson et al.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pp. 153～178.
(54)Jules Davids, Amer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enetration of Mexico, 1877-1920(New York: Arno Press, 1976); Lester D. Langley,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Mediterranean: Unite States-European Rivalry in the Gulf-Caribbean, 1776-1904(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76); Joseph Smith, Illusions of Conflicts: Anglo-American Diplomacy toward Latin America, 1865-1896(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9).
(55)Paterson et al.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pp. 172～175.
(56)F. H. Hinsley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 Vol. Ⅱ, pp. 662～663, 669～670.
(57)Paterson et al.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p. 251.
(58)入江昭：前引书，第22～24页。
(59)巴里：《20世纪美国的对外金融关系》，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20世纪)(蔡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9～353页。
(60)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94.
(61)Link and Catton, American Epoch: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00, pp. 163～173, 179～183；入江昭：前引书，第36～37页。
(62)入江昭：前引书，第41～45页；帕特森等：前引书，第399～405页。
(63)杨生茂主编：前引书，第286～289页；入江昭：前引书，第53～62页。
(64)Arthur S. Link and William B. Catton, American Epoch: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00(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80), p. 170.
(65)Arthur S. Link, Wilson the Diplomatist, A Look at His Major Foreign Policies(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7), p. 140.
(66)详见入江昭：前引书，第62～72; Link and Catton, American Epoch: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00, pp. 205～207, 218～225。
(67)Samuel F. Bem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5th ed(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5), p. 657.
(68)入江昭：前引书，第85～86、107页。
(69)C. L. Mowat ed. ,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12: The Shifting Balance o f World Forces 1898-1945(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689～690.
(70)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71)Mowat ed. ,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12, p. 700.
(72)齐世荣、钱乘旦、张宏毅：前引书，第8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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