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思和与现代新史学之建立(5)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5:11:54 《求是学刊》2014年4期第 陈峰 刘婷 参加讨论
齐思和特别肯定了正史的史料价值,其认识有别于时流。晚清“新史学”派对旧史的激烈抨击和甲骨简牍等新史料的发现,彻底动摇了传统正史的中心地位,以至形成“不看二十四史”的局面。⑤齐思和力图矫正此偏弊,重新论究了正史的地位。他认为,正史是“吾国最重要之史料总汇集”,就现有的史料遗存来看,正史是“历代极重要之史料”。相对而言,正史大部分在今日已具有原料的价值。后代修史多抄撮原文,少有改易,故“正史虽非同时代之史料,而其价值几与同时代之史料等”。[4](P112-115)齐思和既承受了西方史家重视直接史料的观念,又充分顾及中国史料的实况,提出公允切实的见解,较之傅斯年等偏重直接史料、只找材料不读书的做法要胜出一筹。[11] 齐思和还就专题研究、国史改造、社会史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做了探讨。他一再强调,“现代的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12],因而他对专题研究的工作步骤分问题之选择、资料之搜集、材料之整理、假定之成立、撰作、修改与编订、其他各部之编制七方面进行了论述。[13]关于问题之选择,第一,要注意范围适中,不可过于宽泛;第二,问题要有意义和价值;第三,题目要有新意,前人研究较少;第四,所选问题要有可行性。⑥论及撰作,他特别对时下考证文章“辽绕艰涩,枝蔓苛碎”,“征引原文,恒失之冗长”的文风提出批评。[13] 随着西史输入中国,国史的改造日益迫切。齐思和认为国史改造不能局限于细枝末节,而要进行彻底全面的改革。究其原因,第一,今日史家治史要本着客观态度,探寻真理,实事求是,摒弃主见,这与昔人劝诫资鉴的目的态度已截然不同;第二,今日史家在方法上远较前人细密,各种科学提供了治史新工具;第三,今日史家的研究范围远较前人广阔,侧重点全然不同;第四,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前人之所未见者,后人见之,前人之所不知者,后人知之,昔人著作遂有随时修改或全部重写的必要;第五,今人于史重客观的了解,须研究事实如何发生和何以发生。历史哲学造成历史观的转变要求重写历史。 对于如何着手改造国史,在齐思和看来,应从专题研究入手,随着专题研究的积聚扩展,“于是有专家出焉,根据个人探讨与同好之研究,为一综合的整理,范围较广之叙述,而专史成矣。其后又好事者,鸠合专家,合编通史”,“是故有专题之研究然后始有专史,有专史然后有通史。此不可紊之次第也”。[14]时下国内之所以未产生标准之通史,根源即在于缺少足量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和凭借。 此一认识与何炳松不谋而合,何氏也主张通史著述应该缓行。他认为:“历史研究法的本身,先要分析,后再综合,显然具有分工合作的精神。我们有志于整理中国史的人亦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先努力去做专篇的著作,再去做通史的功夫……我很希望我国的新史学家少抱一点编辑通史的野心,多做几篇彻底研究小问题的专著。”[15](P166)何炳松编译《通史新义》一书,非提倡通史撰著,而是力图对当时盛行的通史编纂风气有所匡正。他提出:“通史不宜独尊也”,“通史为便览之书,史料为通史之库,如徒求便览之书而不惜毁史料之库,是得鱼忘筌而舍本逐末也”。[16](P9-10)不过,何炳松与齐思和对通史的看法仍有差异。何炳松流露出一种轻视通史的意味,齐思和则视通史为一种高级工作,“现今西洋史家所致力者多为综合工作”[13]。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社会史异军突起,成为一个最富生机的新兴领域,齐思和对其发展也有所建言,并论及农业史、农民起义史等社会史问题的研究方法。⑦他指出两个应注意之点,首先是体裁义例。即应先明了社会史所包括的问题和所应采取的方法,以免流于琐碎。社会史作为一门新学科,其体例内容与以往政治史差别巨大,可参考西方史家已有的成果。何炳松的《通史新义》对社会史研究有所涉及,但因出版较早,其内容已不能代表现今社会史的发展。他推荐法国亨利·贝尔的《人类文明史》、美国斯来生格的《美国生活史》等作品,希望参酌其体例再结合中国史的特点开展社会史研究。其次,研究此学宜采用比较方法。因为他相信人类社会具有共性,在同一经济状况之下,社会制度往往大同小异。“政治史家所研究者多是偶然之事,而社会史所研究者则多普遍现象”[17],因此外国社会的发展过程足资我们参考比较。齐思和进而强调,比较非纯粹比附,“既须究其同,亦须辨其异”。他批评道:“迩来间有治是学者,专取外人如莫尔干等一派人类学家之学说为骨干轮廓,再就中国史中似是而非之史料断章取义以比附之。”齐氏主张:“夫学说须根据事实,而事实不能迁就学说。吾人固当用西洋之方法以研究中国之事实,亦应以中国之事实修正西方之学说”。[17]其时,社会史研究者多受唯物史观生产方式学说的主导和支配,不免公式主义的流弊,简单化的注疏式作风,典型者如社会史论战时期的诸多论作,而齐思和主张以一种中立开放的姿态,广泛参考欧美史学的成果,同时又避免迷信外人和盲目比附,则可望将社会史研究引入正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