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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融会促进清代疆域形成(2)


    清朝对“中国”有其设定范围
    不过,清朝皇帝心目中的“中国”疆界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着自己设定的范围。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清军进入哈萨克游牧地,缉拿叛逃的阿睦尔撒纳。中玉兹汗阿布赉遣使请罪,表示“愿率哈萨克全部归于鸿化,永为中国臣仆”。乾隆帝亦将此事视为从古未有之盛事,“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但他同时认为“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仍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拒绝了阿布赉内附的请求。
    对曾处于准噶尔汗国统治下的东、西布鲁特两部,清朝的态度并无二致。在两部尚未向清廷表示内附前,乾隆帝就下旨:“尔布鲁特,本不与准噶尔相涉,但旧为邻国。今准噶尔全部平定,则尔土地即与朕疆界毗连。尔等若如哈萨克慕化来归,朕将令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惟遣使来请朕安,即加恩赏赍。其或尔等,以外藩习俗,与中国异宜,不欲投诚降服,亦惟尔便。但能约束所部,永守边界,不生事端,朕亦不加兵骚扰。”
    可见,在清朝统治者的心目中,哈萨克、布鲁特等部的地位无法与蒙古相比,准噶尔汗国的统治范围是清朝确定“中国”西北疆界的重要参照。
    同时,蒙古因素对清代南疆、西藏进入“中国”也有着重要影响。17世纪70年代以后,噶尔丹的势力逐渐推进到天山以南,叶尔羌汗国土崩瓦解,白山派和卓及叶尔羌汗王后裔被置于伊犁看管,准噶尔汗国控制天山以南近80年。乾隆二十年,清军进入伊犁,将被囚禁的大小和卓释放,并令大和卓波罗尼都返回南疆,招抚旧部。虽然后来发生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战争,但相对于用兵准部而言,南疆的归附显然要顺利得多。乾隆帝在谈及此事时曾说:“夷考西师之役,非予夙愿之图”,“虽予自问,亦将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在他看来,回疆之入版图,契机则是清准战争。
    清朝统治者对西藏的关注首先是从藏传佛教开始的。为拉拢邻近的蒙古部落,以便共同对付明朝,努尔哈赤对前来游方的蒙古喇嘛采取优待措施,奠定了清代黄教政策的基础。乾隆帝曾直言不讳:“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在很大程度上,因西藏是黄教的发源地,加之达赖和班禅喇嘛在蒙藏僧俗中所拥有的崇高地位,才使得清朝格外关注西藏。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