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历史客观性(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54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李杰 参加讨论
四、库恩科学理论的命运给予的启示 可以为上述观点作为佐证的是库恩科学理论的遭遇。库恩是当代杰出的科学史专家，他的天才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不但“是要勾画出一种……从科学研究的历史记载本身浮现出来的科学观。”[18](P1)而且他还是闻名的科学哲学家，其科学史研究涉及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所提出的科学观还对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包括历史领域和社会学领域，都可能有作用”。[18](序)由于库恩思想具有反潮流性质，这注定了它要经历一番坎坷与沉浮。库恩思想所经历的曲折过程，是20世纪人类思维观念变迁的典型案例，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哲学或观念是如何经历了从“形式大于内容”的时期后，又向“内容大于形式”时期回归的过程。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风靡一时，促成了哲学的分析与语言学转向。这一思潮所形成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占据了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主流地位。它们将19世纪以研究内容为主的哲学改造为了以研究形式为主的哲学。“把哲学的主要任务看成是对语言意义的澄清，其方法是对概念(词语)意义进行逻辑分析。因此，哲学的任务是澄清意义。”[19](P97)在这一潮流中，1962年青年才俊库恩出版了《结构》一书，一石激起千层浪，对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形成了巨大冲击。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哲学高级讲师玛丽·海丝评价道：“无可争辩，库恩的著作是许久以来少有的天才尝试：第一次将历史的视野融入到哲学家们对科学的解释之中……库恩至少已经勾勒出了一种新的认识论规范。”[20](P83)“库恩把科学知识看成是历史的产物，用具体的案例研究代替逻辑分析以把握实践中的科学，并提出了一种进化的知识观，从而革了‘传统科学形象’的命。”[19](P243) 库恩的思想及其遭遇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7年至1962年，为发现与创造时期，标志性成果是《哥白尼的革命》《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二阶段从1963年至1981年，为论辩与退却时期，其表现是论文集《必要的张力》和著作《黑体理论和量子不连续性》。第三个阶段从1982年至1996年，为突围与迂回时期，代表作为论文、演讲集《“结构”以来的道路》。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中，为时代精神所左右，库恩的思想经受了辉煌、低潮、再起的命运。以下关于库恩观点的材料，主要来自李创同睿智而富有激情的博士论文《论库恩沉浮：兼论悟与不可通约性》一书。 在第一阶段，库恩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力学思想时，发现它和近代伽利略的力学思想完全不同。如果用伽利略的思想去判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那么根本不可能做出合理的解读。但库恩意识到，亚里士多德的力学思想肯定不是一无是处的，那么，对其今天看来是错误的观念应如何做出合理的解释？经过深究，库恩获得的认知是：亚里士多德的力学思想是他的整个宇宙观及其哲学的组成部分，要想正确地理解它，必须将其放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进行理解，而要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其前提是把握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时代精神。对此思想上的收获，库恩后来曾专门解释过。他曾说，在进行科学史研究时，“尽管专门的科学资料是根本的，但它们几乎不能发生任何作用，除非它们被放置在某一历史的和哲学思维的框架之中。因为，只有在那一框架之中，它们才可能昭示出科学据以发展的真正方法、科学权威本质，以及科学赖以影响人类社会的种种方式”。[20](P308)于是，在1956年的《哥白尼的革命》一书中，库恩指出：“科学概念是思想。惟其如此，它们乃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20](P308) 把科学史作为思想史来研究，库恩提出了两对重要的范畴：其一是不可通约性与规范(范式)；其二是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在1962年出版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大气磅礴地论述了它们。库恩认为，科学史中存在着这样的情景：早先出现的科学理论与后来出现的科学理论，在逻辑上没有一致性。用后来的理论去理解早先的理论，会发现早先的理论谬误百出，这就是不可通约性概念的含义。为了读懂早先的理论，必须在早先的理论所形成的理论框架中去理解它，而这个理论框架由信念、逻辑、方法、规则等等构成，其实就是特定的规范或范式。因此，理解历史上的科学观念，要求研究者必须经历“一次真正的意识转换”，即站在先人的立场上，用先人的观点看问题，这样才能看到历史上科学观念的合理之处。库恩进一步论述道，科学史上出现的科学观念或理论的变革，是由范式的转换造就的。当一种新的科学研究范式代替了原有的科学范式，科学革命就发生了。而科学革命发生后，科学家们会形成共同的研究志趣，共同的研究课题，追求共同的科学目标，这样的时期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就是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史的发展就是由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的交替转换而促成的。库恩指出：“从一次科学革命中浮现的常规科学传统，不仅仅是不可比较的，而且总是与革命之前的理论不可通约的。”他举例说，17世纪的科学家们拒绝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才开始了全新意义上的力学研究。爱因斯坦理论之所以被接受，只能是在基于承认牛顿理论为错的前提上。库恩的理论意味着英美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出场。 《结构》出版后，一时间风起云涌，赞扬者有之，反对者亦大有其人。库恩的思想进入到第二阶段。反对者来自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家。他们提出，科学研究的逻辑是先在的，具有一致性，因此科学的发现和理论是一以贯之的，不可能中断和突现。他们认为，库恩的理论是相对主义的和非理性的，要求库恩放弃不可通约性和范式概念。他们要求库恩对他提出的范畴进行语言学分析，并从逻辑上论证其观点。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氛中，库恩首先进行了反驳。他指出：“我对当前科学哲学主流传统主要的和最为坚持的批评之点在于：这一传统一直画地为牢般地只究句法问题，却将语意方面的问题弃而不顾。”[20](P114)还提出，对于他提出的观点应该做的事是，加强科学史研究，从科学史的发展中分辨其正误。如“从科学革命时期中区分出常规科学时期，需要严密而仔细的历史研究。然而可惜的是，科学史中几乎尚未有任何一个部分可以享此殊荣”。[20](P126) 但逻辑实证主义者、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家们，一直从他们的学理立场对库恩展开批评。面对压力，库恩退却了。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前期库恩几乎放弃了“范式”概念的使用，转而用案例、理论等概念代替之，并一度转向用语言分析不可通约性。他还用语言分析方法，写出了一个科学史个案——《黑体理论和量子不连续性》，结果招致两方面的批评。和他同一阵线的人批评他退却了，而反对他思想的人说他转向得还不够。在进退失据之间，库恩曾颇有悔意地说：“倘若我现在重写《科学革命的结构》，我会更多地强调语言的变化，而减弱对常规和革命阶段的区分。”[20](P174) 就在库恩失意已极之际，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历经近80年，由于没有了持续的追随者，在解决重大社会问题面前无能为力，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逐渐走向终结。随着1982年，美国科学史学会授予库恩美国科学史的最高荣誉——乔治·萨顿勋章之后，1988年，美国科学哲学协会推举库恩为协会主席。“这当然意味着英美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历史性胜利。”[20](P191)美国科学哲学界重新评价库恩，不是因为库恩后期转向的语言分析研究有什么成就，因为库恩的那些研究并没有完成，也没有产生获得公认的成果。③所以美国科学哲学界重新看好库恩，应看作是对库恩在《结构》中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的认可，即对不可通约性和范式的认可，对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区分的认可，而这也就是对认识论的内容在认识中起决定作用的认可。 从1982年起，库恩思想进入第三阶段，在新的形势下，库恩重新阐发早年他创立的科学认识论。在1986年的讲演《科学史中的多可能世界》中，库恩把不可通约性观念，用语义学的语言再次表达出来。库恩提出，不可通约性等于不可翻译性。不同文化或不同历史时期的专门辞典，是进入不同类型可能世界的通行证。认为历史上出现的两种科学理论，没有可以完全互译、理解的共同语言。“只有使用那本较为陈旧的专业辞典，他或她才能准确无误地捕捉到正在探究中的、过去科学文本中基本陈述的确定性。”[20](P182)用语义学来解释不可通约性的正确，这是库恩回应反对者的迂回战术的体现。继之，库恩以雄起的姿态，再次阐述了他早年的思想，从而捍卫了《结构》的科学性。在美国科学哲学协会的主席致辞中，他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和其他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同僚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时指出：“无论当时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是我们这些人，拉展出了一幅理智世界时代精神扣人心弦的应有画面。”“从那时以来的岁月里，我日益强烈地省悟到：不可通约性，必须是关于任何以历史的、发展的，或进化的观念看待科学知识的最基本理解因素。”[20](P192)晚年的库恩已不是以论战者的声音，而是以总结者的身份强调：“世界并不是什么被发明或被构造出来的事物……世界的实在性，在人们接受教育而社会化的过程中，早已在显示着它的根本重要性。”[20](P202)因此“人们所能影响或发明的，不是世界，而是这一世界在某些方面上的种种变化。除此而外，这世界一如以往”。[20](P203)库恩认为，在科学研究中，一个观察者的主观愿望和欲望，没有最初的观察价值，直到人们提出的科学假说不能与观察结果相符时，观察者才应负担起提供证据的职能。也就是只有这时，主观的价值判断系统才成为被研究的客体，进入研究的视野。 库恩的成就是运用历史主义研究科学史所取得的。历史主义在19世纪曾辉煌过，兰克学派是其代表，但那时的历史研究主要以政治史为范围，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的研究仅有开端，科学史还谈不上。直到20世纪科学大发展后，特别是现代物理学代替了牛顿时代的物理学之后，科学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于是科学史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库恩的杰作诞生了。库恩研究科学史的方法与兰克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论从史出”。其实，李创同已正确指出，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与库恩思想的分歧，正好证明了不可通约性的存在。这里需要再补充一句的是，它们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是梅尼克指出的启蒙运动以来，自然法体系与历史主义的对立在科学史研究上的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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