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系列反思·全球史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5:11:31 《历史研究》2013年1期 刘新成 蒋竹山 张 参加讨论
【编 者 按】当代史学新思潮、新学派风起云涌，既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学术自觉的推动，也有国际学术协作团队的努力。这一波新史学潮流的出现，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断得到推介，但并未形成清晰的画面，个中原因恐怕还在于对话与交锋不够，互动太少，因此不免自说自话。新说的创见如不能内化为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学术自觉，其影响也就日渐消减于无形。有感于中国学界学术反思之不足，本刊特组织相关学者，趁各种新兴思潮、流派有一定经验和实证研究基础但尚在成长之际，截断众流，形成代际，对其聚焦，着重反思，推动中国学界的反省与前瞻，推动中国史学之知识创建汇入人类整体知识洪流。系列反思之开篇恰为“全球史”，既反映当今史学的新视野，也是今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学术体现。 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 刘新成 一 全球史是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分支，以宏观视野为特色。①西方历史学科建立以来，从初期的“兰克学派”，到后现代的“碎片化”史学，对宏大叙事历来比较排斥。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世界史鸿篇巨制作者威尔斯、汤因比等名噪一时，但都未被视为史学“正统”，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终究有限。而全球史不同，若从威廉·麦克尼尔1963年发表《西方的兴起》一书算起，时间已过半个世纪，全球史不仅没有淡出史坛，反而被普遍承认为一种历史叙述范式。通史类教材、专著层出不穷，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人类历史活动，修正原有结论，开启新的思考，更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趋势。在资讯发达的信息时代，在新说异见迭出而留印迹者寥寥的今天，全球史能够经久不衰，殊为难得，个中原因很值得思考。 西方宏观史学长期属于历史哲学范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宏观史学关注的是人类整体命运。今天全球史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类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而就当下问题向历史求解，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即如史学大师布罗代尔(1902—1985)当年提笔为中学师生撰写通史《文明史纲》时所说，他是为了“回答当今提出的种种问题”。②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各人类群体如何自处(即身份认同)和如何处理彼此关系(即文明对话)的问题。当人们深切认识到“当今的国际格局，根源在于历史上各社群的原始关系”之后，③人们自然把目光转向世界历史。 但传统世界历史学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西方，人们脱离神学转而从世俗角度考察历史活动是从17世纪开始的。在最初的历史哲学框架内，历史是理念的车轮，世界是理念的载体，世界历史只是证实理性主义等先验理念的工具。19世纪，史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转变为经验描述，但世界历史学仍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和明显的目的论倾向，而这种倾向在不断重复中被“本体化”，西方文明乃成为人类社会的经典模式。即使进入20世纪，当汤因比等人注意到非西方文明的存在、当巴勒克拉夫等人呼吁“将历史研究的视野投放到所有地区和所有时代”之后，西方世界史著的涉及面虽然有所扩大，但核心内容仍是在与其他文明对比中突显西方文明的优势，并以说明西方领先的原因为最终落脚点。④20世纪中叶以后，后现代主义兴起，传统历史思维受到冲击，但与此同时，“理论”自身被消解，宏大叙事几成虚构，连世界历史学的存在价值都受到质疑，遑论对现实的借鉴意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全球史携一种全新且开放的理念，为西方宏观史学打开一扇新窗，并与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日益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形成互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恰在此时，此前一直教条地按递进的五种社会形态分别演绎各国历史的中国和苏联世界史学界，正处于反思传统史观的阶段。苏联学者意识到用一种抽象的社会形态“对世界史统一划分，把它塞进统一的框框，这种意图蕴涵着十分严重的后果”。⑤而中国世界史学家也开始关注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即世界各地之间联系的加强。全球史观在这两大地区的传播，标志着全球史热正在成为一种全球现象。⑥ 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也使其具有“可持续性”。全球史研究具有突出的学科交叉性质，除综合运用社会科学各学科理论外，近年来还广泛利用文化研究、区域研究乃至地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研究领域既包括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也涉及气候、环境、移民、性别、宗教、技术、科学、物种传播、文化交流，等等。全球史对各学科新知识的消化吸收和融会贯通，有助于学术创新。从不同角度反复审视同一问题，形成多种解释，互相问难争辩，这一气象正逐渐成为全球史的学科特点，促使全球史研究不断延伸和拓展。⑦ 二 全球史的“魅力”首先来自其核心理念——“文明互动说”。⑧笔者曾指出，“文明互动说”的价值在于动摇了西方世界史体系“与生俱来”的两大支柱，即“欧洲中心论”和“以民族国家为本”。⑨但如果深入研究西方史学史乃至西方思想史就会发现，这两大支柱实际上都建立在西方“文明观”的平台之上。回顾西方史学，“文明”一直是世界历史学的中心命题，世界通史即以“世界文明史”为名，对“文明”的不同理解决定着不同的世界史思想体系。因此，如若不从西方的“文明观”说起，就不足以说明“文明互动说”的价值，不足以说明全球史观改变西方认识人类文明方式的重要意义。 16世纪，“文明”一词出现于欧洲，当时特指贵族高雅行为。该词一出现即为褒义词，因为人文主义者认为“文明”出自人为，与神权和天命无关。17世纪，鉴于其“教化”性质，⑩文明从贵族“专利”变为全社会的追求，文明的定义也有所延伸，除个人行为外，还指一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状态。18世纪，弗格森(Adam Ferguson, 1723-1816)《文明社会史论》一书出版，文明理论正式形成，文明成为一个抽象概念，与“野蛮”相对，其内涵包括启蒙时代提倡的各种价值。1874年，泰勒的《原始文化》在对比发达文明与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将文明视为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11)从此文明成为评价社会发展的一个价值指标，文明优越论成为欧洲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文明理论可称之为“文明价值理论”。 但18世纪的欧洲还形成了另一种文明理论。伴随着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加深，有些欧洲人认为，各地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和社会治理有别是因为自然环境不同，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构成不同的文明。1819年，“文明”一词有了复数形式。(12)按照这一观点，文明有类型之分，无高下之别。这种理论可称之为“文明类型理论”。 两种文明理论都以全人类为对象，具有“世界性”，所以从中衍生两种不同的世界历史观。 “文明价值理论”派生“进步史观”。“文明”一词出现之际，“欧洲的上等阶层就以‘礼貌’与‘有教养的’这两个概念在被他们认为是普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面前表现出一种自我意识，并以它们来表明自身行为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使他们觉得自身有别于所有普通的、没有受教育的人们”。(13)在近代欧洲人全球扩张并与各地“初民”接触中，这种原来仅为贵族所有的优越意识扩散到整个欧洲社会。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对世界历史的模糊认识就是从研究“教养”问题开始的。他们认为，“教化”是理性的外在表达，它是一个过程，有快慢、先后之分。杜尔阁(Anne Turgot, 1727-1781)是提出“进步史观”的第一人，他认为历史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的不断进步。(14)18世纪下半叶，在文明理论诞生的同时，欧洲出现了具有经济发展含义的“现代”概念，而“现代欧洲”的使命就是超越自己的历史，与野蛮传统决裂，建立文明社会，引领人类发展。因此，弗格森为“文明进步”增加了生产发展和财富增加的内容。在弗格森笔下，不断进步乃是文明的本质，停滞则是文明的对立物，停滞的亚洲没有“文明史”。(15)在黑格尔绝对精神论中，世界历史进程就是文明进程。(16)在达尔文径直将人类分为文明与野蛮两种之后，法国思想家戈比诺(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 1816-1882)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一书中公开倡导种族主义文明观，认为不同种族处于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17)及至基佐，“无与伦比”的欧洲文明终于被公认为具有“真实而巨大的优越性”，(18)而世界历史只能是欧洲文明的传播史。西方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世界历史观就是沿着这样一条文明观路线形成的。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化史观虽然剔除了西方文明观中的种族主义成分，但就其以欧洲模式为标准而言，与该文明观是一脉相承的。及至今日，这种文明观仍有余波，一些欧洲主流思想家坚持认为，将所有文明视为平等的观点是“荒唐可笑”的，因为“没有文明曾取得过犹如西方主导世界这样的统治地位”。(19) “文明类型理论”则派生“平行史观”。19世纪下半叶，文明类型理论正式形成。创立者是德国的H. 吕凯尔特(H. Ruckert, 1823-1875)，他否认统一文明的可能性，认为多种文明类型在世界上同时存在，平行发展，彼此不可替代。(20)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提出，文明与满足需求的方式有关，不同地区的人民需求不同，所以文明也有差异，因此文明不是目的，而是结果。统一的文明只是抽象概念，现实存在的是风格各异的民族传统。(21)20世纪初，弗洛伊德(1856—1939)和埃利亚斯(1897—1990)等人，将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更多地归结为直觉、意志或本能力量，动摇了文明的“理性根基”。布罗代尔作为20世纪的著名史学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文明类型理论，他说，文明源于长期历史积淀，“每一种文明都立足于一个区域”，文明不过是一群人在一块地域长期安顿而已，是一种必要的归类。(22)后现代主义肯定文明的多样性，认为统一标准的“文明化”就是权力垄断过程，无非是通过理性的虚构和修辞的美化强调“人类文明”的绝对和一统以及某种价值观念的普适性，肆意抹煞生活方式的相对性和多样化。 综上所述，从“文明价值理论”衍生的“世界进步史观”契合世界历史叙事的历时性要求，但具有明显的文化霸权色彩。(23)从“文明类型理论”衍生的“世界平行史观”，符合世界历史叙事的“横向”要求，照顾到“共同时空”下的文化多样性和平等性，但基本回避社会发展主题。 两种文明理论及其史观的矛盾在历代世界历史著述中都有所显露。被布罗代尔称为“文明史”研究先驱的伏尔泰(1694—1778)，其《风俗论》虽广泛介绍非欧洲文明，但又说人类社会有统一准则，而准则来自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这样就回到欧洲中心论。H. 吕凯尔特一方面承认文明之间不可替代，一方面坚持认为文明有优劣之分，并声称西方文明有比较优势。英国史学家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服膺文明类型理论，但他比较研究的结论是，在欧洲，自然受人类支配，在非欧洲地区，人类受自然支配，高下分明。涂尔干曾说，风格各异的传统在历史上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属性，但同时认为，各类文明传统都走向相同的终点，这样，类型的不同在他那里仍意味着发展阶段的不同。(24)倡导文化形态说的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布罗代尔等人都以平行罗列多种文明始，以证明西方文明先进终，其原因也是陷于两种文明理论的内在矛盾而不能自拔。 以“民族国家为本”的世界史书写模式也与文明观有关。有考证说，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Civilidas，后者有“形成国家体制”的含义。(25)关于文明与民族国家的密切关系，基佐和黑格尔曾分别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在基佐看来，文明既然表现为“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那么一个民族的文明就构成一个民族的财富，民族国家就是文明进步的载体，没有这一载体，文明不可能取得进步。(26)而黑格尔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他说，只有具有命运“自觉”的人群才称得上是民族，只有这种人组成的政治实体才叫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历史的产物，是文明程度达到高级阶段的表现，中国、印度等因为没有建立民族国家，所以始终处于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27)基于这些文明观，现代历史学从一诞生就以民族国家为“本”。在兰克看来，民族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且体现“精神内容……(和)上帝意志”。(28)德国史学家利奥(Heinrich Leo, 1799-1878)则说：“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全部文明的历史，只有当一种历史包含更多类型的主体才是世界历史……这些多种形式类型的主体正是……民族国家。”(29)其结果是，“专业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世界历史上为民族国家书写纪元的知识制品”。(30) 在剖析西方文明观及其对世界历史学的影响之后，再来看全球史观的“文明互动说”，我们对它的源起和意义将可以有更准确的把握。 “文明互动”一说，率先由布罗代尔提出，经威廉·麦克尼尔和杰里·本特利得以完善。布罗代尔认为，虽然基于地理环境的文化带是比较稳定的，但也是相互传播和相互渗透的，没有一种文化的边界是一成不变和完全封闭的。(31)麦克尼尔和本特利则指出，所有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之间处于不断接触、交流和互动当中，因此生硬地把人类文明分成不相往来的各个部分，并进行比较，在方法论上是有欠缺的。(32)这一观点既然否定了从黑格尔到汤因比都无比推崇的“文明纯粹性”，当然也就否定了任何一种文明的“中心论”，从而断绝了在世界历史学中出现任何一种文化霸权的可能，避开了“进步史观”易于坠入的陷阱；此外，该说认为不同文明在互动过程中，既因为互相学习借鉴而提高生存技巧，也因为生存竞争而刺激发展动力，因而最终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平行史观”所回避的发展主题在这里得到了新的表达。所以应该说，全球史观的“文明互动说”为化解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观的内在矛盾、廓清人类文明的统一性与差异性问题，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 既然“以民族国家为本”的世界史书写方式源自进步史观，全球史史学家对这一方式的批判当然也从对进步史观的批判开始。杜赞奇指出，“民族”概念本身就是按线性进步思维塑造的“一个体现能够推翻历史上被认为仅代表自己的王朝、贵族专制、以及神职和世俗的统治者道德和政治力量的新的历史主体”，一个被建构出来的、“随时准备在现代的未来完成自己使命”的组织。他说，所谓民族国家的历史本来是依据一系列偶然事件而虚构出来的“进步历程”，只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直占据唯一被记录的位置，才被误解为代表全部历史。(33) 全球史史学家承认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活动的重要舞台，但同时呼吁史学家关注更宏大的方面，因为这些方面既影响局部也影响全球。他们或选取其他地理单位取代民族国家，或侧重描述对人类历史进程曾产生重大影响、但因超越政治实体而以前被忽略的现象，如气候变化、物种传播、疾病流传等等。还有许多全球史史学家把地方史、国别史、区域史都放在更大的跨区域的、跨国别的乃至全球的背景下来考察。(34) 从上文可以看出，如果把全球史观及其“文明互动说”放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背景和更宏阔的学术背景下来看，就会发现，其有意无意间是针对西方学术史上的某些学理矛盾、争议或偏差而提出的，它的批判性、纠错性大于它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很多情况下，文明互动史著作都只具有填补“史学盲点”的作用，而自身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以至在史学界引起“全球史不需要明确的历史发展理论”的误解。(35)全球史史学家将文明的发展仅仅归结为互动，忽略了各文明体内在的矛盾运动，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另外，不以“民族国家为本”，那么以什么为“本”呢？许多人以“互相关联”的单位为“本”，但严格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地区处于“关联”之外，以什么标准来划定“叙事单位”呢？凡此种种皆说明，全球史探索仍是新事物，其研究范围和认识方式仍在探讨之中。(36) 三 全球史既属宏观史学，就不可能回避理论体系。近年来，一些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学者重提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因素决定疾病发生率和土地肥沃程度，而后两者决定人口密度，人口密度则制约社会发展模式和水平。(37)《国富国穷》和《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两书就是以自然环境解释不同地区发展差异的范例。(38) 以“文明互动”为主线来构建理论体系的尝试也在进行当中。其间全球化研究起到助推器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把历史学引入全球化研究之后，历史学中的“全球思维”曾有两个极端表现：一个是把全球化视为当下现实，排除于历史研究范围之外；另一个是选取一个时段，平行罗列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全然不涉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典型是《1688年的世界史》。(39) 大多数全球史研究者的做法是结合当今全球化特征，追溯其历史渊源。他们的结论是，当前所有全球化表征都有其历史踪迹。比如：全球的商品流动和跨国投资在19世纪80年代至1914年间已具规模；当代的世界经济报告与一个多世纪前德国世界史学家所作的“国际经济分析”没有本质区别；1860—1902年间在世界范围内铺设的电缆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铁路网建设堪称因特网的前身，等等。他们得出结论：当今的所谓“全球化”是历史的延伸，在表面“新异”的背后都隐藏着持续性。(40) 对全球化乃历史延续而非历史断裂的判断，引发对世界分合规律的探讨，在这一探讨中，文明互动说得到充实。约翰·R. 麦克尼尔指出，与宇宙和生命的历史一样，人类历史也呈现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演进的过程。社会的生成和维系取决于它拥有的“能量”，即能源的占有数量和利用水平。因此人类各社会之间必然发生争夺能量的竞争，竞争胜败依赖于社会复杂程度，复杂社会往往吞噬简单社会，其表现或是简单社会屈从于复杂社会，或是简单社会改变自身，也变得复杂。那么，什么是复杂社会？作者说，复杂社会就是对人类群体间合作与竞争关系有深入理解的社会，依据这种理解采取的行动可以使他们获得最大限度的生存繁衍机会，因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由此可见，对“互动”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是一种决定性力量。随着人类交往能力和社会技巧的普遍提高，随着人类整体向复杂社会演进，人类的互动网络体系变得越来越大，全球联系越来越紧密。约翰·R. 麦克尼尔还认为，人类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同质性和多样性循环转换的过程。远古时期，人类分成一个个小群体，操着很少几种语言，生存策略也极为简单，人类呈现简单同质性。后来随着人类散布各地，文化多样性形成，发展出诸多复杂社会，如部落、城市国家、帝国等等，宗教差异也越来越大。但公元1000年左右，多样化趋势逆转。多种文明的长期互动使复杂性成为一种原则，共尊一种原则的结果是文明趋同，语言和宗教的种类以及政治组织的数量都趋于减少，从而形成新的统一性。当这种统一性达到极限，新的复杂多样性又将出现。(41) 全球史史学家认为，我们正在迈进“全球联动”的时代，整个世界处于多种文化的统一过程之中，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摆脱各种地域、种族、国家权力的偏见，对这一过程进行尽可能真实的描述是历史学家的责任，而真实的描述需要覆盖人类居住的全部地区，覆盖人类生活的全部历史，并吸引全部地区的学人参与其中。(42)当然，在当今这个“很难书写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时代，(43)这只是一种理想，但这是值得追求的理想，正是在该理想的鼓舞之下，“文明互动说”保持着活力。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批准号08JZD0037，合同号08JZH03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global history并无精确定义，常被使用者赋予不同含义，并与world history, universal history, big history, comparative history, transnational history, connected history, entangled history, shared history等词的含义有交叉和重叠。广义的全球史指超出个别民族国家之外的宏大叙事；狭义的全球史指一种新的史学范式或新视角。参见Jerry H. Bentl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 ②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③杜维明：《多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323页。 ④自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教“预定论”出现以后，从结果反推原因一直是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之一。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优越论者都是依据欧洲发展的领先地位推导其文明的“先进性”。 ⑤陈启能等：《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4页。 ⑥关于全球史在中国的传播，参见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180—187页。 ⑦参见Jerry H. Bentl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 pp. 2, 13, 116, 120-121. ⑧Jerry H. Bentl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 p. 110. ⑨“与生俱来”一词来自于本特利，参见Jerry H. Bentl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 p. 12. 参见刘新成：《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12页。 ⑩Civilize, civiliser一词有“使开化”、“开化的”含义。 (11)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2)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第26页。 (13)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1卷，王佩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03页。 (14)陈启能等：《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第137—138页。 (15)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林本椿、王绍祥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3—80页。 (16)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5—17页。 (17)陈启能等：《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第129页。 (18)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7页。 (19)尼尔·弗格森：《文明》，曾贤明、唐颖华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2年，“序言”，第XXXVII页。 (20)陈启能等：《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第137—138页。 (21)陈启能等：《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第166—167页。 (22)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第31页。 (23)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表现得最明显，他是提出整体性世界史的第一人，但同时鼓吹欧洲中心论。 (24)陈启能等：《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第158—159、166—167页。 (25)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0页。 (26)基佐：《欧洲文明史》，第10—12页。 (27)黑格尔：《历史哲学》，第49—73页。 (28)Jerry H. Bentl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 p. 8. (29)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第5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8页。 (30)Jerry H. Bentl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 p. 8. (31)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第30—32页。 (32)William H. McNeill, "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4, 1995, pp. 2-26; Jerry H. Bentley, "The New World History,"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2002, p. 397. (33)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序”、“导论”，第1—49页。 (34)Jerry H. Bentl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 p. 12. (35)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著，苏普里娅·穆赫吉参著：《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4页。 (36)Jerry H. Bentl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 p. 109. (37)Jerry H. Bentl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 pp. 38-39. (38)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39)小约翰·威尔斯：《1688年的全球史》，赵辉、王月瑞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 (40)Jerry H. Bentl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 pp. 100-101. (41)约翰·R. 麦克尼尔、威廉·H. 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1—312页。 (42)Jerry H. Bentl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 p. 31. (43)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第1页。 探寻世界的关联：全球史研究趋势与实践 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蒋竹山 一 近来，全球史研究逐渐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无论从研讨会、工作坊、演讲或期刊专号，隐约都可看出这波史学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①此外，由近十年来所出版的讨论全球史研究动向的文章数量的增多，也可看出此趋势。②例如《世界史、全球史和全球化的历史》一书就提出了“全球化史学”的概念，他们认为冷战结束后，史学界的显著变化之一是全球史的研究较以往受到关注。1980年代之后，世界史书写朝向两个不同路径。一个发展较早，约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以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沃尔夫(Eric Wolf)及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社会科学家为主，他们特别关心西方资本主义对世界上其他地区产生的影响。③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代表了第二种取向，他较倾向将更早的历史发展纳入讨论。④直到1990年代以后，“全球史”(global history)这个词汇才变得较为通用。 全球史研究的趋势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它挑战了过去民族国家史的书写限制，将视野扩展到地方、区域、国家及半球之间的彼此联系。其次，全球史研究跳脱以往宏大体系与理论的框框，许多兼具宏观及微观的论著开始受到重视。第三，全球史启发研究者以一种全球视野的角度来看问题，促进史学的各次级学科改采新的研究取向，举凡社会史、性别史、经济史、环境史、外交史、物质文化史都纷纷强调全球视野。第四，研究者不限于史家，多为跨学科的学者，主要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及地理学。第五，出现了全球史的专业学术期刊，例如《全球史期刊》。最后，全球史专门研究机构的陆续成立也助长了这波研究风潮。 有关全球史的研究，两岸史学界又较西方晚了十几年。双方发展步调不一，中国台湾的全球史研究才刚起步，大陆则已有高校的专门研究机构在积极推广。大陆的全球史研究有以下特色：(一)以世界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社群为主，较少中国史相关著作；(二)课题集中在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异同、全球史观、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联、全球史的影响、全球视野下的世界通史编纂、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的全球史、美国全球史学评介与历史教学、全球史与环境史家、全球史与民族主义史学、全球史家的介绍；(三)研究社群主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及首都师范大学为首。 此外，近来的新作法是论文集形式的期刊书及读本的编纂。《全球史评论》为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所主办，于2008年发行第1辑。⑤另一本值得介绍的是《全球史读本》，由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夏继果与美国《世界史杂志》主编本特利(Jerry H. Bentley)主持编选。书中所收录的文章，多为西方学者的作品。全书分为全球史的概念、全球史的分期、全球史的主题、全球史上的中国四部分。⑥这本书所关注的课题更能体现欧美史学“全球转向”的精华。近年来大陆史学界的全球史研究值得台湾地区借鉴。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这些文章所探讨的论著较少涉及当前欧美的最新研究动态。例如这些文章常提到的学者多半为过往所熟知的研究者，像谈白银资本的弗兰克、研究“瘟疫与人”的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持续探究世界史的本特利或以《枪炮、病菌与钢铁》闻名的戴蒙德(Jared Diamond)。 上述书籍的出版或许可以反映当前西方史学的全球转向，而这种特色之一，即在于史学作品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或者说是史学跨越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朝着区域、大陆及半球等空间发展。19世纪以来，专业史家倾向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不同国家来考察。他们认为民族国家是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常以国别史的面貌出现。然而，历史经验不仅是个体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跨越民族、地域与文化界限的产物。近年来史家为了要追寻世界历史内涵，会进而探究各地区之间和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互动所带来的影响，而改采以跨区域、大陆、半球、大洋和全球为单位的历史研究法。⑦ 有三种因素促进了民族国家史转向全球史。第一，全球战争和经济的变动让史家意识到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都不可能孤立自处，所有国家的命运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全球体系。第二，史家积累了欧洲以外地区的更多知识。第三，以往学术的专门化带来知识结构的破碎化，促使学者、政府和大众开始要求历史知识的整合。 二 何谓全球史？史学界似乎没有一致的看法。学界并非那么清楚“全球史”和“世界史”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何不同，往往这两个名称相互混用。全球史比较倾向于研究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最后30年以来的全球化进程。⑧事实上，全球史这个名词很早就已经出现。例如早在1962年，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 Stavrianos)就已经编撰了地理学著作《人类的全球史》(A Global History of Man)；虽然标题有“全球的”字样，但正文用的还是“世界”(world)这个词汇。 《新全球史》的序言曾提到：“‘全球史’也称为‘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上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演变为一种编撰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其影响也跨出美国，走向世界。”⑨对有些学者而言，全球史和世界史有所区隔，但等同于“新世界史”，这个名称不仅是一种研究取向，更代表某种历史学派。本特利于2002年写过一篇文章《新世界史》(“The New World History”)，文中所谓的新世界史就是全球史，他还明确指出全球史的理论有四种，其研究课题涵盖：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与交流、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移民与离散社群。⑩ 已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在题名中直接使用“全球史”名称或标榜“全球史的视野”。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认为全球史符合我们当代的需求，全球史回归影响的历史叙事使得学界具有普世性的世界观。(11)但也有学者提醒，我们不能因为“全球史”一词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就误以为人们对于这个名称的用法已有共识。塞森麦尔(Dominic Sachsenmaier)告诉我们，有学者认为“全球史”就是运用全球的视角审视人类的过去；有学者则坚持“全球史”主要是指“全球化的历史”。(12) 目前历史学的数个次级学科如环境史、经济史、社会史、性别史、物质文化史及全球微观史，或多或少都受到这波“全球转向”风潮的影响。 全球史的兴起最早与环境史有密切关联。自1970年代环境史兴起以来，有关美国及世界各国的环境史论著大量出版。随着全球环境变化加速，学界渐渐发展出全球环境史概念，史家开始研究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议题。例如，早在1970年代，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一书就已颇有全球史研究的架势。这是一本结合医疗史、生态学与历史学的著作，探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欧洲人引进的动植物及疾病对美洲新大陆的影响。之后，他又写了《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进一步扩展了研究范围。 环境史学界对带有全球视野的环境史研究的称法不一，有的称之为“世界环境史”；(13)有的则倾向与过往世界史相区别，另立新名为“全球环境史”。(14)尽管用法不一，实则研究视野与课题并无明显差别。(15)若从研究特色来看，可分为四种研究类型。一是以专题为主，从世界的范围进行研究，如格罗夫(Richard Grove)、拉德考(Joachim Radkau)、彭慕兰(Pomeranz)等人的著作。二是世界环境史，例如约翰·R. 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与休斯(Donald Hughes)的著作。三是将环境史与世界史相结合，例如《文明之网：无国界的人类进化史》(The Human Web: A Bird's 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2007)，(16)英国环境史教授阿梅斯托(Armesto)的《文明的力量：人与自然的创意关系》(Civilizations, 2000)、(17)《世界：一部历史》(The World: A History, 2007)，克罗斯比的《写给地球人的能源史》(Children of the Sun: a History of 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 2006)。第四种是强调“大历史”，把人类史放在大爆炸以来的地球环境演化中来研究，例如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2004)、斯皮尔(Fred Spier)的《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2011)。 近来有关全球环境史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环境与世界史》(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18)此书的涵盖时间为近五百年，特别关注近代与现代的连续性。他们特别受到两本全球环境史的代表作——理查德(John Richards)的《近代世界的环境史》和约翰·麦克尼尔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的启发。(19)《环境与世界史》的主旨有三个：国家形成与环境史的关系；有必要将现代世界的发展置于人与环境互动的历史脉络中；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实践依然会影响全球转变。该书论及的大部分故事都与中国、非洲、拉丁美洲、俄国、中东及北非、南亚及印度等区域有关，这些区域中的国家相对比较贫穷。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汇集了一些原本只是区域研究的专家，经过主编的精心组织，这些人的研究主题开始具有全球史意味。他们普遍认为政治及文化定义下的区域并非唯一的分析单位。本书所探讨的区域既有国家，也有超越国家边界的区域。 经济史很早就进行了全球转向的努力。经济史的全球转向与美国加州学派彭慕兰的研究密不可分。彭慕兰的“大分流”可说是近来中国经济史与近代世界形成关系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概念。彭慕兰的大分流观点挑战了以往现代世界体系论者的欧洲中心论。他认为19世纪中期之后欧洲经济发展及其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并不是欧洲的独特性所产生的结果，而是偶然性的结果。在19世纪之前，欧洲在政治、军事、社会或文化方面并没有获得超过中国、印度或奥斯曼土耳其的优势，而是19世纪的工业化大大提升了欧洲的实力。彭慕兰的理论并非凭空而来，在他之前，就已有王国斌与弗兰克的著作以这种观点在书写。王国斌认为工业化是一场不可预见的技术革新浪潮所带来的结果；而弗兰克强调工业化是尝试用机械设施来弥补劳动力不足所造成的。(20)彭慕兰在两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欧洲工业化与世界统治地位都并非为不可避免的发展所造成，而是偶然机运所带来的意外结果。 在社会史方面，斯特恩认为社会史与世界史是过去几十年来有关重塑过往历史的研究取向方面所取得的最令人瞩目的两大领域。此处的世界史指的是新世界史，是种带有全球史观念的世界史，与古典的世界史相区别。《社会史与世界史：合作的展望》一文认为过去的社会史与世界史之间的紧张关系目前已有改善及缓和的趋势，两者间的区别已经逐渐降低。尽管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已经扩展到非洲及拉丁美洲，但其主题仍是专注西欧及美国的研究。两者最大的分歧在于社会史家偏好较小的地理基础，所挑选的都是小的区域或国家的架构。他们所热衷的课题已经混合了大受欢迎的微观史，并且受到较为关注地理空间的文化与语言转向的左右。而世界史家的眼光则集中在特权精英，(21)他们主要处理文明模式的历史，大多关注政治机构的背景、宏大观念及艺术表达，而对一般人的历史不感兴趣。当然，凡是关注贸易关系的世界史家和社会史家是比较接近的。尽管有这些紧张关系——因为狭隘的地理观，强调国内的架构，有些世界史家批评社会史家阻碍了一种全球的见解的获得，但社会史和世界史已经有了某些连结。已有一些社会史的个人作品跳脱了一般的空间限制。在社会史研究中，常关注殖民地奴隶历史的议题放在跨区域或全球的比较视野的脉络中探讨；而在世界史研究中，则开始强调殖民主义与世界经济对区域社会民众生活的影响这一层面。此外，世界史史学家对社会史有直接的贡献，其作品包括疾病的传播、食物的交流、移民以及环境变迁。 社会史的全球转向可以体现在日常生活史、社会组织与团体的历史、社会运动史及劳工史等方面。相较于斯特恩的社会史与世界史合作的主张，彭慕兰又提出更具体的建议，他在《社会史与世界史：从日常生活到变化模式》一文中主张世界史应当克服过度关注物质文化的取向，而将文化、政治、经济与环境结合在一起看待，其中一条便捷的路径就是与社会史相结合。(22) 近来在性别史方面，有关性别研究的新诠释主要集中在家庭史、妇女史及性别史这三个研究领域与世界史的关系上。传统意义上那种集中于特定区域，社群、地区及国家范围的欧洲史写作，已为全球史取向的写作所取代。为了建立起一种世界史的普遍性叙事(ecumenical narrative)，传统的妇女史/性别史应该与非西方的批判史学进行跨文化的合作。(23)以美国妇女史为例，有三种研究路径对于这个领域的学者愈来愈重要，分别是国际的、比较的及全球的视角。迈阿密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森(Mary E. Frederickson)认为这几种视角正在改变我们看待过往、现在及未来美国妇女史的经验的方式。(24)由于过去一百年来，包括美国妇女史在内的历史研究，都是采取那种将国家的存在合理化的叙事手法，因此，当前的美国妇女史就是转而投入新的全球史研究取向的撰述，强调国际的、比较的及全球的历史取向。 在物质文化史研究方面，可举卜正民的《维梅尔的帽子》为例。在今日全球化的趋势下，本书有三个意义，第一是从中国来看17世纪的世界史；其次是从17世纪开始，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巨大隔阂首度开始消弭；第三是全球化并非当代才有的现象，我们有必要将视野往前推到17世纪全球化的初期，欧洲与中国的差别仅在于规模而已。卜正民在书末的跋文中提到该书不是一本专为中国史专家而写的著作。《维梅尔的帽子》更像一本全球史著述，而中国成了引领我们进入17世纪世界史的一扇绝佳窗口。17世纪的欧洲人前仆后继地找寻通往中国之路，这股热情影响了17世纪的历史进程。这也就是为什么该书的每幅图像中的物品，即使乍看与中国无关，但都内含中国因素的缘故，简而言之，就是富裕中国的魅力吸引了17世纪的世界。卜正民其实是透过中国去追寻17世纪的全球变迁足迹。(25) 全球史不仅只有宏观，其实仍可兼顾微观。有学者提出“全球微观史”之说，主张世界史的研究者要注意个人生命史的取向。安瑞德在《一位中国农夫、两位非洲少年及一位枭雄：全球微观史的研究取向》一文中提出了如何从全球视野来写个人历史的问题。(26)安瑞德认为我们不太容易在《世界史期刊》及《全球史期刊》中见到这种类型的文章，那些关注个人的全球史研究反而都不是投身于世界史运动的研究者的创造。他举了三本著作为例，分别是史景迁的《妇人王氏之死》、柯蕾的《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及新文化史大家戴维斯的《骗子游历记》。(27)这些著作为了探讨跨文化的联系及全球的转变，其焦点都集中于一位在不同文化间穿行及探险的人物身上。这种研究取向使得这些著述的可读性也得到了提升。 尽管全球史有以上研究特色，但史家也提醒我们，全球史取向对于史学的冲击或许被过于夸大了。无论我们如何思考民族国家已往的道德，或者其未来的可行性，但民族国家仍然代表了社会及政治组织的的重要历史形式。总之，在推崇全球史研究特色的同时，我们不该把民族国家史的叙事丢弃。(28)虽然民族国家已不再是史家分析历史的最常见单位，但仍是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全球取向可以给那些民族国家史研究者提供有效的修正方向，而不再视民族国家为一种特定历史。究竟全球史会将史学带往何处？史家亨特的最近看法可供参考：“全球史或全球转向不应该只是给学者提供了一种更宽广和更宏大的历史研究视野，还必须提供一种更恰切的研究视野。”这一看法或许是全球史研究未来要面对的重要问题。(29) 注释： ①有关当代全球史的研究概况，参见蒋竹山：《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另见蒋竹山：《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试论晚近西方史学研究中的“全球转向”》，《新史学》第23卷第3期，2012年，第199—228页。 ②这十年来，欧美史学界有关全球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主要著作有：索格纳(Solvi Sogner)编写的《理解全球史》(Making Sense of Global History, 2001)；霍普金斯(A. G. Hopkins)编撰的《世界史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2002)；本德(Thomas Bender)编撰的《全球时代中的美国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2002)；曼宁(Patrick Manning)的《航向世界史：史家建立的全球过往》(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2003)；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和入江昭(Akira Iriye)合编的《全球史读本》(The Global History Reader, 2005)；霍普金斯编写的《全球史：世界与地方间的交流》(Global Histor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Universal and the Local, 2006)；吉尔斯(Barry K. Gills)和汤普森(William R. Thompson)合编的《全球化与全球史》(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History, 2006)；马兹利什的《新全球史》(The New Global History, 2006)；斯特恩(Peter N. Stearns)的《世界史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2010)；最新一本著作是塞森麦尔(Dominic Sachsenmaier)的《全球视野下的全球史》(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2011)。由于篇幅所限，此处略去有关出版信息。特此说明。 ③Georg G. Iggers, Q. 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Harlow: Pearson Longman, 2008. 中译本见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著，苏普里娅·穆赫吉参著：《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0—417页。这部分的文章最早出现在王晴佳与伊格尔斯合著的《历史与史学的全球化：特征与挑战》，《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1—11页。 ④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著，苏普里娅·穆赫吉参著：《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第412页。 ⑤目前出版至第4辑，第4辑的主题为“全球史视野中的环境问题”。 ⑥夏继果、杰里·H. 本特利合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⑦Jerry H. Bentley, "The New World History,"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pp. 393-416. ⑧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著，苏普里娅·穆赫吉参著：《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第413页。 ⑨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魏凤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V页。 ⑩Jerry H. Bentley, "The New World History," pp. 393-416. 中译本参见夏继果、杰里·H. 本特利合编：《全球史读本》，第44—65页。 (11)Patrick O'Brien,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and Modern Imperative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Global 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 no. 1, 2006, pp. 3-39. (12)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History and Critiques of Western Perspectiv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 42, no. 3, 2006, pp. 451-470. 中译本参见多米尼克·塞森麦尔：《全球史与西方史学视角批判》，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3—55页。早在1991年，已经有学者多希特(Nathan Douthit)撰文探讨全球史与全球意识的关联性。参见Nathan Douthit, "The Dialectical Commo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Global/World History,"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24, no. 3, 1991, pp. 294-305. 但直到1998年，史学界对于什么是全球史，才有初步的讨论。当时对于全球化重要性的了解有限，原因之一在于来自于世界史学界本身认同上的混淆。他们所面对的是更为传统的国家取向，而全球史被视为是全球化的研究。因此，世界史家要不是倾向于忽略全球史，就是宣称这种研究已经涵盖在他们的成果中。参见Bruce Mazlish, "Comparing Global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28, no. 3(Winter 1998) pp. 385-395. 美国著名社会史家斯特恩也曾说过，对于史学而言，“全球化”这个词是相当新的概念，该词非历史学家所创，而是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创造的。参见：Peter N. Stearns,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1-3. (13)Robert B. Marks,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Nature, Modernity, and Power," Radical History Review, vol. 107, 2010, pp. 209-224; Edmund Burke III and Kenneth Pomeranz, eds., 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14)Donald Worster, "Environmentalism Goes Global,"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2, no. 4, 2008, pp. 639-641; J.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pp. 77-93; Joachim Radkau, Nature and Power: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I. G. Simmons,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08. (15)类似的环境史书籍可见Felipe Fernndez-Armesto, Civilizations: Culture, Amb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London: Pan Books, 2001. (16)中译本参见约翰·R. 麦克尼尔、威廉·H. 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 (17)Felipe Fernndez-Armesto, Civilizations: Culture, Amb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18)Edmund Burke III and Kenneth Pomeranz, eds., 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19)J. R. McNeill近来延续过往的环境史研究的疾病课题，将焦点集中于帝国与环境的互动。J. R. McNeill, Mosquito Empires: Ecology and War in the Greater Caribbean, 162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1)Peter N. Stearns, "Soci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Prospects for Collaboratio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8, no. 1(2007), pp. 43-52; Peter N. Stearns, "Soci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Toward Greater Interaction,"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vol. 2, no. 2(2005). (22)Kenneth Pomeranz, "Soci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From Daily Life to Patterns of Chang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8, no. 1, 2007, pp. 69-98. (23)Giulia Calvi, "Global Trends: Gender Studies in Europe and the U. S."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vol. 40, no. 4, 2010, pp. 641-655. (24)Mary E. Frederickson, "Going Global: New Trajectories in U. S. Women's History,"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43, no. 2, 2010, pp. 169-189. (25)Timothy Brook,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08. (26)Tonio Andrade, "A Chinese Farmer, Two African Boys, and a Warlord: Toward a Global Micro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1, no. 4, 2010, pp. 573-591. (27)Jonathan Spence, The Question of Hu,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Linda Colley, 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 A Woma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Happer Collins, 2007; Natalie Zemon Davis, 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 (28)Rosemarie Zagarri,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lobal Turn' for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 32, no. 1(Spring 2011), p. 7. (29)Lynn Hunt,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lobal Context," in David Armitage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The Age of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 c. 1760-184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34. 超越全球史与世界史编纂的其他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旭鹏 作为世界史编纂方式之一的全球史，因其对人类过往所持的全球视角，以及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彼此联系与交相互动的重视，极大丰富和深化了当今的世界史研究，使之更能满足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一种新的全球叙事的需要。①然而，在人类历史进程日趋一体化的背后，却是各种地方主义诉求的此起彼伏，民族国家边界的打破虽然带来商品和人口的自由流动，但也造成持续不断的族裔摩擦和种族纷争。即使在同一文明内部，现代化发展程度不同的各个社会之间的价值冲突，似乎比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还要剧烈。②全球化在带来文化、制度乃至景观趋同的同时，却无法否认日益纷繁的多样化和基于差异的认同政治。 生活在“全球叙事黄金时代”的乐观主义，让历史学家看到全球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③但是，迄今为止，全球史在表现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上做得并不成功，甚至有一种以单一叙事来取代多元叙事的危险。而漠视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只能让这种全球叙事成为带有某种种族中心主义倾向的主导叙事，不但拒斥其他来自地方经验的叙事，而且无助于认识和理解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近年来，对全球史的反思和批判已经引起学者的足够关注，④不过那种为之贴上西方意识形态或新殖民主义标签的做法却显得过于草率和情绪化。只有深入其内在机理并追溯其发生、发展的学术渊源，并将之置于当前世界史编纂的其他脉络之中，通过比较来审视它的局限，我们才能较为客观地揭示全球史的种种不足，进而予以补充和完善。 一、全球史及其不满 任何一种试图对人类、地球或者宇宙进行总体描述的历史，比如世界史、全球史以及最近流行的大历史(big history)，都可以归结为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而普遍史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历史哲学，其目的并不在于对过去进行详致的再现与描述，而是对未来提供一种“预言”或“预测”。⑤柯林伍德在论及18、19世纪的普遍史体系时，曾这样评价：“关于这些体系，真实情况乃是它们是些预言，并且大体上是相当准确的预言，预言的是到往后几代人从事历史研究所要遵循的路线。”⑥早期的普遍史，特别是罗马和基督教时代的普遍史，通常蕴含着两大主题，即罗马人的征服和基督教的胜利。对过去的所有解释都可以看作是对实现上述两个主题的回溯式预言，过去因而成为未来的铺垫和准备。⑦在普遍史的最新形式大历史中，预言的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大卫·克里斯蒂安指出：“大历史必然要关注大趋势……以一种大视野去审视过去必然会提出有关未来的问题，而对于不远的未来和遥远的未来来说，至少有一些答案是现成的。”另一位大历史学者弗莱德·斯皮尔也强调，大历史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在不远的未来所面对的重大挑战”。⑧ 与早期普遍史对未来所作的政治隐喻和神学隐喻以及大历史基于现代创世神话的完整性而展望人类未来一样，全球史的预言性也表现在它强烈的目的论色彩和对历史必然性的追求中。大多数全球史论著在对人类历史的整体叙述中，都暗含一种指向未来的价值判断，即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类最终会走向统一，且自始至终都在顺应着这一趋势。为使这种价值判断成为可能，全球史史学家需要赋予人类历史的空间或横向整合以一种时间或纵向上的连贯性，全球化或全球历史的形成因此被推向遥远的过去。⑨与之相应，全球史编纂的源头也常常被追溯到希罗多德或司马迁那里，以此说明全球意识也并非现代的产物，它在那些具有广阔视野的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业已成型。⑩尽管这种服务于未来的倒溯策略，能够让全球史史学家成功地连缀起一个完整的和没有中断的全球史谱系，却也使得全球史的叙事成为一个问题。 海登·怀特在论及谱系学式的历史叙事时指出：“历史的叙事化过程将每一种现在一方面转化成一种‘过去的将来’，另一方面转化成一种‘将来的过去’。由于现在被视为过去和将来之间的一种过渡，因而，它既是过去人类行动者所实施方案的一种实现，同时又是对将来活着的人类行动者即将实现的可能性方案领域的一种确定。”(11)立足于现在而讲述全球叙事的全球史史学家，其任务也就是将人类过去的全球性与人类的全球性未来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此，全球史史学家有意选择那些代表人类历史整体性和一致性的事件，对过去进行重组和编排，而大量体现着多样性和差异的历史现象却被忽略了。或者，尽管有时全球史史学家也承认人类历史的破碎性，但却认为这种破碎性最终会归于统一。在这样的全球史叙事中，全球史史学家呈现出的只能是一种一体化，那些潜藏在一体化之下的起着离心作用的反体制力量都被排除在全球史的叙述之外。 在构建全球叙事时，全球史史学家诉之于一种全球视野，而全球视野正是全球史得以告别以种族主义为中心的旧有的世界史的标志。不过，无论这种全球视野有多大，它必须借助一种单一的主导叙事才能将它目力所及的所有地区整合在一起。而单一的主导叙事又往往总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因为它需要从自我的文化和经验中汲取重构过去的知识与灵感。因此，当前的全球史在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宰制后，有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中心主义。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指出的：“承认欧洲中心主义是一个历史现象，就必须将之放在其他的统治事例中加以考察，在这些统治事例中，欧洲中心主义既不是第一个，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12)对全球史来说，这真是一个悖论。 如果说注重整体性的全球史叙事必然会忽视地方因素且可能滋生出一种种族中心主义倾向，那么跨文化互动(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这一全球史的核心概念似乎是对上述缺陷的弥补。在全球史史学家的理解中，跨文化互动不仅对所有卷入其中的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以此为全球史分期的标准，会摆脱种族中心主义偏见。(13)从字面上看，“互动”意味着不同主体之间双向的交流，但纵观人类历史，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并不总是双向的，它有时更多地表现为单向的、不对称的甚至强制性的。杰里·本特利列出了世界历史上跨文化互动的三种进程：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战争和远程贸易。(14)除远程贸易具备双向交流的特点外，大规模移民和帝国扩张战争显然是单向的，并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其本质是强势文明和一体化力量在全球的扩散，而不是各种地方传统和经验的相互塑造。此外，“互动”还暗示了对等和自愿的原则。但在人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1500年以后，互动主要表现为西方对非西方的霸权与压制以及一系列大规模的暴力行为，非西方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甚至反抗的境地。因此，在理解全球史中的互动问题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必须被考虑在内，必须看到其中所包含的冲突与斗争、统治与反抗。近年来在研究不同地区的交往问题时，历史学家更愿意使用“遭遇”(encounter)一词，因为它比“互动”更能体现全球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15) 关于“互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它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全球史史学家对此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分析和明确的回答。在他们看来，互动显然来自人类交往的需要，这种需要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行动上都是自觉的。或者，将之归结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这一论断与19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进步”观念十分类似，它们都秉承人类历史不断朝着更高和更完善等级发展的理念，其背后透露出的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历史观。比如，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认为，“普遍的世界历史”(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universal world history)观念指的是“世界的进程可以用某种合理性的目的来加以衡量”。(16)黑格尔在《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中也指出，“世界历史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世界历史展现了精神的自由意识的发展”。(17)这种理性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念在当代，尤其是美国史学界有三个变体：一是体现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二是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及其追随者；三是当前的全球史研究。(18)其中，全球史因其较为公允的价值立场而成为世界史研究的主流。然而，不论采用何种分析方法，理性主义的世界历史观都具有鲜明的排他性，都倾向于把复杂的社会现象还原为某一终极目的。对于全球史史学家来说，互动就是人类历史演进的终极目的。但在实际上，互动并不是展现全球历史的唯一途径。娜塔莉·戴维斯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向我们展示了两个彼此分离、毫无关联的地方故事在展现相同的全球历史面貌时的可能性，并对“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全球史’就是描述过去的唯一适合的方式”这一论断提出质疑。(19) 二、后殖民视角下的世界史研究 将后殖民主义视角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主要是以印度历史学家为主的“庶民研究”学派不断努力的结果。(20)“庶民研究”作为一项研究计划虽已结束，但影响力至今犹存，由其所衍生出的“后殖民史学”早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史学形态。(21)后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西方历史知识体系的合理性提出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启蒙运动时期所形成的历史主义进行批判，反对理性的和进步的历史观；第二，对历史发展的总体性作出否认，强调历史差异和多样化的历史表现方式；第三，对西方历史话语中的权力关系提出拷问，质疑其客观性与合理性。当前，后殖民史学的实践者已经不再仅限于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知识分子，许多欧美学者也纷纷将之作为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 具体就世界史研究而言，后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将殖民主义重新置于世界史的框架中加以审视和考察。与以往的研究侧重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影响不同，后殖民史学探究的是殖民地知识(colonial knowledge)如何影响和决定宗主国(西方)对殖民地(非西方)的认知和想象，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西方的权力运作。伯纳德·科恩的《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可谓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作者通过分析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各种知识的发现、收集、整理和分类，细致而独到地展示了英国文化霸权和政治控制在印度的逐步确立。(22)近期的一些著作同样体现这一趋势。 比如，尼娜·布雷的《海市蜃楼：拿破仑的科学家与揭开埃及的面纱》剖析1798年随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法国科学家的科学考察行为。此次科学考察可以看作是现代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它带来双重的结果。对欧洲而言，大量有关埃及的天文学、数学、博物学、化学、生物学以及艺术方面的知识，不仅在欧洲促成一股经久不息的埃及文化热，也极大地影响了欧洲人的历史思维和科学意识。对埃及来说，穆罕默德·阿里的政府开始派遣医生、士兵、工程师和教育家前往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埃及现代化的序幕由此揭开。但在另一方面，此次科学考察之后，欧洲便开始对埃及进行肆无忌惮的文化掠夺，埃及则在现代性文化上更加依赖于欧洲。欧洲与埃及彼此勾连的知识生产，显然是在一种权力不对称的情况下完成的。作者进而提出更具世界史意义的思考：欧洲与埃及的跨文化互动，究竟是加深还是减缓了延续至今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的不信任？究竟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搭建起一座联系的桥梁，还是将一种文化的统治强加于另一种文化之上？(23) 布赖恩·理查森的《经度与帝国》有着相似的主题。该书叙述詹姆斯·库克船长在南太平洋上的三次航行及其对形塑世界的意义。库克在其航行中，为地球上不少尚未被西方所知的地带绘制了大量地图，其精确度和规模都超过以往。经他绘制的岛屿和海岸线地图，也首次出现在西方的地图集和航海图集内。库克在绘图学上的贡献完全改变了此前西方人绘制地球时的片段性和模糊性，被认为创造了真正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受库克绘图学范式的影响，西方人开始以更为精确的方式去绘制世界地图，世界各国的位置得以明确化，与各个地方相关的民族、动物、植物也得到收集、辨认、理解和命名。库克的三次航行以及在此过程中所积累的关于世界的知识，既塑造了一个统一而明确的全球知识体系，也为创建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奠定了知识基础。作者最后指出，西方对非西方知识和信息的收集与整理，不仅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交织，更因其高度的精确性和科学性而改变了知识与权力的组织形式。(24) 对历史上殖民帝国的考察，是后殖民史学重构世界史的另一个重要尝试，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帝国史”(new imperial history)的兴起。(25)帝国作为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聚合体，以及它在政权上的普世性要求，向来是理解全球联系无法回避的主题。近年来的帝国研究，已经摆脱欧洲中心或单一民族的视角，力求探寻帝国内部的多样性与帝国全球秩序之间的关系。(26)与之有所不同的是，后殖民史学更关注殖民帝国是如何通过其庞大的机构行使权力，以及殖民地又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抵制这种权力。殖民帝国权力的行使以及对这一权力的反抗，构成世界史中交换与互动的“另类”模式，因为它代表着创伤的体验和痛苦的回忆。用穆芮纳丽尼·辛哈的话说就是：“帝国总是一项肮脏的事业。它所推动的交换总是强制性的和不平等的。暴力从不会远离帝国。”(27)所以，世界历史中的权力问题要比跨文化交流和大规模贸易更为复杂和深刻，无此我们难以理解过去的世界和当今的世界。 从帝国的视角研究世界史还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纠结”(entangled)的世界图景或世界网络。与那种单向或双向的联系不同，帝国的网络异常繁杂，不仅包含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垂直联系，还有帝国内部各个殖民地之间的多向联系，以及相互竞争的帝国之间的平行联系。(28)在这一网络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合作、协商、妥协和抵抗。帝国网络中的每一个主体，不论是宗主国还是殖民地，都处在相互构造和彼此依赖的瓜葛之中。宗主国固然对殖民地产生重要影响，但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一些学者注意到“殖民主义的回流”给宗主国造成的各种变化。比如，大量殖民地居民向宗主国的回流，在改变宗主国人口构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包括饮食、服装、语言和艺术形式在内的文化混杂状态，不仅重塑了宗主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也改变着他们的思想观念。(29)与那种单一的全球叙事相比，这种多层次的纠结的历史更利于揭示现代世界的复杂性。 三、跨民族史与区域史 与全球史的全球视野不同，跨民族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将研究的基本单位重新放在民族或民族国家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史(national history)的回归，而是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相互作用。从空间上来看，跨民族史的对象既可以是相邻的两个或多个民族，也可以是不相邻的两个或多个民族。民族之间的界线不仅指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边界，也包括抽象的文化边界。但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将跨民族史理解为一种在兼顾民族国家历史的背景下，对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互动与联系进行研究的世界史新范式。丹尼尔·罗杰斯的《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堪称此类范式的典型之作。该书描述大西洋两岸的西欧和北美在社会政策方面的相互联系、交流与竞争，反映出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如何努力弥补过度放任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该书的视野不仅跨越了大西洋，而且远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始终把握着民族国家间交流互动的脉络。(30) 新近出版的《帕尔格雷夫跨民族史辞典》，对跨民族史研究的主旨进行了更为详致的概括。编者指出，现代世界史不仅要被理解为民族史的总和或国家间事务的编年史，而且要被理解为并不总是局限在世界上任何特定国家或地区，也不仅限于某些国家和政府的人员、商品、观念和技能的联系和流动的历史。只有理解各种跨越边界的流动、联系和挪用，我们才能完全把握历史的本质。在这种跨民族联系和互动而不是国家或国际事务的框架内，即便是税收、冷战等众所周知的事项，也会呈现出全新的意义。(31) 从研究内容来看，跨民族史与全球史有着诸多相似和重叠之处，但跨民族史的研究尺度并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局部的或者聚焦于某个地理范围之内。这种研究视角更有利于研究者去突出地方经验，从而将微观研究与宏大叙事结合起来。入江昭在对跨民族史和全球史作出区分时指出：“正如全球史在概念上将自身与世界史区分开来一样，跨民族史或许同样可以与全球史区分开来，因为它涉及的可能并不必然是全球性的，但依然是跨越民族的力量和主题，比如地区共同体，地区间的移民、疾病和环境问题。像人权和恐怖主义这样的主题当然可以放在全球史的概念框架中加以理解，但跨民族史会赋予这些主题特定的时间段，因为跨民族的联系和现象可以说是与17世纪以来的民族史共同发展而来的。”(32) 对于入江昭将跨民族史的上限定在民族或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一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建议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nation”一词，将之视作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33)这样，跨民族史的研究方法便可以应用到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历史时期。从这个角度来看，娜塔莉·戴维斯的《骗子游历记》也可以被视作一部跨民族史著作。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被称作“非洲人列奥”(Leo Africanus)的摩洛哥穆斯林外交官，他被海盗掳往欧洲后，接受教皇列奥十世的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列奥在意大利生活期间，根据其在非洲的游历写下《非洲印象》(Description of Africa)一书，并因此在欧洲获得受人尊敬的学者的地位。九年后，列奥重返非洲，成为“哈桑·瓦赞”(Al-Hasan Al-Wazzan)。戴维斯通过这一个案研究，生动地描述了列奥在两个文化世界之间跨越但又纠结于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故事。(34) 一个与跨民族史的研究旨趣比较接近，但略有不同的世界史编纂方式是区域史(regional history)。阿兰·梅吉尔指出，存在两种区域史。一种是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某个区域的历史；一种是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区域的历史。前者介于民族史与地方史(local history)之间，后者介于民族史与全球史或世界史之间。(35)保罗·克莱默则认为，不论是第一种区域史还是第二种区域史。都可以通过某些政治经济或地缘政治途径与世界史或全球史发生联系。(36)需要指出的是，区域史的研究早已有之，比如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不过，布罗代尔是从总体史的角度来理解地中海的，而当前的区域史突出的却是地中海世界的多样性而非统一性。(37) 当下西方区域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大西洋史(Atlantic history)。美国历史学会自1998年起开始设立大西洋史学奖(The James A. Rawley Prize in Atlantic History)，从其中一些获奖图书的研究主题中不难看出，大西洋史研究的重点是现代早期美洲、欧洲和非洲或者英国、法国及其在美洲和非洲的殖民地所构成的经济和文化区域之间的联系。(38)对于大西洋史在世界史编纂中的意义，迈克尔·吉梅内斯和马尔库斯·雷迪克在《什么是大西洋史？》中作出这样的评价：“大西洋史在探索全球史或世界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随着这一区域的研究和写作的展开，它将必然涉及与其他地理或文化区域(太平洋圈、伊斯兰世界、欧亚大陆、西方‘文明’等)的比较，这些互动也会影响到大西洋各个组成部分的历史以及大西洋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历史。”(39)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区域史就是构成世界史或全球史之一部分的区域性经验。如果将各个区域具体而特殊的历史经验抽离，世界史或全球史就将成为空洞而缺乏具体内容的抽象概念。反之，世界史或全球史若要避免一元化趋势，也必须借助区域性经验，使自身朝着跨区域史的路径发展。诚如梅吉尔所言：“世界历史如果是按照彼此差异但却相互关联的国家及区域历史并行撰写的方式、而非单一叙述的方式，将得到更好的呈现。”(40) 无论是后殖民视角下的世界史研究，还是作为潜在的世界史编纂模式的跨民族史或区域史的进展，在本质上都是对全球史偏重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忽视地方差异和多样化的一种纠正。如同任何一种历史叙事一样，全球史叙事也建立在对不同的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记录之上。因此，在研究跨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全球史史学家必须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将全球性进程与各种地方文化差异联系起来。那种强调一致性和整体性的全球史不能成为唯一的和权威的叙述。在这一意义上，如果能够成功地撰写一部较为客观的全球史的话，这种全球史也应当是一种全球时代承认差异的历史。当前历史学家的任务，借用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这一概念，(41)就是要在全球化时代建立一种“承认的历史”(the history of recognition)。 注释： ①对于多数学者来说，当前的世界史和全球史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对象上，都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在某些历史学家，比如布鲁斯·马兹利什看来，全球史似乎更强调全球化的历史，或对历史上全球化因素的追溯。关于全球史与世界史的不同之处，参见Bruce Mazlish, "Comparing Global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28, no. 3(Winter 1998), pp. 389-390. 马兹利什在2006年甚至提出“新全球史”的概念，指出新全球史的研究重点是二战以来的全球化的历史，参见Bruce Mazlish, The New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12. ②Dieter Senghaas, The Clash within Civilisatio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ultural Conflic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6. ③Kerwin Lee Klein, "In Search of Narrative Maste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4, no. 4(Dec. 1995), p. 298. ④比如，多米尼克·塞森麦尔指出：“全球史的真正潜能在于运用多种视角的文化上的普遍取向。任何具有明显全球视角的研究还必须找到平衡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方法。它必须对全球结构的内在差异和地方力量的全球维度保持同样的敏感度。”参见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History and Critiques of Western Perspectiv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 42, no. 3(Aug. 2006), p. 455. 中国学者对于全球史的批评与质疑，可参见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180—187页。 ⑤Ewa Domanska, "Univers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no. 35, 1999, p. 130. ⑥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纲要》，《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40页。 ⑦比如波利比阿的《历史》和攸西比乌斯的《教会史》。波利比阿的《历史》被认为是第一部普遍史，攸西比乌斯的《教会史》则被看作第一部基督教化的普遍史。 ⑧David Christian,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7; Fred Spier, 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0, p. IX. ⑨1492年或1500年通常被认为是全球化的起点，但也有学者提出全球化其实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已开始。参见William Green, "Periodizing World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4, no. 2, Theme Issue 34(May 1995), pp. 99-111; Justin Jennings, Globalizations and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一些经济史学者对全球史史学家将全球化的起源大幅度提前表示质疑，他们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全球化始于5000年之前或500年之前，它只发端于19世纪早期，完全是一个现代现象。参见Kevin H. O'Rourke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When Did Globalisation Begin?"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 no. 1(Apr. 2002), pp. 23-50. ⑩对全球史编纂传统的回顾，可参见Jerry H. Bentley, Shapes of World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Scholarship,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96; Patrick O'Brien,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and Modern Imperative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Global 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 no. 1(Mar. 2006), pp. 3-39. (11)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 (12)Arif Dirlik, "Is There History after Eurocentrism?: Globalism,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Disavowal of History," Cultural Critique, no. 42(Spring 1999), p. 12. (13)Jerry H. Bentley,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1, no. 3(Jun. 1996), p. 750. (14)Jerry H. Bentley,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p. 752. (15)相关研究，可参见J. J. Clarke, Oriental Enlightenment: 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John Rennie Short, Cartographic Encounter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ew World,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9; Susan Castillo, Colonial Encounters in New World Writing, 1500-178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Brian Sandberg, "Beyond Encounters: Religion, Ethnicity, and Violence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 1492-1700,"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7, no. 1(Mar. 2006), pp. 1-25; Karina Attar, "Muslim-Christian Encounters in Masuccio Salernitano's Novellino," Medieval Encounters, vol. 11, no. 1-2(Apr. 2005), pp. 71-100. (16)Immanuel Kant,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Aim," in Amélie Oksenberg Rorty and James Schmidt, eds., Kant's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Aim: A Critical Gu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1. (17)G. W. 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79, 118. (18)参见Trevor R. Getz, "Towards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World History," History Compass, vol. 10. no. 6, 2012, pp. 483-495. (19)Natalie Zemon Davis, "Decentering History: Local Stories and Cultural Crossings in a Global World,"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0, no. 2(May 2011), pp. 188-202. 引文见第192页。 (20)关于后殖民主义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参见张旭鹏：《后殖民主义与历史研究》，《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第107—116页；关于庶民研究，参见张旭鹏：《“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第82—92页。 (21)2002年出版的《西方史学思想指南》一书就将后殖民史学列为专章介绍。参见Prasenjit Duara, "Postcolonial History,"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pp. 417-431. (22)Bernard S. Coh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The British i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23)Nina Burleigh, Mirage: Napoleon's Scientists and the Unveiling of Egyp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7, pp. 247-248. (24)Brian W. Richardson, Longitude and Empire: How Captain Cook's Voyages Changed the World, Vancouver, B. 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6. (25)Stephen Howe, "Introduction: New Imperial Histories," in Stephen Howe, ed., The New Imperial Histor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2. (26)相关的代表性著作，可参见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该书曾获2011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 (27)Mrinalini Sinha, "Projecting Power: Empires, Colonies, and World History," in Douglas Northrop, ed., A Companion to World History, Malden and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2, p. 270. (28)对帝国网络的深刻分析，可参见Alan Lester, Imperial Networks: Creating Ident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outh Africa and Brita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9)Michael H. Fisher, Counter flows to Colonialism: Indian Travellers and Settlers in Britain, 1600-1857,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4. (30)Daniel T. Rodgers,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Cambridge and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31)Akira Iriye and Pierre-Yves Saunier, eds., 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32)Akira Iriye, "The Transnational Tur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1, no. 3(Jun. 2007), p. 375. (33)Bartolomé Yun Casalilla, "'Localism,' Global History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A Reflection from the Historia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Historisk Tidskrift, no. 4, 2007, p. 667. (34)Natalie Zemon Davis, 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 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 (35)阿兰·梅吉尔：《区域历史与历史撰写的未来》，肖超译，《学术研究》2009年第8期，第89—100页。 (36)Paul A. Kramer, "Region in Global History," in Douglas Northrop, ed., A Companion to World History,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12, pp. 203-204. (37)David Abulafia, "Mediterranean History as Glob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0, no. 2(May 2011), p. 221. (38)如Karen Ordahl Kupperman, Indians and English: Facing Off in Early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Londa Schiebinger, 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Sabine MacCormack, On the Wings of Time: Rome, the Incas, Spain, and Peru,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David Eltis and David Richardson, Atlas of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9)Michael Jiménez and Marcus Rediker, "What Is Atlantic History?" http://www.marcusrediker.com/Articles/what_is_atlantic_history.htm. (40)阿兰·梅吉尔：《区域历史与历史撰写的未来》，《学术研究》2009年第8期，第99页。 (41)Charles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Amy Gutmann, ed.,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5-73. 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永平 全球史(global history)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史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史学界也引起巨大反响，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史，并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借鉴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来研究历史，在传统研究范式中取得创新。然而，方兴未艾的全球史在中国主要还是受到世界史和史学理论研究者的青睐和欢迎。与他们热烈谈论和倾心引介全球史的热情相比，全球史在中国史研究者中却显得相对冷清，鲜有回应。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全球史与中国史研究有关系吗？在我们的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全球史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的分立 在中国的历史学研究领域中，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分立是一个既成事实：世界史首先是除中国史之外的地区与国别史，其次才是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而中国史则主要是以历代王朝兴衰和社会变迁为线索的断代史和各种专题史的分解与整合。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者也都很注重这种学科的划分和自己身份的认同，除了极个别学贯中西的权威和大家，大多数学者都会画地为牢，自觉站队，给自己贴上“我是研究中国史的”和“我是研究世界史的”标签，形成两个研究内容完全不同的“学术圈”。如果不这样，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组织”和不被圈内人认同的“学术盲流”一样。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历史学科本身发展的原因，也是现实需要的考量。 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分立，产生很多弊端，如以研究中国古代史见长的何兹全早就指出“在我们的历史知识中，中国史和外国史挂不上钩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搞中国史的不问世界史，搞世界史的很少搞中国史”，以致所谓“世界史”讲的是中国史以外的世界史。所以他大声疾呼“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①这种人为割裂的现象造成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不大了解中国史，而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不太熟悉世界史的状况。虽然研究者可以通过大量阅读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论著来弥补自己相关专业知识的不足，但是由于两个学科的分立，使得研究者的专业意识与学科方向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事实上造成了他们对对方专业知识的了解难免浮光掠影，学术视野狭窄，要么言必称希腊、罗马，要么只知有汉唐而无论世界，所谓培养具有学贯中西、胸怀世界的通识型人才的目标往往流于空谈。 诚然，多年来中国史学界也在不断呼吁构建新的世界历史学科体系，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世界通史的编纂中加入中国史的内容，并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和长期实践，涌现出了一批重要的世界通史著作，取得和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是，在编写世界史时，如何处理中国部分迄今仍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刘新成就提出：“在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之后，‘世界史’中的中国史和中国史本身应该有什么区别？”②另外，即使是在世界史著作中加进了中国史及其相关的内容，世界史与中国史往往还是“两张皮”，很难真正融会贯通。因此，如何克服二者之间的分立所带来的诸种困惑，从而建立起一种真正的有机结合，全球史的探索可以说为历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价值。 二、比较与融通：全球史研究中的中国史 全球史的兴起不仅为历史学的研究带来了新视角，而且还为历史学家观察人类社会和历史提供了新方法。许多全球史史学家都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国史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重新解读，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以及本特利、齐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等，都将中国史的研究纳入全球范围加以考察，强调跨国界、跨地域范围的比较与借鉴、互动与关联，使中国史研究具有新的广度与深度。也有学者吸收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用以研究中国历史，产生了新的成果，如在区域史研究中，滨下武志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等论著中，把中国放在东亚或整个亚洲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审视，从新的角度对历史上的中国以及亚洲与欧洲关系进行阐释。③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④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⑤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⑥等论著，以全球视野为参照系，交互比较中西发展道路的歧异，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之中，强调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揭示了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逻辑。在环境史研究中，庞廷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⑦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⑧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⑨等论著，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放在世界环境变迁中考察，从环境因素、人类活动和环境意识的角度发现了中国与世界环境变迁的许多共性与特性。 在西方，关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悠久传统，并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汉学，或称中国学。汉学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近代西方的崛起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而展开，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有关。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士的著述当中。到19世纪初，汉学正式形成。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举凡中国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民族、语言、文学、哲学、宗教、科技等，都在汉学家考察的范围之内。迄今为止，国际汉学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涌现出来一批杰出的汉学家。与西方汉学相比，全球史研究中的中国史究竟与它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在研究视角和研究理论上，汉学家们不太注重理论建构，但他们却擅长从微观史学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进行详细的考察与论证，如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⑩谢弗的《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译本改称《唐代的外来文明》)、(11)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等，(12)都是这方面的名著。但是，“这种片面方法导致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拥有大量信息但研究领域零碎、狭隘的学科。”(13)而全球史史学家则习惯于从宏观视角审视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互动与关联，把“全球视野”与“区域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了“小地方—大世界”的研究范式。(14) 其次，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上，汉学家们大多精通多种语言文字，尤其是汉语，甚至藏语、梵文、突厥文、吐火罗文等运用甚少或是已经不用的“死文字”，因此他们特别注重将语言学与文献学相结合来观察中国历史，尤其是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大量中国文献与文物的出土与发现，如甲骨文、金文、敦煌文书、汉简、碑刻、档案、图像、域外汉籍等，更是为汉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料。而全球史史学家则重视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跨学科、跨地域和横向联系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国史放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在研究资料的选取上，全球史史学家既注重从中国的历史文献入手，又注重发掘其他语言文字中的相关记载，从横向比较与互证分析中发现它们的关联性。如麦克尼尔在撰写《瘟疫与人》时，“为了尽力发掘中国的瘟疫史料”，将公元前243年直到1911年的资料“整理成一个详细的附录”，并“结合黑死病时代及其此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的情形”，由此考察“瘟疫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5) 第三，在研究内容和研究侧重点上，汉学家们大多从“中国中心论”的角度出发，习惯于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叙事单位来进行论述，重视从中国历史与文化自身发展的状况来进行研究，虽然他们对发生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或碰撞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对那些超越民族与国家界限的交流与互动却重视不够。在实际研究中，注重细节描述和具体历史事件的实证研究，与中国传统学术中注重名物、训诂与考据之学有某些相通与类似之处，这样就使得历史研究变成一堆碎片式的累积。全球史史学家则从跨文化互动的独特视角出发，将中国历史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相互交往体系与网络当中，进行一种鸟瞰式的全景描述。如威廉·麦克尼尔与约翰·麦克尼尔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就认为：“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16)他们正是将中国历史置于其所编织的这张“人类之网”中来进行考察的。又如滨下武志在《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中也考察了与中国相关的各种各样的“网络”，如“海上网络”、“通商口岸网络”、“海外金融网络”以及交错的“印度网络”与“华人网络”等。(17) 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非常关注中西交流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并从中找寻出中西文明交流与互动的蛛丝马迹。如夏德的《中国与罗马东部》(中译本改称《大秦国全录》)、(18)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从古代到1800年的双方关系概述》、(19)梯加特的《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20)让-诺埃尔·罗伯特的《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等。(21)这些论著已经突破传统汉学研究的观念与范畴，具有一种独特的“世界性”视野。例如梯加特的研究视野十分开阔，他在做了大量分析、比较之后发现：“在罗马帝国的盛衰期，其本土及北境、东境经常遭受蛮族的进攻、骚扰，而这类‘侵扰’，以及罗马帝国主动发起和被动接受的诸多战争，又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对西域地方的经营及政局变化的影响。”(22)这说明至少在两千年前东西方世界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交往体系”。(23)这样一些研究已经与后来出现的“全球史”研究有某种相似之处。 三、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全球史吗 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如何引进和运用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有学者就呼吁“在全球史中重新思考中国”。(24)事实上，“全球史观的兴起也影响着当前中国史学的路向”。(25)近年来，有些中国史研究者已经开始尝试在全球史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涉及众多领域，如基础领域有全球史观下对中国史教学、中国史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反思；还有学者对“全球史观”与中国史研究的相关领域进行了思考，如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拓展、中国城市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国教育史研究，等等。此外，在中国史研究中，运用和借鉴“全球史观”来开展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有成果问世。因此，在当今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大环境之下，全球史如果缺乏中国史就是不完整的，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也迫切需要了解和引进全球史。 在中国史研究中，虽然“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几乎没有市场，但我们也要反对和警惕狭隘的“中国中心观”的膨胀。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持续高涨的“李约瑟热”，到热捧美国学者柯文撰写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26)都是这种思维的反映。具体到中国史的研究中，通常也会在不经意间贯彻这种历史观。如过分强调中华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和在东亚文明中的中心地位，陶醉于中国古代的各种发明创造和在世界史上的领先地位，动辄就以“我们古已有之”来回应世界新生事物和新兴潮流的诞生与出现，而忽视域外文明的存在及其影响，结果导致盲目排外与妄自尊大情结在社会上时有泛滥。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种“中华文明优越论”的感觉。所以有的学者明确指出：“‘中国中心论’也不对”。(27) 无论是“欧洲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观”，都是一种有失偏颇的狭隘历史观。我们只有在历史研究中，将中国史真正放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来把握，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时期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其他地区历史进程的相互联系和区别，也才能更正确地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史研究中，向来有重材料、轻方法的倾向，并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年陈寅恪、傅斯年等曾主张将语言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运用多种多样的语言研究问题，努力发掘新的史料，将研究视野从中国拓展到“四裔”乃至世界。但是，这样一种学术传统似乎早已被淡忘了。我们在强调中国史研究中引进全球史，并不是要否定传统中国史的研究，只是希望在中国史的研究中注入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开拓新的研究课题和领域，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的中国史研究。 有的学者担心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是否还有意义？(28)其实大可不必，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史要求打破各自孤立的地区——国别史的藩篱，也不能继续作为地区——国别史的堆积。但迄今为止的全球史最重要的层级、分析研究全球史的最重要单位，仍然应当是‘国家’(nation-state，包括多民族的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29)“全球史学不能完全代替旧的国别史，但它的确丰富了传统世界史的视角和方法，扩展了我们的历史视野，使我们注意到跨越民族、国家和文化区域间的人口迁移、帝国的扩张、技术转移、环境变迁、文化宗教和思想的传播、经济的波动等等对全球历史的影响和意义。”(30)这样一些问题也正是在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开拓和挖掘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在中国史研究中，中外关系史、中外交流史和中西交通史向来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在叙述方法上，往往是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说明其纵向发展后，再单独叙述同一时期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结果造成“纵向描述与横向描述两张皮的现象”；“而‘全球史观’着眼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着重阐述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形式和内容，重心放在建立相互联系的‘过程’上面”，“以互相关联的‘网络’为单位，同步说明该地区的纵向和横向发展”。(31)全球史史学家认为互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源自变化，而变化的起点是接触外来新事物。对新事物的取舍过程就是传统的蜕变过程，尽管社会对新事物通常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新事物的结果同样导致社会变化。(32)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互动”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变化与进步的动力。全球史史学家认为：“世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自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可以孤零零地存在而与外界毫无关系。”(33)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中国史研究中较多地强调东亚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和中华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以致造成了一个只有在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才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错觉。本特利(Jerry H. Bentley)曾经指出：“尽管在中国和印度、西南亚之间存在高山和沙漠的阻隔，贸易网络还是早在公元前3千纪的时候就把中国与西方和南方的大陆连接起来了……古代中国也是在一个彼此影响、彼此交流的世界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贸易、移民和中国农业社会的扩大，促进了东亚和中亚各民族彼此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34)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早在五千年前就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发生了联系，张骞通西域只不过是古代中国开始大规模探索与了解世界的一大壮举。 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在论及丝绸之路的开通时，大多只强调张骞西域之行的贡献。其实，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这也并不是一件完全孤立的历史事件，早在此前约二百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发动的东征，就到达了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大夏)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此后张骞才到达这些地区。也就是说，“就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而言，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都发挥了同样的历史作用”。(35)假如我们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能够将张骞通西域与亚历山大东征联系起来，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不同人群之间渴望“相遇”及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这也正是全球史史学家所要表达的一种“互动模式”。 在中国史研究中，佛教东传也是一件大事。佛教大约是在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新事物”，由于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它在初传入华时，曾经产生过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受到本土文化的强力排拒，甚至酿成“三武一宗灭佛”的激烈冲突。尽管中国社会对佛教这一外来“新事物”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它的结果同样导致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佛教为了尽快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开始了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过程。经过与本土文化的排拒、吸纳、依附、融汇，最终演化为中国化的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宋巨变中，理学的兴起与道教的变化就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因此，中国社会对佛教这一外来“新事物”的吸收、取舍过程本身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蜕变过程。 另外，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历史现象，就是“胡化”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一提到少数民族“汉化”问题，通常就会大讲特讲，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现象；反之，一提到“胡化”问题，就会有意回避或者干脆不提，认为它与历史的“倒退”，或者与野蛮甚至落后相联系。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与偏见。在全球史视野下，“汉化”固然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但“胡化”也不容忽视，它曾经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过重大影响，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汉唐社会胡气氤氲——胡服、胡食、胡音、胡乐、胡舞、胡骑、胡俗——盛极一时。这种“胡化”现象甚至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还有反映。假如我们在中国史研究中，能够将“汉化”与“胡化”现象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共生共存的包容格局。 当然，现在讨论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已经和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为时过早。全球史观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野空前开阔、思维空前开放的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与方法，它所致力于通过跨学科、长时段、全方位地探讨和关注人类生活层面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尤其是关注跨越地域和种族的互动与交流，诸如人口的迁移、疾病的传播、帝国的扩张、生物的交流、技术的转移、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传播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等等问题，都是我们在以往的中国史研究中所忽略的一些重要历史现象。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将全球史观应用和贯穿到中国史研究当中，那将为我们的研究范式带来重大改观。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批准号08JZD0037，合同号08JZH037)的成果之一。 注释： ①何兹全：《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光明日报》1984年3月14日，收入《何兹全文集》第2卷《中国史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61—963页。 ②刘新成：《〈全球史评论〉发刊词》，《全球史评论》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页。 ③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④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⑤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⑥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⑦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⑧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 ⑨威廉·H.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⑩劳费尔：《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林筠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11)爱德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12)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耿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3)夏继果：《理解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14)刘新成：《〈全球史评论〉发刊词》，《全球史评论》第1辑，第3页。 (15)威廉·H.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中文版前言”。 (16)约翰·R. 麦克尼尔、威廉·H. 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17)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赵劲松、张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8)夏德：《大秦国全录》，朱杰勤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19)G. F. 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李申、张毅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20)弗雷德里克·J. 梯加特：《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丘进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21)让-诺埃尔·罗伯特：《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马军、宋敏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2)弗雷德里克·J. 梯加特：《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译者前言”。 (23)丘进：《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207页。 (24)艾尔曼：《在全球史中重新思考中国》，《解放日报》2010年6月18日，第19版。 (25)程美宝：《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26)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27)林甘泉：《“中国中心论”也不对》，《北京日报》2007年1月22日，第19版。 (28)葛兆光：《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还有意义吗？》，《中国文化》2012年第2期。 (29)董正华：《论全球史的多层级结构》，《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30)何平：《全球史对世界史编纂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 (31)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全球史评论》第1辑，第23—39页。 (32)刘新成：《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全球史评论》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12页。 (33)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一个跨文化全球史观的设想》，《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34)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上册，魏凤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8—135页。 (35)杨巨平：《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全球史及其多元潜力 德国雅各布斯大学历史系及亚太研究所教授 多米尼克·塞森麦尔 一、构思全球史的当地研究方法 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对全球和跨国史学越来越有兴趣。①从中国到美国、从阿根廷到欧洲，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研究呈现出各种新的令人感兴趣的方向。②像其他学科一样，全球历史研究也体现出学者之间进行各种模式的跨国家合作的特点。近些年来该领域出现了很多国际会议、跨文化研究项目和交流项目。 但是，如果认为世界上全球历史的道路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逐渐趋同，这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急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方学术主导了该领域，对全球历史越来越多的兴趣意味着继续传播美欧对世界过去的看法。相反，逐渐兴起的不是一个同质的“全球史”：在该领域有很多学者和不同的理论研究方法。也许更重要的是，全球史的研究视角仍然受到当地因素的极大影响。在中国、德国或者英国等地对该领域的讨论没有变得彼此相同。 毋庸置疑，世界上各个地方都有多元的史学文化，我们绝不应该认为一个国家内部存在单一的史学学派。在大部分国家，全球历史研究的特点是相互竞争的观点、热烈的讨论和多样化的视角。然而，尽管存在上述内部差异，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国家或者地区学术体系之间的差异是存在的。如同很多国际会议告诉我们的那样，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学家倾向于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全球历史问题。比如，因为各种原因，“现代性”和“现代化”这两个概念在中国的大部分世界史和全球史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之相比，美国的大部分历史学家在从国家和跨国层面来分析变化时，实际上开始回避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工具。③ 显而易见，这种差异不能简单地用所谓的连续不断的认识论传统来解释。在所有的国家，当今学术机构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全球转变的结果，而全球转变典型地与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④作为这些转变的一部分，历史学术研究在很多国家经历了极大的概念上和制度上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意义非常重大，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能把以前的现代“世界历史”史学到目前的全球历史学术研究简单地用一条直线连接起来。虽然如此，史学从未发展成这样一种学科，即全世界的研究方法都大致相同，如同自然科学一样。一系列因素仍然在限定着全球历史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从制度安排和资金结构到社会条件、历史记忆的形式和政治架构都存在这些因素。 因此，如果认为全球历史研究中的当地差异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发展”鸿沟造成的，这是错误的。毕竟，这意味着中国的全球历史研究最终会趋近太平洋彼岸占主导地位的概念和研究方法。笔者相信全球历史研究视角的当地差异会继续存在，甚至将来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原因是我们正在朝着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迈进，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学术领域内的欧洲中心论角度也许将会逐渐淡化。中国和其他西方之外的国家的研究型大学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许会改变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很多学术领域的全球知识等级的分布。 然而，就目前而言，全球历史研究中当地特色的研究状况仍然嵌入西方主导的学术体系中。在我们这个领域，全球知识等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以英语为母语的历史学家仍然可以轻易地忽视其他语言生产出的学术成果，而在世界其他地区明显不是对等的情况。在很多国家，如从智利到日本，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够在不考虑美国或英国最相关的文献(要么是通过翻译要么是通过阅读英文相关文本)的情况下，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这是极其明显的现象。但是，在西方没有太多的学者注意到中国、日本、阿拉伯或者其他地区新兴的世界历史研究方法，即使可以获取相关的翻译版本。 在笔者看来，很多西方的全球史史学家更感兴趣的是非西方的历史，而不是当前的非西方史学，这一点很糟糕。也就是说，很多全球史史学家没有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同仁在同一领域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足够的关注。笔者感觉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北美和欧洲内部关于全球史的讨论主要局限于在西方任教的学者。与之相反，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研究者首先熟悉自身的文化领域，其次熟悉西方的经验。他们具备从两个不同的参考空间从事研究的优势。 笔者确信，只有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学家持续不断地讨论上文提到的知识等级，全球史才能真正地展现出其内在的潜力。毕竟，欧洲中心论的传统话题应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和讨论。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很多其他的话题，如殖民主义历史、研究全球和当地的力量如何相互作用。只有到那时，全球史研究才有希望为探讨全球时代人类共同的责任和危机问题的论坛和公共领域做出贡献。 二、比较西方内部的全球史研究 我们对全球历史的理解在不断多元化，解构相当单一的“西方史学”这个概念是一个重要环节。毕竟，欧洲和美国内部不同社会和地区之间在史学背景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在西方内部解释这些差异的一个好方法是简略地描述美国和德国的全球历史背景。尽管这两个社会和经济体长期以来已经与全球紧密相连(虽然联系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与德国相比，全球历史和跨国历史在美国扮演着不同的然而更重要的角色。关于德国和美国的全球和跨国历史研究的多样化背景，可以谈论的内容有很多。在下文，笔者将主要比较这两个国家的制度和社会发展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全球历史研究。 在美国，全球历史的最新发展需要置于此前大学校园里的社会文化变化的语境中来理解。这些变化从1960年代开始。在此期间，美国全球地位的提高和扩张的雄心为持续增加研究非西方地区的资助提供了基础。地区研究如中国研究或者非洲研究受到了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主要目标是为适应国家的新的国际活动和扩张的需要训练一批专家。⑤后来，这也引起了很多学科设置的变化，比如史学、政治科学：很多院系开始系统地设立教师职位，包括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地区专家。结果，美国历史系的教师比例由原先的主要是北美和欧洲的专家降低到了66％，在研究型大学这个比例甚至更低。⑥ 在与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种结构上的变化对世界历史和国家历史研究中的叙事产生了更大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欧洲和北美之外的地区，他们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任务是打破自己研究中原先存在的种种限制和藩篱。例如，在美国，对研究中国、印度或者中东等世界不同地区的美国学术研究体现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一些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提出了质疑。与此相关联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挑战各自领域内原先被广泛接受的认识论主张和研究程序。⑦ 美国大学里地区研究专业的变化只是那个时期美国学术界经历的大转变中的一个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同一时期极大地膨胀了，部分也反映了冷战期间的地理政治角色。⑧这个过程促进了教师和学生在社会和文化背景方面的多样化，同时也影响了研究和教学安排。尽管教师的数量从1970年代以来没有继续大量增长，但是美国大学开始经历一场社会变革，学生的种族、性别和社会背景的多样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⑨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先前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男性白种人”群体目前在美国的历史系只能占有略超过一半的职位。⑩ 这些社会变化以及美国大学里地区研究逐渐增多，在那时期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影响——从民权运动到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推进了史学领域的变化。(11)实际上，历史系是重大论辩的据点，(12)很多学者和教师对美国国家历史和世界历史使用的所谓的同质研究方法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在冷战的后半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开始认为学术界的史学主流没有公平对待本国的多样性。(13)很多倡导底层研究的群体在美国大学内部逐渐有极大的代表性，他们经常为了身份认同或者政治目标而联合起来，从而受到关注。(14)还有其他的学术发展运动，如日益增多的研究领域，从性别研究到非裔美国人研究，通过提出“谁的历史？”这样的问题开始更加猛烈地挑战美国历史的统一性。也就是说，他们关注那些不能简单用主流词汇来描述的经验和群体，以反对主流的研究模式。 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的大学成为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重要阵地。底层研究、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些学术潮流，都持有某种反霸权主义理念。在美国这也许仍只是少数人的话语，但是与西方其他地区相比，它们的体制基础要强大得多，并且对学术活动的影响通常也大得多。(15)在与许多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这些发展对美国最近的全球史潮流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近来的全球史潮流建立在史学所有分支中的细节研究基础之上，从经济史到社会史、从性别史到环境史，等等。(16)大体而言，活跃于这一领域的历史学家中，已有很多学者受到训练，成为西方之外的地区史研究专家，比如中国、印度、非洲或拉美。此外，上文提到在区域研究中存在批判性讨论使美国很多全球史史学家开始公开批评欧洲中心主义和国别的藩篱。 与美国的情况相比，德国史学的学术景象大为不同。在过去数十年中，德国历史学教授的性别和阶层背景更加多样化，但是有外国血统的历史学家在大学里仍只是极少数。也许更重要的是，不到5％的历史教授属于“非欧洲历史专家”。对非洲、亚洲、美洲和中东等非欧洲世界的研究，大多被归入次一级的、专门的小领域，比如伊斯兰研究或者汉学。但是，时至今日，这些“小学科”也倾向于发展他们自己的学术训练形式，同时也有独立的期刊、会议和学会等。基于以上原因，在德国，大量的地区研究仍然保持着碎片化的状态。(17) 自1920年代以来，德国大学历史系中的地区史研究格局未发生显著的变化。也就是说，尽管20世纪上半叶，德国造成了对全球范围的伤害，也承担了其他重要的全球角色，但德国的学术体系长久以来仍继续边缘化非欧洲和跨文化的历史。这并非是战前国家主义思想的继续，而是在战后向西方靠拢的精神导向下努力接受德国历史的黑暗面的结果，这正是德国历史学界局限于国家范围或欧洲化取向的主要原因。例如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战后第一代历史学家仍决然致力于国家史研究，尽管他们极力批判德国的国家主义。(18)但是关注国家历史(忽略全球和跨国历史)是他们需求的一部分，因为他们需要公开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根源，以及德国因纳粹罪行而需担负的责任。 尽管如此，全球和跨国史研究的新形式，尤其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在德国历史学家学会中越来越强且备受瞩目。越来越多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和学术网络受到了德国基金会的大力支持，这为历史学家之间和区域研究(比如亚洲研究或者非洲研究)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结果，越来越多的史学研究生接受过至少一门非西方地区史的学术训练。德国历史学家日益倾向于寻找新的方法发掘德国和欧洲历史的全球和跨国维度，并且摒弃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主导叙事方法。 在其他众多话题中，殖民主义研究尤其成为历史学家和区域研究学者彼此交流及从事共同研究的、为数不多的领域之一，并出现了几个有趣的研究方向。例如，有些历史学家将希特勒对东欧国家的入侵也纳入殖民行为，由此拓宽了德国殖民主义的概念。(19)此外，近来的研究还证实了后来的某些方案其实早在德国殖民时期就已拟定，比如通过优生学、或强制被认为是多余的人口迁居的方式等来净化社会的想法。(20)再者，也出现了对某些问题的公开探讨，比如德国殖民统治之下所发生的暴行等问题。 总体来说，对殖民史研究新形式日益增长的兴趣，与试图从跨国视角重写现代德国历史的尝试关系密切。(21)在众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需要从全球和跨国视角看待德国历史。例如，来自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移民潮使德国社会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这让很多历史学家意识到也应将跨文化视角应用到德国历史研究中来。这种尝试包括从离散社群网络的视角研究土耳其裔德国人或其他少数族裔。这意味着将土耳其裔德国人视为德国社会固有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更多地关注这些人与土耳其或者其他国家之间持久的关系。 德国在这过去的十年中，除了这些更为专业的领域外，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地位的宏观世界史也经历了明显的复兴。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著作为读者呈现了看待长时段的全球史维度。(22)德国全球史领域中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式事件是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的著作《世界的变革》(Die Verwandlung der Welt)的出版，该书1500余页，所列参考书目超过2500本。(23)这部著作以全球史的视角看待19世纪，但该书既没有采用普通的分期方式，也没有采用一成不变的空间概念。作者转而强调以特有的年表和地理环境为特征的各不相同的历史进程。同时，奥斯特哈梅尔也认为大量的“长期进程”是19世纪大部分时间的特点，比如西方中心论的某些方面受到强化，因交通技术的变革世界各地相互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奥斯特哈梅尔的著作对史学和普通大众都产生重要的影响。该书出版后不久，德国各大报纸和学术杂志便给予了广泛的评论，将其誉为德国史学领域的里程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将该书的出版视为德国学术体系内全球史著作的地位渐增的迹象或者象征性事件。 三、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对德国和美国的全球史学术界简要的概述表明，每个国家特有的要素，比如院系结构和历史记忆模式等，是如何影响地方层面全球史研究的不同方法的。对当前这代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的任务是促进不同的学术传统和全球史定义、方法间的对话。到目前为止，有些国家的学术体系仍然处于相当孤立的状态，这些国家的历史学家更应该在全球史领域建立学术网络。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英美的大学扮演了全球学术中心的角色。全球史研究和论辩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将受益于其他的网络格局。无论如何，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在方法论上的密切切磋，不仅能够为全球史研究提供批判性对话，还能促进不同地区专门史研究方法间的相互影响。目前，很多全球历史问题的学术定位仍然是多样化的，因此关于这些问题的对话必定会促进关于学术价值、认识论前提以及世界观等问题的广泛讨论。 然而，当前历史学界处于各自孤军奋战的状态，这至少无法很好地支持一些全球和跨国史的学术课题。如果史学想要进一步把握世界范围内的学科情况和观点、看法——至少是通过论坛的形式，那么应该加强团队合作的尝试。例如，设想一下：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专家共同合作，设计出一系列共同的问题和方法论框架。每个成员都以这个商定的研究方法为指导，作为一种方法论主线，贯穿在自己的详尽的原始资料和背景研究的工作中。毋庸置疑，如同单个的作者一样，一个研究团体也需要慢慢地总结出它的总体性方法，提炼出一套核心问题并将其与之前没有考虑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协调起来。我们有必要进入到一种动态过程中，在此过程中，随着从具体研究领域中获得新观点，方法论框架将不断得到发展。为了协商彼此的不同意见，这个团体应该定期安排会面，只有这样，上述计划才可以实现。这对于国际合作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必须有可用的基金支持才行。 虽然全球史研究的前景看起来很诱人，但真正实行团体研究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存在历史叙事以及原创作者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这甚至可能是那些年轻学者更关注的问题，即学术奖励体系无法公平对待集体合作。如此说来，国际合作出版的著作有可能只是某些个人研究项目的副产品。然而这些作品具有极大的潜力。我们不应天真地认为加深跨国学术接触是万能的，但是，如果没有目前日益扩大的跨国学术合作或不去进行新的合作，那么我们无法想象如何去应对全球史学术界未来必须要面对的基本挑战。 *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李俊姝和王玖玖把本文译为中文。 注释： ①如何区分一些术语如“全球历史”、“跨国历史”，甚至更早使用的领域名称“世界历史”，这个问题非常难说清楚。就个人而言，笔者认为我们无法在概念上区分这些研究领域，而需要把他们看作是相互联系的，原因是很多历史学家把这三个术语相互交换着使用。 ②参见Patrick Manning, ed., Global Practice in World History: Advances Worldwide,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08. ③参见Dominic Sachsenmaier,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Global History: A Brief Outlook on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mparativ. Zeitschrift für Globalgeschichte und Vergleichende Gesellschaftsforschung, vol. 20, no. 6, 2011, pp. 80-93. ④关于现代史学的全球历史角度，请参见Daniel Woolf, 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Georg G. Iggers, Q. 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⑤参见Immanuel Wallerstein, ed.,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⑥参见Robert B. Townsend, "The State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A Report on the 1999 Department Survey,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vol. 39, no. 8, 2001; Marcus Grser, "World History in a Nation-State: The Transnational Disposition in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5, 2009, pp. 1038-1052. ⑦参见Bruce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in Christoph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pp. 159-188. ⑧参见Thomas Bender, "Politics, Intellect, and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1945-1995," Daedalus, vol 1261, 1997, pp. 1-38. ⑨参见John Higham, History: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 2[nd] 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⑩参见Robert B. Townsend,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Minorities in the History Profession, 2008,"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vol. 46, no. 6(September 2008). (11)参见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2)Victoria E. Bonnelli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3)参见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Howard Zin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2-Presen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0. (14)Michael N. Bastedo, "Curriculum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Contemporary Issues," in Philip G. Altbach, Patricia J. Gumport and Robert O. Berdahl, eds.,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62-485. (15)例如，关于这个课题有一个批判性的叙述。Francois Cusset, French Theory: How Foucault, Derrida, Deleuze, & Co. Transformed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16)参见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apter 2. (17)参见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18)参见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19)例如，Dirk van Laak, ber alles in der Welt: Deutscher Imperialismu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C. H. Beck, 2005. (20)例如，Birthe Kundrus, Moderne Imperialisten: Das Kaiserreich im Spiegel seiner Kolonien, Kln: Bhlau, 2003. 总体而言，该研究借鉴了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框架，该书明显的特点是跨越国家范围。但是，当前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手材料的分析。 (21)例如，Sebastian Conrad, Globalisierung und Nation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München: C. H. Beck, 2006. (22)其中一例是“Global History-The World, 1000-2000”系列研究，其中8卷是对过去一千年全球历史的记述。 (23)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C. H. Beck, 2009. 英文版即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