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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通史》贯通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著作


    《中国精神通史》,不仅超越了疑古学派,打破历史时空限制,而且涉及到前人哲学史或思想史不曾涉及的东西。过去的哲学史或思想史,从先秦子学或老子写起,自然《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河图》《洛书》,及伏羲《八卦》、夏之《连山》、殷之《归藏》、周之《周易》,皆可以不涉及,即使偶尔写文章涉及,冠之以“原始蒙昧”或“封建迷信”就够了,至于它包含着怎样的祖先智慧、深厚哲理与玄妙精神,是用不着管的。但写《中国精神通史》就不一样了。它写“发端于伏羲,积蓄炎黄”的上古史、精神史,怎么能不涉及这些著作呢?这些著作不仅包含着上古圣贤明哲的极大智慧,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中国上古精神史的组成部分,何以能不探索、不研究、不给予说明呢?特别是从伏羲《八卦》,到夏之《连山》、殷之《归藏》、周之《周易》,历代无不研究,乃是贯通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著作。撰写《中国精神通史》,怎么能够对上古圣贤明哲的巨大智慧与精神创造置之不顾呢!因此,我写上古精神史,凡遇到这些著作时,则无不尽力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揭示其深奥哲理与精神意蕴所在。虽然我的学问浅薄、智力有限,这样做很可能有误,但何敢不尽心也。
    这样写《中国精神通史》,方法上自然要突破经验实证论与浅薄知识论束缚,采取形而上学与文化价值理解领悟相结合的办法。精神,从本质上说,不是欲望、要求、目的、动机、情感、情绪一类心理学东西,而是超越欲望、要求、目的、动机一类具体利害之情,所发展出来的无欲思维形式,它在文化上属于真理、正义、至善、大公、大美、崇高、庄严、神圣一类形上存在。研究撰写精神史,与形而上学打交道,若要像知觉对着感官材料获得经验知识那样,去求索考证,则是不可能获得形上精神世界的。王阳明先生说:“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有圣人之心,方能理解圣人之道;学圣人之学,必须有圣人之心,即使无圣人之心,亦应体悟圣人之心方可。以私意窥天道,窥圣人之心,不足以学圣人之学也。圣学本来已远,经验实证之学积习已深,若以种种私心揣度圣人之学,或将圣人之学纳入物的知识论框架之内,看尧舜时代与夏商周的三代圣治,左一个“主观唯心”,右一个“客观唯心”,不是“奴隶制”,就是“神权统治”,那样,上古文化精神史也就没法写了。因此,《中国精神通史》第一卷写作,采取形而上学与文化价值理解领悟的方法,去看待上古一切文化遗存,包括古代典籍与文化考古、古代岩画。凡物的存在,形器的存在,皆看它人的存在、精神的存在,而且将古代圣贤明哲复活,与之对话,与之沟通,理解其道德精神世界。这样写精神史,就如周濂溪先生《读易象》诗说:“书房兀坐万机休,日暖风和草色幽。谁道二千年远事,而今只在眼前头”。有此感受,写《中国精神通史》才有一种难得精神享受与愉悦!(该文为序言摘录)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