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辨析(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3:11:34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刘成 参加讨论
1866年7月20日，普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的当天，英国下院举行了关于外交事务的辩论，充分体现了英国对欧洲大陆的“不干涉”外交政策。外交大臣斯坦利指出：“议会内外的一致态度是，英国不卷入欧洲大陆战争。我们的政策是观察而不是行动，不会采取武力干涉的方式。”(11)议员塞缪尔·莱恩说，只要英国未受攻击，英国的政策就不是通过剑而是通过贸易和文化来宣扬其主张。(12)格拉斯顿认为，英国不要在解决德国问题上自作主张地作决定，英国人解决不了普奥之间的复杂问题。(13) 此时，英国仍保持世界的领先优势，但优势不是绝对的。在19世纪最后的三四十年时间里，英国作为地理小国的不利因素凸显，与之前的五十年相比，其对外政策也更显得扑朔迷离，但孤立主义依然是原则和主线。英国陆军的劣势明显，海军实力再强，其对欧洲大陆的内部军事冲突作用也有限。随着其他欧洲强国工业化的后发逼近，斯坦利等人对欧洲大陆的“不干涉”政策符合英国的实况，当时的英国政治精英外交观点基本一致。(14) 普奥战争结束后，普、法矛盾迅速加剧，1868年西班牙爆发新的革命，伊莎贝拉二世女王流亡国外，王位继承人问题使业已紧绷的普法关系雪上加霜。普鲁士通过私下活动，让西班牙临时政府宣布普王威廉的堂兄利奥波德出任新国王，这意味着霍亨索伦王族将接管西班牙，于是就严重挑战了法国的利益，引起法国的激烈反应。事发第二天，7月6日，法国驻英大使拉瓦莱特侯爵就向新任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说：法国绝不允许该项计划实现，并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施加影响。 很显然，德国统一和霍亨索伦王族接管西班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为平衡法国，英国愿意看到德国统一，这符合均势原则。德国与西班牙联合，却破坏了英国一贯主张的欧洲均势。可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前，英国人深信一个强大的德国可以抵消法国的力量，普鲁士不对英国构成威胁，英国驻普鲁士大使洛夫斯特勋爵就曾向政府报告，说普鲁士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英国所有党派也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德意志，以抑制法国和俄国的野心。德国和英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还可以为保护比利时和英吉利海峡做出贡献。一个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将是英国稳固而可靠的伙伴。(15)在这种信念指导下，英国外交部执意不干涉。7月11日，格兰维尔在回答上院的询问时说，他与欧洲大国进行了接触，正在努力避免战争的爆发。(16)无论英国议会还是大众都不愿意看到英国冒险插手欧洲大陆的事务，英国媒体认为，西班牙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新君主，任何大国无权干涉。 迪斯雷利第二次上台组阁后不久就出现近东危机。奥斯曼帝国在英国外交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遏制英国去往印度的通道，并且是阻挡俄国向地中海扩张的屏障，英国希望维护它的稳定。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英国通往印度的航线缩短一半，这也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范围内。迪斯雷利上台后迅速购买苏伊士运河44％的股份，打破了法国对运河的垄断权。1876年，他又让维多利亚女王戴上“印度女皇”的桂冠，将印度放在英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在这个背景下，英国需要确保奥斯曼帝国的平安稳定，但土耳其的穆斯林屠杀巴尔干的基督教徒给迪斯雷利出了一道难题。 英国朝野纷纷要求迪斯雷利政府撤销对土耳其的支持。英国议会召开会议就英国支持土耳其问题进行讨论，要求政府立即调查事实真相。对此，迪斯雷利一面派英国驻伊斯坦布尔使馆二等秘书沃特·巴林赴保加利亚调查情况；一面又否认英国对土耳其负责，说英国的责任只限于《巴黎条约》条款以内。8月11日他对议会说，在当前的危急下，政府的责任只是维护英帝国，任何时候都不应采取危害英帝国的行动。(17)迪斯雷利甚至认为，在处理国际问题时英国利益应该优先，为此可以暂时牺牲道德考量。他不肯公开指责土耳其的暴行，并且说保加利亚有370万人口，屠杀1万多不影响它的存在。1877年2月20日他更向上议院说道：“本国人民非常关注(东方问题中的)人道主义和博爱思想，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爵爷们会永远支持这个决心——保护英帝国。”(18) 为了恐吓俄国，迪斯雷利命英国陆、海军前往达达尼尔海峡。可是当1877年4月俄国对土耳其宣战后，英军没有卷入战斗，迪斯雷利希望通过外交努力维护英国利益。从5月7日开始，下院连续五天进行辩论，最后在决议中加入了这样的共识：“下院不会考虑任何可能不利于英国政府捍卫和平和维护英国利益的决议。”(19)1878年1月，俄军逼近君士坦丁堡，英国内阁发生严重分歧，12个成员提出7种不同的对策。(20)在这种情况下，迪斯雷利政府不可能做出与俄国交战的决定。最后，迪斯雷利以英国舆论对土耳其屠杀感到愤怒为由，拒绝了土耳其要求英军参战的吁请。 在1880年大选中，格拉斯顿指责保守党错误的外交政策，答应在自由党获胜后完全将其纠正。但格拉斯顿上台后立即发表声明，说新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尽快履行《柏林条约》。(21)作为英国领导人，格拉斯顿不可能主动放弃英国的既得利益，因此无论他和迪斯雷利有什么分歧，英国外交的指向十分清楚——捍卫英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在任何一个政党执政时得到的好处，都会被另一个政党全盘接收。 作为自由党党魁和四任首相的政治家，格拉斯顿的外交理念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他曾说英国不应该帮助弱者并且鼓励它对抗强者，而应该通过说服、阻止强者进犯弱者。他在帕默斯顿政府担任财政大臣期间，就反对帕默斯顿的进攻性的外交政策，认为这种政策会破坏自由贸易，增加国家的公共开支。(22)而且，格拉斯顿的历届政府都有大量棘手的国内问题，他不能全力关注外部事务。这些都使他主张“不干涉”路线，以“道德”为裁判点。 格拉斯顿把外交政策构建在国际法和道德的基础上，主张欧洲大国协商，避免进攻性的扩张行动，对于正在衰落的英国而言，这种做法也是一种现实主义。但在欧洲均势被打破的时代，迪斯雷利的外交政策却更能在短时期内为英国获取更多利益。(23)这两人的外交虽有区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两人都执行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都为英国的利益服务；两人执政期间，英帝国扩张到极限，英国与欧洲列强的矛盾或合作，基本上围绕帝国扩张和帝国安全展开，因此这是一个帝国主义外交的时代。但是，不干涉、保持外交的独立性，依然是外交原则中的基调。当然，这种帝国主义外交最终不能解决大国之间的冲突，反而使矛盾越来越尖锐，英国与欧洲最终全都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