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工具，还是作为史学的方法或是视角，是无处不在的，它在历史学中是弥漫性地、渗透性地存在着的，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时间的历史。
西方史学界有关时间的研究
“时间与历史学”，对学历史的人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天经地义和不言自明的。对时间的确认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工作，对此，不会有人怀疑。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认为，历史学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撰写编年史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历史学家借用时间线索，将感兴趣的历史事件放在时间过程中。在编年体这种历史编撰方式中，我们是将纪年这一表达时间的方式作为工具来使用的。
然而，时间与历史学的关系实际上要复杂得多，我们并不仅仅把时间当作工具。刚才讲到的马克·布洛克，他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第二代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他认为历史变迁有三个时段，短时段（事件），中时段（局势），长时段（缓慢变动的结构，主要指地理结构）。历史中存在不同的运动节奏，对历史学来说，时间成了可以琢磨的对象，而不仅仅是工具。长时段理论为历史学探讨时间问题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到了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那里，对时间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提出历史学是“时间的科学”的观点。在史学界，对时间进行过系统研究的历史学者主要就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他们每一代都提出了有关时间的新观点，且越发深入，从第一代人将时间作为历史研究的背景、框架和工具，到最后把历史学和时间几乎等同起来。
随着史学家对时间研究的深入，一些具体的研究在上世纪50、60年代也开始展开。比如1958年布罗代尔写了一篇文章叫《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系统阐述了他的长时段思想。到了1960年，勒高夫写了一篇关于教会时间与商人时间的文章，提出在中世纪时期，欧洲人的时间主要是教会时间，社会生活围绕教会活动展开。到了近代，围绕商人的经济生活展开的世俗时间发展起来，人们的生活才更多受商人时间的支配。之后，1967年，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写了一篇关于工人怎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工厂纪律约束的文章，工厂制度改变了人们原本自由散漫的习惯，让工人适应严格的作息时间规定。这几篇史学文章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历史学的范围，无论是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中，还是在其他相关材料中，人们都把这几篇文章当作他们的研究起点。
可以说，在20世纪50、60年代，时间的研究曾经在西方史学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但在60年代以后，英语世界中这方面的研究就很少了，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研究内容，后来的研究几乎没有超越以前的水平，而且，有关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史、哲学史和文化史。历史学对时间的研究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使时间研究的学术影响溢出了史学的范围，但是到后来，历史学本身对于时间的研究却很少，给人总体的感觉是：历史学现在对时间的研究不够重视。
历史是时间的科学
勒高夫提出“历史是时间的科学”这个命题，我是非常赞同的，但是，我们从哪些方面去理解这个命题？我认为，只有当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认识到时间是无处不在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称史学是时间的科学，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史学活动中与时间有关的方方面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扩大，以前关于历史呈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念，现在受到了挑战，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时间是多重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以下我将从五个方面来讨论“历史学是时间的科学”这一命题。
第一，社会中的任何存在都是历史性的存在，这就为历史研究规定了时间的界限。
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研究起源。起源意为开端，开端也就意味着时间上的开始。我认为时间是人对运动的感知，我们感知到某一历史的运动过程，就产生了开端、延续、变迁的认识，从而感知到时间的存在。同样，“终结”即为运动的停止，也是时间上的完结，汤因比列出了二十多个大的文明，文明的存在也都是历史性的，从起源到终结的过程本身就包含着时间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就意味着时间。做历史研究很难突破时间的框架加给我们的限制，只能在这个时间框架内研究其产生、发展变化和终止的全过程。
历史的时间包含着变迁，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和社会学家古尔维奇探讨过历史学的时间和社会学时间的差别，两人的争论非常刻薄，但他们都同意，这两者是不同的。历史学的时间强调发展变化，所谓的开端和结束都紧扣时间，我们无法随意改变；而社会学的时间是类型学的时间，在不同时期发生或存在的、具有相同特征的主题可以归为一类或混合在一起对待。所以说，历史学的时间有其自己的特点，因此，年代学就成为历史学中一个重要的辅助学科，就是要把曾经发生的事情的时间搞清楚。我们现在都是用公元纪年的方法确定历史事件的时间，给历史事件在时间上排序。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种纪年的方式，现在基本不用了，但那些历史事件，都可以折换到这一时序中去。我们现在所用的纪年方式看上去很客观，似乎只是一种工具而已，但实际上，这里的时间也承载着意义。
因此，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历史时间承载着意义。
虽然以数字表示的年代本身没有意义，但当这一数字与人们选择的某个历史事件挂钩时，这个年代就可能蕴含了意义。比如公元476年，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年，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古代和中世纪的分界点。所以，公元476年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年份。像这样承载着深刻意义的年代在历史上还有很多，比如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等等，这些都是具有深刻历史内涵的年代。
我们的世界史体系都是构建起来的，为何要这样构建？为何要以某个年代作为断代的标志？因为这些年代都是包含意义的，单个的年代或事件是这样，延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一段历史时期也是这样，包含了我们的思想和价值。比如modern（现代）这个词，它开始出现时具有负面意义，当时人们崇拜的是古代，认为古代才有灿烂的文化。后来，随着历史进步，人们逐渐赋予了它正面的意义，成为发展、进步的同义词。再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现代”这个词渐渐又产生了负面的意义。
第三，历史演变的轨迹，体现了历史学家的时间观。
这进一步说明了时间是与历史学家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所了解的人类历史，不管用什么体例编撰，基本都是线性发展的。但这样的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这种线性、连续发展、进步的时间观是在近代以后才有的。
在人类学中，一般把时间分成循环时间和线性时间。在古代多采用循环时间，具有周期性，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古希腊、古罗马都是如此，比如四季循环、白天与黑夜交替，这种自然的节律对古人的时间观影响很大，古代历史学家编写历史，多以统治者在位时间来纪年，如万历多少年、乾隆多少年；或者以天干地支纪年，满60年一个循环。在古罗马，历史学家记载事件，标注时间的方式是采用某某执政多少年发生了什么事这种方式，而不是以数字的形式连续标记时间。所谓线性发展的时间在古代不占主导地位，线性的时间观主要产生于古罗马基督教，呈现的是基督救赎人类的时间观念，它有一个开端，即基督降生，然后一直通向未来。由此，时间就呈现直线的形状。
这种线性的时间观最终得以确立下来，其中有几个事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是机械钟的发明，人们对时间一去不返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机械钟的时间是超越自然时间的，摆脱了自然循环，这是人们形成线性时间观念的技术条件。二是牛顿的理论，即绝对时间的观念，牛顿认为存在着绝对的、真实的、数学的时间，它均匀地流逝，与任何外部事物无关。由于牛顿在近代科学中的影响，“绝对时间”为线性的时间观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三是受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观念影响，具体体现就是理性的、不断发展的思想。启蒙思想家认为，历史就是人类从愚昧开始，到理性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不断进步的过程要求用线性的时间来体现，使理性可以沿着一条笔直的时间线，向着未来无限地发展进步。
线性时间观确立以后，历史学家就开始按照这样的时间观来编撰历史，结果，历史的进程就好像是道德上成功的故事在时间链上一个接一个地展现出来的一场时间接力赛，比如美国的历史，就呈现为美国人不断地追求自由和民主的过程，是一部不断进步的历史。线性的时间观还影响到我们对历史的解释，当我们利用线性的时间将历史事件串联在一起时，就呈现出一种因果关系，前事为后事之因，后事为前事之果，并形成历史就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这样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
这种时间观念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也慢慢改变了。现在的研究表明，人类历史中不仅存在一种时间，其实是存在多重时间和节奏的，比如政治变化很快，但文化、观念、习惯变迁就很慢。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表明，历史中的时间不仅有一条线，还存在这些不同时间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四，时间可以作为理解历史和评判历史的重要因素。
我们在理解历史和评判历史时，经常受时间因素的影响。布罗代尔把多重时间的节奏揭示了出来，但多重时间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么样的？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是分层的，长时段的历史决定了其他时段历史的变化。现在，人们倾向于认为多重时间之间不存在谁决定谁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的。这种关系打破了我们根据线性思维寻找因果关系的习惯，转而要求我们去认识和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
我们用多重的时间来理解和评判历史，就会出现与过去不同的认识，比如工业化的历史，就包含了很多内容，首先是现代生产发展所引起的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由此我们当然对工业化持积极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从生态环境角度看，随着工业化推进，大量的资源被消耗，很多地方被污染，生态遭到破坏对人类造成的危害会长期存在。这样，工业化在不同时间段内呈现两种形象，短时间内我们享受了生活，但从长时段来看，我们可能牺牲了未来。有人认为，1650年以后，世界上主要的森林被大片砍伐，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已经有80%的森林被砍伐完了。可是，要长成一片成熟的原始森林，需要1400年的时间。借助于现代化的手段，我们用较短的时间放倒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长成的森林，这就等于透支了未来。煤炭也是一样，化石燃料需要六千万年才能形成，但我们现在消耗能源的速度太快了，形成和消耗的时间是不匹配的。另外，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评判问题，也需要引入时间因素。很多人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但很多人却反对。那么，评判其是否安全的依据是什么呢？这就要经过时间的检验，要以不同的时间尺度来衡量才行。
有些历史问题，从长时段看和用短时段看，也会不同。比如1792年法国颁布了一个新历法，即大革命历，到1806年，这个革命历法被拿破仑废除。我们通常认为是宗教原因。但如果放在长时段来看，恐怕就不那么纯粹了，可能是因为它与全球化进程的相抵触，全球化需要时间的标准化、统一化，大革命历法与当时不断推广的格列高利历法相抵触，所以被废除是必然的。空间交往的不断扩大不可能与时间的统一相分离，全球化必须有统一的时间。1884年，国际社会确定以格林威治时间为标准。
最后，从时间角度说，我们可以把人类历史看作一部人类从适应自然的时间到争取时间的历史。
在不同时代，人们对时间的态度是不同的。在古代，人们更多是适应自然的时间，按照自然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工作，时间观念不强，自由度也比较大。人们对时间的认识很有限，记忆中的时间也就几代人。但到了城市社会，对时间的要求就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过程，我认为就是不断争取时间的过程。古代发生了农业和手工业、乡村和城市的分离，这当然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但从时间角度理解，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可以腾出时间，不干农活也可以生存，一些人可以从事别的工作，如工商业活动，甚至从事文化和精神方面的活动。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也就是从事为生存所需的物质生产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从事其他各种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多的过程。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现代社会，人类的生产发展了，人们拥有的时间本来应该更加富裕了，但是，大家反而觉得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关系的，资本主义的到来产生了“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马克思也讲到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让被雇佣者在规定时间内从事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引起人们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加，反而使劳动者更加紧张，因为在同样的时间内，资本家会要求劳动者生产更多产品。到了18、19世纪，劳动者争取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已经变得很重要了，结果，就有了八小时工作制。不过，到现在为止，加班仍是经常发生的事。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争取时间就是争取利润，而资本的积累是无休止的。
从上面所讲的几方面看，时间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工具，还是作为史学的方法或是视角，是无处不在的，它在历史学中是弥漫性地、渗透性地存在着的，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时间的历史。
作者简介：俞金尧，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方向为近现代西欧经济社会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承担和参加过多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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