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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严整 内容丰沛——评《中国法制史大辞典》(3)


    本辞书的Z部,1520页,《中国法的起源》的解读,与众说不同,具有新意。本辞书依据“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历史记述,同时征信于文献《礼记·礼运篇》以及二里头墓葬遗存等出土材料,确认中国法律起源主要经历了二元化的过程,体现为“法源于礼”,以及“刑起于兵”的交互作用。首先,祭礼作为“事神致福的礼仪程式,不仅具有神秘性,更具备强制力和权威性。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逐步成为约束本民族成员的强制规范,带有法的属性,成为中国法起源的重要方式。由于其内容如《礼记·礼运篇》所说:“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故这种法律形式,比较多地融汇了伦理道德的内容,体现了法起源所带有的伦理性。在礼演变为法的过程中,部落间的战争也催生了法。即所谓“刑起于兵”的过程。部落间以同态复仇的战争形式,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成为当时的常态,而夺取土地财产与奴隶则成为战争的目标。故以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刑罚手段与相关的法律规定,被催生问世。正如《汉书·刑法志》所说:“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而这种刑罚手段与礼的适用范围有所不同,前者适用于氏族内部成员,而后者则主要适用于外部氏族成员,比较多地体现了刑事法律的强制力与惩罚性。当前者与后者的调整对象与范围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就形成了中国法起源的最初形态。恰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所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此外,有关唐朝法制的词条撰写,是作者用力最深,花费时间最多的研究领域之一,这在本辞书中有充分的体现。辞书的T部,从1107页至1118页,共计23目,都是反映唐朝法制状况的内容,这也成为本辞书的一大重点与亮点。总之,无论是辞书的规模、内容,以及所包含的各项历史信息,都已超越以往同类辞书,成为研习中国法制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它非常值得向各界推广,也是值得学人与青年读者认真一阅的重要参考书。(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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