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20世纪前后中国人心中的世界史(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0:10:04 《学术研究》 曹小文 参加讨论
三、对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探讨 梁启超对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探讨一直贯穿在他历史研究的全过程，且不断深化，构成梁启超世界历史观的重要内容。 (一)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发展 1901年，梁启超撰写了《中国史叙论》一文，对地理与历史发展的关系作了系统探讨。梁启超对地理之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认为“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25]他指出：“地势之于人事也，海所以为通，山所以为阻。上世埃及希腊安息之发达，全藉地中海为之媒介。近世五洲比邻，其造此大业者，亦自航海来也。而吾中国古代豪杰之通绝域也，乃不于海而于陆，是哥仑布伋顿曲诸贤犹为其易，而博望定远实为其难也。泰东发达之缓，实地理缺憾使然。而顾能以人事与天然争，以造震古烁今之大业。夫安得不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而下拜也。”[26]接着梁启超从“地势”切入从理论上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作了论述：“我中国之版图包有温寒热之三带，有绝高之山，有绝长之河，有绝广之平原，有绝多之海洋，有绝大之沙漠。宜于耕，宜于虞，宜于渔，宜于工，宜于商。凡地理上之要件与特质，我中国无不有之。”再加之“西北之阿尔泰山，西南之喜马拉雅山为大障也”，与“小亚细亚之文明、印度文明相合集而成一繁质文明”尚且不能，怎么能在整个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呢？还由于中国作为封闭型的大陆文化，“二千年来未尝受亚洲以外大别种族之刺激”，[27]因缺乏外部竞争和不能吸摄新营养，构成了泰东文明“历久而无大异动”的重要原因。 梁启超还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两大文明形态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之间递嬗更迭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理也。”[28]在这里，梁启超将世界历史上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的转变看成是不可逆转的“世界大势”。在梁启超看来，“世界大势”“无不一一与地理有极要之关系。故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29]1902年，梁启超又撰写了富有历史哲学意味的《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以及《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文章，将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之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在世界大势中，梁启超将地理因素看成是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生活在符合世界大势需求的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就能够创造文明与历史，否则即便如中国拥有数亿之众的人口也与文明、历史无缘。 (二)英雄与世界历史发展 梁启超在构建了新史学的世界历史体系之后，对中外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人物作了深刻的对比分析，在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历史作用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之后，也从整体上找到了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关键所在。 1900年，梁启超在《自由书》中阐述了英雄与时势的关系，他指出：“英雄者，乘时者也，非能造时者也。”“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尝少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30]梁启超还进一步区分了时势缔造的英雄和能造时势的英雄之间的根本区别。1901年，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的晚清重臣李鸿章辞世。1902年，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时充分肯定了李鸿章之于晚清政府的重要性，认为“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望李之肩背者”，“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31]“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32]梁启超将李鸿章放到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大势中去评价，既对李鸿章给予了客观评价，又加深了对于英雄与时势关系的认识，同时还深刻地总结审视了中国历史陈陈相因的原因。 梁启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对比分析了李鸿章时代的历史潮流和世界形势，将李鸿章放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下审视其作为品评其得失。“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33]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批评可谓严厉矣，简直有点求全责备的意味。在梁启超的笔下，“不学无术”中的“学”与“术”也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除了特指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外，还指对于国民历史作用的认识。笔者认为与其说这是对李鸿章的评价，倒不如说是对整个晚清政府的深刻反省，更是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与处于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对比所得出的无奈结论。 具体到李鸿章本人，梁启超还是非常理性地给予了理解与同情。“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进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34]梁启超在将李鸿章与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袁世凯作一对比之后，又与俾士麦、格兰斯顿、爹亚士、井伊直弼、伊藤博文等“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作了对比，彰显了李鸿章境遇的尴尬。近代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境遇的尴尬，反映了梁启超对中外历史发展形势的洞悉。 (三)民众与世界历史发展 对于英雄与时势的认识是古今中外史家认识历史的重要切入点。梁启超对历史人物和客观趋势的认识，既反映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也反映出了杰出人物之于历史发展所具有的主观性。类似的对比还见之于梁启超对加布尔与诸葛孔明的研究中，但后者显然在凸显杰出历史人物的同时更加强调了普通民众对于时势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加布尔谋意大利一统未竞而卒，卒后而一统之业终成；诸葛谋弱汉之一统未竟而卒，卒后而汉遂亡。此其故何欤？蜀汉之国民又非意大利国民之比也。意大利之企画一统者，全国之国民也，而蜀汉之企画一统者，诸葛一人而已。凡事而专属于一人者，此一人去而大事皆去矣。故善谋国者必自养国民之气，开国民之智始。”[35]近代以来由于教育的盛行和普及，直接导致了民智大开，“昔所谓非常者，今则常人皆能之”，于是梁启超得出了“世界之无英雄实世界进步之征验也”的认识。梁启超还进一步分析了循环史观与英雄之间的关系：“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乱如循环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世界藉英雄而始成立之说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36]梁启超认识到这一点说明了他对人类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认识已经由英雄转向了民众。在此，梁启超有关英雄与时势的认识，事实上转移到了对杰出历史人物与普通民众之间关系的探讨，充分肯定了民众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梁启超在总结中西历史发展的不同道路时指出，张博望班定远其远识其毅力不让于泰西诸贤，秦汉唐清好边功辟疆土，其兵力所及威棱所播亦不让于近世所谓帝国主义诸大邦，然而“全世界主人翁”的称号在彼而不在此，这是为什么呢？“彼之主动力在国民，我之主动力在君王。辟地同而所以辟地之目的不同也。……中国数千年来沿用之名词，只有所谓属国者，更无所谓‘殖民地者’。辟地而以殖民虽劳费矣，而后此有倍蓰什伯之利益以为之偿。故国不病而事可以久，而不然者，民未有不劳者，国未有不瘁者也。欧美民族之各竞于帝国主义也。彼其内力充实而膨胀于外，为生存竞争之公例所迫，有不得已者存也。中国不然，人主好大喜功，快一时之意气以为名高耳。故往往不顾其民力如何，动摇之以从事于外。”[37]梁启超不仅指出汉武帝开边“举文景数十年来官民之蓄积而尽空之”，乾隆皇帝“十全老人”“皆不惟其实惟其名耳”。[38]还以民众力之所向、民众情之所愿为标准来审视中国史和外国史上许多相似的历史事件，以此来解释中西历史终究截然分野、划然两途，最终导致两种命运，现在看来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1903年，梁启超对意大利统一与建国三杰以及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彼三杰之人格，自顶至踵无一指一发而无可以崇拜之价值。此五端者不过对吾侪之缺点而举之以相劝勉相警励云尔。呜呼，我辈勿妄菲薄我祖国，勿妄菲薄我眇躬，苟吾国有如三杰其人者，则虽时局艰难十倍于今日。吾不必为祖国忧。彼意大利之衰象困象险象，夫岂在吾下也。苟吾躬而愿学三杰其人者，则虽才力聪明远下于彼等，吾不必为眇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为者亦若是也。抑意大利名之三杰而无名之杰尚不啻百千万，使非有彼等无名之杰，则三杰者，又岂能以独力造此世界也。吾学三杰不至犹不失为无名之杰。无名之杰遍国中而中国遂为中国人之中国焉矣。”[39]在梁启超看来，学习意大利三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树立国民信心和爱国之情。造就百千万“无名之杰”之日，就是中国复为“中国人之中国”之时。与日本对待山田长政(曾为暹罗相)“尸祝之、歌舞之”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梁启超指出：“试问四万万国民中能言八君子之事业者几人？岂惟事业即姓氏亦莫或闻知也”，“国民失其崇拜英雄之性，而国家遂不可问。八君子之见摒于中国历史，其毋乃即中国民族见摒于今日生存竞争界之表征也。”[40]在此，读者似乎可以明白梁启超钟情于为伟大历史人物立传传名的原因了：乃唤醒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崇拜英雄之性，造就百千万的“无名之杰”，培育中华民族之雄武善竞之民气，预流于生存竞争界。 1906年，梁启超撰写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一文，深入探讨了英雄、民众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仑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嘉达哥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仑布以后有无数量之哥仑布，维嘉达哥马以后有无数量之维嘉达哥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和之罪也。”[41]梁启超认为，造成中西历史出现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几个杰出的航海家而在于他们所生活时代之主题以及时代之精神，而铸造时代主题与时代精神的，恰是无数的民众。梁启超认为：“哥氏之航海为觅印度也，印度不得达而开新大陆，是为过其希望也。维氏之航海为觅支那也，支那不得达而仅通印度，是不及其希望也。要之，其希望之性质咸以母国人满欲求新地以自殖。故其所希望之定点虽不达而其最初最大之目的已达。若我国之驰域外观者，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故其所成就者，亦适应于此希望而止，何也？其性质则然也。故郑和之所成就在明成祖既已踌躇满志者，然则此后虽有无数量之郑和亦若是则已耳。”[42]梁启超在这里将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放置在其时代的趋势和潮流中考量，从而将对中西历史截然两途的认识提升一步。时代之需要与英雄(包括政治家)之欲求能否一致，换句话说杰出历史人物能否敏锐地感知时代需求、社会发展潮流并顺应之，这只是中西历史发展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由民众之诉求汇聚而成的时代诉求、时代精神才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文明能否振兴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