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1:11:12 《世界历史》 王立新 参加讨论
那么，什么是跨国史？其研究对象和方法与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有何不同？ 跨国史研究的是跨越领土疆界的人类经历，包括人员、思想、信息、资本、物质、制度的流动和联系。入江昭和索尼尔在《帕尔格雷夫跨国史辞典》中把跨国史的研究对象界定为“19世纪中期以来跨越不同的民族共同体或社会以及在不同民族共同体之间、之上和之外的流动和联系。”(22)两位作者之所以把跨国史研究的时间上限确立在1850年，是因为在二人看来，19世纪中期是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在此之前不存在民族国家，因此也就不存在跨(民族)国(家)史。索尼尔在其2013年出版的著作中，把跨国史研究的时间范围进一步确定为19世纪初以来的二百年。(23)伊恩·蒂勒尔则主张跨国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18世纪晚期以来近二百五十年的人类历史。他认为，“关注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人员、思想、技术和制度的流动”的跨国史“适用于民族国家作为世界史上重要现象兴起以来的时期”，“尽管这一时期可以追溯到1648年为主权国家关系规定国际准则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但跨国史主要被用来描述所谓民主革命时代以来的历史，其开端是美利坚国家的诞生”。(24) 也有学者试图把跨国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任何跨越(政治)领土疆界的人类经验，用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的话说，跨国史要“重建人类过去经历中超越了民族国家、帝国或其他政治领土范围的那些方面，这使跨国史与过去百年中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书写的大部分历史区别开来。”(25)在贝克特看来，跨国史中的“国”不仅指民族国家，还可以指任何主权性质的“政治空间单位”，如古代城邦国家、帝国等。这一定义把跨国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大大扩大了。巴托洛梅·尤恩-卡萨利拉(Bartolomé Yun Casalilla)教授也认为，跨国史方法是极具启发性的研究路径，可以用于对早期现代乃至前现代欧洲社会的研究。(26)一般而言，史学界通常认为，跨国史视角主要应用于对最近二百至二百五十年人类历史(也就是民族国家作为重要历史现象出现后的历史)的研究。(27) 考察不同社会之间的联系或从民族国家以外的框架研究历史并非跨国史的首创。实际上，民族国家史学只是在19世纪晚期才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而且，即使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民族国家史学虽然拥有无可匹敌的主导地位，但并非唯一的史学研究范式。19世纪晚期以前的历史研究大多以比民族国家更大的地区或文明为研究单位，而20世纪中后期具有很大影响的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论也突破了民族国家历史框架。国际关系史则一直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与冲突。近年来流行的全球史更是以跨越国家疆界的流动和联系为研究对象，而且比跨国史的兴起要早很多年。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跨国史并非新事物，而是老方法的复兴和再使用。那么，跨国史与这些史学分支或流派有何不同，其存在的理由何在？ 跨国史不同于国际关系史。跨国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跨国关系和跨国事务，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对象是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跨国关系(事务)与国际关系(事务)不同，后者指的是主权国家之间通过其政府或代表发生的联系和互动，是国家行为体的涉外活动；而前者是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次国家行为体(包括非政府组织、移民和难民、跨国公司、学生和学者、旅行者、商人、宗教人士等等)跨越国家疆界的活动。有学者把“跨国关系”界定为“跨越国家边界的经常性互动，其中至少有一个角色是非国家行为体或不代表民族国家政府或政府间组织”。(28)跨国关系虽然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规模涌现出来的，但在历史上早已有之，而且在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技术革新、思想进步和艺术创造等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代人类生活的重要影响更是不言而喻。但国际关系史长期以来并未把跨国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一战前的国际关系一般是指战争与和平问题；一战后的国际关系开始关注贸易问题；二战后，教育与文化交流开始成为国际关系的常规议题；而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和环境等问题被纳入国际关系中。无论何种问题，国际关系史的基本研究对象都是主权国家的政策和行动，关注的是国家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民族国家史的延伸。20世纪60年代以前，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一直是民族国家史学中非常显赫和备受尊敬的领域。而跨国史虽然并不刻意排斥国家行为体的跨国活动，但更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其研究对象是跨国关系(trans-natioral relations)。简言之，跨国史的研究对象是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联系，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对象是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联系。 年鉴学派和沃伦斯坦等人的研究虽然超越了民族国家史学，以地区和世界体系作为分析框架，但无论是布罗代尔还是沃伦斯坦所关心的都不是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联系，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弊端也缺乏反思。布罗代尔关注的是塑造历史的长时段、深层次的因素和较大范围的社会生活与历史变迁，注重对人类社会进行整体的研究；沃伦斯坦研究的重点则是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以及处于这一体系不同位置(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以解释16世纪以来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而跨国史致力于探究非国际行为体的跨国行动及其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其兴起本质上是对20世纪70年代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跨国事务急剧增加、国家间相互依赖越来越深、主权和领土界限越来越模糊的反应。用芝加哥大学德国史教授迈克尔·盖耶(Michael Geyer)的话说，“跨国史的兴起是因为人们经历并认识到，任何民族国家都是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存在的，其公民会不断地越过国界在本国之外产生无可挽回的、经常是灾难性的影响，甚至最遥远的、拥有最高权威的主权实体最终都会被跨越主权疆界并渗入到国家深层结构中的力量和活动所塑造和改变。”(29)正是当代跨国事务的增多使历史学家对历史上的跨国关系产生兴趣，开展跨国史研究。 跨国史与全球史也有所不同。其一，跨国史研究的是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的跨国现象，而全球史研究的是跨地区和跨大洲的具有全球意义的现象，也就是说，全球史的题材范围要比跨国史小得多。有些跨国现象可能涉及两个国家或社会，并不具有跨文化、跨地区的全球意义，因此并不能成为全球史研究的对象，如边界地带、非法移民与难民、教育与文化交流、国际体育、跨国社会与政治运动、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很难被纳入全球史范畴，却是跨国史的重要题材。跨国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非国家行为体，包括非政府组织、移民与难民群体、宗教团体、跨国公司和个人(留学生、参与跨国交流的学者、跨国旅行者等)；而全球史研究的重点是具有跨地区和全球性影响的进程、事件和事态。一般而言，全球史以地理大发现为起点，而跨国史的起点是19世纪中期或18世纪晚期，并不涉及18世纪晚期民族国家兴起以前的历史。其二，跨国史视角的提出起源于对民族国家史学的狭隘性、封闭性及其主导地位的不满，致力于重新理解民族国家历史的语境以及补充民族国家史学之不足，培育世界主义和跨国主义观念，因此具有明确的修正民族国家史学的目的。换言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跨国史一方面保留了国家作为基本的叙事单位，但同时强调从跨国的视角重新理解和阐释民族国家的历史。而全球史从跨地区和全球视角来考察人类历史，是关于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叙事，并不具有修正和深化民族国家史学的明确旨趣。其三，就材料而言，大多数全球史研究主要依赖二手著作，而非基于原始的历史文献或文物，用巴托洛梅·尤恩-卡萨利拉教授的话说，“全球史家明确地把历史学家的实验室从档案馆转移到图书馆”，“越来越远离原始材料而使用第二手资料。(30)全球史家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也谈到，普世史、全球史或世界史不是由“初级研究者”(31)进行的研究，而应由那些评论初级研究以便探寻一般相关性模式的人所为。她认为，“没有什么档案材料、文物和个人证言可供我们研究全球史。发现史实和汇编初级历史这类基本工作不是全球史研究要做的事。相反地，他们利用其他历史学家所做的研究，对其进行比较，关注较大模式，并提出理解变迁的方法，以阐明全部人类历史的性质和意义。”(32)虽然有一些全球史著作是建立在对原始材料的耙梳和解读之上的(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微观全球史”著作)，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由于第一手材料的匮乏以及收集不同地区和多种语言材料的艰难，全球史家的主要研究方式是依赖历史学家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提出问题、阐述观点和构建解释框架。而跨国史在原始材料的收集和利用方面与全球史相比要容易得多，目前已有的成果也主要是基于第一手文献进行的研究。其四，就研究方法而言，跨国史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性，受到后殖民研究、性别研究、底层研究、流散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正是这些研究的跨国性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激发了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反思，构成促进跨国史兴起的内在学术力量。而全球史在方法上偏向于传统的历史叙事，在方法论上不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性。 传统史学通常把历史纳入某种既定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单元加以研究，如城市、国家、海洋或大洲，而跨国史主要采取专题叙事的方式，通常会打破既定的地理单元和空间概念，根据主题本身来确定考察对象的地理空间。比如，华裔移民史研究考察的地理空间通常是由广州、香港、东南亚和美国组成的跨国网络。研究墨西哥移民的学者则把美墨之间的边界地带作为地理空间。近年来，有研究西欧经济史的学者把涵盖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多个城市的“莱茵河跨国网络”(Transnational Rhine Network)作为研究空间，探究这一网络在欧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贡献。(33)也就是说，跨国史的地理空间是不断变化和流动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索尼尔提出跨国史研究者需要打破既定的空间概念，“拓展我们的空间想象”。(34)跨国史把“国史”研究忽视的边缘群体和边缘地带的事态作为研究对象，重视边缘对中心的影响，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倡导“从下向上”看历史的史学观念一脉相承。 尽管对跨国史的含义、研究对象和时间范围还有争议，但国际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对历史上的跨国现象进行经验研究比陷入概念争论重要得多。大体说来，学者们主要从两个层面开展跨国史研究：一是把跨国史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视角和方法，通过关注民族国家的跨国联系来考察外来力量对民族国家成长的影响，以加深和丰富对民族国家历史的理解，消除民族国家史学的狭隘性和封闭性；二是将跨国史作为新的研究领域，考察历史上的跨国现象和跨国联系，关注跨国空间发生的人类经验，这种意义上的跨国史已经逐渐发展成一个新的史学分支。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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