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与史学再造(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3:11:50 《外国问题研究》 张乃和 参加讨论
二、史学批判精神与史学再造的启动 随着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历史理性的觉醒，人的发现和人的哲学构建转向了历史，史学成为人发现自我的一面镜子、一种生动的经验宝藏。弗里吉奥把历史学列为“新三艺”之一，为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奠定了第一基石。怀疑论、新理性与科学态度的结合，产生了新的史学批判精神。正如布克哈特曾经说过的那样，“由于理性主义和新产生的史学研究的结合，到处都可能有一些胆怯的批判圣经的尝试”。(18)不止于此，有人开始进一步批判教会。 意大利人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不但尝试批判圣经，而且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当时的教会权威。他与英国的皮科克(Reginald Pecock，c.1393-1461)遥相呼应，共同批驳了所谓的“君士坦丁赠礼”，从而激发了史学批判精神，为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开辟了道路。 瓦拉1407年生于罗马，在帕维亚大学学习并任教，1437年至1447年间担任那不勒斯国王阿尔方索一世(AlfonsoⅠ，1395-1458)的秘书，1447年回到罗马，担任教皇的秘书并在罗马大学任教，直至去世。(19)关于瓦拉的学术思想，尤其是他对“君士坦丁赠礼”的批驳，国外早已发表大量论著，至今仍津津乐道，国内也已有较深入的研究。(20)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瓦拉对新的史学批判精神的形成所做出的贡献。 对权威的批判，是瓦拉的史学批判精神的重要体现。他在《君士坦丁赠礼证伪》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出版过许多部书，各种各样的书，几乎涉猎知识的各个领域。由于一些人震惊于我在这些书中与人们相沿成习的某些伟大作家的意见相左，就有人指责我的草率和不敬，那么我们一定会想到这些人想对我做什么。他们会多么愤怒地斥责我，如果有机会他们更会多么急切地尽快使我受到惩罚！因为我的作品不仅是针对死者，还是针对生者；不仅针是对这个人或那个人，而是针对一群人；不仅是针对私人个体，而且是针对公共权威。这是什么样的权威啊！即使是至高无上的教皇，不但拥有如同王公一样的世俗利剑，而且拥有精神利剑，即使在任何王公的护佑之下，你也不能够使自己免予被开除教籍、被诅咒和咒逐。”(21)可见，瓦拉在教皇与世俗王公的权威面前，毫无柔骨媚态，秉持着凛然不惧、特立独行的批判精神。瓦拉的这种独立批判精神，也是他的理论和现实政治勇气的体现，在近代早期欧洲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他的学术作品中，并对近代早期欧洲的史学再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典的语文学(philology)，是瓦拉的史学批判精神得以落实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他厌烦教条、僵化的形而上学理论，他曾经说过，“许多人深信，一个人不懂辩证法、形而上学和一般哲学的准则，就不能成为神学家。对此该怎么说呢？我是否该害怕完全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呢？我赞赏圣托马斯非常细腻的表达方式，我钦佩他的勤奋，我对他学说的丰富多彩和完美感到惊愕……但我并不那么赞赏所谓的形而上学；那都是些令人厌烦的知识，人们最好别去研究这种东西，因为它妨碍人们认识更为美好的事物”。(22)尽管他与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反对传统的经院哲学，但他对古典时代的各种哲学流派也都没有好感。在人文主义者中，他显得最为独特、另类。(23)他唯一欣赏的是古典时代的语言和修辞学，因此，他只是对古典的语文学感兴趣。正是瓦拉的这一学术兴趣和学术成就，开创了现代史学的重要辅助学科——语文学。 在独立批判精神和古典语文学技术的基础上，瓦拉运用词汇分析、文本风格分析等语言学方法，结合相关历史事实考证，对“君士坦丁赠礼”进行了富有说服力的批驳。他还对拉丁语圣经产生怀疑，主张重新翻译希伯来语旧约和希腊语新约；对古典作家如李维等人的作品也疑窦丛生，考订出很多错讹之处，并进行了更正。因此，瓦拉被称为“系统的怀疑论”的最早典范。(24) 与瓦拉遥相相呼应的是，英国的皮科克几乎同时对“君士坦丁赠礼”进行了批驳。他1393年生于威尔士，后入牛津大学学习，1431年担任伦敦威廷顿学院院长，1444年担任威尔士的圣阿萨夫主教，1450年又担任了奇切斯特主教。此外，他还是枢密院成员。(25)他曾反对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主张，反对罗拉德派，后来又改弦更张，转而赞成改革。他主要是通过历史研究，证伪了“君士坦丁赠礼”，并否认了使徒信经的权威性。(26) 皮科克对“君士坦丁赠礼”的证伪，主要是基于历史事实的考证。他在1449年完成的著作中列举了8大证据，专题批驳了这一“赠礼”：①当时的大马士革教宗在与哲罗姆往来的书信中并未提及“赠礼”；②大马士革教宗事实上也没有继承这一“赠礼”；③权威的、可信的记载或编年史也未曾提及此事，只有一些传说故事谈及；④与君士坦丁时代相距不远的后来编著的教会“三史”(historia tripartita)，也只字未提及此事；⑤罗马教宗卜尼法斯四世曾经向罗马皇帝请求赐予罗马万神殿，用以改为基督教堂，可见当时的教宗并未领有整个罗马城；⑥尽管大马士革教宗曾提及君士坦丁皇帝赏赐给教会一小部分土地和财物，但直到查理大帝和日耳曼路易时期，教会才拥有了大量土地；⑦在与君士坦丁皇帝同时期的罗马教宗西尔维斯特去世之后，连续数百年里罗马教宗的选举都要得到东罗马皇帝的认可，这表明罗马教宗并未拥有罗马城的世俗权力；⑧最后，教会“三史”是君士坦丁皇帝时代的希腊人所编写，比远在罗马的教宗所言更有说服力。(27)可见，皮科克对“赠礼”的批驳，主要是采用了历史文献考据的方法。他是通过对历史文献证据进行排比、互证，澄清历史事实，并通过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来最终证明“赠礼”的虚假性。这与瓦拉的古典语文学分析方法相得益彰，共同成为近代早期欧洲史学批判精神的集中体现。 当时在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技术还在孕育之中、思想文化的传播还比较缓慢之际，皮科克是否看到了瓦拉的相关论著，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当时的印刷技术条件来看，他们之间也许是不谋而合。有学者认为，皮科克的历史文献考据方法是“剪刀加浆糊”的方法，仍然是通过比较历史文献的权威性而迷信权威。(28)这是有失偏颇的。我们不应对皮科克评价过低。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皮科克一一列举出的8大证据，那么就会敬佩他对历史文献考据的贡献。只是皮科克的批驳风格是沉稳而富有条理性，瓦拉则张扬而充满激情。公正地说，皮科克的历史文献考据方法，与瓦拉运用古典语文学方法针对“赠礼”文本的语言学研究，相辅相成，共同完成了对“君士坦丁赠礼”批驳，从而为该文件的证伪画上了句号，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一桩铁案。 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在宗教改革史学与天主教史学的论战中，第一位近代天主教会史学家、意大利人巴罗尼乌斯(Cesare Baronius，1538-1607)，从1588到1607年间连续编写了12卷《教会编年史》，在其中的第3卷中他正式确认了“君士坦丁赠礼”确系伪造。(29)这是天主教会首次正式承认“君士坦丁赠礼”的虚假性，也是对瓦拉和皮科克的肯定，在史学批判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事实上，“君士坦丁赠礼”在中世纪欧洲政教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远非人们想像的那么重要。在政教争端中，教会引用“赠礼”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是在15世纪中叶至宗教改革前夕，教会引用“赠礼”的次数增加了。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教会多次引用“赠礼”不是为了扩大教会领地，而是用来处理欧洲诸国对新“发现”土地的争端，如“教皇子午线”的划定等。因此，“与诸如‘天国钥匙说’、‘双剑说’相比，教皇们从‘君士坦丁赠礼’获得的好处要少得多”。(30)特别是在安科纳的奥古斯丁(Augustinus of Ancona，c.1275-1328)全面论证了教皇绝对全权论以后，可以说“君士坦丁赠礼”就不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只是一个历史问题了。(31)因此，如果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Ⅱ，1194-1250)曾经怀疑“赠礼”的真实性，这种怀疑具有现实领土争端的考虑的话，那么此后，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1401-1464)、瓦拉和皮科克在15世纪上半叶先后批驳“赠礼”却主要具有学术理论和精神上的重要性。(32)在学理上，树立史学批判精神；在精神上，破除教会的权威，从而解除了人们的思想枷锁，开辟了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之路。这就是瓦拉和皮科克批驳“君士坦丁赠礼”的重要历史意义所在。 近代早期欧洲史学批判精神的兴起，几乎与史学再造同步进行。传统的编年史或年代记不但在史观上是宗教性质的，而且在具体内容上也充满了神迹和传说，缺乏批判精神和历史真实性。随着古典文化和古典学术的复兴，人文主义者复兴和发展了语文学，使其与修辞学和诗歌一道，成为当时的“显学”。然而，为了理解古典文化和古典学术，人文主义者不得不关注历史。“人文主义者的主要兴趣在于，发现古典时代所有作家的文本。日益增长的历史兴趣，则是他们在致力于解释新发现这些文学宝藏时的副产品”。(33)史学再造也是随着古典文化和学术的复兴而启动的，并日益受到人文主义者的重视。弗吉里奥在倡导古典文化教育时就十分重视史学，他曾把历史科目列为“新三艺”之一。瓦拉在晚年则把历史置于其他所有学科之上。(34) 尽管但丁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并试图走出传统的史学藩篱，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实际历程却应从彼得拉克开始。以他撰写的《名人传》为例，彼得拉克对史学再造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改造了中世纪传记学的传统，为现代传记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传记篇幅加长、文字增多；②拉丁文风优美、文笔流畅；③以军事英雄、市民领袖为主；④以古罗马人为主。(35)他在该书中明确提出，撰写该书的目的就是“鼓励符合美德的行为”，“在我这本书中，没有别的，只有那些通向美德或有悖美德的事情。因为，除非我搞错了，这应是史学家的有意义的目标：给读者指出哪些是应当遵守的，而哪些是应当避免的”，书中所引用的资料则主要来自罗马史家和诗人。(36)彼得拉克明确划分了“古代”、“现代”以及“外在因素”等内容，表达了清醒的历史时代变迁意识。他撰写的历史，“不是战争或征服史，不是帝国或共和国史，而是人的故事。这些人在罗马史以及在远离罗马的其他地区或文明中同样能够找到例证。不仅撰写人们与人类的历史是可能的，而且撰写历史中一些普遍的人的因素也是可能的”。(37)在这个意义上，彼得拉克开创了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哲学”(philosophy of man)相对应的“人的史学”(history of man)。 值得注意的是，彼得拉克试图把史学与宗教信仰分开，把历史归于“人的故事”，甚至想到了撰写全人类历史的可能性，从而开启了史学的世俗化进程。这成为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指出，彼得拉克在试图把史学与宗教信仰分开的同时，却又把史学置于文学奴仆的地位。1341年，他在罗马接受“桂冠诗人”加冕，(38)由此开创了近代早期欧洲诗人兼史家、史学从属于诗学的先例。因此，严格地说，他并非历史学家，他研究和撰写历史只是模仿及研究古典文化和古典学术，并服务于现实的伦理道德实践。他的史料运用也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可以说，彼得拉克的历史研究仍然属于“鉴戒史学”范畴，只不过他要使史学服务于现实生活，而不是来世天国。这与中世纪的宗教史学相比仍然是进步的。至于在彼得拉克之后，布鲁尼(Leonardo Bruni，c.1370-1444)、比昂多(Flavio Biondo，1392-1463)等人的史学成就，国内外学者已经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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