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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东亚海域史的裂变式转型(2)


    元朝前期,对日本、爪哇、安南等发动海外征讨,但均以失败告终,这就使得元朝由攻转守,特别是两次元日战争投下的阴霾,使双方在两国交往中产生了强烈的戒备防范心理,稍有误会和处置不当就会引起武装冲突,“倭患”开始成为牵动中国沿海防御的重要引线。庆元路(今浙江宁波)是元朝东南沿海防守的重点,“三垂际海,扶桑在其东,瓯粤在其南,且控扼日本诸蕃,厥惟喉襟之地”,“东控岛夷不庭之邦,商贾舟楫,喷薄出没,据会济胜,实东南之奇观也”,以上体现出元朝方面对当时海域形势的大致看法。可以说,元廷在江南设立沿海军事府所,高丽创建镇边万户府,日本实施异国警固番役等措施,都是传统海防起源引起东亚海域波动的重要表现。
    海防兴起引发各国之间政治军事关系的变局,而诸多变局的合力又不断推动海防进一步成型,此为宋元时期东亚开放海域情势的显著特点。至明初,海禁政策的出台以及海防体系的构建和成熟,可以说是明朝统治者对宋元时代东亚海域历史的经验总结和军事应对。
    族群国家意识初步酝酿
    13世纪蒙古族的崛起对东亚海域世界的影响很大,使宋朝、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感受到强烈冲击。中国内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第一次处于北方民族的大一统之下,朝鲜半岛在政治军事上第一次感受到作为其他国家政策跳板的地位,日本本土第一次面临外来族群和政权大规模冲击的威胁。以上三大政治地域在抵抗和接洽强大游牧民族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衍生出了族群国家意识。例如,日本幕府为防御“蒙古袭来”时要求西南诸藩沿海筑墙的行为,被认为是民族统一意识萌发的重要环节。到17世纪中叶,明朝被清朝取代,族群国家意识在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的影响和演变更为明显,埋下了此后东亚海域各国走上不同发展轨迹的种子。
    东亚海域世界一方面存在山川相连、一衣带水的地缘形态,另一方面也存在大海相隔所造成的隔阂倾向。在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不同地理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族群思想文化和意识,不可能长期求同。隋唐时期的国际秩序崩解之后,宋元时代的东亚海域表现出政治形势和经济文化联系的不平行发展态势。当各国发生政权更迭、统治政策转向、社会转型之时,必然波及海域相连的其他国家,故而,每一次变动,海陆相克的特征就会显露出来,同一文化圈内分道扬镳的概率大为增加,族群国家意识无疑是牵动东亚海域各国关系的敏感神经。
    这一时期,中国政局的演变仍然是牵动东亚海域情势的关键因素。宋元易代后,中国由分裂重归大一统,高丽政权实施骑墙政策的空间消失,成为元朝征日的基地和跳板。日本则由贵族政治进入武家时代,尽管取得抵抗元军的胜利,但镰仓幕府却走向衰落。农耕、游牧、海岛三种文化的历史邂逅,使宋元时期的东亚文化圈呈现出不同于汉唐和明清的时代特征。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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