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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融会促进清代疆域形成(3)


    
    农牧文化融合臻于极盛
    清代统治者为何对蒙古各部如此看重,甚至影响到其中国观的形成?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在驳斥陆生楠的有关言论时所说的一段话,应该可以给出一个合理解释。他提出,孔孟深见春秋战国诸侯战争之流弊,早就倡言一统。至秦始皇统合六国,制天下以郡县,“中国之郡县,亦犹各蒙古之有部落耳。历代以来,各蒙古自为雄长,亦互相战争,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统”,“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这段话点出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两条脉络: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发展史和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发展史,形成了两种类型的文化和两个“一统”,即秦创立的“中国”(中原)一统和元缔造的塞外一统,共同构建了中国的历史,而将两种文化融会起来并达到极盛的则是清朝。
    从这个意义而言,蒙古诸部不仅是满族入主中原、维护统治的重要军事力量,而且是元朝统绪的继承者,对蒙古各部及其管辖范围的统合相当于对塞外一统的承袭。因之,皇太极才会锲而不舍地打击北元末代大汗的力量,并为获得元朝“传国玉玺”而欣喜若狂;康熙帝才会发出“昔秦兴土石之工,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之语。乾隆帝在确定西北疆界时运用的也是这一思想,他明确交代舆图测绘人员,以两个要素来确定西北疆域范围:一是准噶尔部的控制区域;二是汉唐的管辖范围。
    入关前,清朝已开始着手将《明会典》《六韬》《孟子》《资治通鉴》等汉文经典译成满文,而且启动了对《辽史》《金史》《元史》的翻译。这说明清朝从一开始就重视对两种文化传统的吸收和借鉴。清朝能够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终结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纷争,不能不说得益于这两种文化传统的融合。随着中原与塞外一统的形成,“中国”不再仅仅是汉族的国家名称,而成为汉、满、蒙、藏等各民族共同的国家名称。如雍正帝所言:“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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