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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打开钱穆学术之门的钥匙


     
    在前后两代学者之间薪火相传的,不仅是枯燥的学术传统,更有无可替代的情怀与精神。学术的流变与传承足以启迪后学,而师生间的情谊更弥足珍贵。
    师生情谊
    钱宾四先生即钱穆,他有几个两字的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他晚年自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钱穆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也有人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一生留下近2000万字的《钱穆全集》。
    钱穆一生的学问集中在民族、历史、文化三位一体的“大文化史观”,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他的学问重心,不同于一般史学家致力于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前进的趋向,而更多地注重“人生的内在面”,余英时曾说过,为中国人招“魂”,这是他一生之中最难得的地方。
    《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系戴景贤以古文写成,汇集了钱穆学术与现代中国学术关系的7篇文章。台湾学者戴景贤是高雄中山大学的特聘教授,作为钱穆的及门弟子,戴景贤师从钱穆长达20余年,在中西哲学、历史上均表现出了深厚的造诣。
    该书的附录部分有一篇作者的自述文章:《流落人间者,太山一豪芒——从学宾四先生二十二年之回忆》。万余字的古文,读来不仅令人唏嘘不已,受益匪浅,更能感受到钱穆治学的严谨与敬畏之心,师徒二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学术态度也令人仰慕不已。文章开篇写到作者在钱穆96岁大寿时最后一次拜谒先生的情景,“余抵钱府之时,诸友已先至,满坐一堂,而宾四师居中,如往日。未久,宾四师微露倦容,师母即请稍作休憩,谈话遂止。约隔时许,宾四师乃重起会客,一时容光焕发,师母从旁笑言:‘此于师乃如一新日。’众人遂环侍聆师言,而师亦畅谈竟夕。”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此之一夕,乃余生平与师晤谈之最后一次,亦余毕生将永难忘怀之一日”。
    作者说:“孔子死,门弟子为服心丧三年。宾四师之于我,乃至与我共学于钱门者,其恩情又岂亚于父母之生我、育我?”20余年的师恩,历历在目,念念在心。
    “初登钱府”时,钱穆对戴景贤说:“读书乃终身事,须用工三十年、四十年,乃至五十年。勿期其遽然有成。读书不当仅与今人比论,稍有成即知足。尚须上友古人。汝子交我指导,仍须凭其自己用工。”
    钱穆后来提到朱熹,针对戴景贤不屑朱子书中错讹之处的想法,提出“读其书,先不存礼敬其人之心,如何能善会其意?”他又引《朱子读书法》句:“‘读书当读甲书如不知有乙书,读上句如不知有下句’之说。师毕生学问之长进,得力于此者甚多。……此后余读文章,凡重要者,必常反复;亦必易时再读。其领略自此日。”这句话由我读来,亦颇多感悟。前几天刚刚看到一个论断,大意是说鲁迅说过,读书越多,越糊涂。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一个历史事件,在这个人看来,是这样的,在别人看来,居然又是完全不同的结论。朱子的这番话,大概会对以后读书到矛盾处有所顿悟。
    钱穆授学,最看中读书与做人。他教导自己的弟子,儒家思想重“礼物”,教育的最高理想在于培养“士君子”。在前后两代学者之间薪火相传的,不仅是枯燥的学术传统,更有无可替代的情怀与精神。学术的流变与传承足以启迪后学,而师生间的情谊更弥足珍贵。戴景贤先生是钱穆最年轻的弟子,如此看来,却是继承先生衣钵的不二人选。2010年后,近2000万字“繁体直排”的《钱穆全集》在大陆出版,这无疑是国人之幸、学人之幸,而《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不啻于一把打开钱穆先生学术之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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