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贸易体系的脱出与日本型区域秩序的构建(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0:11:32 《日本学刊》2012年6期 王来特 参加讨论
三 生产技术能力的提升对贸易主动权的影响 这种消长状况的出现，固然有国家政策引导的原因。德川幕府在推行其区域秩序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向中国商人显示政治权威。(28)然而，笔者认为另需注意的是，进入江户时期，生产技术的提升也使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相比前代有所下降，并为幕府的贸易管制法令的推行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众所周知，日本在室町时期作为国内通货的铜钱尚需由中国进口。相比之下，德川幕府不但有能力批量制造铜钱，且在日本庆长11年(1606年)、13年(1608年)、14年(1609年)连续发布停止使用明朝铜钱的法令(29)，统一了币制，从中国货币圈中独立了出来。 此外，在制造业方面，当时属于具有高端技术含量的瓷器是最能体现这一消长状况的产品。17世纪以前，由于技术原因，日本是单纯的瓷器进口国。但16世纪末，丰臣秀吉征伐朝鲜时被掳至日本的朝鲜工匠在肥前有田地区发现了瓷土矿石，并于17世纪初首次在日本烧制出了瓷器。此后，在40年代，赴日的中国工匠又引入了上色技术。日本开始生产青花及其他彩色瓷器。(30)明清交替之际，由于中国商品供给的急剧下降乃至中断，欧洲商人开始转向从日本采购瓷器。当时，荷兰是除中国之外唯一被允许同日本进行交易的国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长崎港内被称为“出岛”的人工岛上设有商馆。 在商馆的贸易相关文书《分类账》及《发货单》中，从1650年开始有日本瓷器出口的记录。这些记录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官方交易，不包括公司允许下的职员和雇工的个人买卖、中国商船的出口以及走私贸易，且有不少年份的记录缺失，即不代表那一时期日本瓷器的出口总量。(31)但因为是官方文书，所以两份记录在制作当初就比较详细，且其中记录的金额可以以“两”为单位换算成当时在东亚流通的白银货币，所以这些被历史抽样出来的数据依旧是现有的能够反映当时日本瓷器出口状况的最佳材料。(32) 由《分类账》和《发货单》可见，东印度公司记录中的日本瓷器年出口总价的较高值集中出现在清朝的海禁时期(1662～1685年)。1685年清朝发布《展海令》以后，由于价格上的劣势，公司在日本的采购开始减少(33)，但是这番经历也使日本瓷器在技术上对外界的依赖大为减少。另需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瓷器在此之前就已经在亚洲及欧洲被广泛使用，所以江户时期日本制瓷器的纹样图绘多有对中国的模仿。 竹永威及矢部良明合著的《日本陶瓷大系·伊万里》一书在阐述中国瓷器对日本瓷器的影响时指出，从庆长(1596～1615年)末年到元和(1615～1624年)、宽永(1624～1625年)年间，在松浦地区平户港有相当数量明末清初的青花及彩绘瓷器卸货上岸，这无疑给当地的窑主和工匠们带来了很大的刺激。在这种影响下，日本瓷器在图样上出现了龙图、凤凰图、唐狮子图、唐草图、唐花图、牡丹图、松竹梅图，纹理上有唐草文、草花纹、纱绫形文、雷文、方割文，字样上有寿、嘉、福、宝等，此外还有汉画、水墨画风格的山水图、唐人风俗图、唐人幼儿图、楼阁图。(34)小木一良在《新集成伊万里》一书中也指出，从宽永时期即已被废弃的有田地区天神森窑的出土瓷器碎片来看，其中大量可见对中国纹绘的模仿。在日本瓷器初期的图录、图谱中的人物图绘绝大多数也都是中国式造型，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对日本瓷器的影响程度。(35)而在现存于欧洲的江户日本出口瓷器中，我们也常可看到中国风格的作品。(36)可以推断，这一现象应当是源自中国产品短缺的情况下，外国订购者对日本瓷器供应商提出的要求。 此外，许多江户日本瓷器，包括现存于欧洲的出口产品的底部还有“大/太明成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宣德年制”等字样(37)，充分证明了其作为中国同类产品替代物的属性。但同一时期，出口瓷器中描绘日本人物风情的作品也渐渐增多(38)，这说明日本瓷器开始逐步摆脱替代品的身份，在工艺技术达到一定水平的同时，其作为日本独自文化标志的一面也已经被外国买家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1734年，当荷兰人因为日本瓷器供应商的报价过高而打算从中国采购同类产品的时候，在荷兰本土至东印度公司设立在爪哇巴达维亚的总部的信件中提到：“要看看是否能从中国人那里批量得到那些我们正在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商品，要和日本生产的具有一样的功能，做工一样的精美，比如说……瓷器”(39)。可见，当时日本瓷器的工艺水平已经成为同类产品中较高的衡量标准，而为了夺回市场，这一时期的中国工匠有参考并仿制日本瓷器也就是合理的推断了。 由上述可见，江户日本在制造业方面不单能够逐步实现自给，还可为东亚海域的贸易网络提供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从下文将要详细阐述的《唐蛮货物账》，即长崎地方官进呈给幕府的对外贸易账簿中多次出现日本瓷器批量出口的记录，可知幕府对当时日本的生产能力的把握是有统计数字作为依据的。在此期间，德川幕府拒绝再与中国官方接触交涉，并用自身制定的规章制度对外国商船施行贸易调控管制。这一系列政策的实行，与其对日本自身生产能力的认识不无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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