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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东京审判的问题研究(5)


    四、天皇的处置
    如果说确定日本战争犯罪的起算时间、甄别遴选战犯以及实施抓捕,其中虽然有着政治方面的考量,但总体上应该还是法律属性的事情。而天皇的处置则更多的是政治利益的盘算,虽然其中也夹杂着法律与政治的冲突,但最终还是独占日本的美国在政治上的权衡决定了天皇的处置。
    作为深受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在处置天皇的态度上是非常明确的,也迫使美国尽快明确其立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The People's Political Council)于1945年7月17日通过一份决议,将日本天皇列为战犯。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这样评论道,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当地媒体中出现一种舆论,支持拥护将天皇作为战犯的立场,所以在重庆分委员会中将天皇列为战犯的问题可能会被提出,美国驻中国使馆需要了解国务院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以为美国代表采纳。(37)8月4日,驻华大使赫尔利再次询问国务卿在天皇问题上美国的立场。(38)
    如果说中国的立场是深受其害者作出的,那么美国非政治人物如何看待日本天皇的呢?哈克沃斯(Green H.Hackworth,法律顾问)认为,如果国务院采取回避或者没有清晰的政策思路将会遭受广泛批评,国务院应该现在或者稍后就做出决定,他承认关于天皇的处置问题上需要考虑一些政治因素,但是他认为在实施正义问题上不应该受到权宜之计的影响。
    同一个问题,作为代理国务卿的格鲁则是另一番分析,也充分体现了美国政治人物思维上的实用主义习惯与特质。格鲁表示:
    (自己)倾向于如果日本拒绝遵守波茨坦公告,拒绝无条件投降,迫使我们使用武力进入日本本土并因而造成了美国包括盟国在内人员的伤亡,这种情况下天皇应该被列为战犯,以实现完全正义。将天皇列为战犯并不意味着他会被判有罪,这将取决于证据,取决于天皇是否参与了谋划实施了战争残暴行为,还是仅仅是一个傀儡而无法控制或者影响那些军方领导人。在这一特殊问题上,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忽略一些政治因素的考量。我们应该利用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利用他们来说服天皇发出圣谕,命令日本军人为了他们国家的未来放下武器停止抵抗,而不是顽强抗争到最后一刻。没有天皇的批评认可,日本在海外的军队是不会遵循其政府命令的。如果我们将天皇列为战犯,在日本国内将会产生使任何可能迈向无条件投降与和平的努力行动前功尽弃,结果可能是加强了日本人的团结而抗争到底,所以国务院的立场非常重要,以致影响到数以万计的美国人的生命。
    格鲁还不忘提醒说:
    虽然我没有和史汀生(Henry L.Stimson,Secretary of War,美国时任陆军部长)、福里斯特尔(James V.Forrestal,Secretary of the Navy,美国时任海军部长)交流过这一问题,但从我所知的情况看,他们可能与我是相同或相似的观点。我建议去电赫尔利,告知远东与太平洋分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在是否将天皇列为战犯的问题上,美国不要主动提出这一问题。(39)
    如果说格鲁的立场是“以拖待变”的话,那么在美国独占日本的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不管是国务院还是美国军方都不会在如此关键的时间节点就这一重要问题明确态度或表达立场。国务卿贝尔纳斯于8月8日致电赫尔利,表示重庆分委员会提出将天皇列为战犯的建议很遗憾,期待赫尔利能够想尽各种办法阻止这种企图,万一这一问题被提出,请电告国务院以便作出指示。(40)1945年9月12日,在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远东事务分会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要求驻日美军最高司令在收到处置天皇的特别指示之前不能采取将日本天皇列为战犯的任何行动。(41)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的立场越来越清晰。1946年1月25日,麦克阿瑟在给参谋长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的电函中如此分析道:
    将天皇的确切活动和过去日本帝国的政治决定在不同程度上联系起来的具体确凿的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我已获得明确信息,直到战争结束天皇与国家事务之间的联系主要是臣属性的以及是对他的顾问的意见的自动反应。天皇任何企图阻挠由处于支配地位的军事集团所控制和代表的社会舆论的行为都将使他处于一种危险境地。如果天皇受审,占领日本的计划必须作很大调整,而且在具体行动之前必要的准备工作必须完成。天皇的被诉毫无疑问会在日本民众中引发巨大的震动。天皇是日本联合的象征,实际上所有日本人都尊崇天皇作为国家的社会领袖,而且相信波茨坦公告是维持他日本天皇地位的。日本民众会将盟国的行动看作是对他们历史的背叛,由此引发的仇恨敌意和对抗不满会毫无疑问地持续到可预见的将来,由此开始的循环报复的仇恨可能持续几个世纪而不能结束。(42)
    既然美国的倾向越来越明显,那么美国必须要有一些将天皇排除于战犯之列的事实材料以作佐证,1946年2月16日驻日美军当局政治顾问办公室的一份电函则显得恰逢其时。其中迫水久常(Hisatsune Sakomizu,曾任日本内阁书记官长)讲述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证明了天皇本人是反对战争的,但是受限于官方行动而没有阻止战争,因为理论上天皇是不能单独做出决定的,而是应该接受大臣的建议,这些大臣则应该对采取的行为负责。迫水久常讲道,1941年12月4日或5日,天皇通过面部表情(facial expression)表示同意战争不是保护日本利益的唯一方式。在宣战的帝国法令中,天皇自己加入了一段话,揭示了与美国、英国的战争并没有得到天皇本人的支持。在签订德意日三国协议时,天皇告知近卫文磨这个条约可能给日本带来重大不幸。并且迫水久常将会继续提供能够开脱天皇战争责任的证据材料。(43)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