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学与清季革命(3)
http://www.newdu.com 2025/06/26 10:06:09 《历史档案》2014年第3期 严海建 参加讨论
二 革命思潮对中国公学的影响 中国公学特殊的创办背景使其区别于沪上一般的新式学堂。中国公学的创办本身具有深刻的民族主义内涵。留日学生以日本政府歧视中国学生，为维护民族尊严起而抗议，并倡议罢课归国自办学校，以实现民族的自立自强。学校创办之初即仿照同盟会的民主体制在校内实行学生自治的体制，亦可见当时民主观念的影响。此外，中国公学意在破除省界以合群力的设想也是革命思潮的应有之意。中国公学创立的初衷及其实践多与当时的革命观念相呼应，反映了时代潮流的嬗变对新式学堂的影响。 姚宏业遗书中曾提及：“溯中国公学之所由起，盖权舆于留日学生争取缔‘规则’之故，夫此次之事当与否，今姑勿论。然公学虽为振兴教育而设，究其要素已含有对外之性质，益彰彰乎不可掩矣。故中国公学不啻我中国民族能力之试金石也者。如能成立发达，即我国人优胜之代表也，如不能成立发达，即我全国人能力劣败之代表也。”(16) 有论者指出，民族主义有其“抗议”的一面，也有其“建设”的一面，而后者是既存的研究中比较忽视的(17)。中国公学发起创立的起因及其初衷则颇能体现民族主义抗议和建设的两面性，中国留日学生激于民族义愤，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通过的带有歧视性的管束规则而纷纷罢课归国，可视为民族主义“抗议”的一面；在上海自办学校则是体现了民族主义“建设”的一面，希望通过自办大学以实现民族的自立自强。 民族主义的强大驱动力是中国公学得以成立并在早期的困难境地中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公学陷入困境之际，学校发起人姚宏业为引起各界关注，投水自尽，引起各界震动，于是有社会各界捐款扶助中国公学，使学校得以维持扩大。而姚宏业投水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各界的震动，恰在于其将中国公学的成败与民族能力的优劣联系在一起。当时报刊中，呼吁捐助中国公学者即提出：“谓公学不成，吾中国此后决无一可成之事”，而“吾同胞之哀烈士哀公学哀中国者必望其成立公学始”(18)。由此可见，中国公学得以维持实际上得益于民族主义的建设诉求。 中国公学创办之初实行的自治体制颇具特色，学校仿照同盟会实行共和体制，在校内分设评议和执行两部，分别选举代表与职员。根据学校章程规定，全体同学都是学校的发起人，职员由同学推选产生，对全体学生负责。学校不设校长，校内事务由执行和评议两部负责。执行部职员由学生投票选举产生，有一定的任期，并且要对评议部负责，下设斋务、教务和庶务三科。评议部由全体学生选举部分代表，定期召开会议，行使监督和弹劾职员的权利(19)。这种自治体制的实行可视为学生受革命思潮影响在校内进行的民主实验。 学生自办学堂，不仅反映民族自立的意识，同时也包含着民主革命的意识。正如中国公学创办者王敬芳所言，中国公学的创办“隐然有二大涵义，一曰中国长此派遣学生出洋留学而不自办学校，终非久计。二曰创办与外国大学同等程度之学校，必集全国才智而为之，不可操自政府。前者为自树高深知识之泉渊，不复仰给外邦；后者为委教育事业于社会，初不依赖国家”(20)。中国公学不但是要收回教育权，以摆脱对外洋的依赖，而且确定了民立教育的体制，以摆脱官府的管束。 中国公学体制上特殊性的内涵在当时校内外的各种表述中都可以得到确证，比如郑孝胥在中国公学开学式上的演说中提到：“窃愿诸公力守目下共和之法，就平等中选举办事之员，授以权限，明其义务，相率服从，以为天下学界自治之表率，庶几可以内执谗言之口，外夺强梁之气。诸君勉之！”(21)姚宏业在其遗书中也提到：“考各国学术之进化，莫不有民立学堂官立学堂相竞争相补救而起。如美国之有耶路大学、日本有早稻田大学之类，皆成效大著，在人耳目。今我中国公学实为中国前途民立大学之基础。若日进不已，其成就将能驾耶路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而上之。而不然者，民气将永不伸，即学术将永不振，而中国亦将永无强盛之一日。”(22)中国公学创办之初衷即在于纠官办学堂之弊，行自治共和之制，以为学界表率。而对官办的失望和对民立的厚望，本身就反映了革命思潮中民治民主的观念。 此外，中国公学的创办意在破除省界，建立中国人的公共学校，这在当时颇具革命意味。学校创办时学生来自13个省，这在当时的新式学堂中是比较少见的。姚宏业谈及中国公学创办之意义时曾提及：“中国自今以往有一大问题焉……则省界之分是也。夫今日省界之分，初见端耳，铁路以分省界故而不能修，矿山以分省界而不能开，学堂以分省界故而屡起冲突，操戈同室。庄子曰：天下事创始也细，将毕也巨。今日之冲突一笔一舌，将来之冲突一铁一血。夫鹬蚌相持，渔夫而伺其旁，可惧也。夫惟中国公学熔全国人才于一炉，破除畛域，可以消其祸于无形。”(23)消除省界其意旨也在于消除内部分化，合群力，以实现民族自强，这也是清季革命普遍的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