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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研究:互动、比较、建构(7)


    第二,因果关系和运行机制的建构。笼统地说,全球史学家通常提到全球一体化的五种推动力量,分别为技术、帝国、经济、文化、生物和生态。①这些力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时它们共同发挥作用。具体地说,全球史研究应进一步关注互动与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威廉·麦克尼尔在《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一文中指出,1500年之前,欧亚非形成了交流和互动的网络,其原因在于“商业实践实际上逐渐地创造出了一套可行的商业法则,这些法则大大有利于规范跨越文化边界的交流”,“甚至神秘的宗教也为外来者和异教徒留出了空间……因此,尽管不曾有过任何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统治整个欧亚非共生圈,但是一套粗略的道德法则的确出现了,并且卓有成效地把跨文明交流的风险降低到能容忍的限度”,麦克尼尔在此提醒全球史研究者应该对这种交流机制高度敏感,并把它作为自觉的研究目标。②尽管麦克尼尔在这里只是只言片语,但启发意义却是巨大的,推动全球史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为今天全球化世界的人们提供借鉴。
    第三,具有普遍意义的概括的建构。我们可以通过形成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概括,日积月累,最终构建起具有高学术含量的全球通史。在这方面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近年来的帝国社会史研究。该研究关注近代以来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并总结出一些普遍的发展趋势。何谓帝国?帝国是这样的政治实体,在其中,一个社会的统治者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统治着至少另外一个社会,对后者的统治手段不同于在自身社会所使用的手段。根据这种理解,帝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证明其合法性,不同时代的帝国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但在某个时段,一些做法却是具有普遍性的。在近代早期,人们日益关注绘制疆域图、对种族群体进行归类等,也注意把这些信息传达给其他帝国。到19和20世纪,出现了一种非常流行的现象,即许多帝国日益重视“教化工程”。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帝国声称,帝国最终会把至少一部分“异域”臣民转化成为像帝国中心区的人那样思考、生活和接受管理,以此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19世纪后期出现了进一步的转变,以下观点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教化”帝国臣民意味着使大众文明化,目的是更详尽地规范他们的生活,也包括在殖民地的欧洲人的生活。③全球史对历史的“建构”是在互动研究、比较研究以及互动一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是跨越边界思考历史的结果,是以全球为最终指向的,这使它同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建构区别开来。但就建构方法本身而言,应当更多地借鉴社会科学的方法,尤其是社会学的方法。
    行文至此,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涉及全球史研究的多个环节、多种方法,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在一项研究中,可以使用其中一种或几种方法,也可以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方法。笔者近年来所做的地中海史研究就试图把这些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的研究以地中海为中心,把地中海视为“互动区”,以有别于传统的“地中海周边地区史”。在这样一个“规模扩大了的地理单位”下,可以看到历史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互动。从地理的角度看,互动有跨海与环海之分。从时间的角度看,有些历史时期互动频繁且有规律性,地中海也因此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了一体化;而有些时期——例如黑死病肆虐的14世纪——则出现相反的情况,一体化遭到破坏。从互动内容来看,可以区分为物质的、制度的和文化的三个层面。物质的交流,特别是物种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赋予地中海以相似的自然景观,法律的交流使穆斯林法与罗马法能够相互借鉴,规范着地中海的商业活动,阿拉伯科学技术的传播推动了西欧12世纪文艺复兴的兴起;然而,西欧人在接受阿拉伯科学技术的同时,却拒斥伊斯兰教,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有时非常剧烈,以致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十字军远征,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地中海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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