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20世纪前后中国人心中的世界史(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00 《学术研究》 曹小文 参加讨论
四、梁启超世界历史观的当代性 梁启超的“世界史观”之所以后期又有发展，一方面他的史观由于其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愈发成熟，另一方面，我们似乎也能看出他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变得更加富有辨证性和思辨色彩。他指出：“人类动作息息相通，如牵发而动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以我中国与彼西方文化中枢地相隔如彼其远，而彼我相互之影响犹且如此其巨。则国内所起之事件，其首尾连属因果复杂之情形益可推矣，又可见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即全人类之历史亦为‘整个的’。吾中国人前此认禹域为‘天下’固属褊陋，欧洲人认环地中海而居之诸国为世界，其褊陋亦正与我同。实则世界历史者，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也。”[43]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认清了中国人“褊陋”的缺点所在，而且也意识到了“欧洲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的偏执。可以说这是他史学思想的一大质变与飞跃。梁启超在这里借用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观点并加以发挥，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人类社会进化的轨迹不是呈直线发展的，而是曲折复杂多变的。他说：“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44]其表述与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作的表述是非常相似的，“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观点。”[45]这里再一次体现出了梁启超学术思想的善“变”特色，其“世界历史观”，也恰是在不断的变化中丰富、发展的。 梁启超是富有想象力的，这也在世界历史观和世界历史编纂思想上体现出来。梁启超在提出“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的世界历史思想后。继而指出：“吾侪诚能用此种眼光以观察史迹，则如乘飞机腾空至五千尺以上，周览山川形势，历历如指掌纹，真所谓‘俯仰纵宇宙，不乐复何如’矣。然若何然后能提挈纲领，用极巧妙之笔法以公此乐于大多数人，则作史者之责也。”[46]梁启超的想象使人们很容易想到号称“站在月球上”撰写全球史的斯塔夫里阿诺斯。但实际上，梁启超与主张以一种“国际之眼光”来著述历史而闻名于世的英国学者韦尔斯有着共同的治学旨趣，以这种新世界史观为指导来编写新世界史著作成为他们共同的学术追求。梁启超旅英期间曾与韦尔斯“晤数次，谈甚洽”，韦尔斯在其著作中也多次征引梁启超的观点。1920年韦尔斯著《世界史纲》初版。①梁启超便敏锐地认识到了该书的价值，倡导将其翻译成中文。梁思成诸人译出初稿后，梁启超详加审校并作了大量按语。梁启超甚至打算请韦尔斯为其译校的《世界史纲》中文版作序。由于把这一工作看得甚重，梁启超在审校的过程中，“往往竟半日仅改千字耳(吾自著书每日都在四千言内外)”，“实则无异我自译”。[47]梁启超对《世界史纲》的重视、认可程度可见一斑。②梁启超与韦尔斯数次晤面所谈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梁启超以整体视野为特征的世界历史观与当时西方史学界萌生的有别于西方中心论，“以人类整体和全球为研究、撰述视角”的新历史观[48]是相契合的。这也表明梁启超的世界历史观符合世界史研究发展的潮流，同世界日益一体化、全球化的时代精神相一致，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前瞻性。这从本质上反映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世界终于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人类社会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转变的事实。 现在看来，梁启超的“世界史观”，具有自己的特色。它既不同于传统史学当中的历史变易论，也不同于后来资产阶级的世界史观，更不宜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相提并论。梁氏史学理论体系中的“世界历史观”，“既不是西方史学理论的简单翻版，也为中国前史所未有，展示了全新的时代风貌”。[49]梁启超世界历史观是中国传统变易思想到辩证唯物史观过渡形态的典型代表，反映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不得不对中国自身重新定位，不得不对中国前途与命运重新阐发。应该承认，这也正是梁启超世界历史思想的魅力所在。 注释： ①1930年，关国学者班兹在其《史学史》评论《世界史纲》是以“国际之眼光”“贯彻全史”。1940年前后，中国学者刘节在其《历史论》一书中把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与房龙的《人类的故事》看作代表“最进步的形式”，是一种“把历史叙述普遍到人类的全体，同时又把人类自身的重要事实作一种小说式的历史叙述”。(参见刘节：《刘节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2-173页)美国学者柯娇燕在《什么是全球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的“导言”中开门见山地将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称之为“颇有影响的全球史著作”。 ②1922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引用了韦尔斯的观点来阐发“史”的意义及范围：“今人韦尔思有言：‘距今二百年前世界未有一著述足称史者’(注一看英人韦尔思H.G.WELLS所著史纲Outline of History初版，第二四七页)。”这表明梁启超也受到了韦尔斯的影响。 原文参考文献： [1][16][18]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1、94、235-236页。[2][11][12][25][27][28][29]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清议报》1901年9月，第90-91册。[3]路则权：《试论梁启超的世界史观》，《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年第8期。[4]黄敏兰：《梁启超对世界史学科建设的杰出贡献》，http://jds.cass.cn/Item/459.aspx(2005年9月15日)。2012年2月13日访问。[5][6][7][17][44]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0、24-25、15-19、11-15、7-8页。[8]王中江：《进化主义原理、价值及世界秩序观——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基本观念》，《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9]梁启超：《与严又陵先生书》，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41页。[10]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载《新民丛报》第10号至11号，1902年6月。[13]赵世瑜、陈宝良、王东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的百年历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14]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0，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7页。[15][20][43][4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5-126、129、109-113、129页。[19][26][37][38]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8、2、15-16、17页。[21][22][23]梁启超：《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9，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6、89、92页。[24]梁启超：《世界伟人传第一编孔子》，《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6，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7-68页。[30][35][36]梁启超：《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10、28-29、86页。[31][32][33][34]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4、4-5、5页。[39]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11，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1页。[40]梁启超：《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8，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5页。[41][42]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1页。[45]叶桂生：《史学理论的建树与追求》，《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4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37页。[48]张文伟：《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中的世界史观地位述评》，《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本文刊于《学术研究》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